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派是否誤解了《紅樓夢》
在中國龐大的《紅樓夢》研究隊伍中，考證派是其中的主要力量。考證派的基本任務就是全面證明80多年前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一文中的主要觀點，即「《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曹家的自敘」。80多年來，不知有多少學者為胡適提出的這一觀點進行了多少考證，只是直到現在也沒考證出曹雪芹的真實身份來。其實，胡適關於《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家世自敘的說法，早就受到相關學者的質疑，到了現在，懷疑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的人也越來越多。面對這一令考證派學者難以收場的局面，我們也許可以對此進行比較冷靜的換位思考，即是不是胡適當初在進行《紅樓夢考證》時，就從根本上誤解了《紅樓夢》？許許多多的學者們，是不是也跟著胡適「走錯了道路」，同樣誤解了《紅樓夢》？
一、各執一詞的考證成果
1915年11月，蔡元培先生發表了《石頭記索隱》一文，並在其開頭開明宗義地指出：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旗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
六年後，胡適先生發表出《紅樓夢考證》。在這篇文章中，胡適先生認為蔡元培關於《紅樓夢》是「反清吊明」的索隱方法，是「走錯了道路」，「是很牽強的附會」，並在該文中言之鑿鑿地認為：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畹畝櫻詡還籩遙砭被怖齙納睿執形難朊朗醯囊糯牖肪場Ｋ嶙鍪材芑胍話喟似烀客礎５納罘淺Ｆ犢啵蛭壞彌荊柿魑恢腫菥品爬說納睢?
（3）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接駕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甄賈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蔡、胡二人關於《紅樓夢》的辯論展開後，便在紅學界中形成了渭涇鮮明的索隱派和考證派。1923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在相當程度上增強了胡適《紅樓夢》考證的力度。解放後，周汝昌於1951年發表《紅樓夢新證》一書，更進一步加強了考證派在新中國紅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但這並不能說明考證派推翻了索隱派的觀點，考證派的「考證」成果同樣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1964年8月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指出：「蔡元培對《紅樓夢》的觀點是不對的，胡適的看法比較對一點。」鮮明地支持了胡適的觀點。在那「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特殊的歷史時期，毛主席的這一指示，自然得到全面的貫徹，蔡元培的觀點便在紅學界遭到了全面的封殺，奉胡適為開山祖師的考證派紅學家從而全面掌控了發言權。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考證派於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對《紅樓夢》著者曹雪芹的家世進行了全面的考證。令人遺憾的是，考證派學者們通過幾十年孜孜以求的考證，卻始終沒有找出《紅樓夢》著者曹雪芹於何年何月何地寫作《紅樓夢》的半點證據，對曹雪芹究竟是曹寅的兒子或孫子也越考證越糊塗，反而把紅壇攪得渾渾沌沌，派生出各執一詞的甚至是日趨荒唐離奇的考證結果。用俞平伯的話來說，這樣的「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下筆愈多，去題愈遠」。
