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女子的腳及其它
清末民初的徐珂於１９１６年編撰成書的《清稗類鈔》中，記載了明清改朝換代時期特有的「四降四不降」現象：「國初，人民相傳，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優不降之說。故生必從時服，死雖古服無禁；成童以上皆時服，而幼孩古服亦無禁；男子從時服，女子猶襲明服；蓋自順治至宣統，皆然也」。
《清稗類鈔》雖然是野史，但其記載的「四降四不降」卻是失實。甲申（１６４４）年清軍入關後，特別是乙酉（１６４５）年清軍下江南後，在所有被征服的地方，嚴厲推行「剔發易服」制度，要求所有成年男性一律剔掉半個腦袋的頭髮，在身後梳起「豬尾巴」辮子，並改穿那種帶「馬蹄袖」的清服。為了強制推行這種制度，清軍實行了極為殘暴的政策，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的「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的說法，便是明證。清初江南反抗清軍的民眾起義是十分慘烈的，其原因除了封建士大夫的正統觀念和民族氣節以外，反抗「剔發易服」政策也是重要因素。因為漢族群眾幾千年來受孔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觀念熏陶，把「剔發易服」視為「不孝」的行為，滋事體大，故激烈反抗。
所謂「四降」是絕對的史實，但「四不降」卻並非清初異族統治者的明確規定，更不是什麼人同清朝統治者談判的結果，而是後人對當年客觀事實的巧妙總結。事實上，清廷只對漢族成年男子推行「剔發易服」政策，對女人、兒童、並未推行，因為旗人的女子和兒童也是不剔發的，服飾也無法統一規定。至於優伶，由於舞台上演出古戲的特殊需要，可以容許不剔發，並在演出時穿著古裝。死人的服飾裝束從便，也是常理中的事情。「四不降」雖然並非當時清廷的明確政策，但這種特殊的現象，確實是清初的客觀現實。
朋友們可以仔細回憶一下《紅樓夢》書中對人物服裝飾裝束的描寫，不難看出，表達的正是這樣一個「四降四不降」的形象。《紅樓夢》書中一般避免對成年男子服裝頭髮的正面描寫，使讀者心目中對這些人的裝束無從判斷，但讀者一般不會對這些成年人產生穿著「馬蹄袖」、拖著「豬尾巴」辮子的印象判斷，是因為作者巧妙地利用了對婦女、兒童的服飾描寫，使讀者發生了成年人也並非清朝裝束的錯誤判斷。
《紅樓夢》中最詳細地描寫男人的裝束，是對賈寶玉和北靜王的描寫。書中寫寶玉一出場，「頭上戴著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著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二色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著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著青緞粉底小朝靴。」這個裝束，既非清朝「剔發易服」的裝束，也非明朝時紈褲公子的裝束，嚴格說來，哪一朝的常人裝束也不是，而是地地道道的舞台演員裝束！按照「四降四不降」的說法，寶玉此時既是兒童，可以不按清廷規定裝束；按照舞台演員的裝束描寫，更不會觸犯清廷的禁忌。
書中對北靜王的裝束描寫，也純粹是舞台裝束：「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水溶頭上戴著潔白簪纓銀翅王帽，穿著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蟒袍，繫著碧玉紅裎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這當然不是朋友們熟悉的清朝「王爺」裝束，但也不是明朝或其他任何王朝的「王爺」形象，而是典型的戲劇舞台上的「王爺」行頭！按戲劇行頭寫王爺裝束，也不會觸犯清廷禁忌。
