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愛情觀和婦女觀
曹雪芹、脂硯齋諸人對「情」與「禮」的思索，對女性的態度，其實最主要地體現在這樣一條批語之中：
閒上一段兒女口舌，卻寫麝月一人。襲人出嫁之後，寶玉、寶釵身邊還有一人，雖不及襲人周到，亦可免微嫌小弊等患，方不負寶釵之為人也。故襲人出嫁後云「好歹留著麝月」一語，寶玉便依從此話。可見襲人雖去實未去也。寫晴雯之疑忌，亦為下文跌扇角口等文伏脈，卻又輕輕抹去。正見此時都在幼時，雖微露其疑忌，見得人各稟天真之性，善惡不一，往後漸大漸生心矣。但觀者凡見晴雯諸人則惡之，何愚也哉！要知自古及今，愈是尤物，其猜忌愈甚。若一味渾厚大量涵養，則有何可令人憐愛護惜哉？然後知寶釵、襲人等行為，並非一味蠢拙古板以女夫子自居，當繡幕燈前、綠窗月下，亦頗有或調或妒、輕俏艷麗等說，不過一時取樂買笑耳，非切切一味妒才嫉賢也，是以高諸人百倍。不然，寶玉何甘心受屈於二女夫子哉？看過後文則知矣。故觀書諸君子不必惡晴雯，正該感晴雯金閨繡閣中生色方是。（庚辰本第20回雙夾批）
除去前四句算是對後文的提示之外，餘下的八句倒正好講出了作者、評者對書中幾位女性形象的基本看法。
這裡至少批駁了兩派的觀點。
從字面上看，這段批語首先針對的，是那種滿腦子聖賢哲學、一心只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迂闊夫子，也即批語所云「見晴雯諸人則惡之」的「觀者」。評者顯然不滿於這類讀者「不知真性情為何物」的迂腐氣、道學氣。他要為晴雯辯護，指出晴雯的疑妒嬌態，實是為「金閨繡閣生色」。其對「兒女真情」、「人欲天性」的由衷讚歎之情，由此也可見一斑。這與小說寫二玉共讀《西廂》、「寶玉顰顰兩情癡」，寫晴雯撕扇補裘之勇，顯然是一致的。
然而，細細讀之，批語所舉寶釵、襲人之例，卻又恰好針對了慣於以「反封建」主題強套古典小說的我們。在今人眼中，「禮教」從來是「愛情」的對立產物，是萬惡之源，「情」、「禮」之間根本就具有「不可調和」的性質。可人家曹雪芹筆下的寶釵、襲人，又豈是「一味蠢拙古板的女夫子」？她們難道就沒有自己的相思相慕、就沒有自己的個性張揚？如果說，古時的道學夫子站在禮法的立場上全面否定愛情、人欲，是一種歷史的偏頗，那麼今日之「馬列主義老太太」們一味宣揚禮教與情慾的對立，又豈獨不是同樣的迂腐與刻板？這樣的思維定勢，太值得我們好好反思了。
由此，我們也可以悟到《紅樓夢》及曹雪芹的兩面。
《紅樓夢》是主張「真性情」的。黛玉、晴雯輩的情聖癡絕，蘭心玉骨，自不必多論。再看看寶釵輩的個性風韻，又豈獨少慧性靈心？小說寫寶釵屢屢忘情失態，柔腸密意，情不自禁，蟹詠諷世，又鋒芒犀利。脂硯齋亦反覆強調指出：寶釵等「可是一味知書識禮女夫子行止？」、「明寫寶釵非拘拘然一女夫子」。這自然不是一種隨意的安排，而不能不涉及到小說的主旨、主題。
但另一方面，曹雪芹又主張「發於情而止乎禮」。脂硯齋稱頌寶釵「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從禮合節」，「坦然自若，亦不見逾規越矩也」。小說寫黛玉也至死恪守著「潔本質來還潔去」的信念，不肯逾禮法半步。及至釵黛交心，黛玉很快就接受了寶釵的勸告，並與之結為「金蘭之契」，達到「儼似同胞共出」的境地，都是再明顯不過的例證了。
可見，「叛逆」與「衛道」均不是《紅樓夢》的本意。「禮教」與「情慾」的調和、互讓以至趨於統一，才真正是雪芹的主張。兼具了兩種氣質的女性方能成為作者的最愛。
如此「雙避」、「雙趨」的愛情觀和婦女觀，倒正好反映了作者人生中的一個基本的矛盾：既要追求個性的自由，又念念不忘舊家庭的溫暖和恩義。後世之人往往愛以「歷史局限性」或「階級局限性」來歸結、搪塞。卻不知生活的複雜性、人性的複雜性正在於此。正是由於這一基本的矛盾，才使得《紅樓夢》越發凸現出其與眾不同的個性之美。
