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戲與優伶
廣博深邃的《紅樓夢》作為封建時代末期的歷史寫照，它深刻地反映了當時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與鬥爭。賈府的大觀園，貴族與奴才間的矛盾鬥爭就十分尖銳複雜，其中優伶的悲慘命運和反抗，從一個側面深刻地揭示出那個時代的階級矛盾與鬥爭的現實。
十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生活腐化、窮奢極欲可說是已達到了頂點。他們將尋歡取樂建築在廣大奴隸受壓迫和受痛苦上，那些被奴役被踐踏的奴隸，只有群起反抗與之鬥爭到底，才能尋出一條生存之路。
(一)
《紅樓夢》所反映的十八世紀中國封建貴族生活中有玩戲和養戲班的習俗。這種事是很早就有的，正像《紅樓夢》(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以下同)五十四回寫的，「賈母……指著湘雲道_『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曹家歷來就有愛好戲曲的傳統，曹寅就是一位戲曲家，他們從老輩起就講究玩戲和養戲班。許多同類人家也多是有戲的人家，無怪薛姨媽說「戲也看過幾百班」了。當時官宦貴族之家，尤其身在閨閣裡的小姐、貴夫人用不著出離家門，在自家府中就能「見過」許多「好戲」，「聽過」無數「好曲子」。可見玩戲、養戲班已成為封建貴族日常生活尋歡取樂不可缺少的一種需要了。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封建統治階級玩戲、用戲方面作了許多具體生動而又非常真實的描述，從中可以使人體會出封建貴族階級在即將崩潰的前夕，他們精神上的空虛與無聊，促成生活上出現無限制的糜費，而這正是他們加速衰敗的原因之一，最後導致整個封建統治階級的必然崩潰。
下面試舉《紅樓夢》裡幾處擺酒演戲的情景來談談。
顯示家族榮耀，擺酒唱戲最為講究的，要數慶賀賈母八十大壽那次了。賈母生辰是八月初三，親友全來。至(七月)二十八日那天，榮、寧兩府中都「懸燈結綵」，「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男女賓客接踵而來，門庭若市，一片繁鬧。賈母等皆是「按品大妝迎接」。先請賓客們至「大觀園內嘉蔭堂」。拜壽是在「榮慶堂」。之後就是請客人觀戲。戲沒開場前尚有一套排場：「一時參了場，台下一色十二個未留發的小丫頭，都是小廝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單至階下」，然後層層上傳，最後「尤氏托著(小茶盤)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出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出；眾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這台戲便是在如此等級森嚴而又禮讓地傳遞戲單，經點過戲後，才開場的。
豈止就演這一台戲?在同一日、同一時，賈府裡就有幾台戲都開了場。賈母這裡接待的是女貴賓。當「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時，南安太妃聞起眾小姐，賈母笑道：「他們姊妹們……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著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從賈母的回話中也可看出賈府這次擺酒唱戲不同尋常，看戲要有家內家外之別，何況賈家有小戲，隨便傳來一班，分別去看就是了。女賓客看戲，那麼男賓客呢？這次男賓客來的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附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他們分別在東府——寧府中被接待的。想來更要隆重些，但曹雪芹對此從略了。可知，賈府為老祖宗慶壽一日之內動用幾個戲班在演戲，而且接著幾天之內都要擺酒唱戲。這樣作，一是為了慶壽，同時也是為了更加「光耀」門楣。
賈府的老爺、夫人、少爺、小姐過生日也多離不了擺酒唱戲。四十三回寫王熙鳳過生日。賈母說：「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又說：「咱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個分子，多少盡著這錢去辦……」於是賈母召集了「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的人，又把才纔一夕話說與眾人聽了。「眾人誰不湊這趣呢；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情願這樣的；也有怕鳳姐兒，巴不得奉承他的……。」最終都同意了賈母這一招數。其中一些丫頭也要拿出二兩或一兩來。