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不肖無雙
——論賈寶玉的叛逆
總 論
惶惶巨帙，紅樓一夢，悲涼之霧，遍佈華林，「然呼吸而領會者，獨寶玉而已」（魯迅語）。要從人物入手解讀《紅樓夢》，當首推「天下無能第一，古今千古不肖無雙」的「富貴閒人」賈寶玉。「毫不誇張，沒有足夠地估計賈寶玉這個人物的典型意義，就難以正確地評價《紅樓夢》１P1。正是這塊無材補天，被棄於大荒山下，日夜悲號慚愧的頑石；正是這個美玉無暇，千古獨癡，恨不能安得整個大觀園大庇天下清潔女兒俱歡顏的多情公子，用整個生命演繹出千古以來絕無僅有的不朽詩篇。而在他身上，無時不刻閃耀著叛逆光輝，更是流光異彩，成為解讀此人物，以至解讀整部《紅樓夢》的一把金鑰匙。
以 情 抗 禮
寶玉一出場，便有兩首寓褒於貶的《西江月》，將寶玉的整個性格盡羅其中。按書中說：批寶玉極恰。
無辜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中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頑愚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褲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之所以「世人誹謗」，依我看，正因他的「置之於萬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在萬萬人之上」。處在同一個時代中，普遍的世人是無法像我們這些後人一樣，對賈寶玉的「聰俊靈秀」作出正確的認識，不可能看到他那叛逆性格所具有的永恆價值，只會說那是「精緻的淘氣」，是「行為偏僻性乖張」，並帶些酸溜溜地「誹謗」起來。
對於寶玉這個「（置之於萬萬人中）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志又在萬萬人之下」的「孽胎」，賈府為代表的封建大家庭是表現出了極度的失望與絕望。站在賈家家長們的角度上，寶玉這整個家庭的命根子成天在內幃廝混，不讀聖賢書，竟至於和林妹妹說「只管我們樂」。無論是寶釵、襲人一干人等的苦心勸諫，還是賈政的扳子全部辜負了，「於國於家無望」，不真是有些「不近人情」？難怪要有「莫效此兒形狀」的感歎！
王崑崙先生說：「很不少的天資優異，個性頑強卻又牴觸現實、憎惡現實的人，生當統治穩固的時候，既不願充當『聖君』、『賢相』的『股肱』『棟樑』、又不能斷然決然逸出公子王孫的常軌，爆發成為『叛逆』、『賊子』，就只有形成通常『善』、『惡』範疇之外的異常人物、浪子才人。」 ２P233
在我看來，這類人物，便是通常所說的「叛逆」。寶玉自然也是屬於此類「異常人物、浪子才人」範疇。「他不是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等有形的社會秩序的破壞者，而是無形的社會思想、個人意志、情操、趣味等意識界方面的異己者」３P3，是個不折不扣的時代叛逆。
與寶玉其他諢號相比，我覺得最具驚世駭俗意義的是「天下第一淫人」。「淫人」之說並不希奇，賈府的老少爺們，夫人太太，能逃出此二字的恐怕不多，難得的是「天下第一」。根據警幻仙子「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公式推算，「天下第一淫人」背後蘊藏的是「天下第一情人」，所謂「千古情人獨我癡」。
情與禮之難容猶如水火，叛逆禮教社會首選的武器便是一個「情」字。王崑崙先生也說「他（寶玉）以直感生活抗拒了他所處的時代」。４P231寶玉既是「天下第一情人」，寶玉在禮教社會中的叛逆性可想而知。
