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周老《評北京師範大學藏〈石頭記〉抄本》
手中沒有師大本的影印本——未買。不買原因有二：一是價格昂貴，即使打折也足以超出心理承受力；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傾向於師大本抄自北大本，且這種傾向性並未因周老的文章而動搖——儘管如文章所說，周老在視力極差的情況下寫出如此耗費眼力的版本文章令人感佩。
周老說師大本「抄到如此工致的地步，一筆不見懈敗，亦無鉤乙、點改等疏失痕跡，也可斷言所據必先有一個校「定」本，抄者振筆直書、方臻此境——若邊抄邊校，斷斷續續，停筆數書，而後又接寫——這是絕對地無法講得通的「假設」。那麼，這個先已校定的底本也就不可能是北大本」。
——話是不錯的，只是戚序本、甲辰本抄工也好，但誰都知道，這是兩個經過較多加工整理、改動較大的脂本。其實，只要打個草稿、改罷校畢再抄，那麼增刪多少次、改動有多大在抄出來的成品中是看不出來的。師大本如有據以為底的草稿，那草稿可以不是北大本，但只要草稿的底本是北大本實質上也還是一樣的。
看周老舉的幾條批語：
「批云：
……古今之儒，中途多惑黃、老……
這在北大本是清楚的，而北師本作：
……古今之儒，中途多感黃、老……
這兒『感』字的一大撇，又是清晰無疑。試問此處誰是誰非？難道北師本這種極為工整細緻的『校訂』本（有人說是陶心如云云），竟會這麼粗疏而不負責任嗎？
又如，賈珍說我這兒媳比兒子勝強十倍，『如伸腿（子）去了』，此為北大本之文（『子』字後添）。同處北師本則作『如伸退子去了』。如此好鈔手與主鈔人，會把一個明白的『肉月』偏旁『視而不見』嗎？
又一批云：『樹倒猢猻散之語，全猶在耳』句，北大本如此。而北師本則作『今猶在耳』。
按，『全』、『今』字形，即系草書體亦不相似而易混，何以致此兩歧？比如鄧遂夫先生校行排印的《甲戌本》，對此處『全』字感覺未安，乃訂為『余猶在耳』。可見他也不會考慮或為作『今』字的可能性。這一情況可備參照，表明『今』字有其獨立價值，出於另一未現底本。」
——「感」與「惑」是很容易因字形相近而混淆的（「腿」、「退」的情況類似）——那條批金麒麟的著名批語在己卯本上是「何顰兒為其所『惑』」，在庚辰本上就是「何顰兒為其所『感』」。師大本於此偶爾形訛或抄者校「惑」為「感」都是可能的，未必就一定另有來源。
至於「樹倒猢猻散之語，全猶在耳」一句校「全」為「今」我認為是很自然的想法，鄧遂夫先生因字形不似沒這麼校，但做脂評輯錄的朱一玄先生、陳慶浩先生以及蔡義江先生等都是這樣校的，據此認為師大本的「『今』字有其獨立價值，出於另一未現底本」似難以讓人信服。
周老說「又如警幻『介紹』新釀美酒、新填紅樓夢曲，諸本『填』處，或又作『添』。『填』曲按譜填詞之義，無可置議。但北師本卻作『新製……』。此又何故？『添』固不佳，也並非全不可通，今『製』字何義？我想起南宋名詞人姜白石的除夕絕句：『自製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這個『製』，比『填』為好——因為可以指『自度曲』，自度是包括曲調，即不用舊有的詞牌曲牌。而如今警幻的新曲，正是一種自度曲，非按宮調定譜而配詞者也。 」
——按周老所言，師大本此處作「新「製」紅樓夢仙曲十二支」，與諸本的「新『填（添）』紅樓夢仙曲十二支」不同且優於諸本。師大本的「製」字讓人想到同回後面的一句話：「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這一句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倒是沒有異文，一律作『製』。但正是為此，前面各本的「填（添）」與師大本的「製」何者為是就值得考慮了，我想，曹雪芹當盡量避免行文重複吧。
