林四娘本事新證
在清代兩大文學名著《聊齋誌異》與《紅樓夢》中，均出現了一位巾幗奇艷林四娘的動人形象——在《聊齋》中，她是遭難而死，魂戀故墟，長袖宮裝，於月夜哀吟亡國之曲的詩人才女（卷二《林四娘》）；在《紅樓》中，則是姿色既冠、武藝更精，為報夫王，於沙場血戰殉情的姽嫿將軍（第七十八回《老學士閒征姽嫿詞，癡公子杜撰芙蓉誄》）。——這一芳名相同（林四娘）、身份相同（衡府宮人）而事跡迥異的文學形象，其原型與本事引起了後世學者極大的探研興趣。清末學者俞樾在《俞樓雜纂》卷十四《壺東漫錄》中便首加考訂，終以「傳聞異辭」而未獲確解；當代紅學家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1、牟潤孫先生《林四娘故事征實》2、王學太先生《林四娘故事的演變及其歷史真像》3、周紹良先生《林四娘故事之綴合跟比勘》4等對此均作了鉤沉探繹。但最終的結論，卻頗存歧異：周紹良先生以為「（《紅樓》）故事說恆（衡）王『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的『次年便有黃巾、赤眉一干流賊餘黨復又烏合，搶掠山左一帶』，從時代審之，當在明代崇禎末年。那麼這位衡王，自是朱翊鑊孫、朱常庶子為是。……《明史》卷二十三《莊烈帝紀》崇禎十五年（1642）春正月，『是月，山東賊陷張秋、東平……。』既然山東賊可以陷張秋、東平，當亦可以擾及青州，因之這位衡王很可能就是死在這次戰亂中的。」周汝昌先生亦贊同明末說，但推測林四娘是死於抗擊清軍。而牟潤孫先生則認為《紅樓》所述「『黃巾（指李自成部眾）圍青州，恆（衡）王被殺，林四娘出戰而死，從各方面記載來看，明明是虛構。」其與王學太先生均認定：林四娘是入清後衡府遭籍沒時自殺或被殺，《聊齋》稱「遭難而死」實指此而言。
《聊齋》與《紅樓》中傳述的兩個林四娘故事，以及史家所考的兩種林四娘本事，究竟哪一個更符合歷史的真實？而今，與這段衡宮哀史有密切關聯的一方刻石——《圓寂清節禪師比丘尼李姑墓誌銘》（以下簡稱《李姑墓誌》）重出九原，可藉以重考這一文學公案。
茲先錄墓誌原文於後。
圓寂清節禪師比丘尼李姑墓誌銘」
逸民朱廷佺沐手撰文」
余素好讀節烈之書，好聞節烈之事，然皆得之耳受口誦，」未嘗親見其人。不意近出吾邑如李姑者，令人擊節長歎，」因歷敘其生平而樂道之，以存諸不朽。李姑者，萊邑鄉貢」生李森之長女也。生而貞慧，明齋讀書，略皆上口，於諸女」中稱最賢。青郡衡王以李氏世為名閥，乃委禽焉。問名納」幣，一如禮。天啟乙丑，年二十，聘為衡世子妃。丁卯，衡王薨，」衡世子立，冊立為王妃。宮壺雝穆，小星頌德。戊辰，衡世子」薨，其弟立，出居別所，備宮妾、宦監，隆其敬養。崇禎甲申，逆」闖射天，妃聞變，嘗以死自誓。無何，東兵入，盡誅賊黨，及囗」興有命，徙諸王及眷屬入京。妃因聚衣飾器用悉焚之，自」製衣衾殮具畢，囑宮妾曰：「我死，方下殮，倘再生，必殺汝矣。」」遂以赤縑自縊於殿中，去地丈餘。一時宮妾從死者甚眾。」自酉至寅，縑忽中斷，妃墮於地，方謀殯殮，忽已復甦。眾驚」視之，云：「惛憒中恍惚見一老媼，以指斷縑，或不應死也。雖」然，吾終不生。」宦監聞之，嚇宮妾曰：「妃如不生，將磔我輩矣。」」宮妾大懼，因晝夜迭防益密。久之，遣官來青郡，籍府中宮」眷財物。妃以閒廢疾病得免，贖為庶人。丙戌，歸萊邑，祝發」為尼，名妙祝金。素通釋經，宮女為尼者，鹹師之而受教焉。」人號為清節禪師雲。戒律精嚴，勤苦不輟。壬辰孟夏，忽不」懌，於晦日趺跏而逝。生於有明萬曆之丙午季春之廿三」日，終於有清順治之壬辰孟夏晦日。計在塵世者四十有」五載。孟冬之初八日，卜葬於萊之北鄙。弟子三人：妙還金、」妙蓮金、妙節金，孫真山、真祿。」