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至今80多年了。80多年的《紅樓夢》考證歷程，幾代人的考證付出，其時間不謂不短，其付出不謂不大。而紅學家們考證出來的成果卻眾說紛紜，各成體系。之所以出現這樣表面熱鬧，實則無序的紅學考證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考證派的紅學家們按胡適「大膽假設」的方式進行假設後再求證的結果。由於大家紛紛假設又各自發揮，這些多憑假設推測出來的考證結果，到了最後，都因缺乏有力的證據，而誰也說服不了誰。就連考證派的開山祖師胡適也對自己的考證結果出爾反爾，更談不上自圓其說。到了後來，胡適也許是意識到他的這項考證有點太虛無縹緲，根本不可能考證出有價值有說服力的結果來，居然為世人留下有始無終的話柄，即立起了考證派的山頭之後，卻撒手不幹了。
在考證派學者的陣營中，周汝昌因寫出《紅樓夢新證》一書，自詡為 「繼胡適等諸先生之後，新中國研究《紅樓夢》的第一人，享譽海內外的考證派主力和集大成者。」幾十年來，他為《紅樓夢》的研究確實付出了大量的勞動。只是在他的《紅樓夢新證》中，也沒有考證出真正有新意的成果，更談不上真正解答出胡適提出的考證要點，卻緊緊地抱著《紅樓夢新證》中「脂硯即湘雲」的學術成果，並不知疲倦地到處宣揚他這一「平生最得意最重要的一項考證」。只是周汝昌的這一成果，俞平伯早在1964年6月就指出「脂硯齋為史湘雲……的說法，自不可信」，劉溪夢和許多研究者都認為「無論如何與脂批的內容按不上榫」，為《胡適口述自傳》進行整理和翻譯的唐德剛先生，也稱周汝昌此舉「其實也都是些證據不足的假設」而已。身為《紅樓夢》學會名譽會長、《紅樓夢》學刊主編的馮其庸先生在其著作中，除了以大量篇幅介紹他對曹氏家族的考證成果外，也對曹雪芹究竟於何時何地寫作出《紅樓夢》說不出半點證據，多以「缺乏有關曹雪芹的直接資料」而予以搪塞。
儘管學者們一直找不到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真正證據，不少考證派紅學家們還是紛紛推測並爭論曹雪芹生於何年死於何歲，全憑假設杜撰出一本又一本關於曹雪芹是怎樣寫成《紅樓夢》的著作，引發出曹雪芹家世的發祥地究竟是河北豐潤，還是遼寧遼陽的派系之爭。這種各執一詞的考證成果和考證現象，形成了幾十年來中國紅學界的獨特風景。為了湊熱鬧，劉心武居然以知名作家的身份，把《紅樓夢》書中秦可卿抱養於養生堂的原話全面推翻，別出心裁地推出了他獨具一幟的「秦學」流派，假設出一部又一部關於秦可卿的「紅學專著」來。……
二、捨本逐末的考證方式
胡適當年因《紅樓夢考證》而立起的考證一派，其目的就是為了證明「《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為了讓其考證成果具有說服力，並引導讀者們正確地解讀《紅樓夢》，考證派的學者們在證明這部書是「曹雪芹所著」的同時，還應該給讀者解釋以下問題：《紅樓夢》一書的主題究竟是什麼？作者的創作動機是什麼？書中的大量日期說明了什麼？該書開頭反覆申明此書並無干涉朝政，在書中卻又對朝政的黑暗進行充分揭露和無情指責的用意說明了什麼？若作者真的無意干涉朝政，書中賈府大量的皇室用品和皇宮陳設說明了什麼？特別是賈寶玉經常身著「立蟒」龍袍的穿戴又說明了什麼？如果曹雪芹敢在書中留下自己的真實名字，而作為評書人的脂硯齋又為什麼不敢在書中留下自己的真實名字？為什麼作者要說此書是曹雪芹在「悼紅軒」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悼紅軒」三個字的含意究竟是什麼？這三個字與「反清吊明」是否有無關係？……
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作為許多以紅學大師自居的紅學家來說，為讀者解釋上面這些問題，本該是這些紅學大師們理所當然的責任，更是每個真正研究《紅樓夢》的人所不能迴避而且力求解決的問題。如果紅學大師們對這些問題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反而另避蹊徑，進行與此沒有多少關聯的其他考證，比如不去求證曹雪芹本人與《紅樓夢》書中的內在關聯，不去解決曹雪芹及其家世與《紅樓夢》書中情節的種種矛盾，卻去為與書中曹雪芹沒有任何關係的的曹家家世進行數十代的淵源考證，紛紛為一個子虛烏有的曹雪芹生於哪年哪月那日爭論不休，這對進行《紅樓夢》考證的範疇而言似乎都是捨本逐末之舉，甚至是隔靴搔癢之勞。中國有名老話，叫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如果幾乎以舉國之力，窮數十年無數人考證之工，而得不到曹雪芹寫作《紅樓夢》的一丁半點直接證據，搞不清曹雪芹究竟是誰，那麼，這個曹雪芹的真實性早就應該令人懷疑了，這項考證也談不上有多少意義了。