賈母又特意問了平兒說：「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平兒說：「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平兒是鳳姐房中近身的丫頭，為給主子做生日，先後得拿出兩份禮錢。當上下都全有了，湊足了銀兩，這時鳳姐發話了，她說：「咱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倒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請戲班演戲對貴族之家來說是常有的事，不過這台請來慶壽的戲班，它所使用的銀兩中竟有丫頭、奴才們一兩一兩湊上的。主子歡樂賀壽，奴才生受盤剝。苦哉!為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可以用酒戲做獻供。二十八回、二十九回寫賈貴妃打發夏太監送來了一百二十兩銀子，指定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叫眾位爺們跪香拜佛。因為這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自去拈香」，所以也要觀戲。到了初一這天，賈府的「車轎人馬，浩浩蕩蕩，一片錦繡香煙，遮天壓地」來到清虛觀。拈香等事完過之後，開始演戲。因為是在清虛觀，又是打平安醮，這次演甚麼戲，要有「神佛」旨意，於是在「神前拈了戲」。當賈母問起要演的第三本戲是《南柯夢》時，她便「不言語」了。本來想的是用戲獻供祈福，而「神佛」為賈家安排的幾場戲中竟有《南柯夢》，似乎大有賈母支撐的賈府一切富貴歡樂也宛如「南柯」一夢之嫌。作者巧妙地用「不言語」三個字給打住了。
封建統治階級經常把擺酒唱戲用在各種交往中，已是那個歷史時期官宦貴族人家最「時髦」的生活需要和公開的社會交際工具了。二十六回寫寶玉與賈芸閒談，開頭就提到「誰家的戲子好」，接著又談了誰家的花園好，誰家丫頭標緻，誰家酒席豐盛等等。他們在百無聊賴中動輒就淡戲子，這種濃厚的興趣在貴族子弟中頗盛，可見玩戲、說戲子是那時上層社會的一種風氣。
擺酒唱戲又可以賄賂皇家官府老爺。五十三回寫春祭恩賞一事，賈蓉領賞回來對賈珍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光祿寺老爺們都說，問父親好，多日不見，都著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語揭破，用戲酒可以溝通感情，以便與皇家官府老爺往來無阻。
用戲酒密切官僚間的關係也是常有的事。當賴嬤嬤孫子三十歲上當了縣官時，她說：「托主子的洪福，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願意的。……連擺三日酒。」擺酒戲的第一天，賈母、王夫人……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賴大家內，也請了幾位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這天，柳湘蓮「串了兩出戲」。這幾桌酒宴和戲，很自然的將這些貴族子弟與官僚們聚集來，藉以攀高枝，找靠山。
(二)
《紅樓夢》揭示了封建貴族生活的奢侈糜費擺酒演戲，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優伶們淒苦悲
慘的生活。賈府中賈薔籌辦起來的女子戲班就深刻地展示了這方面的事實。
賈家大姑奶奶封為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之後要省親。賈家首先忙辦蓋造省親別院，就是後來定名的大觀園；再者為省親準備的就是籌辦戲班這樁事。為了籌辦得好，賈薔帶人下姑蘇去，不惜花三萬兩銀錢，「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女孩子們來到賈府後，就被拘禁在梨香院排練戲，並著老嫗帶領管理她們，而這些老嫗原是賈府舊曾學過歌唱的眾女子，如今皆成皤然老嫗了。十二個女孩子遠離家鄉，身在異鄉異地，有的是辛酸淒楚，有誰憐憫她們呢?為了迎接「明年正月十五上元日貴妃省親」，她們日夜不閒，練工學戲。
這年十月，偌大的省親別院中，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的鳥雀：仙鶴、鹿、兔等也已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就在這同時，賈薔那邊也演出二三十出雜戲來。這些女伶們與採買來的鳥獸是同命運的，都已失群、離鄉。所不同的，一是會說話的人，一是不會說話的鳥獸罷了!把女孩子們和鳥獸採買來，就是為了博取賈貴妃這次省親的歡悅。
歸省的那天，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忽見太監飛跑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單來!」賈薔忙呈上戲目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出戲，女孩子們即刻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就是這群女伶，「雖是妝演的形容，卻做盡悲歡的情狀」。