銘曰：人以忠孝自期，臨事而改節易行者有之矣，」安可責之婦人女子乎？李姑從容就義，始終不渝，」雖古之名烈，茂以加焉！後之珥彤筆者，光邑乘、榮」國史，豈有愧與？」
順治壬辰孟冬朔越三日癸卯之吉」
按：《李姑墓誌》，楷書，30行，行22字。近年出土於山東萊蕪市鳳城辦事處西泉村，拓片今藏萊蕪市博物館。
志石撰者朱廷佺，字不凡，清初萊蕪人。為明末延綏巡撫朱童蒙之子。為人端凝剛方，明亡後堅不出仕，三十年足跡不入城市。「當改革（指明清易代）之際，屢罹兵戎之禍，皆以忠信獲免。晚年得痿痺病，猶以古史詩賦自娛不衰」。年八十二卒。清刊《朱氏族譜》、民國《萊蕪縣志》卷三十四《藝文》並有傳敘其事。順便指出：朱廷佺家為清初萊蕪名族，蒲松齡與其族人有交，《聊齋誌異》卷六《吳門畫工》，即根據「萊蕪朱拱奎」之傳述采錄而成。此朱拱奎，筆者推考即朱廷佺之兄朱廷位，《萊蕪縣志》卷十四《選舉表?進士》記其人「由進士任河南唐縣知縣、江西廣昌縣知縣」，曾宦江南，故「曾見（吳門畫工）其人」。
朱廷佺所撰《李姑墓誌》中之衡世子妃李氏，系萊蕪縣人，崇禎間生員、貢生李森之女，生平不錄於正史、方志，墓石所述，多可補正史之闕文。如《明史》卷一一九《諸王列傳》及卷一O四《諸王世表》，記最末一個衡王名朱常庶，襲封於萬曆二十四年（1594），以下世系失載。清人俞樾《俞樓雜纂》卷十四《壺東漫錄》中考云：「考之《明史》，憲宗之子祐楎封衡王，就藩青州。其玄孫常庶萬曆二十四年襲封，不載所終。林四娘所云國破北去者，即斯人矣。」據墓誌可知俞考不確：衡王常庶薨於天啟七年（1627），薨後其子衡世子——也就是李氏之夫繼位，第二年世子又卒，復由世子之弟嗣衡王位。《明清史料》丙編第五本所收《登萊巡撫陳錦殘題本》載末代衡王名為朱由棷，據此可推知衡世子亦當名「由囗」。由於李氏之夫在位僅一年，明廷未及正式冊封王號，故志石僅稱其為「衡世子」而不稱「衡王」。
不過，墓誌更重要的價值所在，不在於衡王世系的補遺，而是其中披露的明清之際衡府宮眷的起伏慘切的命運：
——如果林四娘確有其人的話，她與墓誌主人李妃生當同時，居於同地，甚至還可能就是志石中寫到的「宮妾」之一。因此，墓誌所記，對瞭解歷史上的林四娘，展示了一段真實的背景資料。
在林四娘本事探尋中，爭議最多的莫過於她的死因——是死於「寇」（李自成部），還是死於清。這樁疑案，終在《李姑墓誌》中獲解，志文中同時寫到「逆闖」（李自成）與「東兵」（清兵），但在敘「逆闖射天」一事時，僅稱「妃聞變，嘗以死自誓」，接著便是「無何，東兵入，盡誅賊黨」。這說明李自成雖滅朱明，但並未（未及或未能）對衡王府造成大的傷害，否則李妃不可能遲至清廷徙衡藩入京時方才投繯。更不會有衡王出戰被殺的事情發生。設若是時確是衡王遇害，衡宮被掠，墓誌對此不可能迴避不書。故而，《紅樓夢》所述恆（衡）王「輕騎前剿，……遂為眾賊所戮」，導致林四娘復仇戰死的故事，顯然不合於史實。