按最基本的常識來說，無論是進行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的研究，只要是最初的立論正確，經過一定的時間的研究和驗證之後，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應該是為最初的立論服務的。其研究的成果應該是在不斷的研究過程中，逐步地互相印證和互相補充，以至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成為一個嚴密的甚至是無懈可擊的學術體系。而胡適先生關於《紅樓夢考證》的六大論點創立80多年來，經過那麼多學者的考證後，幾乎所有的論點被一個接一個推翻，連其中最關鍵的一條立論即「《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之說，也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和學者的質疑。俞平伯也指出：「定本書（《紅樓夢》）之作者為曹雪芹，其實大有可商者。」劉夢溪先生則認為：「對一門學科來說，研究了一百年，在許多問題上還不能達成比較一致的結論，甚至形成許多死結，我想無論如何不能說是這門學科興旺的標誌。所謂真理越辯越明，似乎不適合《紅樓夢》。倒是俞平伯先生說的『越研究越糊塗』，不失孤明先發之見。」
這就足以令人懷疑胡適在當年的考證方式上存在很大問題，並在現實生活中導演了一場80多年的「胡博士是信口開河，情哥哥偏尋根究底」的真實鬧劇。
三、出爾反爾的考證假設
胡適於1921年推出《紅樓夢考證》後，又於1927年獲得了一部被其命名為《甲戌脂評齋重評石頭記》的《紅樓夢》手抄殘本（即通稱的甲戌本）。由於這部脂評本中，一個署名為脂硯齋的評書人經常提到「雪芹」這個名字，字裡行間還隱隱約約地流露出這個脂硯齋與曹雪芹存在某種關係，胡適及追隨者則認為，有了脂評本中關於曹雪芹的這些蛛絲馬跡，就能完全說明《紅樓夢》是曹雪芹所著了。
因此，這些脂評本，特別是胡適最早獲得的所謂《甲戌本》，是胡適們證明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最重要證據。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脂評本儼然就是胡適的「考證」觀點能否成立的關鍵所在。然而，就在這麼一個關係胡適「考證」立論是否站得住腳的關鍵問題上，胡適本人對脂評本中脂硯齋與曹雪芹的關係卻越說越矛盾。對此，魏同賢先生在《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重印說明」中，尖銳地指出胡適關於脂硯齋究竟是誰的說法實有「荒謬」之嫌：
……拿脂評本的第一主角脂硯齋來說，這是個什麼人？他與曹雪芹到底是什麼關係？胡適前後便有幾種說法，他先是講：「我們看這幾條（指甲戌本的四條脂評。）可以知道脂硯齋同曹雪芹的關係了。脂硯齋是同雪芹很親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我並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親屬。」根據第八回脂評「作者今尚記金魁星之事乎？撫今思昔，腸斷心摧。」進一步地說是：「看此諸條，可見評者脂硯齋是曹雪芹很親的族人，第十三回所記寧國府的事即是他家的事，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從堂弟兄——也許是曹顒或曹頎的兒子。松齋是他的表字，脂硯齋是他的別號。」（以上見「新材料」）五年之後，當得閱庚辰本的脂硯齋評語，又說「現在我看了此本，我相信脂硯齋即是那位愛吃胭脂的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抄本》）他最後又說：「那些評注至少有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要說的話；其餘可能是他的親信朋友如脂硯齋之流要說的話。」（《跋乾隆甲戌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脂硯齋似乎又返回到「親信朋友」的位置上去了。胡適如此翻來覆去、模稜兩可，並不是胡適的推斷不合理，而是在此類只能靠考證來解決的問題上，他卻陷入了推想，一旦將這種推想落實到作者與評者的關係上，便顯得蒼白無力，甚至陷入荒謬。
