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如何成為「紅學」
主講人簡介：單世聯，廣東省社科院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反抗現代性》，《現代性與文化工具》，《記憶的力量：紅樓夢與中國心靈》，《中國美育史》，《西方美學初步》等10多種。
今天的題目不僅僅是對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還是個學術史的分析，就是說為什麼在中國20世紀的學術思想史上，一部小說的研究成為一門顯赫的人文學科。雖然《紅樓夢》如此重要，20世紀有如此多的紅學家和紅學著作，但關於它的主題和主要線索，一直不是很清楚。我們知道最通俗的說法是一部愛情悲劇，1949年以後我們說是家族盛衰。1970年左右，在美國的一位學者余英時先生提出了《紅樓夢》所代表的兩個世界：一個是以大觀園為代表的烏托邦世界，一個是大觀園之外的現實世界，而《紅樓夢》的主題就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如何被現實的世界所破壞。以上可以說是到目前為止三種影響比較大的主題說。正因為有這麼多豐富的人生、社會、藝術的內容，所以《紅樓夢》才需要有一門學問去研究它。
究竟何謂《紅樓夢》的主要內容
我提出的四個內容是參照上面的三個主題的。
第一個內容是由家族的衰敗提出了很多人生的情感模式。中國社會是一個皇權一統的社會，從秦到清，我們有多少次改朝換代，因此會出現家族的衰敗。即使在一個朝代中我們也有很多大家族瞬間灰飛煙滅。那為什麼曹雪芹寫的賈家的故事會引起人們這麼大的興趣呢？在中國文學史上，以家族的衰敗為題材有巨大影響的文學作品在曹雪芹之前有兩部。一個是屈原，個人的生死帶來對國家、對故園很依戀的感情。另一個是南唐李後主。第三個就是《紅樓夢》。《紅樓夢》不僅僅寫了一個家族的衰敗，而且從中提出了人類的普遍感情，就是一種夢幻，人生如夢，生活沒有意義；追求感情在現實生活中碰壁等等。而後一種層面是所有人都會面對的。他寫的是賈家，但提供的情感模式具有普遍性。第二點內容，我們知道有兩個主要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賈寶玉原來是一塊石頭，主動到人間來追求快樂。但是，追求現實的結果是使他否定了現實世界。兩百多年來，讀者非常喜歡這個人物，我們用種種現代觀念：進步的、對女性的尊重、有民主思想等套在他身上，總覺得不像。賈寶玉這個人物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是個另類，我們原有的文化觀念和社會體制無法安頓這樣一個人物。說到人生哲學，我們常說儒道互補，但賈寶玉和它們好像都扯不上什麼關係，以至於有人說他是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中的狂人的先驅。他實際上否定了中國文化中的基本規範和中心觀念。第三點，《紅樓夢》有個大觀園，雖然是人造的，但天上人間所有美好的景致它都有。現在的意見是找不到大觀園的實址，它只能是曹雪芹的虛構。大觀園的構造是為了給賈寶玉、林黛玉他們的成長和心理給一個說法，有個依據。
第四點，可以套用法國作家的「追憶似水年華」，通過追憶既往的幸福時光來拯救過去的人生經驗。曹雪芹的晚年是非常落魄、非常潦倒的，他以懺悔的口氣寫下了他曾經經歷過的一段故事。在《紅樓夢》中我們感到最可怕的是時間，賈寶玉身邊的少女一出嫁，對賈寶玉就意味著她們已經死亡了。他在大觀園中度過了很多美好的時光，但是春花秋月，花謝花開，他感到莫名的悲哀。除了具體的人事，比如王夫人把晴雯趕走了或者抄檢大觀園外，一個形而上的力量就是時間。時間把一切美好的人全部帶走了，但是曾經擁有過這些美好經歷的人不願意、不甘、不平時光是如此地無情。所以要用文學的形式來建構過去那種完整的經驗，表達我們心裡的最美好的願望。科學與民主精神的濡養
那麼在20世紀的時代風雲中，《紅樓夢》為什麼成為顯學？我們基本上以49年為界把20世紀分為兩個階段，而20世紀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五四運動有兩個主題：科學與民主。那麼我們一百年以後來看，科學的功能、價值和意義毫無疑問地得到了中國人的充分認可，已經形成了一種科學崇拜。至於民主，由於很多原因，我想到目前為止它還是需要去爭取和努力的理想。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1949年以後政治階級鬥爭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主進程的中斷，改革以後又在重新建設民主政治。在這樣的框架中，我們說《紅樓夢》研究之所以成為一門紅學，紅學從少數知識分子的談論成為顯赫的人文學科，在我看來，第一是受到了五四運動之後科學主義的帶動；第二受到了49年之後政治化運動的普及。恰好和20世紀兩大主題有著難解難分的關係。在前期主要和胡適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在後期主要和毛澤東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索引派紅學與考證派紅學之爭