從墓誌的記載可以看出，真正製造衡府悲劇的元兇，不是「逆闖」而是清廷：「及囗興有命，徙諸王及眷屬入京。（李）妃……以赤縑自縊於殿中，去地丈餘，一時宮妾從死者甚眾。」墓誌所述僅是前衡世子妃一房的情形，推想衡府其他宮室的境遇只會益加淒慘。繼之清廷「遣官來青郡，籍府中宮眷財物」，對衡府不啻又是一場浩劫。在此變中李妃雖以「閒廢疾病得免」——因李氏只是已故世子之遺孀，不是王府中關鍵人物，清廷以其「閒廢」，方予網開一面——但日後仍遭到發賣（志稱妃「贖為庶人」，可證其被發賣或交金贖回）。衡藩世子妃命運尚且如此，其他低微宮人的遭遇更可想而知。在慘遭劫掠發賣之際，「宮妾死者」較之前時只會更多更廣。
在清代官方文獻中，不少記載可與墓誌互證。據《明清史料》丙編第三本所收《登萊巡撫楊聲遠啟本》載：順治二年（1645）十一月，由登萊巡撫楊聲遠督發衡王至親眷屬起程，解送北京。楊特別奏明當時衡王「庶母劉氏」、「卜氏」因「老病」，「嫂李氏」因「孤孀」，俱未隨行。隨其滯留宮中的尚有「原舊老幼宮人一百三十八口」。5其中的「嫂李氏」當即《李姑墓誌》中之李妃無疑。繼而清廷「籍（衡）府」，又造成大量無辜宮眷的慘死。《刑科抄出山東青州道韓昭宣革職提問殘件》記順治三年八月青州道韓昭宣竟因辦理此事失宜，致使「縊者縊，逃者逃」而被嚴旨「著革了職，刑部提問」6。史、石兩相印證，遂可證知所謂衡府之難，是發生在清朝初年。林四娘若實有其人，她不應死於明末，而是歿於清初；未曾屠於「逆闖」，而是戮於「東兵」。《聊齋》中言「衡府宮人」「遭難而死」，應正是寫這一事變的隱諱之詞。
復次，《聊齋》中寫到林四娘之死，兩處出現「十七年」之語，一是四娘對青州道陳寶鑰自云「遭難而死，十七年矣」，一是四娘賦詩悵言「靜鎖深宮十七年」，可見殊非泛泛之筆。對此，研究者的見解各有不同。牟潤孫先生云：「《誌異》的『馮（鎮巒）評』說陳寶鑰康熙二年出任青州道。順治共十八年，加上康熙元年應是十九年。《誌異》一再說林四娘死了十七年。如果順治元年十月清兵再入青州，衡王被俘，林四娘死，到康熙二年，應當是十八年有餘。即使是順治二年正月林四娘被殺，到康熙二年也超過十八年。或者陳寶鑰是康熙元年任青州道，《誌異》『馮評』有誤？」胡憶肖先生對此亦論云：「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從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年，其間有十九年的時間，而林四娘卻說是『靜鎖深宮十七年』，是否作者記錯了？也許有這種可能；但我認為很大程度上這是作者的有意安排。因為作品的某些部分寫的太露了，改寫又不願意，只好在年月上做點文章，說是十七年，這麼一推算，就是順治三年，可以避開順治元年青州發生的那件大事。」7按：陳寶鑰任青州道時間為康熙二年，尚見於陳氏友人林雲銘所作《林四娘記》中，應無錯誤。上述諸家所提這一處年歲疑問，通過尋繹墓誌亦得破解。墓誌在敘寫李妃被贖歸時，明確出現了紀年——「丙戌」，丙戌即清順治三年（1646）。如果林四娘死於此時——倘若沒有人將其「贖為庶人」而她拒絕被遷，則其只有死亡（自殺或被殺）一途，清杜鄉漁隱《野叟閒談》即記稱「有姬林四娘者死於眢井」，民國齊東野人《青州紀游》更指稱殉節處為衡宮東南之胭脂井。——此時至康熙二年恰好十七年；如果死於此前衡府籍沒，至康熙二年也不足十八年。可見《聊齋》中一再出現「十七年」，並非筆誤或諱改，而是托鬼狐之言，寓紀實之筆，借用脂硯齋評《石頭記》的話，那便是「作者用史筆也」！
