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隱秘曹家歷史的小說考證
──元春情榜判詞考釋 王玉林
賈寶玉 選自清道光間王希廉評本《紅樓夢》插圖
一、元春判詞的內涵
破解元春判詞的鑰匙在於「脂批」。以往研究者們對於「脂批」的研究大體集中於兩個方面：一個是由「脂批」的提示而推測前八十回刪改掉的內容和後四十回的原作情節，一個是以「脂批」的分析為依托加深對作品的藝術理解。
當筆者從紅學前輩和學界同仁遺漏的另一角度，即：從對「脂批」本身的破解，並由此而推考作品所描述的故事情節時，便得出了使筆者亦感驚訝的發現。這些發現，將促使我們對於這部小說的創作意圖及其藝術結構等諸多方面產生全新的認識。
甲戌本第16回前總評說：「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昔感今。」新紅學的研究者們都承認「南巡」即是指「康熙南巡」的史實。那麼，既然元妃「省親」即是康熙「南巡」，「元妃」不就是「康熙」嘛。「元妃即是康熙」——這一男女不分的結論實在有些驚世駭俗，但是，它是「脂批」所提示的，而非筆者所臆測的。
歷來的研究者之所以沒有認識到這一層，顯然是以為作者僅僅是假借康熙南巡的盛大場面而描寫賈府的繁華。但本文下面的舉證將使「假借」說發生根本的動搖。
庚辰本第17、18回元妃省親看到寶玉所題匾額時，有一段描述：「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元妃手引口傳，教授了幾本書、數千字在腹內了。」有硃筆旁批云：「批書人領至此教，故批至此竟放聲大哭。俺先姐仙逝太早，不然余何得為廢人耶。」顯然這一批者的身世遭遇是和「元妃」生命密切相連的，同時學界也公認批書人是曹雪芹的至親。
問題在於，既然元妃之死導致了批書者成為「廢人」，那麼這位「元妃」就不是虛擬的藝術形象，同時曹家也沒有出過皇妃。結合元妃之薨是導致賈家失去政治靠山因而遭遇抄家之禍的學界公論，再結合康熙駕崩是導致曹雪芹家失掉政治靠山而遭革職籍家之禍的史實，我們就應該承認小說中的這一故事情節與作者的家族經歷近乎完全契合。如若我們以整體的目光看待上述局部研究的成果，我們就可以從賈府和曹家興衰因由皆為系之於皇權的同一性上，得出作品中的「元妃」就是隱喻現實中的康熙的結論。這也即是「借省親事寫南巡」之批語潛含的寓意。
如果我們細心揣摩曹雪芹的親友們在批語中不厭其煩地反覆強調對於這部小說「不可正面看」，一再提醒讀者「不要被作者蒙蔽了去」的提示，我們就會感覺到作品之中必然隱含著用一般閱讀文學作品的方法就不能領會的內容。那麼，我們就應該從破解「脂批」並由此而破解它所提示的故事情節入手，來揭示這部小說潛藏的創作意圖。
《紅樓夢》第13回秦可卿魂托鳳姐賈家後事時，預言了元妃省親的「潑天喜事」和「三春過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的賈府結局。甲戌本和庚辰本均有硃筆旁批「此句（白）令批書人哭死！」由此可知，「三春過後」是觸動批者隱痛的關鍵所在。
「三春」與「元春」密切關聯的情節見於第五回元春「情榜」判詞：「二十年來辨是非，榴花開處照宮闈。三春爭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夢歸。」我們知道，「情榜」判詞和「十二隻曲」對全書結構和創作旨意具有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所以甲戌本在「新填紅樓夢仙曲十二支」旁有朱批云：「點題。蓋（概）作者自雲』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所以要破解這個「紅樓」之「夢」，關鍵在元春判詞。
判詞末句「虎兔相逢」隱喻什麼？高鶚續書的元春卒於虎年寅月說和林冠夫先生的「虎兕」說，都沒有對其與賈家或曹家命運的關係作出說明，亦沒對「二十年來辨是非」和「三春過後」句作出關聯性闡述。而且我們從小說的故事情節中也找不到元春有什麼「是非」之事。那麼，「虎兔相逢」寓指什麼？「三春過後」潛藏何意？作者和批者到底要「辨」什麼「是非」呢？
甲戌本在元春判詞上方有硃筆眉批說：「……無可以供奉茶酒之物，亦無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筆。」我們要問：一部「大旨言情」的小說之中描寫一個虛擬的妃子，明明是再也正常不過的事情，又與「政事」何干？在早期抄本中這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文字和批語多得不可勝數，如若果真沒有「干涉政事」之潛語和意圖，作此等文字和批語，豈非是一個走在大街上的人逢人便說：「我只為逛街，絕無偷竊之意」？那麼他是弄巧成拙還是欲蓋彌彰？
