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的社會的罪惡
在完成了這個具有根本意義的轉變之後，前八十回賈雨村就不再正式出場了，而是通過別人的口介紹，他如何在壞男人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而官卻越做越大，其秘訣就是巴結賈府這種顯赫人家。最主要的有這樣幾件事：一是三十二回賈寶玉正和史湘雲、襲人等說話，下人來說，賈政讓寶玉去見賈雨村。賈寶玉非常討厭這個傢伙，說他「回回定要見我」。可想而知已經由地方官成為京官的賈雨村不但常跑賈府，而且知道光討好賈政還不夠，還要在賈府的命根子賈寶玉身上下功夫。套用一句現在的話，賈雨村討好賈寶玉，是在做期貨呢！四十八回還通過平兒的敘述寫到，賈雨村與賈府結識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最新一件是，賈赦看中了石呆子收藏的20把古扇，千方百計要弄到手，石呆子誓死不賣。結果是賈雨村「設了個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產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五十三回提到賈雨村升了大司馬（相當於兵部尚書），而且協理軍機，參贊朝政，那就位列中樞了。後來他有降有升，直到肩上枷鎖扛。
總之，《紅樓夢》通過賈雨村一生的經歷，寫出了封建社會具有典型意義的某一類知識分子生涯的全過程：苦讀、趕考、高中、為官、陞官、革職、復出、高昇、獲罪。這個過程分為兩個階段，轉折點就在賈雨村為官時期。一個才華出眾、胸懷大志、頗有骨氣、本來完全可以為社會做一些好事的文人，逐漸被黑暗的官場腐蝕成為一個徇私枉法、人性泯滅、恩將仇報的大壞蛋。這樣，賈雨村這個藝術形象的意義就遠遠超越了人物本身，而是突出了這個被曹雪芹反覆稱為「末世」的社會的罪惡。社會環境腐蝕了好人，保護和得志的是壞人，那麼結論就只能是：這個社會環境必須改變！這個被稱為「盛世」而實際上是「末世」的社會必須滅亡！
因此《紅樓夢》反映的社會是，一方面它不允許賈寶玉這樣的優秀分子發展，另一方面它腐蝕本來可以有所作為的賈雨村這樣的人，而使得賈赦、賈珍、賈璉、薛蟠等人如魚得水。老一代不能為下一代楷模（賈赦和賈璉、賈珍和賈蓉）；相反，老一代還以自己的醜惡行為毒害腐蝕著下一代，那麼，當然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這樣的社會自然應該滅亡。因此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於壞男人的描寫，主要並不在於批判這些個人，矛頭最終指向的是那個至今仍然被津津樂道為「盛世」的末世。
後記周思源看紅樓後記十年前的此時，當我正準備「改邪歸正」，回去繼續弄現當代文藝研究與評論，時任中國紅樓夢學會副秘書長的張慶善（現任會長）著急地說：「你可別！你要知道，你現在正處於上升時期。」他告訴我，這次邀請我去參加五月底的福建南平會議，是馮其庸先生點的名，李希凡先生也去。而我的不少觀點和馮先生、李先生等前輩與時賢不盡相同，有的甚至完全對立。1994年我才第一次參加紅學界的學術會議（山東萊陽），南平會議是第二次，於是我只好硬著頭皮趕寫了《紅樓鎖鑰話「受享」》一文。我的觀點，至少大會主席、時任紅學會秘書長、紅學所副所長、《紅樓夢學刊》副主編杜景華先生是完全不贊成的，但在南平會議上景華先生不僅讓我「受享」發言不受時間限制，而且讓我主持了兩個小時的大會。文稿在下一期《紅樓夢學刊》上發表，結果此文成為我第二部紅學著作《紅樓夢創作方法論》的開始。我衷心地感謝紅學界的寬容，沒有眾多師友多年來的幫助、鼓勵、抬愛與提攜，多次為我創造條件，我決不可能沿著自己的路子繼續走到今天。
中央電視台科教頻道「百家講壇」欄目開播不久，我就有幸和他們合作，至今已是第五個年頭了。「百家講壇」有一支富有社會責任感和進取精神的年輕精幹的團隊，他們的誠信、敬業、好學，對節目精益求精，對演講者的尊重，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要特別感謝「百家講壇」欄目的前任和現任製片人聶叢叢女士和萬衛先生，以及孟慶吉、劉德華、張長虹、張嘉彬、高虹、馬琳、魏學來、蘭培勝等各位編導和其他工作人員。承他們青目，我這個紅學界的票友才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在熒屏演講《紅樓夢》，並夾塞講了一些其他題目。「百家講壇」在尋求學術品位和大眾化之間的平衡點上所做的不懈努力，令人敬佩。我尤其要感謝叢叢慨允撥冗賜序。
我有三次關於《紅樓夢》的講座都是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做的，傅光明研究員不但是節目的策劃，而且是主持人。正是由於在這裡演講，使我對如何將學術問題講得雅俗共賞做了一些嘗試。如果沒有「在文學館聽講座」這個高雅而結實的橋樑，我和「百家講壇」的聯繫有可能就中斷了。對光明的幫助，我深表謝意。這本書會出版雖然在我意料之中，但是中華書局的宋志軍先生約稿之快仍然使我吃驚。他的謙和、熱誠，專業知識的豐富，令人感動。我們只通了20分鐘電話就敲定了一切。非常感謝他和中華書局的領導以及其他編輯決定此書迅速出版而且做得十分漂亮。
最後自然要感謝我的家人。沒有他們的支持，我決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把稿子趕出來，而且居然還能夠照樣睡懶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