除了胡適對脂硯齋究竟是什麼人的說法出爾反爾，還有胡適最早的信奉者俞平伯，也在《紅樓夢》的考證中，表現出同樣的出爾反爾。在俞平伯1954年發表的《紅樓夢簡論》一文中，俞平伯認為「這《紅樓夢》的著作權總得歸給曹雪芹」。他這樣說的理由是「脂評和其他記載（能證明），還有些別的證明」。到了後來，他又對自己以前說過的話予以了全面的否定。比如他在《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中則說道：
1、其實，曹雪芹從來就沒有說過是他獨寫《紅樓夢》。
2、關於作者是誰的問題，眾口相傳，說法不同，還有的說是另一個曹雪芹呢。
到底是誰寫的《紅樓夢》，依我個人之見，《紅樓夢》的完成，不是一個人的力量，他凝聚著許多人的心血。
由於深感在《紅樓夢》的考證中越「轉」越糊塗，「這裡通了，那裡又不通了」，俞平伯還於1985年5月在其《關於治學問和做文章》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說：
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胡適之是考證癖……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了什麼？
僅僅為了一部脂硯齋的評者究竟是誰，胡適就為此反反覆覆的自己立論，自己推翻，又立論，又推翻，足以說明胡適的立論站不住腳。加上俞平伯對胡適的考證方法提出公然質疑，更是在很大程序上動搖了考證派的所謂科學性和可行性。這樣一來，那被考證派視為最重要證據的脂評本，也自然受到眾多學者的懷疑。俞平伯甚至將其甲戌本不無貶意地說成是「胡適的『寶貝書』」。克非先生在其《紅學末路》一書中，以大量的理由認為胡適們奉為圭臬的「三個脂本（甲戌本、已卯本、庚辰本）是騙子在其專門造偽的大作坊裡製造出的新產品」，因此指出「幾十年紅壇上諸多尊脂崇脂的高論，是站不住腳的。」
正因為《紅樓夢考證》越來越暴露出它破綻百出，霧障重重，「這裡通了，那裡又不通了」。俞平伯不但於1985年發出「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的感歎，更是在臨終時留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千秋功罪難於辭達」的遺言，對自己傾注畢生精力的《紅樓夢》研究進行了痛苦的大徹大悟的總結，並以常人不敢想像的膽略，指出胡適和自己在《紅樓夢》研究中「腰斬《紅樓夢》」，即把《紅樓夢》整體分成前八十回後四十回「有罪」。隨著俞平伯這一臨終遺言的眾所周知，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必然是越來越難堪，甚至越來越難以收場。事情到了這一步，真正讓世人大跌眼鏡了。
俞平伯先生臨終時認為自己和胡適在《紅樓夢》研究中「有罪」，是他對自己在紅學研究中陷於誤區而進行的徹底解脫。真正體現了俞平伯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光明磊落的非凡人格。正因為俞平伯先生在畢生的研究中，經常覺得依胡適的方法研究下去「越研究，越糊塗」，不斷對胡適的考證方法提出質疑，「一旦發現自己的錯誤總是及時『修正』，決不文過飾非；在學術事業上表現出一種崇高的責任感和誠摯學者的偉大良心」，被一些學者尊稱為「的確是紅學史上第一偉人，一代大師，永遠值得學界崇敬和學習的楷模。」這麼一位受人尊敬的紅學泰斗臨終時反而自稱「有罪」。這樣的遺言，無疑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徹底動搖了新紅學的理論基石，超越並否定了胡適紅學的根本觀念」，「同時也宣告了脂本和脂硯齋這個大偽的破產」。然而，一旦胡適紅學的理論基石遭到「徹底動搖」，必然會使不少紅學大師的既得利益和權威受到根本衝擊，他們幾十年來的學術成果受到全面質疑。因此，當王湜華先生將俞平伯臨終遺言的內容在《〈紅樓夢〉學刊》1991年第二輯中披露後，隨即受到一些學者的指斥。對此，俞平伯的外孫韋奈不得不出來打圓場，說俞平伯的遺言中「像『胡適、俞平伯有罪』這樣的話，並不可完全認真對待，因為那畢竟是他病中的囈語，是走火入魔的極端。」
四、作繭自縛的考證理念
從胡適最先為考證派開山立派，到俞平伯、顧頡剛、周汝昌緊緊追隨，再到紅學考證派的紅極一時，乃至俞平伯在臨終時對胡適的倒戈，直到現在的考證之說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儘管仍會有不少學者死死抱著胡適的考證觀點和方法繼續進行假設，但考證派的江河日下已成定局。考證派之所以走到這一步，其中的主要原因，除了連胡適都不能自圓其說的脂硯齋之說，還有一個同樣經不起推敲的甚至更荒唐的「自敘說」之談。對此，孫玉明先生在《紅學：1954》一書中，對胡適為代表的「『作繭自縛』的『自敘傳說』」引發的種種現象，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論述：
