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之真——偶然中的必然
我的討論從這樣一個命題開始：「《紅樓夢》是一部很真實的小說。」我不知道有多少紅樓讀者也說過類似的話，就我的個人體驗，不論是閱讀時感同身受，還是與朋友交流時大放厥詞，「很真實」這一個在邏輯上有著內在矛盾的用法卻非常貼切的描述了自己的主觀印象。本來「小說」這個概念就聲明著內容的虛構，為什麼要強調其「真實」的特徵呢？
首先不妨來說說看，什麼叫做「真」？按照柏拉圖的理念論，則「真的事物」「分有」了「真的理念」的特性，即具有「真」性（如同「一隻貓」具有「貓」這一抽像概念的一般屬性）。我們用現代的語言來加以解釋，可以理解成紅樓的「文本世界」與我們的經驗世界具有某種「相似性」。這種相似不是簡單的similar face，因為照搬現象只會弄巧成拙，而存在一種宏觀的相互包容和感性的內在交通，也就是我們慣常所說的「神似」。
對「相似」這個概念的追問毫無疑問也是我們思維中的一個耳熟能詳的命題，對於紅樓夢來說，有一些傳統的評論詞語都是在從各個角度來描述並拓展「相似」的內涵。比如「故事情節生動細緻、人物心理刻畫入微、細節描寫貼近生活」，這種教科書式的評價對於我們中國學生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然而在接受了這種經典話語熏陶之後，我們也或多或少的把「真實」在故事、人物、細節三方面的表現等同於真實本身。問題在於：這是合理的麼？也就是說，故事、人物和細節對生活面貌的反映是「真實感」的原因所在麼？比如：紅樓裡的桌子從外形顏色到雕鏤裝飾都和真的桌子一模一樣；林妹妹的性格像極了董小宛；寶玉為人行事宛然納蘭容若（姑妄言之）……因為這些人事物對應了生活中的客觀存在，於是我們在審美過程中放心的欣喜於「似曾相識」，也因而獲得了「真實」的閱讀感受，是這樣子的麼？
這個疑問我想不待反駁就會有讀者嗤之以鼻了，其荒謬性顯而易見。我們知道，大多數紅迷都是在沒有相關文化背景的情況下接觸這部巨著的：桌子做得像不像，林黛玉與董小宛有無共通對於初讀者幾乎沒有任何意義--甚至先生曲意插入的真實生活的段落，我們也絕不會有脂硯齋「作者猶記當日之事乎」「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語之人在側，觀其形已皓首駝腰」（語見甲戌本第八回之側批）這樣歷經沉浮回眸一笑的感動與震撼--然而，這卻絲毫不影響紅樓帶給讀者的無處不在的「真實性」的強大體驗。由此可見，「事物之真」帶來真實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我們還需要在更高的層次上追尋。
——筆者按：以事物之真為紅樓之真，看似無稽，卻影響著很多人的閱讀心理。
嘗有人云「紅樓不過一俗艷女子」，即指其專注雕飾而忽略精神內核，沒
有內在的感發力量。這種觀點可謂捨本逐末，十分荒唐，但卻鮮有人能給
出有力的反駁。由此亦可見紅樓研究中普遍缺乏嚴肅的哲學思考和認真的
文藝批評，而這又何嘗不是我們國家人文科學界的整體現狀。
如果拋開所有預設的觀念直接回想初讀紅樓的感受，那麼有一句話也許可以形容的比較恰當，就是：「她（他）做了該做的事。」展開來講可以說成：人物行為遵循一貫以之的性格脈絡；事件發生符合利益與情理的自然規律。這句話非常有趣，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回答我的疑問的最關鍵的突破點。從句法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在這一個邏輯結構中，「她」和「事」並不是關注的對象，全部信息都隱藏在那一個「該」字之下。也就是說，孤立的「人」和」事」並不能抽像出紅樓之真，把二者聯結在一起的那一個「應當」（should）作為人與事的「關係」，才是這個角色真正的擔當者。網友逍遙的遊客把這種關係歸納為「最合適的事件裡出現最合適的人」，我覺得是非常精當的。