伶人的歌聲要甜美，但她們的疾苦卻無人過問。五十三回、五十四回寫正月十五日晚上賈母擺家宴，先是由外定的戲班演唱，到了三更天，儘管天是「寒浸浸的起來」，熬著夜，賈母這時又命梨香院的教習把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一概帶出，叫自己家戲班登台繼續演唱。老祖宗興致高，點什麼戲就得唱什麼戲，還得唱得好。芳官唱一出「尋夢」，葵官唱的是「惠明下書」。已是三更過後的寒夜，女伶們拼著全身的氣力用嘹亮的歌聲把疲憊欲睡的眾人喚醒，她們的技藝竟博得場上眾人「鴉雀無聞」。女伶們給人以美的享受與歡樂，但無人過問她們的饑寒。等待她們的是演不完的戲。她們不僅平常時日演唱，還要隨時被娘娘傳進宮去演唱；節日年關一到，更是忙碌不堪，簡直是白日黑夜，通宵達旦拼著性命應付演唱，致使齡官啞了嗓子，吐血病倒了。
伶人們演戲謀生，卻遭到種種非人的冷遇，受歧視受侮辱受損害。那次寶玉挨打，賈政就曾以「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的罪名把寶玉與優伶的交往看成是大逆不道。王夫人罵過：「唱戲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探春也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玩意兒，喜歡呢，和他玩玩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林黛玉也曾看她們不起。二十二回寫寶釵過生日事，由外邊請了一個戲班演了戲。其中有個十一歲演小旦的女孩子，很討人喜歡。鳳姐說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快嘴的湘雲馬上說：「是象林姐姐的模樣兒。」就這樣，一下子引得黛玉好大的不痛快，大發脾氣說：「我原是給你取笑兒的，——拿著我比戲子。」這句話就在聲明黛玉小姐決不可與小戲子同日而語，林黛玉是貴族小姐，而女伶則是卑賤的下等人。還有那位趙姨娘更是有過之無不及，口口聲聲罵她們是「貓兒狗兒」、「浪娟婦」、「唱戲的小粉頭」等等不堪入耳的話。
這群女伶也有對青春的覺醒與追求。但，她們身在大觀園中，又是女伶，她們所希求的一切也都化為泡影了。如才藝高強的齡官，對年青的賈薔和他說的話還能聽從，賈薔可說是中她意的人，但由於門弟不相稱，自覺自身地位卑下，此情也只能在齡官心底思慮，只好一個人默默流淚，在地上偷偷寫出無數個「薔」字罷了。這些妙齡女孩子們，渴望幸福，嚮往自由生活，但封建社會的封建統治，優伶們的奴隸地位，使令她們無權享有人間的幸福。 大觀園中的十二個女伶，她們心地善良，對邪惡敢於反抗，並有同仇敵愾的無畏精神。恩格斯曾指出：「如果把各個人物用更加對立的方式彼此區別得更加鮮明些，劇本的思想內容是不會受到損害的。」(恩格斯《致斐·拉薩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三四四頁)《紅樓夢》的作者寫了賈府這群女伶的不同表現，尤其寫了她們與賈府主子們展開了各種形式的鬥爭。
賈府主子與女伶關係的複雜化是由於當朝老太妃薨而「不得筵宴音樂」引起的。賈府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在此間一概蠲免遣發，於是賈府也急忙遣發這十二個女伶。先是當面問了話，女孩子們一多半不願回家，其中有恐父母、兄長因家窮再次把自己賣掉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等等原因，最後留下文官、芳官、茄官、蕊官、藕官、葵官、豆官、艾官，又把她們分給寶玉等各房當使用，從此就不再唱戲了。一時，女孩子們雖有「倦鳥出籠」之感，但進入賈府大觀園也無甚自由可談，豈不知這裡的矛盾鬥爭尤為複雜。無奈這群背井離鄉的女孩子們沒有別的生路，只得在賈府大觀園中當使女。
十二個女孩子從江南被採買來，同一日進賈府，朝夕相處，感情真摯篤厚。藥官死掉了，最瞭解她的藕官曾哭的死去活來，久久不能忘懷。每逢節日，藕官冒著被打罵的風險，竟敢在大觀園裡燒紙祭奠藥官。
芳官好助人為樂。原在梨香院當差的柳家的，當日待芳官一干人好，芳官待她也極好。被遣散後，柳家的求芳官推薦自己的女孩五兒進恰紅院當丫鬟，芳官滿口應承下來，又從寶玉手中討玫瑰露送給有弱疾的五兒吃。
桀驁不訓的要數齡官。有一次寶玉想起了《牡丹亭》曲子來了，就到梨香院找齡官，因為她唱的最妙。寶玉央她唱一套「裊睛絲」，齡官卻正色說：「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大觀園中的軸心人物寶玉，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厭棄，這次在齡官面前竟是訕訕的紅了臉告退的。齡官曾經質問過賈薔，「你們家把好好兒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又弄個雀兒來，也幹這個浪事，你分明弄了來打趣形容我們。」齡官是上自娘娘下到賈府中的寶玉、賈薔，她都敢於頂撞，不聽驅使，自行其是。