「人的覺醒是在對舊傳統，舊信仰，舊價值，舊風習的破壞對抗和懷疑中取得的。」５P94寶玉的覺醒正是他對舊傳統、舊價值叛逆的結果，「如果要分析這種叛逆性格……表現在鄙視讀書入仕的『正道』和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倫理道德。」 ６P89讀書入仕、男尊女卑無疑正是舊的與腐朽的價值、風習。
身在官宦世家，寶玉從降生開始就面臨讀書入仕、中興家族的未來，而他卻「極惡讀書（《四書五經》）」、「最喜在內幃廝混」，在廝混的過程中他開始逐步明確他反「男尊女卑」的思想，以完成他對整個舊社會整個家庭的叛逆。
賈寶玉叛逆性格裡最鮮明的表現是他決絕的反「男尊女卑」的思想，也即他用「情」的武器對以「禮」為盾牌社會的反抗。在談及賈寶玉之「意淫」時，甲戊脂批云：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以「體貼」解釋「意淫」是否得當，我們暫且不管，不過，脂硯齋確實指出了賈寶玉用「情」叛逆的一大表現。第九回也有此種言語：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做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
無論是襲人、晴雯、平兒，耶律雄奴，還是萬兒，都受過這多情公子的體貼之情。體貼地位低下的丫頭們無疑是和舊社會的對立，何況賈寶玉還做得那樣一門心思、無怨無悔，像自己的天職一樣。對於那些出身低微但卻聰明穎慧、質本潔來，天地靈秀獨鍾的清潔女兒，賈寶玉付出了滿腔的「情」，這些情的凝聚最終成了一種對少女的絕對崇拜，「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潔，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在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此重言論的殺傷力是可想而知的。
「寶玉的伏低，自居濁物，和薛蟠諸人對照之下，深具意義，在男性中心的社會裡，尤其是豪門大族，紈褲子弟恃寵而驕，妄自尊大，不可一世，而女性的花容月貌之不過供彼等『片時之興趣』，否則，只有無助地呻吟於阿呆暴力之下了。寶玉也許一時不能瞭解『原應歎息』，『真應憐』的女性命運，但是，以其體貼的天分，自謙卑微的心態，將可泯除兩性之間的社會障蔽。以高度的想像力去體會女兒心地之幽微靈秀，用無私的同情心去感悟女兒命運之無可奈何。惟有此等人，才可能在大男人主義的社會裡，成為閨閣中的良友，為卑屈的女子增光。所以，警幻愛此『第一淫人』，作者藉此為閨閣傳心。７P10
情 有 獨 鍾
今人的觀點，愛情是諸情之冠冕。寶玉動情於紅樓諸芳也是如此。脂批云：玉兄除顰兒之外，俱是行雲流水。從《紅樓夢》通篇來看，寶玉給黛玉之情確實非其它情所能媲美，那便是愛情。
寶黛之愛的叛逆價值已經為大家所共識，在愛情問題上，寶玉拋開了家長、家庭、社會所擬訂的一切腐朽、陳舊的標準，「以思想感情的一致作為戀愛的基礎」，８P12接近了近代愛情模式。
筆者認為賈寶玉叛逆性愛情禮讚表現為三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這愛情禮讚面臨著賈政為代表的禮教旗手的堅決扼殺而艱難地往前發展。前面已經提到寶玉一生下來就被他老子定性為：酒色之徒耳。其實也不過是抓周之時「伸手把些脂粉釵環抓來」而已。賈府眾人心頭上「寶玉不肖」之念最盛的莫過於賈政，按照他的意思，寶玉須得「把《四書五經》一氣講明背熟」……「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從而走上仕途。至於愛情——退一些講，終生大事——可能賈政即使想為兒子考慮考慮也只不過是看那小姐家門檻夠不夠高，權勢有多重，是不是門當戶對，如果這幾樣都沒問題，就可以實行那個時代的「強強聯合」，就如王夫人嫁給他賈政，王熙鳳嫁給他們家賈璉，史太君嫁給他爸爸。取回媳婦兒後早早生個胖兒子，再去「把《四書五經》一氣講明背熟」……「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至於寶玉與媳婦的情感，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在那個時代可以被忽略，忽略是最堅硬的漠視，是那個「發乎情止於禮」的禮教社會最鐵石的心腸。