清初筆記中林四娘故事的一處細節，今也從《李姑墓誌》中找到了參證。《聊齋》傳述林四娘自作詩，出現了「紅顏力弱難為厲，蕙質心悲只問禪。日誦菩提千百句，閒看貝葉兩三篇」之句，王士禛《池北偶談》在傳錄此詩時，也有「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之辭。字句雖異，其意則一。懷戀故國的輓詩何以會羼入參禪學佛的內容，舊日讀來，莫得其解，今獲墓誌，遂豁然有悟。原來，衡府敗亡後，倖免於難的宮人大多選擇了遁跡空門。不獨李妃「歸萊邑，祝發為尼，名妙祝金」，而且「宮女為尼者，鹹師之而受教焉」——墓誌文後綴名的「弟子三人：妙還金、妙蓮金、妙節金」，推想便是當日的衡宮舊人。「繡戶侯門女，青燈古佛旁」，——萊蕪城北的荒村廢庵，竟成為白髮宮人的最後依棲之所。林四娘筆下的「蕙質心悲只問禪」與「日誦菩提千百句」，不正是李妃等「通釋經，……戒律精嚴，勤苦不輟」的真實寫照嗎？流傳一時的哀艷詩句，卻原是暗示了諸多衡府宮人的身世結局。
此外，墓誌中李妃自縊、老嫗斷縑的離奇情節，似也是後世衡府故事神異化的張本。
這方《李姑墓誌》，不但印證了上述林四娘故事的諸多本事，其對瞭解林四娘故事的產生與變化，也有新的啟示：
在明清巨變中，衡王府的遭際具有一定典型意義。山東藩封之中，衡府素以「嗜聲伎，其姬嬖最盛」而「素甲於山左」（杜鄉漁隱《野叟閒談》）。而於鼎革之際，其敗亡之慘，死難之眾，流散之苦，也甚於他藩。而此時眾多衡府宮眷不願辱身新朝，或盡節身殉（如林四娘），或削髮以終（如李妃），其風節遠勝於貴為天潢玉胄的鬚眉濁物——《清世祖實錄》卷六記順治元年：「七月甲辰，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啟報撫定青州郡縣，並繼故明衡王降書以聞。」可知衡王最終是屈節降敵；此前其拒絕明將李士元起兵西進及劉孔和扈蹕南渡之議，表現之闇弱無能，也委實讓人鄙視。凡此種種，無不給山東士民——特別是對故明深懷眷戀之情的遺民階層，留下難以磨滅的記憶。以「逸民」自署的朱廷佺在《李姑墓誌》中所作銘贊頗具代表性，「人以忠孝自期，臨事而改節易行者有之矣，安可責之婦人女子乎？李姑從容就義，始終不渝，雖古之名烈，茂以加焉！」正是這瀰漫士林的情思與感觸，促成衡宮軼事成為文學創作的一段熱門話題。「至今猶唱林娘曲，煙鎖雲門萬樹秋」（清初徐田《失題》詩）——一個「衡府宮嬪」林四娘的形象開始頻頻出現於清初多彩的文學畫廊中。
然衡王宮眷中抱恨殉身者匪獨一人，——如朱廷佺墓誌所記李妃遭遇之慘切，經歷之曲折，並不遜於故事中之林四娘。是什麼原因，使林四娘成為清初衡府文學題材創作中的主人公呢？這實與當時的政治環境密邇相關。因清初反清武裝起事不斷借明宗室為號召，導致明藩問題被清廷密切關注，面對嚴酷的政治環境，文士在處理這一題材時不得不備加謹慎。所以時人在傳錄衡宮故事時，大都刻意迴避王、妃等重要人物，而選擇林四娘這樣一個普通宮人（或宮嬪）作為記敘對像；甚或是，有意集合了眾多衡府宮人的遭遇，塑造了這樣一位傳奇人物。假鬼狐談，寫新聞史（蒲松齡有詩：「新聞總入鬼狐史」）；借兒女情，抒興亡感。蒲松齡之寫林四娘，直言「遭難而死，十七年矣」，盡屬凝結孤憤之淚的班班史錄；王士禛、陳維崧、安致遠、李澄中等人所記雖詞筆隱晦，但麥秀之悲也隱約可見。——濃郁故國之思和深沉的民族之痛，構成了清初林四娘故事的主旋律。