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那場大鬧怡紅院，就是主奴之間爆發性的一次激烈矛盾鬥爭。事件起因是趙姨娘來恰紅院作踐芳官，想抖抖主子的威風。她先是將拿來的粉照芳官臉上摔來，又罵芳官是「小娟婦養的「，「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還說：「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芳官雖然人小年幼，但口角鋒利，她一邊哭一邊說：「我就學戲，也沒在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面頭』的!……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芳官說出「奴才」兩個字，豈不大大惱火趙姨娘，她便上來打了芳官兩個耳刮子。芳官便沒個完的哭喊道：「不用活著了!」一頭撞在趙姨娘懷裡。
當下藕官、蕊官、葵官、豆官知道了此事，她們說：「芳官被人欺負，咱們也沒趣兒，須得大家破著大鬧一場，方爭的過氣來。」四個女孩子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豆官先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手撕頭撞，放聲大哭。一會兒，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趙姨娘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才算!」實際此刻趙姨娘己被裹住，那裡動彈得了。最後是春燕回了探春，又動員出尤氏、李紈，還帶著平兒與眾媳婦走來，才把四人喝住了。趙姨娘由探春請到廳上，說了她「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
這起大鬧怡紅院是先有人在背後挑唆了趙姨娘，她自己也想抖主子威風，竟親自出面向一個小小的女伶發難。不料一下子激起了女伶們的義憤，她們聯合起來群起而鬥爭。這場主子與奴才之間的矛盾鬥爭，終於是奴才們戰勝了主子。
在豪門貴族的賈府，封建等級秩序森嚴，長幼、男女、尊卑都有因襲的一套規距和自家的封建家法。從女伶淪為奴才的女孩子們，比賈府家三等奴才都不如，她們是奴中之奴。在那樣環境中，只得俯首聽命被驅趕，只有被壓迫的份兒。但是這群女孩子中沒有一個與賈府沾親帶故，更不是賈府中的家生子奴才，而是從姑蘇被採買來的。姑蘇是中國封建社會早期商業資本萌芽發達的城市。明清兩代那裡市民階層反壓迫、爭自由的鬥爭此起彼伏。由於從小生長在姑蘇一帶，會受到堅持正義、反抗邪惡鬥爭的薰陶，所以這些女孩子反壓迫、敢鬥爭的頑強精神是區別於大觀園中的一般人的。
況且，十二個女孩子被採買來到賈府學戲、演戲，都是同命運的不幸者，生活又促使她們養成共患難的團結精神。她們對任何欺壓決不容忍，敢於反抗，鬥爭性強。大鬧怡紅院的主奴間的矛盾鬥爭，有其複雜性與特殊性，面對這場鬥爭，女奴們要活下去，決不受人欺凌，就很自然的聯合起來集體去反抗，從而取得了鬥爭的勝利。這在《紅樓夢》中是絕無僅有的一件事。
在私有制的封建主義社會，不論是人或物全是封建統治階級私人佔有，一切都是作為封建梵治階級私人佔有而存在並任其擺佈。大觀園中伶人的悲慘命運就是真實的具體寫照。十二個女孩子，藥官夭亡了，曹雪芹沒有寫明她的死因，這更掀動讀者的感情波濤，引起思想震動，不難想到女伶們被拘禁，日夜排戲和演唱，像「貓、狗」似的被驅趕著，豈有不死的。她們中死去的就像踏死個螞蟻一樣默無聲息；活著的還得受作踐。忍氣吞聲的活著嗎?那就像舊日在賈府學過唱歌的眾女人，他年之後成為老嫗，雖然活著，實際是等於死掉。從女伶變為奴才，就是品質高潔也不被人瞧得起，在大觀園中難以存身。有的就是在主子盛怒之下，被拉出隨便配小廝。芳官無辜被王夫人逐出，還說是「蒙太太的恩典賞出來了」。但芳官看得很清楚，她不屈從，又聯繫上藕官、蕊官三個人，橫下一條心，打罵也不怕，尋死覓活，定要剪髮做尼姑。經過鬥爭，最後她們三個人競各自出家了。
她們的出家，都不是出於對宗教的虔誠，而是對賈府貴族統治階級之憎恨，也是對那個時代之憎恨。她們出家是時代的局限，但在十八世紀的舊中國，作為女伶還有什麼活路可走呢?在那十分困難的處境中，不屈從而保持高潔，只好用出家的堅決行動，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
(三)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刻劃出封建末世被壓迫群中的優伶形象，描繪了十二個受苦遭難的女伶，讚美了她們的純潔心靈、優良品質和在向封建勢力作鬥爭時所表現的堅決、大膽和有智慧。作者同情這群女伶、賦予她們以萌芽狀態的覺醒、機敏和敢於拚鬥的精神。從作者對這一些藝術形象所持的態度，具體反映出曹雪芹進步的民主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