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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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活說紅樓夢

總體性

   

有很多很好的小說最終只能算是行業小說。武俠小說是行業小說。《儒林外史》也是一部行業小說,寫當時讀書人的事。再比如農村題材、商業題材、工業題材、環保題材等等都屬於行業小說,凡是能夠用題材劃分的小說,一般都有點行業小說的痕跡,而《紅樓夢》是超行業的。不僅如此,《紅樓夢》最大的總體性,在於它超越了中國文學自古以來以道德教化為剪裁標準的觀念。在這裡,善和惡、美和丑,獸性和人性乃至佛性都是結合在一起的。沒有迴避任何東西。

解放以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新紅學側重於從階級鬥爭和社會發展的觀念去看《紅樓夢》,往往把人物分為兩類:一類是反封建,一類是封建的鷹犬。前一類是正面人物,如賈寶玉、林黛玉、晴雯等,後一類是維護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的,如賈政、王熙鳳、襲人等。自古以來都有認為襲人是奸臣的看法,但產生這一觀點的時代就有問題,它所批評的,是襲人沒有為賈寶玉守寡,也沒有自殺以守住名節,又改嫁了,而且嫁的是一個戲子蔣玉菡,所謂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所以有的評者就將襲人視為奸臣,這本來就是靠不住的。但是我們細細看來,不管林黛玉還是晴雯,不能說她們沒有毛病,她們也有很討厭的地方。譬如說晴雯,有反封建的一面,但也有維護封建秩序的一面。我們知道,怡紅院的丫頭是嚴格分等級的,誰能夠做賈寶玉的貼身丫頭,誰能夠給賈寶玉倒水,誰能夠給賈寶玉鋪床,誰只能夠在院子裡掃掃地,誰只能夠在門口看看門,都是非常嚴格的。有一個小丫頭沒有按照這種次序,過來想給賈寶玉倒杯茶,就使得晴雯大怒,另一個小丫頭偷了東西,晴雯對之施行肉體迫害。但我們曾經為賢者諱,為「革命者」諱,老想把晴雯打扮成一個革命者的形象,一個半女俠的形象,從來就不提這些。整個賈府,整個大觀園,美和丑就是如此糅合在一塊兒。有的人,比如賈璉、賈蓉、薛蟠,他們有些做法就像野獸一樣,但是古人還都挺喜歡薛蟠。其實現在也是這樣,一個人粗俗不怕,但假如自己承認粗俗,別人就能理解他,原諒他,人性就是這樣的。其實劉姥姥也很粗俗,可劉姥姥的粗俗是賈府所需要的,尤其是賈母所需要的。因為賈母經常接觸的都是一些上層人物,人五人六的,裝模作樣的接觸得多了,就希望有一個粗俗的人。即使是讀者讀到薛蟠口中那些低級下流的語言的時候,也覺得很過癮。本來,世界上有子曰詩雲的高雅,也有一張口什麼都來的大葷大素。

《紅樓夢》這一點尤其難得,在一部愛情小說裡居然寫了如此多的經世致用的東西,寫了如此多的「政」。《紅樓夢》有兩條線,一條是「情」,感情,一條是「政」,政治。但《紅樓夢》具體表現的不是朝廷政治,而是家族政治,家庭行政,有那麼多的人情世故。而且曹雪芹一再表現「事、體、情、理」,自古以來中國都強調這些,《紅樓夢》也說「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所以說,《紅樓夢》是一部超題材的小說,它有愛情的主線,可政治家也喜歡讀,有材料證明慈禧太后就喜歡讀《紅樓夢》,而且還有批語,只是批語已經找不到了。毛主席也喜歡讀,長征中曾經發生過《紅樓夢》是否可讀的爭論,有人對長征中讀《紅樓夢》進行批鬥,但毛主席說可以讀。他在《論十大關係》中說,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是什麼?我們對世界的貢獻還是太小了,我們無非就是地大物博,歷史悠久,還有一部《紅樓夢》。這是我們中國立國的依靠啊,一、地大,二、物博,三、歷史悠久,四、《紅樓夢》。這是毛主席說的,不是我說的。據說江青也愛讀《紅樓夢》,她自稱是半個紅學家。陳伯達也寫過幾十萬字的關於《紅樓夢》的文章。

所以說《紅樓夢》是一部超題材的作品,如果說這是一部政治書,那說法就更多了。這恰恰反映了文學的一個特點,因為文學的特色不在於開藥方,不在於把生活、人生分成一條一條的,再給一條一條的生活和人生開出一條一條的藥方。文學的力量在於把生活的狀態、生命的狀態揭示出來,「橫看成嶺側成峰」,文學必定要揭示人生的本質,但提供給人的卻永遠不是本質,文學要是本質的話就變成哲學了,文學提供給人的永遠是剪不斷理還亂,永遠是紛繁的現象、形象、情感、色彩和聲音。而中國的文學作品,能夠做到從總體上反映人生的只有《紅樓夢》。外國作品中,就我所讀過的來講,能夠和《紅樓夢》相並提的,不好找。托爾斯泰很偉大,著作比曹雪芹多得多,《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復活》,卷卷是精品。但托爾斯泰在自己精緻的天才的筆端,有著過多的取捨,寫舞會,寫一群貴婦人在說無聊的話,用法語在不斷地對話,很精緻。但是不像《紅樓夢》那樣,滋味是如此地難以咂摸,難以拿捏,難以掌握。我個人願意非常謹慎地低調地說,到現在為止,《紅樓夢》是唯一的一部這樣的小說:能從總體上逼近人生的一切方面,酸甜苦辣鹹、美醜善惡、空無實在、情與政、有趣與無聊、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金木水火土、地水火風等等,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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