……作為「新紅學」開山祖師的胡適，終其一生都忙忙碌碌地只顧開山立派，自也〔己〕無暇再來顧及這類小問題（即為《紅樓夢》進行繼續考證——引者注）。然而，隨著「紅學隊伍」的不斷壯大，隨著紅學愛好者的不斷增多，他們提出並曾經一再論證過的「自敘傳」說，卻越來越顯示出它那巨大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造成的直接後果，就是「糊塗陣」中的癡迷者越來越多。這支龐大的「自傳說大軍」，具體的表現也各不相同。若粗略劃分，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類，誓死捍衛「自傳說」的忠誠戰士：他們的具體表現，就是繼續堅定不移地沿著胡適開闢的「自敘傳」說的道路奮勇前進，既不回頭，也不旁顧。握在手中的筆，鋪在桌上的紙，唯一的作用就是在「曹家史實」和《紅樓夢》之間劃等號，而且還大劃特劃，劃個不亦樂乎。心有思，口有講，「江南曹家即賈府」；寫專著，作論文，「寶玉就是曹雪芹」！
第二類，打著「胡旗」反「胡旗」：他們最突出的表現，便是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這一舉動，表面看來是反胡適的，其實恰恰成了胡適派的「俘虜」。正因為他們也是首先堅定不移地信奉「自傳說」，所以便拿著考證派爬梳整理出來的一些曹家史料，與《紅樓夢》中的人物對號入座。豈料對來對去，卻是越對越困惑，困惑之餘，又開始反思。結果想來想去，終於發現了「新大陸」：他們依據一些並不確定的推測——主要是曹雪芹的生年，再從「自傳說」的基點上出發，認為曹家被抄家時，曹雪芹年齡尚幼，根本趕不上曹家的繁華時代。於是，他們便趕緊拋開曹雪芹這個「沒福氣的窮小子」，從他的長輩中尋找起那個「曾經歷過一番繁華舊夢」的作者來。如此以來，什麼「舅舅」、「叔叔」找出來一大幫，結果依然幫不了他們的忙。
實際上，第一類也曾經發現並深入考慮過這個問題，只因他們是「自傳說」的「忠誠戰士」，所以在發現胡適的這個大「漏洞」後，便趕緊「造出」曹家曾經再度繁華的說法來加以彌補，以便讓曹雪芹過上幾天賈寶玉那樣的好日子，免得他寫不出《紅樓夢》來。仔細琢磨，這種說法也不能說是「造」出來的，《紅樓夢》中不就有「家道復初」、「蘭桂齊芳」嗎？再說，曹雪芹辛辛苦苦寫一部《紅樓夢》，多年來養活了那麼多「紅學家」，總不能不讓他過幾天好日子吧？
第三類，以考證之名，行索隱之實：這一類的立足點也是「自傳說」。他們先是相信了《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這一說法，然後試圖在曹家與賈府之間劃等號。但嚴格的考證方法沒掌握，純粹利用考證手法也難以達到目的，所以靈機一動，便毫不費力地從索隱派「老前輩」那裡借來了「很容易解決問題的各種武器」——諸如「影射」、「拆字」、「諧音」、「寓意」等等，練上幾招，感覺甚好，等不得槍法純熟，便即迫不及待地揮戈上陣，披上考證派的鎧甲，拿著索隱派的兵器，不顧一切地殺將出來。
以上三類，表現形式雖然不同，實質上卻都是「自敘傳說」這個大本營裡的「兵」。隨著《紅樓夢》的繼續普及，這支部隊也將越來越壯大，以後還會派生哪幾類來，難以預料。……
身為《紅樓夢》研究所副所長、《紅樓夢》學刊副主編的孫玉明先生，對紅學考證派種種荒唐之舉的評述無疑是客觀而公正的，但他對這種並不正常的「難收覆水」的考證現象，顯然無能為力進行必要的正確引導，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新老紅學家們，繼續樂此不疲地為胡適的「自敘」之說找出自以為合理的說法，而爭相走進胡適「大膽假設」的迷宮，紛紛進行自欺欺人的所謂紅學考證。
五、別有天地的紅學空間
紅學考證派由胡適開端，繼而在中國紅壇沸沸揚揚，甚至一時風靡全球，數十年下來，最終陷入了不能自圓其說和越來越令人懷疑的困境。這樣的結局，必然是許多紅學家所始料不及的。但由於中國文人把面子看得太重，除了俞平伯先生能在「考證」的過程中，敢於不斷對胡適「考證」方法提出懷疑，到了臨終還能進行大徹大悟的解脫外，在大多數紅學家中，能為《紅樓夢》考證的失誤乃至失敗而反思其中原因的人實在不多，以種種理由作借口的人則不少，而且多把一直考證不出曹雪芹真實身份的根本原因推諉為「缺乏有關曹雪芹的直接資料」。正是因為考證派一直「缺乏有關曹雪芹的直接資料」，以致這一「考證」難以為繼，除了一些人依然對《紅樓夢》的主要問題以偏概全，避重就輕，信口開河，全憑什麼「比考證更重要的」「悟性」為曹雪芹歌功頌德；而更多的人則乾脆避開「《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這一話題，專門從事《紅樓夢》書中飲食、起居、衣飾、遊玩之類的研究與探微了。對此，劉夢溪先生也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中感歎道：