那麼問題也就隨之而生了：所謂的「應當」是如何定義的？什麼樣的人出現在什麼樣的場合才是「最合適」? 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不但需要將思維深入文字結構中，更應該經由文字而追問先生的創作理念，戚蓼生為石頭記作序，稱之為：「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這樣高超的文字技法，如果沒有一個形而上的「道」作為底蘊，是很難想像的。
首先我們看到，漢語「應當」裡面本身就包含著一種期待的意味：因為讀者在時空中佔有著人物事件的過去和現在，所以我們有理由對故事的未來做一個合乎邏輯與情理的預判，這就好像看連載小說或電視劇的時候經常會有人聯繫上下文分析故事的走向（有時候評論甚至可以影響作者的創作，其中的心理過程倒是一個很值得開掘的主題），通常我們把這種可期待性作為「真實」的一個重要判據。這種可期待性不但要求預料之中的事件會發生，還包括已發生的事件在與歷史事件的對照中有明顯的相關規律，使得期待成為可能。這有點像統計上對數值的真偽取捨：真值作為理想模型不具實際意義，通過實測值規定分佈的最可幾區間，然後依靠此區間範圍去偽存真。
在紅樓夢中，這樣的可期待性可以說表現在內容的方方面面。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性與詩性的巧妙結合，即詩詞之於人物如量體裁衣分毫不亂就是一個明白的例證：瀟湘知靈秀，枕霞惟妙趣，蘅蕪論渾厚--人物的言行印證、構成並延伸了其已經且正在形成的個性，宛如一幅拼圖，每加上一塊新的「事件」，都必須遵循原先的框架；而與此同時畫面不斷的得以補充完整，人與事的輪廓愈加清晰，其中的構連縱橫也越來越容易把握，直到最後可以看清楚那一個「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宏大形象。在這「期待」與「被期待」共同出場的過程中，預設的人物性格、利益關係和情感網羅是引導晶體生長的核心，也是期待之可以被期待，必然發生者會發生的根本原因。
在這個前提之下，我們不但要關注由「事件之流」所規定的必然性，還必須注意在肯定中存在的或然。可以說，二者相輔相成才構成了完整的「命運無常」。在生活裡面，隨時隨處可見到波瀾上下乃至旦夕禍福，這也就決定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石頭記四十四回回目為「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上下各四字的對仗正是這種偶然性事件的最佳註解。嚴格意義上說，紅樓夢的事件本身並不具有偶然性，所有「突發狀況」都可以在文中尋到前因後果，所謂「草蛇灰線」是也。比如賈璉偷情，大姐出痘一段讀者早已親見；平兒理妝，更是寶玉「情不情」「專在女孩子身上做功夫」的水到渠成。甚至「傻大姐誤拾繡春囊」這樣的天降奇事，雲霧散去竟落在「鴛鴦女無意遇鴛鴦」的前緣之上。可以說，「變生不測」與「喜出望外」所包含著的因果緣法，屬於更深層的可期待的必然結局，是對「命運」這個主題的推波助瀾。而我們在玩味的過程中之所以會隨波上下忐忑不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生的如椽筆揮：一時雲生從龍，將滿 結 嶸遮住不見，忽然間峰巒疊出，飛流直下，令人眩目；等到讀者定下神來，他卻又撫茶弄酒吟詩作畫，岔到了別處；於是你歇下心來只管玩味閨中情趣，不料詩文曲賦，一語成讖，又讓人悚然心驚。四十回前埋下的引子，千里伏線炸成焦雷--這般「精緻的淘氣」哪個讀者能不愕然？
細細想來，如此技法也正是紅樓文字可以直撼人心的原由：「真」在這裡不賴於現象的描摹，不依靠人事關係的勾勒，甚至無需理會偶然必然性的荒謬與否，而直接依附在「宏觀結構」這個氣象萬千的殿堂之上。這種結構可以歸納為「因果必然的統治性分佈與偶然突變的技巧性渲染」，它直接指向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體驗（這也是真實感的落腳之處），那就是：在有序的時空環境中感受到強烈的不穩定性和不可知性。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很容易明白「有序」和「不穩定」「未知」是如何在這種技法中被表達的，讀者在穿越紅樓夢這「幾世幾劫」的歷程時，也像是在體悟自己的自然生命。