《紅樓夢》中最有意思、也是最具爭議的，是關於女人的腳的描寫，紅學界至今還為紅樓姐妹究竟是大腳小腳而爭論不休。說女兒是小腳，大概有三個證據：一是描寫晴雯「捉迷屏後，蓮瓣無聲」，「蓮瓣」當然是小腳；二是描寫賈母看尤二姐時，「掀起裙子看腳」，只有對小腳女人才這麼看；三是描寫尤三姐痛罵賈珍時，「一雙金蓮」的動作十分不雅觀。說女兒是大腳，證據就多了，紅樓女兒在園中行走，一般都行動方便，寶釵撲蝶亦未見扭扭捏捏；紅樓丫鬟僕婦們，在園中幾乎各個健步如飛，根本沒有小腳女人的步態！
紅樓女兒究竟是大腳還是小腳呢？至今紅學專家意見並不一致。考證派一般認為是小腳，理由是曹雪芹是旗人，旗人家都是大腳，《紅樓夢》作者曹雪芹既然是按照自己家事跡創作的，當然要寫大腳。索隱派一般認為是小腳，《紅樓夢》的創作宗旨在「反清復明」，當然要按照明朝的民俗，寫成小腳。二者就像盲人摸象，各執一偏，誰也說服不了誰，各自也都有解釋不清的死結。
其實，《紅樓夢》描寫的女兒，有大腳也有小腳，晴雯和二尤當然是小腳，十二釵姐妹卻都是大腳！有的朋友可能要問：你這不是和稀泥麼？有什麼證據這麼判斷呢？朋友們且慢著急，聽在下慢慢道來－－
關於清初女人的腳，真實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也是中國女人裹腳史上最糊里糊塗的一段歷史。清軍入關後，對女人的服裝頭飾雖然相對寬容，但對女人的腳，則不那麼寬容了。所謂「男降女不降」政策，在腳上是不實行的！順治二年（１６４５）清朝皇帝頒發聖旨，嚴禁女子纏足，滿漢女子概不例外，對違令者的父兄施以嚴厲的懲罰，其後又多次重申禁止纏足的法令。然而，這項禁令受到漢族婦女的普遍抵制，在大城市和官僚士大夫階層，執行的好一些；在窮鄉僻壤和黎民百姓家庭，女子纏足如故。直到康熙七年（１６６８），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奏疏請求皇帝放寬禁止纏足的禁令，康熙皇帝才廢止了禁止纏足的禁令，漢族婦女纏足從此才成為合法行為，直到清朝滅亡。
從順治二年到康熙七年，整整二十三年時間，在中國大地上，特別是在長江以南，漢族婦女中出現了天足與纏足並存的特殊現象，官宦人家的女子，執行禁纏令相對嚴格一些，因此「小姐」身份的女子多天足；平頭百姓不管這一套，照纏如故，所以「大姐」身份的女子多纏足；還有些女子因禁止纏足，放開小腳成為所謂「解放腳」的。朋友們可以仔細分析一下紅樓女子的腳：二尤和晴雯出身卑賤，所以纏成了三寸金蓮；十二釵姐妹的父兄都是官僚，可沒這個膽量對抗纏足令，所以都是天足。林黛玉的腳有點特殊，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說是大腳吧，走路卻像小腳女人一樣「搖搖的」；說是小腳吧，又穿著一雙「鹿皮小靴」，小腳女人都穿繡花鞋，沒有穿靴子的。又此判斷，這個可愛可憐的林妹妹，大概是一雙「解放腳」吧。
宋朝以來的近千年中，中國漢族女人的腳，只有清初這二十三年是最特殊的。《紅樓夢》描寫的這種大腳、小腳並存的社會現象，只有這一特殊時期才存在。由此亦可間接判斷，《紅樓夢》的故事，是清初的故事，並非乾隆年間的故事；《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旗人」曹雪芹，而是的「民人」洪升。洪升出生於順治二年，他的那些「蕉園詩社」的姐妹，都出生於順治年間，康熙七年解禁前她們已經成年，過了裹腳期，只好終生天足。由於她們家族的貴族身份，父兄絕不敢公然對抗皇帝，在禁裹令嚴禁中為女兒纏足，已經纏的，也要被迫放開；她們作為《紅樓夢》「十二釵」的原型，當然是天足或「解放腳」。根據史籍記載，她們成年後，經常結伴一起遊山玩水，遠足踏青，如果她們不是天足，這種集體活動是很難想像的。而她們家族中的僕婦、丫鬟和窮親戚，則沒有這麼多顧慮，所以多數纏足，《紅樓夢》以她們為原型描寫的下層婦女，也必然如實寫成小腳。但也有不纏足的，比如襲人、秋紋等，平時健步如飛，根本沒纏過小腳。
由女人的腳說到明清易代慘烈歷史中的所謂「男降女不降」，進而說到女性在家庭中和社會上的地位問題。一般說來，婦女解放程度是人類解放程度的天然尺度，婦女的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是由其所處的經濟地位決定的。但也有特殊情況，因為某種特殊的政治軍事原因，婦女的家庭、社會地位在某一時期突然提高，甚至高於男子。明末清初就是這樣一個極為特殊的時期。
