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友鸞？周汝昌？
接到一位讀者的電話問：「您那篇文章裡說：解放初期，反右運動前，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的小說組組長是張友鸞。可是，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裡說：小說組組長是周汝昌，而張友鸞是小
說組的一員。
兩說不同，是不是可以並存？是不是周汝昌先當組長，後來張友鸞提升，接了周汝昌的任？」我明確答覆：不是，周汝昌先生並未當過小說組組長。
讀者所問我的文章，指我的《一篇小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發表在《炎黃春秋》雜誌2000年第5期；周汝昌先生文章題為《沈從文詳注紅樓夢》，發表在2000年8月15日上海《文匯報》第11版《筆會》。
我文中說了1956年一件事：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工資改革評議會，我是出席者之一。出版社黨委書記、副社長、副總編輯王任叔主持會議，他代表黨委提出一個草案。草案中，編輯五級是實際控制線的最高一級。（何以如此，另有理由，且不詳說。）古典文學編輯部裡面，我和小說組組長張友鸞、詩詞組組長陳邇冬、散文組組長王利器都列為五級，惟獨戲曲組組長顧學頡列為六級。我認為不妥，……古典部四個組長中不應該他一人獨低。這裡明確說的是：小說組組長張友鸞。可是，周汝昌先生文中說：
這有一段經過，也是局外人鮮能得知的。我由中央特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讓我做「小說組組長」，負責整理《紅樓夢》新版，組員有周紹良、張友鸞等人。
這也說得很明確：小說組組長是周汝昌，張友鸞是組員之一。 讀者願意相信以上舒、周兩個不同的說法都沒有錯，自然會把兩說綜合起來，得出結論便成了：周汝昌先當組長，後來張友鸞提升，接了周汝昌的任。
我敢於明確否定讀者這個結論，因為它是推理而得，不符事實。
事實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起先不分組，幾位編輯每人擔任一部古典文學作品的整理。
我當時打油一首詠之曰：
白帝千秋恨，（顧學頡整理《三國演義》。）
紅樓一夢香；（汪靜之整理《紅樓夢》。）
梁山昭大義，（張友鸞第二次整理《水滸傳》。）
湘水葬佯狂；（文懷沙整理《屈原集》。）
莫唱釵頭鳳，（李易協助社外游國恩先生選注《陸游詩選》。）
須擎月下觴；（舒蕪選注《李白詩選》。）
西天何必到，（黃肅秋整理《西遊記》。）
東四即天堂。（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社址在北京東四頭條。）
這是1953年草創時期幾個人什麼都干的情況。後來人員日益增加，便有分組的必要。約在50年代中期實行分成四個組，後來沒有改動過。
四個組長的名單，一開始便宣佈如下：
一，小說組長：張友鸞。
二，詩詞組長：陳邇冬。
副組長：麥朝樞。
三，散文組長：王利器
四，戲曲組長：顧學頡
後來也沒有改動過。
就是說，小說組一建組，組長就是張友鸞，直到他被打成「右派」，降級降職使用為止。小說組的骨幹編輯，有黃肅秋、周紹良等。組長助手是戴鴻森。周汝昌調來，也分在小說組成為骨幹，安排給他的第一個任務並非整理《紅樓夢》，而是繼顧學頡第一次整理之後第二次整理《三國演義》；這並非小說組本身自行安排，而牽涉當時另外一些複雜情況，此不詳說。
那麼，會不會是張友鸞被打成「右派」後，周汝昌接了張友鸞的任，而周汝昌現在是年久失憶，把張先周後，倒過來誤記成周先張後了呢？也不可能。
首先，「反右」之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還分不分四個組，我已記不清，似乎不分了。因為聶紺弩（編輯部主任）、張友鸞（小說組長）、顧學頡（戲曲組長）、王利器（散文組長）和我（副主任），還有詩詞組助理李易，都打成「右派」；陳邇冬（詩詞組長）似乎是「中右 ，雖然未宣佈，看來有些像，「中右」本來就不公開宣佈的；麥朝樞（詩詞組副組長）「問題」要說很不小，大概是保護過關。總之，古典部是全軍覆沒，只剩一些殘兵降將，再拉不起四個組的架子了。
其次，就算「反右」之後古典部還有小說組，接張友鸞來任組長的，也不可能是周汝昌。因為周汝昌自1954（？）年大病之後，基本上就沒有再正常上過班，這是當時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人都知道的。「反右」之後，已經長期沒有正常上過班的他，更不可能來當小說組長。
對於這一段歷史，我不是局外人。當時古典部的老同事，現在還健在的有下列幾位：
一，周紹良。
二，戴鴻森。
三，李易。
四，陳新。
以上四位都已離退休，關係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
五，韓海明。
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教授，大概已退。
我相信他們會有與我大致相同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