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1954
1954年在20世紀新中國是個很不尋常的年頭，這是新中國成立五週年，人們沉浸在前一年朝鮮戰爭結束和剛開始進行了不到兩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喜悅之中。當時我正在無錫市第一中學上高一，是共青團員，文學愛好者，《文藝報》的忠實讀者。從10月底開始《人民日報》忽然批判起我們一向非常尊敬的《文藝報》來。我們自然毫不猶豫地認為都是俞平伯的錯，《文藝報》的錯，胡適那更是不必說，他是「戰犯兼反動文人」，打倒批臭理所當然，因為《人民日報》是黨中央機關報，是絕對不會錯的。直到1957年我進大學以後，五年中幾乎不斷挨批，一直批到文革，當然後來是我的學生批鬥我了，我這才對有些革命元老和文化名人挨批的正確性懷疑起來。我之所以談及這些經歷，是想說明孫玉明的《紅學：1954》是符合那個時代人們的實際思想狀況和心理特點的，這是這部書最可寶貴的品格。書中以大量材料包括專訪、轉引、旁證等充分表明，李希凡、藍翎這兩個年青人不僅一開始寫文章批評俞平伯是出於真誠的學術爭論，而且後來的行為也是服從「組織」、「相信領導」的自然結果，責任不在於他們。有些人當時雖然不得不說些違心之論，但在分寸上語氣上看得出那種不能把握自己命運的無奈與悲哀，仍然在努力堅守正直知識分子節操最後的底線。
這部書雖然名為《紅學：1954》，其實1954年事件只是切入點和論證主體而非全部。此書基本上反映了20世紀前半期的整個紅學史，從「新紅學」在什麼歷史條件與具體環境中醞釀、創立直到幾乎被徹底摧毀。對胡適、俞平伯、顧頡剛等人的評價比較公允。因此此書在處理事、史、論三者的關係上作出了相當成功的探索。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關於1954年那場以批判俞平伯開始後來發展為全國性政治運動並且大大超出批俞、批胡（適）範圍的材料已經披露得不少，以紅學史形態出現的專著也已有好幾部了。但《紅學：1954》還是使我時有新鮮感，有時甚至感到震撼。它從1954年這場紅學批判入手，直到以後的幾年，解剖了當時中國學術界、文化界的政治面貌和人們的文化心理，觸及了一些包括當時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新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等深層次的問題。因此不僅值得紅學研究者、愛好者認真研讀，而且關注20世紀文化史的人都會感到興趣並從中獲益。人們通常認為1957年是新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而《紅學：1954》令人信服地表明，實際上它的預演早在三年前就已經開始。這是此書文化史價值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它立足紅學而遠遠超越了紅學。
雖然這場批判的起因、大體過程、主要人物表現、結局等一些大關節人們早就一清二楚了，但是有不少具體細節恐怕並不知曉，或者由於散落在眾多書中而不易全面掌握。人們往往認為細節只是對於文藝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非常重要，其實對於學術研究和政治問題同樣如此，甚至有過之無不及。因為小說如果缺乏細節，反正故事還在，無非是不夠生動而已。但是在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上細節究竟如何，往往會改變事情的性質，對價值判斷產生完全相反的影響。孫玉明在材料尤其是細節上搜扒剔抉，多方查證，不僅將已面世的論著中的材料廣為梳理，而且發掘了不少很有價值的新材料，從而在還原1954年紅學界與整個學術界這一歷史悲劇的本來面貌上達到了新的高度。對有些重要細節還以註釋的形式將不同說法一一標出，往往長達數百字之多。正是有這許多細節的有力支撐，所以這部學術著作具有難得的可讀性。
如果說《紅學：1954》還有什麼不足之處的話，那麼我覺得對當年李希凡、藍翎文章的功過和這場運動在20世紀紅學史上的影響與地位缺乏必要的總結性評價。雖然書中一再指出李希凡、藍翎最初兩篇文章與後來奉命寫作的文章以及整個事件的性質都發生了變化，但是仍然有必要從學術史角度考察，給兩人特別是他們最初的文章一個合適的總結性評價。1995年福建南平會議上我曾提出20世紀紅學史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是胡適、俞平伯時期，而1954年開始了毛澤東、李希凡時期。我一直認為毛澤東是一個特殊的紅學家。不論他對《紅樓夢》的看法別人同意不同意，毛澤東大大改變了中國紅學史的進程、大大提高了《紅樓夢》應有的地位並大大普及了《紅樓夢》，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正是由於他對《紅樓夢》情有獨鍾，紅學才會一再被舉國矚目，《紅樓夢》與紅學才會受到國人如此廣泛的關注，影響至今依然可見。我認為李希凡、藍翎最初的兩篇文章是第二個時期最早的標誌性論文，紅學研究的許多重要問題他們都已涉及，在古代小說思想藝術批評的思路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不少論斷至今依然不失其價值。至於第三個時期，自然是粉碎「四人幫」之後開始的，可稱之為春秋戰國時期。不過和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有兩個不同：一是當時不論春秋五霸還是戰國七雄，更不必說那許多小諸侯，上面都還有個周天子在，儘管周天子無權無勢，可他畢竟是天子，起碼具有無可爭議的至高無上的象徵意義。而現在的紅學界雖然諸侯林立，卻沒有任何意義上的天子。二是歷史上的戰國最後被秦始皇統一天下，而如今的紅學界永遠不會出現這種情形，諸侯紛爭的局面將永遠繼續下去，這也正是《紅樓夢》魅力無窮之處。不過這已與本書無關了。
今年是1954年大批判五十週年。客觀地總結這段歷史，從中汲取經驗教訓，凝聚人心，改進工作，有助於我們建設先進文化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