到目前為止，紅學考證走過了六十多年的道路，應該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遠比解決的問題的多得多。這就是它的局限所在。曹雪芹的生父到底是誰？脂硯齋是哪一個？《紅樓夢》後四十回是誰作的？紅學產生之初提出的問題，六十年後的今天仍無確定的答案。最不幸的是，一些接近解決的問題，又為重新分析現有材料提出的新說所動搖，比徹底否定還令人難堪，因為這說明原來立論基礎的薄弱。偶爾有新材料出來，未及運用，就因真偽問題打得不可開交。可以說，在紅學考證的範圍裡，很少有大家一致接受的結論。連作者是不是曹雪芹，意見也沒有完全統一，懷疑論者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增加的趨勢。考證派紅學的興旺時期已經成為過去，現在有點像《紅樓夢》裡的賈府：「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
他還預言：
……如果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考證因客觀材料的限制無法進行下去，至少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願意涉身紅學領域，紅學本身也不會像考證派盛行時期那樣紅火。
劉夢溪先生對考證派評價自然是客觀而公正的，儘管他對考證派的現狀和成果感到失望，但他對考證派也不好進行太多的指責。也許，劉夢溪對「《紅樓夢》作者是不是曹雪芹」多少有些懷疑，他可能還不至於想到，胡適們考證了80多年的曹雪芹，其實與《紅樓夢》一書沒有任何關係；曹雪芹根本就不是《紅樓夢》作者；《紅樓夢》本來就是蔡元培所說的「反清吊明」的小說。這是因為紅學考證派一開始就「走錯了路」，以致「紅學考證走過了六十多年的道路，應該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遠比解決的問題的多得多」的關鍵所在，亦是「懷疑（《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論者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有增加的趨勢」的根本原因。
如果接過蔡元培在《石頭記索隱》的一文中引用的「橫看成嶺側成峰」的話，並以「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內涵，來評價考證派近百年來對《紅樓夢》的考證，也許是非常貼切的。俞平伯先生亦於1986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他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週年召開的慶祝大會上說：
我早年《紅樓夢辨》對這書的評價並不太高，甚至偏低了，原是錯誤的，卻亦很少引起人注意。不久我也放棄前說，走到擁曹迷紅的隊伍裡去了，應當說是有些可惜的。既已無一不佳了，就或誤把缺點看作優點；明明是漏洞，卻說中有微言。我自己每犯這樣的毛病，比猜笨謎的，怕高不了多少。……如能把距離放遠些，或從另一角度來看，則可避免許多煙霧，而《紅樓夢》的真相亦可以稍稍澄清了。
如果紅學家們能真正跳出胡適關於《紅樓夢考證》的深山野谷，以更寬廣的胸懷，以更高遠的視角，並從明末清初之際更廣闊更複雜的時代背景來解讀《紅樓夢》，對蔡元培等諸先生的觀點進行客觀分析，而不是以一種與其觀點勢不兩立的偏見去對待胡適觀點之外的一切紅學成果，或許就能比較清晰地發現：曹雪芹僅僅是《紅樓夢》書中與賈雨村、甄士隱一樣的代名詞；《紅樓夢》書中流露出太多的「反清吊明」思想。劉溪夢先生也認為：
《紅樓夢》有沒有反滿思想，是紅學一個絕大的問題，至為重要。作為紅學的一樁公案，歷來為研究者所注意，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將把對《紅樓夢》思想傾向和思想性質的研究引向深入。
我們可以預言，若是真如劉溪夢先生所言，一旦經過深入的研究，隨著《紅樓夢》書中的反滿思想更多地浮出水面，考證派對《紅樓夢》的誤解和考證，也將慢慢地打上句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