讓我們破解此謎，揭示其撲朔迷離的行文手法中隱秘的內容。
曹雪芹家族因為康熙駕崩，失去政治靠山，在雍正五年獲罪被抄家，具體原因可以暫且不論，曹家敗落於康熙駕崩和雍正繼位的政權交替階段則是事實。而康熙卒於1722（壬寅）年，雍正元年為1723（癸卯）年；壬寅為虎年，癸卯為兔年——這即是「虎兔相逢」的由來！也就是說，作者意在告訴讀者：曹家是在「虎兔相逢」改朝換代的政治事變中敗落的。康、雍兩朝交替的政治事變，是導致曹家敗落的政治背景和根本原因。
曹璽夫人孫氏是康熙乳母，康熙自幼喪母，視乳母為生母，故對曹氏一族恩寵有加，只要康熙在世，曹家地位便無可動搖。這三代四人顯赫榮耀的地位足以和順治時代即已任職於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鹽運使的曹璽之父曹振彥相媲美——此是「三春爭及初春景」的典出所在。
但是在康熙末年出現了激烈複雜的奪嫡鬥爭，這一鬥爭，甚至延續到了雍正當朝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即使曹家不因其所處的特殊地位而被牽扯其中，換主失寵也勢在必然。正是因為這一突然而至的政治事變，致使曹家遭受毀滅性打擊，結束了曹璽、曹寅、曹和曹三代（即「三春」）「赫赫揚揚，已將百載」的繁華之「夢」——這即是「三春過後諸芳盡」「虎兔相逢大夢歸」的隱秘涵義。所以批者在讀到「一日倘或樂極悲生，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書舊族了」這句話時，悲痛地寫下硃筆眉批：「『樹倒猢猻散』之語全（今）猶在耳，曲（屈）指三十五年矣。傷哉！寧不痛殺！」的悲情和史事由來——有充分的史料證明，「樹倒猢猻散」是曹雪芹祖父曹寅晚年常說的一句話。曹家的命運被他不幸而言中，「樹倒猢猻散」的悲劇終於在「虎兔相逢」的政權交替之時爆發了。
這棵寄托家族命運的大「樹」，在小說中的賈家是元春皇妃，在現實中的曹家是康熙皇帝。「賈」（假）皇妃就是真皇帝——這也是研究者們忽略批者「不可從正面看」的提示，拚力地企圖從康熙身邊找出一位曹妃而不得，以至將探尋的目光遠遠地投射向乾隆，卻依然搜尋不到的原因之所在。
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住於曹家。四次接駕，既是曹家的潑天榮耀，也使曹家出現巨額虧空，埋下革職籍家的禍根。曹家於雍正五年獲罪被抄家，罪名主要是挪欠帑銀。由雍正五年（1727）上推20年，恰恰是康熙最後一次南巡（即第六次南巡）的康熙四十六年（1707）。所以「二十年來辨是非」的含意在於：所謂「挪欠帑銀」的罪過，其實「不過是拿著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這即是小說的作者傾注「十年血淚」處心積慮地所要申辯的「是非」！可見，《紅樓夢》實在是一部隱秘著曹家歷史的小說。
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考證何以會在兩個抄本中出現「虎兕」的問題了。在《紅樓夢》早期抄本中，甲戌、庚辰、北師、蒙府、戚序、甲辰、舒序諸版本皆為「虎兔相逢大夢歸」，只有己卯本和全抄本作「虎兕相逢大夢歸」。林冠夫先生曾以大量材料詳細論證了全抄本前七回來源於己卯本系統，香港的梅節先生也曾在文章中附議贊同。如此，全抄本的「虎兕」顯然是來源於己卯本系統。而己卯本與怡親王府具有密切的淵源關係，此點馮其庸先生專著《論庚辰本》和筆者專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都曾做過詳細論述。老怡親王允祥（老十三）在雍正朝負責錢糧事務，是曹的頂頭上司，雍正曾訓諭曹「除怡（親）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累自己」，「諸事王子照看得你來」，所以怡親王族人對曹家的經歷瞭如指掌。在由怡親王府抄本繁衍形成的版本中出現「虎兕」替代「虎兔」的現象，恰恰說明「虎兔」之詞確為隱語，正是因為怡王府族人參透了其中隱秘的「干涉政事」之意味，才不得不進行修改，用「虎兕」替代了「虎兔」──這即是「虎兕相逢大夢歸」的由來。與己卯本關係最為密切的庚辰本和與庚辰本關係甚為密切的北師本均作「虎兔」，是最有力的證據。
所以，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以庚辰本為底本校注的三卷本《紅樓夢》，用「虎兕」替代原抄本的「虎兔」，顯然是錯誤的。
二、辨罪的創作意圖