宏觀的禍福因緣讓我們更加深刻的洞察到這宇宙裡無處不在的相互作用（插一句：這是量子力學的重要假設）；局部的偶然變故則千回百轉，不但與「不穩定」的生活感受合拍，更揭示著存在本身潛在的危機——一個從歷史中走來，站在當下而面對著未來的無窮混沌的我，究竟應該何去何從？他們說人生自有前緣注定，那麼要「人生」又究竟有何意義？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命運似已將那「注定」的真實送入我懷中，為什麼倏忽間又化作夢幻泡影，逝去無蹤？紅樓一夢，無始無終，與這諸般搖曳多姿的心靈感受一同化作一個巨大的問號，深深的鐫刻在「我」與「石頭」所共同擁有共同存在的時空片斷裡。
在某種意義上，石頭記本身的真與美也是這心靈中的問號外化在文本上的表現。問號不但意味著對人生理想的疑惑與思索，更意味著面向自然的無邊界的豁達和開放。這與傳統的「句號結論」的理念迥然不同，甚至根本有別於文史經典的疑問格式。因為紅樓夢不是在文章或者「文氣」的末尾提出疑問，而是根本不用句號與括號來對人生體驗妄下結論：問號無處不在，它自己就是一個宏大的疑問之場。在我看來，這種開放性特徵是紅樓夢「真」與「美」的根本來源。
對這個問題求諸於價值理念，我們就應該拋開文字幻象的糾纏而直問心靈最深處的體驗。在紅樓的疑問之場中，那一種來自命運的磅礡之下，個人生命的侷促與痛苦，毫無疑問是最讓人心神搖蕩的悲劇源泉。力量上一邊倒的態勢規定了時空變化的絕對規則，同時也暗示「個性」在「綻開著的必然事件」中的荒謬——而大觀園兒女偏偏是臻於極至的「有性格」：寶黛釵湘鳳自不必說，迎春對矛盾的完全規避、惜春一切虛無的寡情孤介、香菱的純與癡、尤三姐的剛和烈，哪個不是水擊灩澦一般與命運作硬碰硬的衝撞？我在前文對「真」的可期待性的論述中提及「有序」的人生體驗，特指生活的均質單調和宿命的不可更改，而石頭記的崔嵬，便是要在規範中特意失范，在連貫中破出裂痕，在必然中張顯偶然！
這種人在命運中的「對抗性破碎」爆發出的內在張力，鮮明的向時間宣讀了個性精神的高傲不屈的存在。聯繫到雪芹先生所處的歷史時代，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張力代表了作者對歷史慣性的反思、對制度牢籠的掙扎和對文化傳統的批判——核心是對「人」在歷史事件中的地位的重新認識。我們也許可以不用這麼西化的語言來描述先生的文化立場，但是我們無法規避紅樓所傳遞的這種叛逆精神，尤其是「叛逆」本身包含著的繼承與重建的方法論意義。從這個角度講，石頭記最大的「看點」是人在事件之流中「存在」或「沉淪」時的萬千姿態：我們對「紅樓之真」的全部體驗，也不過是在觀看這出皮影戲時的對號入座、手舞足蹈。
我們的討論從「紅樓之真」開始，從「應當」這一意蘊深沉的詞彙指向了紅樓文本與我的個人體驗接榫之處，即「命中注定「與「命運無常」的有機混合。然而正如紅樓本身的開放模式一樣，對這個問題的思辨最終落在一個無所定指的問號上。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有庚辰雙行夾批云：
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今古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光明正大，說不得混賬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
面對石頭記，這部我們注定要用畢生來閱讀的偉大詩篇，也許「囫圇不解」最能得魚忘筌。樹立在靈魂視野中的巨大問號，在建立的同時也在自我消解。儘管我們無法停止對世界的終極思考，生命之句號的逐漸迫近卻森嚴而清晰的提醒著「我思」的終結。靈魂向紅樓的投入最終成為一個開放的等待戈多式的期待：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什麼是美，什麼是愛？……答案無關緊要，問詢本身就是全部目的和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