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的祖籍、家世和《紅樓夢》的關係 2
二、 遼陽是曹雪芹上祖的發祥之地
〔一〕、堅持實事求是的史學傳統
我們支持曹雪芹祖籍遼陽,一是為了堅持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歷史是由真實的史實構成的,中國歷史傳統秉筆直書之可貴,就是它堅持歷史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而反對用主觀來歪曲、曲解、塗改歷史。曹雪芹祖籍遼陽是曹雪芹上祖自己留下來的歷史記錄和官史的實錄(包括地方志),是第一性的史證,作為一個認真的學術工作者,是不應該無視這些史證的存在,而隨意地另作新說的。
〔二〕、遼陽是曹雪芹上祖發跡的契機之地
二是因為曹家的百年望族,是從遼陽始發的,曹家發跡的歷史機遇是在遼陽構成的,如果曹家不在遼陽,也就沒有以後的許多事實,那末,遼陽究竟是怎樣一個地方呢?
1、襄平就是遼陽,遼陽是全遼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明正統八年(1443)《遼東志》卷一,地理:郡名:「遼陽」下說:
襄平: 漢城名,即今遼陽。漢初有襄平侯統(紀)８通,矯制納周勃於北軍,討平諸呂。遼陽:元魏名,水北曰陽,遼地東西其南皆海,城在其北,故曰遼陽。今獨於都司治所稱遼陽者,蓋自其總會之處而言耳。
這是說,襄平就是遼陽。在漢代稱襄平,元魏開始稱遼陽９。遼陽是明代遼東的首府,是遼東都司治所的所在地,是東北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中心。1989年在遼陽白塔塔頂發現的明隆慶五年(1571)《重修遼陽城西廣佑寺寶塔記》開頭就說:「吾襄平為全遼都會」。這是當時的歷史記實。明末熊廷弼、袁應泰經略遼東時,都駐節遼陽,當時的遼陽城比瀋陽城大一倍,熊廷弼說:「況遼城之大,兩倍於瀋陽有奇」十。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攻下瀋陽後,於三月十九日包圍遼陽,二十一日即攻陷遼陽,袁應泰佩劍印自縊死。沈、遼陷落後,「數日間,金、復、海、蓋州衛,悉傳檄而陷」 。《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說:
遼陽既下,其遼東之三河、東勝、長靜、長寧、長定、長安、長勝、長勇、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遲、鎮西、殷家莊、平定、定遠、慶雲、古城、永寧、鎮彝、清陽、鎮北堡、威遠、靜安、孤山、灑馬吉、陽、新安、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鎮江、湯站、鳳凰、鎮東、鎮彝、甜水站、草河、威寧營、奉集堡、穆家堡、武靖營、平魯堡、虎皮驛、蒲河、懿路、河、中固城、鞍山、海州、東昌、耀州、蓋州、熊岳、五十寨、復州、永寧監、欒古、石河、金州、鹽場、望海堝、紅嘴、歸服、黃骨島、岫巖、青台峪、西麥城等河東大小七十餘城,官民俱發降 。遼陽被攻陷後,整個遼東地區,一下連降七十三城,可見遼陽在政治、軍事和地理上的重要性。努爾哈赤於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攻下遼陽後,四月就決定遷都遼陽,他對諸貝勒大臣說:
天既眷我哉!爾等諸貝勒大臣卻不欲居此遼東城,勸爾等毋存疑慮。……自遼河至此,各路皆降,何故捨此而還耶?昔日,我處境困窘,猶如出水之魚,呼氣艱難,困於沙石之上,苟延殘喘。遂蒙天祐,授以大業。……為父我為諸子創業而興兵,爾等諸子豈有不能之理?乃定居遼東城 。