正是由於元妃省親的故事情節系從康熙南巡的史事挪移而來，所以在省親過程描寫的細節之處常有批語點明其源於史事的真實性。正如「脂批」所說：「難得他寫得出，是經過之人也。」「若雲擬編虛想出來，焉能如此！」
元妃省親的故事背景，小說在第16回通過賈璉乳母趙嬤嬤和鳳姐的對話作出了交代。而這一交代與皇妃省親毫不搭界，卻是說的「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分明是在暗指元妃省親故事的底板所在。趙嬤嬤說那時候「咱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只預備接駕一次」，鳳姐接著說「我們王府也預備過一次」，趙嬤嬤又說「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這段敘述中所說的「太祖皇帝仿舜巡」，總共六次，與康熙一生六次南巡的次數正好吻合。這是作者隱秘地提示讀者：「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其實就是康熙皇帝南巡的史事。
在「只預備接駕一次」句旁，有硃筆旁批說：「又要瞞人。」說明作者在以小說形式的文學描述中隱藏著自家的歷史和寫作意圖，其家族接待聖駕絕非僅只一次。針對「還有如今現在江南的甄家」句，又有批語指明「甄家正是大關鍵，大節目，勿作泛泛口頭語看」。這條批語說明：甄家的作用極為重要，是全書的重點所在，其中潛藏隱秘的內容。那麼，甄家的故事到底重要在哪裡？
下面，在「獨他家接駕四次」句旁又有硃筆旁批：「點正題、正文。」原來如此！「獨他家接駕四次」是關涉本書「正題、正文」的「大關鍵，大節目」之所在。而在史實上，康熙六次南巡，唯有曹家接駕四次，康熙後四次南巡均住於曹寅任職的江寧織造府。這一文本中的描述又是與曹家的歷史完全契合。在小說中唯有「江南的甄家」接駕四次，在現實中只有曹家接駕四次。可見，小說文本所述「江南的甄家」四次接駕「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就是隱秘現實中的曹家接駕康熙皇帝南巡的史事。
從曹雪芹家族的歷史來看，其家族任職江寧織造的時間長達58年之久，如果在曹璽於康熙二年（1663）簡理江寧織造時，即全家南遷，且在中間不長的卸任換職時家屬未返京的話，則其家族在江南生活的時間要長達60餘年。曹璽之父曹振彥早在順治十三年（1656）即已任職於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鹽運使，以此算來，曹氏家族扎根江南的時間更長達70餘年，真可謂江南的曹家了。可見小說中所說「江南的甄家」，實在就是經歷了四次接駕闊差的曹家。
當我們對「脂批」喻指的史事考釋至此，我們也就會對批者所言「趙嬤嬤討情閒文卻引出通部脈絡」之批語恍然大悟了。這個「通部脈絡」就在於：第一，「江南的甄家」就是曹家。第二，迎接元妃省親的故事情節就是隱喻曹家接駕康熙南巡的史事。第三，小說中「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就是康熙南巡史實的假托。第四，賈府是作者採用藝術手法的虛擬，在這一虛擬的家族故事中，隱藏著作者家族的經歷。與此同時，作者又將可以確定、可以證明家族身份的最為重要的證據（如長期生活在江南，獨他家接駕四次等），隱藏在了「甄家」的名下。可見，「賈府」是寫作藝術手法下的假府，「甄家」是歷史上真正的曹家。所以作者提醒我們：「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從這種意義上說，「賈府」和「甄家」都是作者隱秘其家族歷史的幕布而已。
正是因為作者使用了如此高超而複雜的藝術手段，既創作了一部人可閱之，且又感人至深的文學作品，同時又在這小說之中隱秘下了自己家族的歷史，所以博得了批者推崇備致的讚賞。但是同時，作者的親友們又擔心這樣高超而複雜的藝術手段會完全掩蓋作者的創作意圖和家史內容，因此不斷地對讀者做出提示性警告和史實性揭示。
在第17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賈政帶領眾門客和寶玉巡視園景時，眾門客應和賈政時說了這樣一段話：「雖然貴妃崇節尚儉，天性惡繁悅樸，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庚辰本和北師本在「貴妃崇節尚儉」句旁均有硃筆旁批：「寫出賈妃身份天性。」這又與康熙的「身份天性」正相吻合，因為在康熙過世後所封的謚號之中恰恰有「恭儉」的美譽，而且在康、雍、乾三代皇帝中，唯有康熙有此美譽，顯然不是無意的巧合。正文明明寫的是「貴妃」，而批語偏偏要稱「賈妃」，就是意在告訴讀者：「貴妃」其實是假的皇妃。這種故意轉換稱謂的做法實在是批者有意點醒讀者的伎倆。元妃省親的故事及其背景的描述以及作者親友的批語，都在煞費苦心地指向康熙南巡和曹家接駕的史實。