胡適於1922年單獨出版了《紅樓夢考證》這本書。之前已經開始有人談論紅學了。在光緒年間有人開玩笑地提出將紅學與經學區別開來。在民國初年時，有人說他在研究紅學。但這些僅是諢名，並不表明當時已有了紅學。而只有在1904年王國維寫了《紅樓夢評論》，1917年蔡元培寫了《石頭記索引》，1921年胡適寫了《紅樓夢考證》。有了這三個人，這三本書之後，紅學才真正成為一門學科。更嚴格地講，王國維的書雖然寫得很好，但當時的影響很小，所以他的書實際上並沒有參與紅學的建構。而蔡元培的書影響很大，因為他當時的地位很高，最關鍵的是他在書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紅樓夢》是政治小說，它的主要人物都屬於是康熙朝代，它敘述的事情關係到康熙朝代。同時他指出其中的人物是影射康熙朝的某某。辛亥革命的主題是反帝滿清，革命初年反清和復明是聯繫在一起的。在革命期間，大家都有一種民族主義的情懷，因此很多人借助了《紅樓夢》來宣傳、鼓動。紅就是朱色，朱就是明朝的開國領袖朱元璋。蔡元培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了這本書。可以說《紅樓夢》第一次在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中造成廣泛的影響是從他的這本書開始的，而這本書也提高了《紅樓夢》的價值和意義。蔡元培是索引派紅學，而胡適是考證派紅學。由於索引派紅學本身矛盾很多，因此胡適向其挑戰，他當然可以提出很多蔡元培提出的附會和索引是不存在的，但他最根本的觀點是認為他們忽視了《紅樓夢》本身的內容，對其本身沒有瞭解，無法想像《紅樓夢》一百多萬字都是一個謎，否則其小說是無法安排的。胡適用這種方法來推翻了索引派，認為他們是烏煙瘴氣，是猜笨謎，完全行不通的。建立科學的紅學的唯一辦法應該考證作者，考證版本。可見胡適研究紅學的目的：第一，是推翻以蔡元培為代表的史前的索引紅學派；第二是建立新紅學；第三，借助對作者和版本的考證傳播科學的方法和科學主義。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在此之前只有清代的袁枚在他的《隨園詩話》中提出曹雪芹寫了《紅樓夢》，「備至繁華風月之盛」。胡適從中證明了作者是曹雪芹。後來胡適又從其他人的詩集中發現曹雪芹晚年的生活窮困潦倒，和賈寶玉的境遇相似，更證明了他的作者身份。由此他得出結論：《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
通過對版本的考證，胡適提出了「曹作高續」的結論。雖然高鶚的敘述保留了很多，如寶黛愛情的悲劇性結局，但是整體上不如曹雪芹。
胡適建立了新紅學，確立了曹雪芹是《紅樓夢》的作者，確立了《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同時確立了「曹作高續」的基本觀念。由於胡適的批判，索引派一時沉寂了。但蔡元培所確立的索引學派有很大的力量不僅僅在於具體的一人一事之間的關聯，而且在於他說《紅樓夢》中有很強的反滿性，有民族主義的情緒和反滿復明的政治意識，直到現在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一點。1927年時，索引派又開始沉渣泛起。蔡元培借為他人寫序之機，重新反駁胡適。他採用了姓名相關、意識有爭、性格相似這三條原則。同時指出，分析作者和版本當然重要，但是對於普通讀者來講最重要的是故事情節。胡適說他們是猜謎，但中國文人歷來就有猜謎的習慣，對作品所影射的本事的研究是中國文學研究歷來的方法。到70年代，新索引派不再講影射那一個人，而是說整部書是反對異族統治，反清復明的。從他們的著作看，我們很難說他們講得沒有道理。對建立新紅學講，胡適的目的實現了。但就打擊舊紅學講，胡適的目的實現了一半。一方面給索引派以致命的打擊，但索引派很快又死灰復燃，並轉變了立場，不再說具體的聯繫，而是說作品中的民族情緒。一旦說作品的思想時，彈性就相當大了。在胡適之前所有關於《紅樓夢》的研究，都是索引、比附和猜謎。到了胡適，則要講證據，講推論，沒有證據是不能隨便加以否定的。對於索引派我們很難進行客觀的、有步驟的學術對話。所以胡適給了我們一個進行科學研究的起點。由此紅學真正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真正使談論了一百多年的紅樓夢研究成為了一門學問的對象。