同樣的內容,在《清實錄》裡也有記載,可以參證。《清太祖實錄》卷七:上集貝勒諸臣議曰:「天既眷我,授以遼陽,今將移居此城耶,抑仍還我國耶?」貝勒諸臣俱以還國對。上曰:「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城,敵且復至,據而固守,週遭百姓,必將逃匿山谷,不復為我有矣。捨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煩征討,非計之得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害之區,天既與我,即宜居之。」貝勒諸臣皆曰:「善」。遂定議遷都。迎后妃諸皇子。……移遼陽官民居於北城關廂,其南大城,則上與貝勒諸臣及將士居之。丙子。后妃諸皇子至遼陽及諸臣眷屬皆遷至 。
努爾哈赤遷都遼陽並另築新城,名曰:「東京城」,據乾隆《盛京通志》記載:
東京城在太子河東,離遼陽州城八里,天命六年建。周圍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東西廣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門八:東向者左曰迎陽、右曰韻陽,南向者左曰龍源、右曰大順,西向者左曰大遼、右曰顯德,北向者左曰懷遠、右曰安遠。
按東京城現在仍在,離遼陽市很近,我曾多次去考察,並拍有照片。自從努爾哈赤遷都遼陽後,原來是明朝在全遼的政治、軍事、經濟中心,其作用是扼制並鎮懾後金,現在則轉過來成後金的政治、軍事中心,成為後金用來進攻明朝的一個軍事基地了。現在我們要關心的是後金遷都遼陽以後,努爾哈赤本人與「貝勒諸臣及將士」,后妃、諸皇子」「諸臣眷屬皆遷至」遼陽這一事實。我認為正是這一事實,造成了曹雪芹的上祖曹振彥開始發跡的契機。我們知道,曹雪芹上祖的祖籍是遼陽,上引曹振彥的歷任職官表,都寫明是「奉天遼陽人」,曹璽的傳記寫明「著籍襄平」,曹寅自署「千山曹寅」。千山就在遼陽南60里,是專指遼陽南的千山,不是長白山的泛稱或別稱,這一點不能混淆,現有明正統八年(1443)的《遼東志》,既有「襄平即今遼陽」的記載,又有《遼東都司治衛山川地理圖》《遼東河東地方總圖》,兩圖都標明遼陽和千山的地理位置 ,於「地理」欄載「千山」云:
城南十五里 ,世傳唐征高麗駐蹕於此。峰巒秀麗,獨盛遼左,騷人墨客,題詠尤多,中有大安、龍泉、祖越、中會、香巖諸寺。
順便提及就在此「千山」條後,即有程啟光的《游千山記》說:「千山去襄平(注意:這裡又是稱遼陽為『襄平』)六十許裡,秀峰疊嶂,綿亙數百千重」。我曾多次游千山,並登其頂。所以曹雪芹的祖籍是遼陽,千山也就是指遼陽,這是絕無問題的。正因如此,所以努爾哈赤於天命六年攻取遼陽時,原駐遼的明軍下級軍官曹振彥即歸附後金。由駙馬總鎮佟養性管轄。
2、曹振彥歸附後金後,先屬佟養性的「舊漢軍」按佟養性任漢軍總理,事在天聰五年(1631),晚於努爾哈赤取遼陽十年,則曹振彥歸附後,是否即屬佟養性?這一點,恰好是現在仍保存在遼陽的天聰四年《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說明了問題,此碑早於佟養性任漢軍總理一年,碑上曹振彥已屬佟養性,則可見佟養性管理當時歸附的漢軍,是早有的事實。天聰五年,是正式任命他當漢軍總理。《清太宗實錄》卷八說:乙末,敕諭額駙佟養性曰: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付爾總理,各官悉聽爾節制。如屬員有不遵爾言者,勿徇情面,分別賢否以聞,爾亦當殫厥忠忱,簡善絀惡,恤兵撫民,竭力供職。(中略)又諭諸漢官曰:
凡漢人軍民一切事務,悉命額駙佟養性總理,爾眾官不得違其節制,如有勢豪嫉妒,藐視不遵者,非僅藐視養性,是輕國體而違法令也。似此嫉之流,必罹禍譴。如能恪遵約束,不違節制,非僅敬養性是重國體而欽法令也 。
恰好就是這一年的春天,佟養性督造紅衣大炮成,《清太宗實錄》卷八說:
造紅衣大將軍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游擊丁啟明,備御祝世蔭,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 。