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就是：作者「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地精心設計這部小說的意圖，僅僅是要隱秘地記錄下其家族由盛而衰的「末世」情景嗎？
第16回前詩說「曠典傳來空好聽」，第17回前總評詩說「博得虛名在，誰人識苦甘？」顯然這位作者認為：元妃省親的「曠典」「隆恩」只是使曹家博得了「虛名」，這「虛名」給曹家帶來的難言苦衷卻是局外人所難以體會得到的。是什麼苦衷呢？就在第17回前總評詩下，有兩段針對這首回前詩的批語，十分耐人尋味：「好詩。全是諷刺。」「近之諺云：『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真罵盡無厭貪癡之輩。」是哪些故事情節引發了回前詩作者如此聯繫實際的感想？回前詩「諷刺」了什麼？是誰「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他們（小說作者，回前詩作者，回前詩批者）要「罵」的「無厭貪癡之輩」是誰？針對第17回寶玉在怡紅院評論名為「女兒紅」的海棠花時所說的「以訛傳訛」句，有批語說：「不獨此花。近之謬傳者不少，不能悉道。只借此花數語駁盡。」那麼這一「不能悉道」的「以訛傳訛」的「謬傳」指的是什麼？
在趙嬤嬤說「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恁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山塞海的」句旁有硃筆批語：「極力一寫，非誇也。可想而知。」說明接駕的開銷十分巨大。在「『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句旁有朱批云：「真有是事，經過見過。」說明這是他們親身經歷過的事情，針對「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句有批語說：「最要緊語。」這句批語點明：「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是作者和批者所要說的「最要緊」的話！
從已發現的史料看，自從承接康熙南巡聖駕為始，曹、李兩門就不斷地出現巨額虧空，他們一再請求老主子康熙賞賜肥缺以填補虧空。自「虎兔相逢」為始便連走背運，雖不斷向新主子雍正哭求寬限時日，保證完欠，但最終仍未逃脫革職籍家的命運。這就難怪他們要對「不能悉道」的「近之謬傳」憤怒不已，甚至要開口罵人了。
在曹氏家族看來，虧空的帑銀是花在皇帝老子身上的，自己只不過是「博得（了個）虛名」，湊了個「空好聽」的熱鬧而已。自家非但沒有從接駕闊差中撈取實惠，反而要倒貼銀錢，以致到了幾乎破產的地步。小說文本第53回賈珍、賈蓉與來交送地租的莊頭烏進孝的對話作出了明確說明：「這二年哪一年不多賠出幾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精窮了。」——這就是「誰人識苦甘」的答案。並且「兩年」一接駕與康熙後幾次南巡的間隔也是正好相符的。
以曹家的薪俸而論：曹璽最高官級為正一品，年俸銀180兩；曹寅最高官級為三品，年俸銀130兩，曹、曹為四品織造，年俸銀105兩。這與動輒上萬乃至幾十萬兩的接駕開銷實在不成正比，是他們砸鍋賣鐵也無法承受的，除去挪用公款之外實在別無選擇。這正是因挪欠帑銀罪名而遭革職籍家之禍的曹氏家族及其親友們憤憤不平的原因之所在。他們認為：既要使皇上八面威風，舒心滿意，又不動用公款開銷，那真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無理之舉了。
綜上所述，《紅樓夢》作者將家族歷史隱秘於小說之中的意圖，在於辯罪。作者以言情為虛，以述史為實；以幻情為虛，以辨罪為實。它不僅「干涉政事」，而且還存在對雍正朝痛恨不已的罵世意圖。
小說的作者和批者在《凡例》和批語中反覆強調「作者本意，原為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同時又在批語中反覆提醒讀者「大有深意」、「大有考證」。這其中顯然蘊含兩層意義：一是虛詞遮掩，逃避文禍；二是點醒讀者，內藏玄機。
來源：中華讀書報
林黛玉 選自清光緒間刊本改琦《紅樓夢圖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