與同時代的其它幾部著名小說相比，《紅樓夢》是一峰兀立，而難于歸類的。貴族世家出身的曹雪芹、脂硯齋諸人，不同於那些長期混跡於民間而思想較為開放、前位的下層作家。當《聊齋誌異》對嬰寧、小翠等大膽潑辣、野性十足，沒有半點世情禮法觀念的「異類女子」，發出至濃至烈的盛讚時，《紅樓夢》卻嚴守著「潔本質來還潔去」的界限，「說不得淫蕩是也」。當《儒林外史》對沈瓊枝這樣義無反顧、叛逆出走，並且不顧世態人言，敢於拋頭露面、自力更生的「奇女子」，寄以由衷的敬佩之時，《紅樓夢》卻自矜於「世家子弟」、「世府千金」，「曾經嚴父慈母明訓」，「天性從禮合節」。然而，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寶釵、黛玉、湘雲、探春諸人所表現出的人性的內涵、人性之美，是嬰寧、小翠、沈瓊枝輩所遠不能望其項背的，甚至於連一個小小的零頭也趕她不上。《紅樓夢》全書所營造的「好了相生」、「真假相依」的空靈奇幻的境界，更足以讓蒲松齡、吳敬梓們的苦心孤詣相形見絀，自愧弗如。——《紅樓夢》的優勢，從來不在於其思想有多麼「先進」，觀念有多麼「叛逆」，而在於作者對生活、對人性、對社會深刻而獨特的體悟，在於其深厚的文化底蘊和無與倫比的藝術構思。——當然，與那個時代觀念最為迂腐的作品相比，《紅樓夢》的差異亦是形同天淵。夏敬渠作《野叟曝言》、李綠園作《歧路燈》，一心只想浪子回頭，塑成全才，重振家業，創萬世不朽之基。《紅樓夢》卻清醒地認識到了「天道無常」、「世事易變」的規律，無可避諱地寫出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悲慘結局。文康作《兒女英雄傳》，只是一個勁兒地強調張金鳳、何玉鳳的「三從四德」，「非禮勿動，非禮勿言」。《紅樓夢》卻知道在禮法的範圍內，闡發兒女真性。寶釵、黛玉「可是一味知書識禮女夫子行止」？「明寫寶釵非拘拘然一女夫子也」。
於是，我們便看到了《紅樓夢》注定成為「異端」的命運。
在那樣一個高喊「存天理，滅人欲」，視男女之情為「大防」的時代，《紅樓夢》是一個「異端」，因為她闡發了千古未發的兒女真情。為此，她遭到過無數僵化人士的攻擊謾罵。而在慣於以古典小說作為制度批判的工具的今天，《紅樓夢》其實還是一個「異端」，因為作者同時還主張尊崇禮法，恪守婦德閨訓。只不過，人們的態度已由「罵殺」改作了「捧殺」。當世人爭先恐後地給小說戴上一頂又一頂諸如「反封建」、「反禮教」之類的桂冠時，曹雪芹、脂硯齋諸人，卻要在九泉之下復歎：「此書哭矣！」
至此，筆者又忽然想到了兩例至為「經典」的誤讀。將它們解析出來，擺到桌面之上，或許對於我們正確理解原著，還是無不裨益的吧。
一是「史太君破陳腐舊套」。賈母是這樣批評那些舊套小說的：
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那樣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書香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生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個絕代佳人。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人，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禮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兒是佳人？便是滿腹文章，做出這些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比如男人滿腹文章去作賊，難道那王法就說他是才子，就不入賊情一案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塞了自己的嘴。（第54回）
今人普遍將這段話理解為賈母對黛玉等「叛逆者」的嚴厲斥責，甚至以之作為賈母反對「木石姻緣」的證據。又豈知人家作者的意圖，哪裡在於此間！且看《紅樓夢》第1回的一段聲明：
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
你看，曹雪芹自己不也是這麼抨擊那些「才子佳人」小說的嗎？如果他筆下的寶玉、黛玉就是那樣一種「涉於淫濫」的角色，這豈不就成了作者自打耳光？