天聰五年孟春即二月,是後金自己研製的紅衣大炮造成之時,至其研製過程,當然在此之前的相當一段時間,那末這段時間,曹振彥正是在佟養性的漢軍中。所以天聰四年曹振彥的署名碑,是關於曹家上世歷史的至關重要的碑記。那末,後金軍中有「漢軍」是何時開始的呢?《滿漢名臣傳》《佟養正列傳》說:
天命初,佟養正有從弟佟養性輸誠太祖高皇帝,於是大軍征明,克撫順,佟養正遂挈家並族屬來歸,隸漢軍 。
從這條史料,可知後金軍中有「漢軍」,是天命初就開始的,努爾哈赤克撫順,是天命三年,當時佟養正因他的從弟佟養性早已歸附努爾哈赤(天命元年),並且一直從征,所以撫順被攻陷,佟養正即歸附,並即讓他「隸漢軍」。所以後金軍中實際上從努爾哈赤伐明,取撫順,就開始有被俘的和歸附的明軍和漢人老百姓了,這樣後金軍中自然就會有這批降兵降民,當時就統稱為「漢軍」。到天聰五年,就正式統一歸佟養性「總理」,到天聰八年,才正式成立漢軍旗。所以,天命六年,努爾哈赤攻下遼陽後,曹振彥即歸附後金,同時也就自然地與佟養正一樣「隸漢軍」而歸佟養性屬下了。所以,曹振彥歸附後金而隸屬佟養性,佟養性是「額駙」,又是督造紅衣大炮的督造官,他的部隊又是一支「烏真超哈」(即炮兵部隊),曹振彥又在軍中任「教官」。我認為這是曹雪芹上祖發跡的第一個契機,而這一切,都是在遼陽發生的。因為努爾哈赤奪取遼陽後,隨即遷都遼陽,諸后妃、貝勒、大臣、將領,都隨駐遼陽,額駙佟養性自然也隨駐遼陽。由於這一歷史的特殊性,才形成了曹振彥與佟養性的這重特殊關係,如果曹家的祖籍不在遼陽而在豐潤,而在鐵嶺,試想,如何能構成曹振彥與佟養性的這一重關係呢?3、曹振彥改屬多爾袞並升為「旗鼓佐領」曹雪芹上祖發跡的第二個契機是曹振彥後來又成為多爾袞的屬下。按曹振彥自天命六年歸佟養性後直到天聰四年,這前後共10年都在佟養性部下,駐地當即在遼陽。《清太宗實錄》卷八說:
太祖時建玉皇廟於遼陽城南教場,香火不絕,後為貝勒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屬下莊屯人拆毀,造棺市賣。上聞之怒,追訊毀者,償值重建,至是落成。上以廟貌重新,給辦香火牲祭銀百兩
現今這個《重建玉皇廟碑》尚存,碑文中說:「念我皇上貝勒駙馬總鎮佟養性,匪惟敬神立祠」,碑末署年是「天聰四年歲次庚午秋九月上浣之吉立」 。天聰四年,佟養性尚在遼陽「敬神立祠」,重建玉皇廟,且是皇太極親自過問之事,可見佟養性尚駐遼陽。但此碑上曹振彥的署名前,已不是「教官」而換了「致政」,在「致政」下列名的人有23人,其中「馮志祥」在《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同是列名在「教官」之下的。按「致政」一詞,與「致仕」同義,意即退休。曹振彥此時尚在壯年,不當退休,且「致政」下共有23人,不可能都是退休,所以我竊以為是工作變動,尚未確實,故暫用「致政」這個詞,而人仍在佟養性部下,這樣理解,是否有當,還待高明指正。佟養性是天聰六年死的,《清太宗實錄》卷十八天聰八年甲戌說:
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
這裡已經明確記載,曹振彥已是多爾袞屬下,並且已提升到「旗鼓牛錄章京」即「旗鼓佐領」。所謂「旗鼓」,就是作戰部隊 。福格《聽雨叢談》卷一說:
佐領一官,極為尊重,由此而歷顯官者最多 。
按所謂「牛錄章京」就是「佐領」,「佐領」之稱是後來改的。清太祖努爾哈赤於明萬曆二十九年規定每三百人中設一牛錄額真(即牛錄章京),這就是說曹振彥此時已是帶領三百人的軍官了,特別是上引福格的話,則可見曹振彥此時已獲得可以升至顯官的資歷。對曹振彥來說,這是更為關鍵的一次,曹振彥此時已跨過此坎,成為前途無量的人物了,後來的事實也確是如此。這個「佐領」的職位,顯然不是在佟養性部下獲得的,在佟養性部下,天聰四年他已「致政」了,而佟養性也於天聰六年死了,曹振彥是什麼時候轉到多爾袞屬下的呢?其時限總在天聰四年末到天聰七年之間,實際上總在天聰五、六、七三年之內。什麼機緣轉多爾袞部下的呢?一種可能是天聰六年佟養性死後,但也不一定,因為天聰四年秋曹振彥已「致政」了,那末也可能不久就轉到多爾袞屬下了。特別要重視的是他一下就躍居「佐領」,我想不可能調過去就升此高位的罷,總是在過去之前,更可能是在過去之後屢次立功才能得此陞遷的。那時明、金之間戰事頻繁,特別是大凌河之戰,多爾袞也是參加的,而佟養性的紅衣大炮部隊不僅是參加,而且是在攻克於子章台時立大功的,上引天聰八年《清太宗實錄》就是說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這是當了「旗鼓牛錄章京」以後又因功升級了。可見曹振彥前此之當「旗鼓牛錄章京」,肯定是因功陞遷的。