「大王城頭樹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竟無一個是男兒！」明清易代中的封建士大夫階層，基本上就是這樣一種情況，他們「食盡鳥投林」，有的投降了大順政權，有的投降了滿清新主，雖然堅持正統觀念和民族氣節的也不乏其人，但絕大多數人還是低眉順目做了降臣。與男子的懦弱適成鮮明對照的，是婦女對異族的反抗卻異常慘烈，湧現出無數的抗清女英雄，即使沒有直接武力對抗的，也在清軍到來之際，紛紛投井投繯，以死抗爭，表現出了至為感人的高尚氣節！《紅樓夢》中表達的「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見了女人就覺得清爽，見了男人就覺得濁臭逼人」，正是這個特殊時期的普遍扭曲心態。這種描述不是什麼《紅樓夢》作者的獨創，明清易代時很多封建知識分子都做過與此大同小異的表述。
改朝換代以後，男人們被迫穿上滑稽可笑的清裝，腦袋後邊拖著一根豬尾巴辮子，令天下幾乎所有的鬚眉都感到自慚形穢，自己的形象「濁臭逼人」，在人前抬不起頭來。易代中那麼多人「出家」、「入道」，其原因除了與新朝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外，更多的是為了逃避「剔發易服」，因為僧人道士是可以不剃頭換裝的。而這一時期的女子，卻沒有這些煩惱，釵紅黛綠，裝束依舊。在那個裝束代表著一個人身份地位的時代，裝束代表著一個人忠孝觀念的時代，「剔發易服」是投降的標誌，是為「不忠」，也是違背聖人孝道的標誌，是為「不孝」。「不忠不孝」之人，有什麼臉面在天地間立足？《紅樓夢》中的寶玉，在女兒面前常常自稱「濁玉」，也應該是這種特殊心理的扭曲反映。
改朝換代之後，好多富貴人家遭受了兵嫠，以至突然間一貧如洗。好多昔日的貧賤小人，卻一步登天或一夜暴富，這種驟富驟貧，驟貴驟賤的社會現象，同《紅樓夢》中的《好了歌解》描寫的一模一樣！多數前朝封建官僚失去了官職爵位，他們不事生產，一無所長，只好坐吃山空，正如《紅樓夢》中描寫的那樣，「外面上架子未倒，內囊上漸漸盡上來了」。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家庭日常開支往往靠變賣女人殘存的那點首飾維持，家庭生活秩序也往往靠女人來支撐門面，一籌莫展的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下降，而辛苦操勞的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上升。《紅樓夢》中賈府的「老祖宗」賈母高高在上，王夫人暗中裁決大事，日常經濟大權完全掌握在少婦王熙鳳手裡，一度還曾為探春、李紈、寶釵三個女性代理，而賈赦、賈政、賈璉三個大男人基本上無所作為，可憐的賈璉作為名義上的當家人，居然還要偷著積攢一點「私房錢」。《紅樓夢》描寫的這中家庭大權男女易位的情況，正是這一時期沒落貴族家庭生活的真實描述。
對《紅樓夢》中這種「女清男濁」、「抑男揚女」的思想傾向，好多紅學家認為是什麼曹雪芹的「超前意識」，「民主思想」，這都是沒有正確解讀《紅樓夢》基礎上的癡人說夢！把《紅樓夢》的著作權交給曹雪芹，把《紅樓夢》的時代背景放在乾隆中葉，書中這些關於「女清男濁」的描寫，當然變成了無法理解的「超前」思想了。但把《紅樓夢》的時代背景還原為明末清初，把《紅樓夢》的著作權交還給洪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紅樓夢》中的這種特殊的關於男女地位名譽的描寫，是當時社會意識的真實記錄，是當時人們普遍心態的忠實反映。這種心態不是什麼「民主思想」，更不是作者有什麼「超前意識」，只不過是改朝換代陣痛中形成的一種扭曲的社會心理罷了。《紅樓夢》作品是偉大的，但也沒必要人為拔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沒有誰能夠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
２００５年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