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原型」與「虛構」的對話
關於「原型」與「虛構」的對話
劉心武先生研究《紅樓夢》十幾年了，他很坦誠地告訴大家他的學術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屬於探佚學的範疇，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他沒有對此問題細說下去，但講述或行文，常常提到「原型」這個詞。
外國文學關於原型批評，是從神話、故事等作品中，尋求文化的薄層下，個人行為和社會行為的恆久模式以及社會和自然的某些規律。所謂「原型」，是一種不斷重複出現的結構模型。在任何民族的文化傳統裡，都可以找到若干「定型的套式」存在。在神話研究中被稱為「母題」；在人類心理學中，被稱之為「原始思維」。該民族的文化原型就寄寓在這些定了型的母題或原始思維之中。顯然，劉心武先生講的不是這些，而是他的一種研究方法。因而首要的問題，先弄明白他到底對「原型」是如何理解的，才能展開關於「原型」的對話。
劉心武關於「原型」的表述：
我自己也寫小說，雖然我是一個遠不能跟這些大師相比的寫小說的人，但是我寫小說，我也讀小說。我就知道小說有不同的類別，其中有一種帶有自敘性、自傳性，就是小說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當然要虛構，當然要想像，但是都是從已經存在的活潑潑的生命基礎之上去發展，去想像，去架構這個人物關係，去鋪展情節。１
這段話既是劉心武先生的創作體會，也是對「原型」的認識。這段話涉及到了幾個理論要點：
其一，「自敘性、自傳性」小說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列舉了《紅樓夢》一些人物，如賈寶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北靜王的原型是允禧與永瑢、賈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賈母的原型是李煦之妹。我們知道：「自敘性、自傳性」小說都有傳主，即主要人物。而像賈代善只是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講到賈府五代人的譜系時才提到的，從來也沒有出現。曹寅是歷史人物，當他們被看成小說人物的「生活原型」時，是指「自敘性、自傳性」小說的性質，實有其人，還是指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素材，都涉及到一個問題：《紅樓夢》的「自敘性、自傳性」與「生活原型」是一種什麼樣的形態，這應當是對話的前提。先弄明白我們討論的範疇。過去有的批評者往往操小說典型的理論，去批評「自傳性」的說法，各說各的理，批評者針對性不強，顯得蒼白無力，被批評者根本不買帳。
其二，「原型」與「虛構」、「想像」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劉心武先生將「生活原型」分為原型人物、原型細節、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說之後，各是一種什麼樣的形態。他舉過一個「曲柄七鳳黃金傘」的例子，是一個原型細節。用來說明康熙和雍正朝的儀仗使用的傘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從這種真實的原型細節，證明《紅樓夢》第十八回以後是寫的乾隆年間的事情，從這來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細節、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說之中的形態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與「虛構」、「想像」之間存在著關係，原型細節不存在著「虛構」、「想像」，是真實可考的。因而，區分「生活原型」的類別，是研究它們在小說中的形態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們認識文學作品藝術真實如何反映歷史真實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虛構」、「想像」要「從已經存在的活潑潑的生命基礎之上去發展，去想像，去架構這個人物關係，去鋪展情節」，這句話非常重要。它顯示出一個作家的創作經驗，寫生命，寫個性是文學的根本所在。於是他在不經意中又提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理性課題：原型材料是沒有生命的生活實錄，而賦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礎」是什麼？
劉心武講這段話的時候，也許並不像我們作深入的思考，當然也不可能要求他這樣。但正是他，從一個作家的視角觸及到了學術界長期沒有搞清楚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上面提到的三點。批評者與被批評者之間都沿著一條傳統的思維模式，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那麼就很難進入到一個理論的層面，從學術思維、學術方法上深入探尋尚待開墾的理論荒原。燈不撥不明，理不辨不清。對話的目的是提升我們的理性認識，去辨識那些複雜的文學現象，讓紅學健康地發展。「劉心武現象」給學術界帶來的衝擊是多層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顧百年紅學的風雲，雖不能盡收眼底，但有兩次方法論的巨變，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適與蔡元培的紅學論爭。胡適用科學的實證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發現了甲戌本《紅樓夢》，並批判和廓清了索隱派的「猜笨謎」。因此，劉夢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歷史上創立新學派的人，主要意義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於以往的研究規範，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打開局面，而不在於解決了多少該學科內部的具體問題。２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藍翎「兩個小人物」引發的紅樓夢大討論。儘管它的學術層面被政治運動的煙塵遮蓋了，出現不該發生的悲劇，給後世留下了傷痛和遺憾，但對整個意識形態所產生的震撼之威，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學術發展史所證實，每一次學術的大發展都是先從方法論上打開缺口。為此，我們就「原型」這一研究方法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