類似這樣與包括甲戌本在內的諸本均不同的師大本獨有文字周老還舉了一些，我想，主要有兩種可能：1，諸本早，是曹雪芹原文，師大本晚，是後改文字；2，師大本早，獨存曹雪芹原文，諸本晚，是後改文字。如果是第2種情況，那麼說明師大本（至少是部分文字）比甲戌本還要早。理論上發現早於甲戌本的版本文字是可能的（僅僅是理論上。實際上，已發現的各本都是晚於甲戌本的。那些好像比甲戌本還要早的版本文字如「靖本」的「西帆樓」及「午廠本」那些令人瞠目的異文等等都出之於後人的偽造），但問題是師大本是一部「庚辰秋月定本」，有著庚辰本種種的特徵，包括前十回刪批等晚出的特徵。說這樣一部「庚辰秋月定本」文字比「甲戌抄閱再評」文字還要早就讓人難以相信了。所以還是第1種情況較為合理。
周老說：「論者認為北師本中有了個別的『甲戌本異文』——以此作為1950年陶鈔的主據；但北師本最突出的特點，是它與北大本的文字歧異處多與《戚本》一致，表明『他是校過戚本』而採取照改的，云云——我要問：《庚辰》與《己卯》二本的異文甚多（我們早已指出：《己卯本》異文多與《楊繼振本》同，與《庚辰本》是兩個系統的舊鈔；說《庚》即鈔自《己》的論點是錯誤的），那麼，陶又為何不採已藏珍本異文（如假設的所謂採用《甲戌》云云）而反采《戚本》？他這樣作法於學識，於情理，於校鈔目的……，都難講通。這個推測的可靠性如何？似乎還待深入考究。」
——如周老所言，《庚辰》即鈔自《己卯》的論點是錯誤的。不過己卯本與楊繼振本雖有「己楊」、「己庚楊」的共同異文，但那些異文主要集中於前五回和前九回，就總體而言，己卯本與庚辰本是出自同一系統的——兩本的共同異文是大量的。更為關鍵的是，今天明白「庚辰並非抄自己卯」並不難，但50年前的陶洙可就難說了，面對己卯本與庚辰本大量的共同點，誰能保證他一定會對己庚的關係有我們現在這樣清醒的認識？陶洙不是「複印」庚辰本，而是搞一個以庚辰為主采多家之長的校訂本，參校時採用一個離底本相對較遠的戚序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周老說：
「其實最簡捷的辦法是不必糾纏與《甲戌本》一致的異文。如今可以舉《甲戌本》以外的例子：
如，第十四回，鳳姐協助秦氏喪事，預防事大人重，弊端百出，乃定下如若『杯碟茶器』等瓷器損、失，要相關負責者『描賠』。這個『描賠』多本一同，而北師本抄作『攤賠』。『杯碟』抄作『盆碟』。
這就必須『叫真』了。『杯碟』是大多人揣度的順溜文字，而『盆碟』較少見。若是陶鈔，他何所據？又何以取『盆』而棄『杯』？
『攤賠』一詞，只見於《楊繼振本》。『攤賠』一詞在北師本同一段落中同時二次出現，這一情況，表明絕非偶然訛異，而獨與《楊本》同，證明北師本所據底本絕非現存的北大本。若雲陶鈔於1950年頃，那麼《楊本》至1962年始現於世，1963年影印。那麼陶氏如何會能預先從《楊本》「核」出一個『攤』字來？
這一點明確了，還可以說明：北師本之異文有同一《甲戌》的，並非『互校』了我的錄副本，那也是那個底本上的原文。 」
——前面已經說了，師大本大量特徵顯示這是一部文字近似「庚辰秋月定本」的本子，說這種本子有比甲戌本早的很多文字固然讓人不好接受，說它與甲戌本的共同異文是「底本上的原文」也同樣使人難以相信——道理與前面是一樣的。版本專家鄭慶山先生在未見師大本的情況下聽說師大本有甲戌本文字，當即根據當時的情況（甲戌本當時由胡適自藏未公開，只周老那裡有副本，陶氏向周老借過副本）推斷此本出自陶洙之手，這個推斷後來因陶洙的筆跡而得以證實。現在看來，周老不同意這一點，但他在文章中並未舉出直接證據，只舉了一處師大本與楊本的共同異文（「攤」賠），這共同異文至多只能說明師大本與楊本的關係值得探討，卻並不能排除師大本的甲戌本文字錄自周老的甲戌錄副本的可能性——楊本雖然東拼西湊，但卻獨獨未見拼配甲戌本的文字。
儘管如此，周老「攤賠」的發現仍有重大意義。如周老所說「若雲陶鈔於1950年頃，那麼《楊本》至1962年始現於世(yupeng按：當為1959年，老先生記憶稍有誤差)，1963年影印。那麼陶氏如何能預先從《楊本》『核』出一個『攤』字來？」如果說是巧合，會這麼巧嗎？這個問題或許一時難以解決，只好暫時存疑——紅樓夢版本異常複雜，未解謎團總是有的。
不曾親睹師大影印本就說了這麼多，自然只能代表筆者的一種判斷。不敢說與周老商榷，只是在此把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供大家參考，如果事實證明我說得不對，就算是一個未睹抄本就妄斷的教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