科學考證方法的高度推崇
我們知道胡適的基本觀點是杜威的實驗主義，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也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傳播的科學精神。他通過對古代小說的考證，來宣傳這種精神。而他做得最有影響的就是《紅樓夢考證》。通過胡適的考證，按照顧繼剛的說法「使我們這些人摸到了一點現代學術的門徑」。要用科學、理性的態度對待中國的歷史文化，我們必須通過胡適的這種科學方法的訓練。不但通過考證使紅樓夢考證成為一門學問，而且這門學問的地位還相當重要，成為現代許多人文學術的示範。但是我們會發現一個非常大的矛盾，隨著胡適考證《紅樓夢》，紅樓夢評論成了一門學科，而且紅樓夢的地位也相當高，大家很看重這部小說，但胡適本人對它的評價其實是比較低的。他覺得《紅樓夢》在技巧上不如《儒林外史》，更比不上《三國演義》等經典小說。當他一般地說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價值時，會推崇《紅樓夢》的價值，可以說它第一個寫出了人間悲劇，打破了團圓心理和樂觀主義的幻想。此外，具體到它的文學生命價值，胡適看得不是很重。同樣俞平伯雖然說《紅樓夢》在中國小說中應當是第一流的作品，但在世界近代小說史上是不入流的。可見胡適研究《紅樓夢》不在於它本身作為一個文學作品有多偉大，而在於要提升像它這樣的白話小說的地位，不是因為它的美學價值，而是因為它可以作為現代學者的研究對象。對於胡適來講，自傳說不是新紅學的基本觀念，最重要的是歷史考證的方法，方法是新紅學的核心。他將科學的方法理解為考證，又把考證的範圍限制在作者的生平和版本演變方面上，實際上是不自覺地被蔡元培牽著鼻子走。因為蔡元培的書無涉於《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美學意義，而只是討論其中的人物、情節與康熙年代政治歷史的關係。當胡適同蔡元培論戰時，實際上他被局限在蔡元培劃定的紅學研究的範圍中，所以他也僅僅集中於考證《紅樓夢》的作者與版本。從這個意義上講，胡適的新紅學主要在於他傳播的科學方法，這種科學方法主要被他簡化為考證，這種考證一方面有乾嘉史學的淵源，另一方面不自覺地受到了蔡元培潛在的影響。結果是，當《紅樓夢》作為科學的研究對像時，它作為一門文學作品已經不存在了，主要變成了一堆歷史文獻，變成了一堆材料。新紅學賦予紅樓夢研究一個學科的品格，一個現代學科方法的位置，但是付出了取消《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和審美對象的代價。對此，俞平伯感觸頗深，並提出：文學不同於歷史；對於文學作品不能夠僅僅用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從1925年以後，俞平伯多次提出要把《紅樓夢》作為小說來看待。而胡適自己也沒有意識到科學與文學本身的關係問題。因為從文學的角度看，高續的悲劇性結局是可取的；但從科學的角度出發，高續不是曹雪芹自傳，應刪去。可見，這是矛盾的。為什麼僅僅是重證據、重考證的科學方法就有這麼大的力量？這點當然牽涉到五四以後中國整個的社會性質，即科學主義。胡適所強調的科學主要是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萬能的，可以面對任何現象，表面上是一種方法，實際上已經是一種科學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因為五四運動打破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對中國人文精神的束縛，而引進的西方文化遠遠沒有也不可能在中國生根。因此五四精神既是一種懷疑批判的精神，也是一種重新尋找信仰的精神。借助科學這一名稱，新紅學就有它很大的魅力。而這也得益於五四後科學崇拜在中國本土中生根。政治運動與紅學的普及。