但與上述諸家不同，而後在曹雪芹的《紅樓夢》中，林四娘卻以另一種形象出場。對此紅學家所見各異，一種意見認為此正暴露了曹雪芹思想上的局限性，如王學太先生稱：「為什麼一段激烈、悲慘的反抗滿清的歷史變為《紅樓夢》中鎮壓農民起義反動故事了呢？把『恆王』變成『千古第一風流人物』了呢？這和故事本身的政治性和清代文化政策有關。……到了曹雪芹時代，已經過了一百年，歷史的真實在口頭傳說中被掃除的乾乾淨淨。統治者按照自己的需要把一個具有愛國色彩的歷史故事篡改成一個典型的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反動故事。……曹雪芹出身於豪貴之門，雖是漢族卻有旗籍，與皇室關係至深。在這樣的家庭裡流傳的只能是適合滿清統治者口味的故事。所以曹雪芹聽到的完全是被統治階級篡改的林四娘故事是不足為奇的。曹雪芹記錄了這個故事，並通過書中正面人物賈寶玉對林四娘故事的評價，則反映他的階級局限。」8另一種看法與此相對，認為書中林四娘的故事披露了曹雪芹懷明反清的民族情感，是其「悼紅」的又一心曲。此說可以馮精志先生《悼紅四題》之三《從明清最後一役看〈姽嫿詞〉的產生》9為代表。
平心而論，兩說各有可取，也各存偏失。王學太先生所論林四娘故事曾發生演變自有一定合理成份，但認定在「曹雪芹聽到的完全是被統治階級篡改的林四娘故事」卻尚乏佐證。如果說百年中林四娘故事曾發生質的變化，那何以除一曹雪芹予以采錄外，卻不見他人留下類似文字（咸豐時人楊恩壽《姽嫿封》雜劇雖內容相近，但系取材於《紅樓》的後出之作）。因此，正如徐扶明先生所論：「《姽嫿詞》中的林四娘，已經是曹雪芹的新的藝術創造。」10
那麼，曹雪芹何以會將「遭難而死」的女詩人改造成戰場捐軀的女將軍呢？這正是曹雪芹婦女觀的一個體現。
產生於明清易代之際的林四娘故事，經過百年的變遷，隨著清朝統治的不斷穩固及民族矛盾的日趨緩和，當日故事中所隱含的亡國之痛、民族之悲，已不再是撥動人們心弦的主要內容；而故事的另一層面：巾幗節義勝於鬚眉——也就是朱廷佺在墓誌中所倡論的衡宮女子「雖古之名烈，茂以加焉。後之珥彤筆者，光邑乘、榮國史，豈有愧與」這一主題，卻伴隨著清之中葉人文思想的萌動，與曹雪芹產生強烈的共鳴。《紅樓夢》便是自云「為閨閣昭傳」之書，小說中一再對女性發出熱情的詠贊。如第一回開篇「作者自雲」：「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在相沿成習的男性中心社會氛圍中，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呼。而衡宮林四娘故事中原所蘊含的這一層主題，正與曹雪芹的婦女觀念產生契合，使之迸發出創作的火花，於是在《紅樓》萬艷千紅中特筆林四娘一段。看似閒筆，卻是體現作品整體構思不可或缺的部分，其重要性恰如戚本七十八回總評所云：「《姽嫿詞》一段，與前後文似斷似連，如羅浮二山，煙雨為連合，時有精氣來往。」