4、曹振彥隨多爾袞之後的戰鬥歷程曹振彥之歸多爾袞,我認為這是曹家發跡的第二個重要契機。之後,他就跟著多爾袞參加山海關的戰鬥,入北京後又跟著多爾袞去山西大同平姜之亂。特別要注意的是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璽傳》說:
父振彥,從入關。……公承其家學,讀書洞徹古今,負經濟才,兼藝能,射必貫札。補侍衛之秩,隨王師征山右建績,世祖章皇帝拔入內廷二等侍衛。管鑾儀事,升內工部。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 。
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說:
世選生振彥,初,扈從入關。……遂生璽。璽少好學,沉深有大志,及壯補侍衛,隨王師征山右有功。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 。
這兩段材料值得重視的地方是,不僅僅是曹振彥「扈從入關」,而且是他的兒子曹璽也已「補侍衛之秩,隨王師征山右建績,世祖章皇帝拔入內廷二等侍衛,管鑾儀事,升內工部,康熙二年,特簡督理江寧織造」了。這樣從曹振彥又到了曹璽,從多爾袞又上靠到了順治,由順治又上靠到了康熙,於是曹家就走上了飛黃騰達,一帆風順的康莊大道,但是,追本溯源,還是曹振彥到了多爾袞屬下這個契機。
然而,曹振彥得以接近多爾袞,我認為其地點還是在遼陽。因為當時多爾袞等都隨其父汗努爾哈赤駐在遼陽,那時佟養性也駐遼陽,連後來歸順的孔有德也駐遼陽。《滿漢名臣傳》《孔有德傳》說:
天聰七年四月,命諸貝勒統兵駐岸受降。(中略)有德偕仲明攜人眾輜重來歸,給田宅於遼陽。六月,召赴盛京,上帥諸貝勒出德盛門十里至渾河岸,行抱見禮,親酌金卮勞之,賜敕印,授都元帥。尋隨貝勒岳托征明旅順,破其城,黃龍自刎死。有德收遼人數百自屬。及還,有德墜馬傷手,留遼陽。(中略)又傳諭曰:「卿所攜紅衣大炮,已運至通遠堡矣,即付卿,令軍士時時演習」。八年正月(中略),遣官為營第宅,有德疏辭曰,(中略),奉旨:(中略)「今為營第宅,聊示優異,其勿辭!」(中略)因有德於朝臣往來遼陽者,悉躬迎款宴,諭止之;並令禮部,凡有德遣使詣盛京,給館餼 。
以上材料,明確記載孔有德即駐遼陽 ,文中提到運紅衣大炮的「通遠堡」,即在遼陽東南不遠。孔有德駐在遼陽,那末跟隨孔有德並為孔有德送「降金書」的曹紹中等曹家五慶堂上祖三房諸人,當然也隨在遼陽(他們與曹振彥的共同祖籍本來就在遼陽)。由於以上的原因,所以曹振彥才有機會接近多爾袞,或為多爾袞所知,或者由別人推薦給多爾袞。天命十年,努爾哈赤又果斷地遷都瀋陽,其最主要的原因,我認為是努爾哈赤已認識到明朝的腐敗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他已捕捉到了奪取中原的最好時機。瀋陽的地理位置可以直叩山海關,加上《清實錄》裡努爾哈赤分析的其他種種有利條件,所以終於遷都到瀋陽。那末在遼陽的諸貝勒大臣將士等各部重要人員,自然隨同再遷瀋陽,因此曹振彥在瀋陽得遇多爾袞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不過,比較起來,我覺得在遼陽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從天命六年到天聰四年,曹振彥有整整十年在遼陽,到天聰八年屬多爾袞時,他已躍升至「佐領」了,中間只隔三年的時間,所以我認為他得以接近多爾袞,在遼陽的可能性比較大。不管是何種機遇得以轉多爾袞屬下的,轉到多爾袞屬下這是一個事實,是曹家發跡的更為關鍵的契機。如果曹振彥的籍貫在豐潤或者在鐵嶺,他如何能獲此機遇呢?
