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劉心武承繼下來的學術觀點的評價（2）
對劉心武承繼下來的學術觀點的評價（2）
半個世紀以來，周先生在堅持「自傳說」方面有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他在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裡說：「現在這一部考證，惟一的目的即在以科學的方法運用歷史材料證明寫實自傳說之不誤。」因此，他把曹家和賈府合二為一，說「曹雪芹是先娶薛寶釵，後娶史湘雲」；說「賈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淚」；後來「惟一的兒子曹顒病死」，「曹鈐詼此晟媳還談幟浮薄?
1954年批評俞平伯運動之始，周汝昌作了一個檢查，說：「我在《紅樓夢新證》一書中，處處以小說中人物與曹家世系比附，說小說中日期與作者生活實際相合，說小說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受胡、俞二人的方法影響很深，」以致「成為胡、俞二人的俘虜」，「導引讀者加深對《紅樓夢》的錯誤認識」，從此就放棄了「自傳說」。在1976年4月增訂本《紅樓夢新證》中，周先生把「寫實自傳說」全部刪光了。他在該書的《重排後記》中說：過去「全書存在的中心問題是主張『自傳說』，全部各章各節，都從這個錯誤觀點出發，拱衛著它，簡直成了一個『體系』」。他還說：「比附真人真事，其效果還可能影響一些初學創作的人，忽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原則，即典型化與能動反映論。那將不利於現代創作的提高和發展。……批判了這些自傳謬說，才能正確深刻地認識《紅樓夢》的意義，也才能正確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藝術特點特色。」周先生的這種自我批評顯然是受到當時政治的影響，並不是出自肺腑之言，而是違心之論。
改革開放以後，他的論著中逐漸全面恢復了舊版《紅樓夢新證》的觀點，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中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正寫的是他曹門的『家史』」，「表明了我對『自傳說』的認識較之早年更為明晰不疑」。八十年代以後，周汝昌先生開始為「自傳說」研究進行理論上的建構，提出紅學的四個分支：曹學、脂評學、版本學和探佚學，走入一個更加偏執的學術狀態之中，固執己見。他的觀點越是不被大多數學者接受，他越是獨立不移；他的提法越是受到紅學家的廣泛的批評，他越是獨行而進。此時，能夠和他的觀點同聲相應的，只有像劉心武先生這樣的寥寥數人而已。
（二）創建「四學」，在《紅樓夢》文本之外尋找「真故事」
周汝昌先生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當時意識形態的控制，他於「自傳說」，是「猶抱琵琶半遮面」，其實內心卻頑強地固守著。一旦政治空氣鬆動，他便接連爆出一個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結論，儘管紅學界的大多數人搖頭置疑，但難在無從下手。當批評者還在尷尬之時，一些索隱啊，探佚啊，紛紛而出，為了所謂紅學的「普及」。自然周汝昌的著作以其盛名，更勝一籌。這個現象說明什麼？周汝昌倡導紅學四個分支，不是單純的理論建構，而是將四者的界限打破，融會貫通。無論談論哪一個問題，即使小到一個詞語的解說，都在「四學」中游刃有餘，俯身拾取，猶如探囊取物，……直指所謂《紅樓夢》的真故事。誠如周先生在《紅樓真夢》開篇語所講到：「這本書很特別，題個什麼書名方能表其性質體裁？最初不假思索，衝口而出的，是七個字：《紅樓夢的真故事》。……我又想改用《紅樓尋夢》四個字，最後定名為《紅樓真夢》。」「『紅樓』之夢有真有假。真夢是曹雪芹的原著，即脂硯批語中透露的『百十回』本，即一百零八回手稿；假夢就是流行已久、蒙蔽世人的程高偽續一百二十回本。」
我們以《樓榜天香》一文為例，說一說周汝昌先生這個特點。這篇小文章只有一千二百多字，卻多處涉及到「四學」：
第一，題目的緣起：「秦可卿命盡之處，叫做天香樓。」這是從脂硯齋關於「秦可卿之死」「刪節」的批語談起。
第二，「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孫、弘皙之女，因祖、父兩代的政治禍變而隱去真名，寄養在『營繕郎』秦業家。『營繕郎』者，是內務府營造司的郎中（或員外郎）。這家人因把她養不了而轉給了『賈（曹）府。」這段介紹從清代歷史跨入了曹家本事，從曹家本事又過渡到《紅樓夢》文本。
第三，「這件『隱』去的『真事』，是曹家二次抄家的罪款之一條。這實在關係太大了，雪芹終於將她死去的真情節全部刪去，並另想辦法來『寫』她。」寥寥數語又以探佚的手法與《紅樓夢》文本組接到了一塊。
第四，「這『辦法』之一是借香菱以敘可卿。……周瑞家的送宮花，第一次碰到香菱，有一段特寫——周瑞家的便拉了他（指香菱）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笑道：『倒好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咱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這就把可卿和香菱聯繫了起來。……」周汝昌先生這段文字稍多，意思是從《紅樓夢》字裡行間探佚出「送宮花」的細節，筆筆都落在秦可卿身上。既然「宮花」與秦可卿相連，其背後的隱語不正是「宮中之女」、「皇室之女」嗎？正如周先生的結論：「可卿之死，絕非什麼『淫喪』，那是煙幕或故作誣謗之詞。其時，大約當政者已然得到秘信，探知了這個女子的真身份，是政敵『危險人物』胤礽之孫、弘皙家的匿隱者，也是禍根一條，不會容她存在。可卿為人，心胸識見，一切洞然，不願因己而又為兩府引惹滅門之禍，故此一條繩索自己先『行』，於心方安。」
第五，為了證明此結論之確切，又在行文中不加說明引出了甲戌本回前詩：
十二花容色最新，不知誰是惜花人。
相逢若問何名姓，家住江南本姓秦。
這又涉及到了版本學，因為百二十回《紅樓夢》根本沒有這首詩，一般讀者哪裡知道？如此一篇小文，便調動曹學、脂評學、版本學和探佚學的東西，自如地組合，水乳般交融而生成。正如陳維昭先生所指出的：「周汝昌的這些文章已經不能用索隱紅學、考證紅學、曹學、探佚學、脂評學、版本學等來歸類，這些文章就是所有這些『學』的融會貫通。周汝昌瀟灑地游刃於各『學』之間，令人瞠目結舌而難置一問。」「他在材料之間的過渡全憑『悟』性的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