其實，「史太君破陳腐舊套」，與其說是對黛玉的嚴厲斥責，倒不如說恰是對寶釵、黛玉諸人的高度讚賞！讚揚她們「發乎情而止於禮」即「愛情不越禮法」的精神。這同時也是作者的自我炫耀，炫耀他筆下的女主角不同於別的小說中那種「一見了個清俊的男人，便書禮也忘了，父母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的女子，乃是真正的大家閨秀、真正的「佳人」。這一點，我們只要看看幾條相關的脂批，便不難明白了。
如甲戌本第2回，介紹黛玉出身。脂硯齋便力圖將黛玉同別的小說中的「佳人」區分開來：
可笑近時小說中，無故極力稱揚浪子淫女，臨收結時，還必致感動朝廷，使君父同入其情慾之界，明遂其意。何無人心之至！不知彼作者有何好處？有何謝報到朝廷廊廟之上？直將半生淫污，穢瀆睿聰；又苦拉君父作一干護身符，強媒硬保，得遂其淫慾哉！
又如甲戌本第8回，寫寶釵勸寶玉別喝冷酒一段：
知命知身，識理識性，博學不雜，庶可稱為佳人。可笑別小說中，一首歪詩，幾句淫曲，便以佳人自許，豈不醜殺！
再如庚辰本第19回，描寫寶黛親暱，「靜玉生香」時的一段：
若是別部書中寫此時之寶玉，一進來便生不軌之心，突萌苟且之念，更有許多賊形鬼狀等醜態邪言矣。此卻反推喚醒他，毫不在意，所謂說不得淫蕩是也。（玉兄顰卿）纏綿入微，究竟不犯一些淫意。
你看，在曹雪芹、脂硯齋等人的眼中，黛玉會是那種不守禮法，一味「叛逆」、「革命」，以至於讓家長覺得「輕狂」的女子嗎？如果是的話，那寶黛愛情與他們所抨擊嘲笑的「浪子淫女」，又有何區別？作者寫「史太君破陳腐舊套」，本是自矜自賞之意，今人不察，反以為這是「封建家長」同「叛逆者」的交鋒，可真真是正照了風月寶鑒！
二是人們對寶釵形象的誤解。近世之人，多將寶釵視作「封建禮教」的化身而大加鞭笞。可真正的「封建主義者」又是如何看待這一人物形象的呢？翻看舊日許多道學夫子的評紅筆墨，我們卻發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愈是保守、刻板的點評家，對寶釵的斥責、攻擊反而愈甚。更有意思的是，這些滿腦子孔孟聖賢之道的讀者，還恰恰是把寶釵作為「不守禮教」的典型來加以攻擊、批判的。在這方面，以解庵居士的「自媒」、「恥態」之說最具代表性。
小說第34回，寶釵探望寶玉，情急之中，竟說出了「大有深意」的話。第36回，寶釵無意間坐到了寶玉的床邊，替他繡鴛鴦，完全忘卻了顧忌嫌疑。解庵居士就上述二事評寶釵曰：
柔情密意，無異自媒，毫不知避嫌疑，此皆由衷而發，不能自掩之恥態也。
另一位道學夫子桐花鳳閣主人陳其泰，亦申言曰：
以中道評書之人，惟迎春、李紈、岫煙庶幾近之。若寶釵輩純乎人欲而汩沒天理，其去道也遠矣。
此外，像太平閒人張新之、冬飲居士王伯沆，都有著相似或相近的說法。
你看，怪也不怪？今日之「右黛左釵」者，其立論的基礎，無不以黛玉為「自由戀愛」的代表，以寶釵「封建包辦婚姻」的代表。而那時的點評家雖同樣有「褒林貶薛」的傾向，其出發點卻恰好打了個顛倒：在他們心目中，寶釵反是「人欲」、「自媒」，也即今人所說的「自由戀愛」的典型！同樣是一位寶姑娘，一會兒被說成是「黑」到極致，一會兒又被說成是「白」到極致。這種現象可不要太邪乎？
其實，說怪也不怪。這正好反映了讀者之審美觀，與作者之愛情觀、女性觀的巨大差異！
讀者是多愛用線性思維來先入為主的。崇禮法者，一切以禮法為念，容不得半點人欲、情愛；反禮教者，又徒以「革命」為務，恨不得將禮教、規矩全部砸碎。又怎能夠理解曹、脂諸人的「雙避」、「雙趨」呢？要知道曹雪芹塑造他最心愛的少女，都是要讓她兼具兩種氣質的呀！如寶釵，一方面如脂批所贊「曾經嚴父慈母之明訓，又是世府千金，自己又天性從禮合節」，「坦然自若，亦不見逾規越矩也」。另一方面，守禮之餘，柔腸密意，情不自禁，蟹詠諷世，鋒芒犀利。又豈獨沒有自己的愛情流露？又豈獨就沒有自己的個性張揚？「非拘拘然一女夫子也」。寫黛玉亦是如此。然後知雪芹本人，既不是「浪子淫女」或「革命叛逆」一流，亦「非拘拘然一男夫子也」。讀者既不懂雪芹，自然也無法理解釵黛。寶釵不過是代作者受過罷了。
迂闊夫子們對「兒女真性」的仇視和敵視，自然不足為訓。但排除了其論證中所含的貶斥之意，倒不妨為「反封建」論者作一面鏡子。畢竟，他們的挑剔之筆，可以隨時提醒我們注意那些通常容易被我們忽略的「另外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