5、附論「世居瀋陽地方」
這裡,還要附論一下「世居瀋陽地方」的問題。依年代排列,順治年間的山西地方志都載曹振彥是遼陽人,只有乾隆《大同府志》說曹振彥是遼東人,但前文已論及,遼東就是指遼陽,不多贅。康熙二十三年的《曹璽傳》則說:及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則說: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康熙年間的曹寅則自署「千山曹寅」。論證曹家的籍貫,當然首先要看曹家自己的記載,則曹振彥、曹璽、曹寅留下的文獻資料都是一致的,曹振彥職官志裡所記,當然來自他本人,曹璽的兩篇傳,都是曹家盛時的資料,且於成龍、唐開陶都是先後在江寧和上元任知府和縣令的,於成龍與曹寅是同時,唐開陶與曹同時,都是同在一地做官。由於曹家這種顯赫的地位,無論是於成龍和唐開陶,為曹璽作傳,都不可能臆造的。但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記載,卻是:
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分無考。
以上這些史料之間唯一的差異是「世居瀋陽地方」,「宦瀋陽,遂家焉」和「著籍襄平」「奉天遼陽人」的差異。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呢?先說「世居瀋陽地方」的問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成書於乾隆九年(1744),上距努爾哈赤攻陷瀋陽、遼陽的天命六年(1621)已經123年,從時代來說,遠比以上曹家自留的材料其可靠程度不可同日而語,兩者相比,當然首先要以事主本人所書或所留的史料為依據。另外,《通譜》的「凡例」說:
「滿洲內始立姓、始歸順之人,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開載,以昭族望」。
如按「所居地名」來說,康熙二十三年《曹璽傳》說:「及王父寶宦瀋陽,遂家焉」。康熙六十年的《曹璽傳》則說:「著籍襄平。大父世選,令瀋陽有聲。」這兩條合起來看。恰好是說曹雪芹的上祖曹錫遠、曹振彥是「著籍襄平」,即戶籍在遼陽,而曹錫遠是在瀋陽做官,居住在瀋陽。天命六年瀋陽被努爾哈赤攻下時,他是在瀋陽被俘或歸附的。按照《通譜》的「凡例」,「其所居地名可考者,俱逐一開載。」經過123年以後的《通譜》的編撰者「考」出了曹錫遠是在瀋陽歸附的,其當時的居住地也是在瀋陽,所以就「開載」「世居瀋陽地方」了。按事實來說,兩篇《曹璽傳》是不矛盾的。於傳說曹寶(錫遠)在瀋陽做官,家在瀋陽。唐傳則說,曹璽的先輩是曹彬的後人,戶籍在襄平(遼陽)。曹璽的祖父曹世選(曹錫遠),在瀋陽做官,聲譽很好。這兩段史料簡合一下,就是曹錫遠的籍貫在遼陽,他自己是在瀋陽做官。這樣看來,這幾方面的材料並不矛盾,且都能合榫。所以,歸根到底,曹雪芹的祖籍在遼陽,從順治到乾隆年間的所有的公私記載,都是一致的。在這樣豐富的第一手史料面前,考據家們不管有多大的本領,實在是已經無用武之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