不過舊有故事中林四娘「紅顏力弱難為厲」的形象，與曹雪芹突出女性作用之文心不盡切合，因而對林四娘形象進行改造，摒除了柔弱哀惋一面，強化了她的剛毅英武，使之成為一位「脂粉英雄」、晚明第一奇女，以她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的特殊表現，凸顯出女性卓犖不群的風姿，進而反襯出當廷天子的昏庸闇弱與滿朝文武的顢頇無能——「何以文武立朝綱，不及閨中林四娘」，曹雪芹對女性的禮讚之情，借林四娘故事得到全面抒發。
《紅樓夢》中的林四娘雖是曹雪芹創造的一個全新形象，其與舊有文本的傳承之緒，仍隱約可見。其人物主體構思，乃是自《池北偶談》和《聊齋》中四娘「腰佩雙劍」、「遭難而死」兩條隱線引發，加以豐富想像而成，「配合晚明以來對於婦女作為道德典範的論述，完全進入作家『悲劇意識』的昇華」11。舊有林四娘故事中，致其「遭難而死」者，諸家都暗指清軍，但亦均出之隱諱之詞，所以才免觸文網；曹雪芹的新創作將林四娘改為奮擊敵軍而死，如將對手指實為清人，則勢必語詞「違礙」而「詆觸本朝」。因而不得不將「清兵」易為「黃巾、赤眉一干餘黨」，這種「假語存言」，在當時實為慣用手法，而脂評恐滋誤讀，特予揭明：「赤眉、黃巾兩時之事，今合而為一，蓋雲不過是此等眾類，非特歷歷指名某赤某黃，若雲不合兩用，便呆矣。此書全是如此，為混人也。」故學者提出的借「寇」影「清」說自具一定道理。但若將此一點，進而論斷曹雪芹深懷反清思想，便有求之過甚之嫌。
要之，《紅樓夢》中插入林四娘的故事，既非表露作者的故國之思，也不反映他仇視農民起義的「階級局限」；而是借此故事，集中表達他對女性的謳歌之情及推崇女性作用的進步觀念，這也是曹雪芹在這一題材的處理上，高於蒲松齡、王士禛諸家之所在。
[附記]
通行本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二十一記林四娘事，中云：「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而日本蒲學家籐原祐賢所見之本，則「終南」作「泰山」。所作《〈聊齋誌異〉與民間說話》論云：「（《偶談》中）婦人（林四娘）前來告別，說她擬往泰山處。以上第2點中所說的泰山處，是指婦人要去見泰山府君。泰山府君是幽靈的統領，冥府就在泰山那裡，這個民間信仰由來很早。」12按：當時封藩於山東的各王，大多對泰山極為崇信，泰山萬仙樓所嵌明崇禎二年（1629）《衡府進香酬神建醮施財碑記》，碑中有「衡王宮滕李氏，衡王第三女，衡府宮人劉氏、李氏、閆氏、楊氏、王氏、郗氏、李氏、王氏、莊氏、楊氏、羅氏、侯氏、劉氏、馮氏、華氏、楊氏、劉氏，平度宮懿王妃楊氏」等眾多題名——其中「衡王第三女」見於前引之《登萊巡撫楊聲遠啟本》中，云：「查得（衡王）應隨行妃田氏、子朱囗、次女一口，三女已許聘與尚書仇維楨第五子……擬於次月初二日啟程。」是其人清初尚存，在籍府時被北遷。從萬仙樓碑石中可見衡府宮眷對泰山進香的熱衷。小說中林四娘自言「當往泰山」，或即是當時這一信仰風俗之反映。因考四娘本事，故附記泰山衡府碑石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