《紅樓夢》的天翻地覆從1954年10月24號毛澤東發出關於《紅樓夢》研究的一封信開始。他對新紅學的評價是很矛盾的。他說《紅樓夢》是部政治小說，這一點同蔡元培持相同的看法。但對《紅樓夢》的許多外圍材料，他實際上是同意新紅學的。1949年以後隨著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變化，需要在上層思想建築領域加強毛澤東思想的統治地位，改造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統治的學術界，所以必須有一場運動。在此背景下，1954年開展了批判《紅樓夢》研究領域的胡適主觀唯心論的運動。由此毛澤東想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佔領上層建築的各個領域，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從54年下半年到55年實際已經轉向了對胡適的批判。共產黨和胡適的關係非常複雜，到50年時還希望他回國，但到54年時就大規模地批判胡適，將他作為整個資產階級學術文化的代表。但這一批判重新提出了《紅樓夢》研究的許多問題，因此它在學術上是有價值的。
新的政治模式需要解釋非古典的、非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學作品，當時的政治運動恰好適應了這一要求，正如恩格斯評價巴爾扎克寫出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勝利。雖然胡適、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評價不高，但對於當代紅學家來說它成了中國現實主義的巔峰，他們認為：第一，《紅樓夢》誕生在乾嘉年間不是偶然的，它深刻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即將滅亡的徵兆，同時真實記錄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和勞動人民的反抗；第二，新紅學的最大缺陷是取消了《紅樓夢》豐富的社會意義，是自然主義的，但當代紅學家認為小說具有相當的典型性，寫了一個賈家代表了千千萬萬個賈家，寫了一個寶黛愛情代表了千千萬萬被統治階級扼殺的愛情，這樣它不再是賈家的自敘傳；第三，為什麼曹雪芹作為封建主義社會的作家能對封建社會作一次總的批判呢？因為他的創作方法戰勝了他的世界觀中的消極因素，可見它不是人生一夢，而是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54年的運動培養了第二代紅學家，當時有關紅學的書出了很多，《紅樓夢》在全國迅速普及開來。它從作家的動機和主觀的研究文學的方法打開了《紅樓夢》客觀的社會內容，但後來加上了許多政治因素，以論證新政權的合法性，論證中國封建社會必然滅亡。雖然增加了許多政治內容，但從方法和起點來看是有道理的。
對於毛澤東這樣一位天才的政治家來說，《紅樓夢》的政治潛力決不是1954年的一封信就可以完全釋放出來的。1973年他又開始談《紅樓夢》，認為建國以後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研究紅學的著作還沒有出現。1974年又發動了一場《紅樓夢》評論，簡稱評紅運動。在文革的背景下，這場運動不作更多的學術的要求，裡面充滿了濃烈的階級鬥爭的味道。如果說20年代在上層精英知識分子中普及了《紅樓夢》，1954年是在全國知識分子和機關幹部中普及了《紅樓夢》，那麼1974年則在全國老百姓中普及了《紅樓夢》。當時在每個大學、每個工廠都組織了「紅樓夢評紅小組」，而且培養了第三代紅學家。
新世紀的展望：回歸小說本身的文學與美學價值
可以說，20世紀上半葉科學方法建立了紅學，1954年政治運動普及了紅學，這兩個階段使紅樓夢研究成為紅學，並且使紅學成為顯學，遠遠超過本世紀初與紅學一道誕生的另兩門學問：甲骨學與敦煌學。
展望新世紀的紅學，它一定不會這麼顯赫了。21世紀有很多科學方法，而不僅僅是考證方法，即使只有考證方法，也不會有任何一本書象紅學這麼顯赫；21世紀還會有政治思潮，但我認為沒有哪個政治領袖再通過《紅樓夢》發起兩次全國性的政治運動，況且《紅樓夢》的考證和評論畢竟有它先天的局限，即材料不夠。
因此我個人認為在21世紀就不會再有紅學了，對《紅樓夢》的研究都將退歸於古典文學甚至是明清文學一段，還會有學者研究，還會有爭論，但絕不可能超過20世紀了。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紅樓夢》這部小說不但表現了18世紀中國一位天才作家的新生，也攪動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心理。
那麼如何在21世紀開展紅學研究？鑒於20世紀紅學研究起源於兩個常識，我們可以講21世紀的紅學研究要引進第三種常識，就是1925年到1980年俞平伯說過的《紅樓夢》畢竟是小說，要用文學、美學的角度研究紅樓夢至於中國文化的意義，至於中國文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