可以想像寶玉將被忽略不計的情感問題提上議事日程面臨的將是怎麼的命運，看到賈寶玉動「情」，追求愛情，賈政乾脆就把這些情和賈珍、賈璉、賈蓉之流的尋花問柳、買酒買笑相提並論，也即賈雨村嘴裡的「大約政老前輩……以淫魔色鬼看待」。且看對寶玉的板子打得何其理直氣壯？
筆者認為寶玉對賈政為首的禮教堅決捍衛者們的反抗是最無力的。歸結起來，捍衛者們手中總是掌握著大權，比如說賈政的板子便就很具代表意義。寶玉和他們是秀才與兵的較量。儘管如此，寶玉卻絲毫沒有動搖他所堅持的理念，他的叛逆性格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地堅毅、頑強。哪怕他沒能獲得叛逆的成功，他也沒有被禮教捍衛者們馴服，正因為他的堅持才有了幾百年後我們的津津樂道，從這也可看出「堅持就是勝利」來。叛逆者的價值往往不是體現在他與叛逆直接對象的較量結果，而是他給後世留下的意義。因為叛逆者的精神、思想往往是領先於同時代那些人的，連想獲得理解都不很容易，所以賈寶玉才對知己林黛玉那樣一往情深，對晴雯那樣牽腸掛肚，因為只有她們才是寶玉的知己，只有她們才能理解，哪怕是懂得寶玉。
寶玉的叛逆除了要遭受來自他老子的板子——一種硬性的打擊，還得面臨四周無所不在的軟性禁錮。這些人與他的關係要比賈政來得親密，儘管從血緣關係上來說，和他再沒有比賈政更親的了。這裡的親密程度指的是一種心理距離。在他們之間不發生關乎寶玉的仕途、婚姻的衝突時，他們也是有說有笑，可一旦這些矛盾脫穎而出，就免不了是一場「道不同，不相與謀」的冷戰。
最貼近寶玉的是他的大丫鬟襲人。「花氣襲人知冷暖」，曹雪芹用這句詩作為花大姑娘名字的出典之處，在我看來很有深意。對與寶玉的關係，襲人永遠只能停留在知「冷暖」層次上，再進一步便會失去和寶玉的共同之處。寶玉如果滿足於冷暖溫飽，那他也就和萬萬紈褲子弟一樣完全不足道了。他不滿足於襲人的冷暖體貼，甚至性的撫慰，他需要的是更高層次的理解，需要的是自由的空間、性靈的滿足。
作為薛寶釵的影子，從襲人身上我們已經能看到很多寶釵與寶玉的距離，何況寶釵這個本身描繪得很豐滿的人物已經能透露給我們太多「金玉良緣」的荒謬。事實卻往往不像人想像的那樣，荒謬的但卻擁有強烈的時代背影的「金玉良緣」一步的將本真的「木石前緣」蠶食，直至最終林黛玉魂歸離恨天、撒手人寰。
金玉良緣這層軟禁錮以婚姻和愛為面目出現在寶玉面前，寶玉要想娶與自己心心相印、情深意重的林妹妹，面臨的最大阻力就是這一層，與前面對硬性禁錮的無力反抗相比，筆者認為這層叛逆則是反映出寶玉的無奈，以至最後的出家、遁入空門，以求解脫，連叛逆的直接結果都沒能實現。「林黛玉的『情情』的結果是『淚盡夭亡』，『冷月葬花魂』；賈寶玉的『情不情』，也並沒有取得現實世界的完全理解；『愛博而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特別是他所寄居的『理想國』大觀園的『三春去後諸芳盡』，終於也使他不得不絕情而『撒手懸崖』」。８P167
面對賈政的大板子，同時代的脂硯齋都能說出「嚴酷其刑以教子，不情之中十分用情」的話來，何況寶玉要掙脫用被封建倫理價值所控制的眾女兒之心所編織成的牢籠，及至晴雯之死，寶玉杜撰芙蓉誄，「鉗詖奴之口，討豈從寬，悍婦之心忿猶未釋」，這才確認對襲人、寶釵之流的厭惡。他與這類人的感情基調才從對天下女兒的普遍的愛質地轉化成對他們的忿與恨。
忿雖忿，恨雖恨，終究作為叛逆者的寶玉只有思想的武器，心靈的鬥爭而無手中現實的戰鬥力，無論是對硬性的打擊還是軟性的禁錮都束手無策。用思想的武器來做心靈的戰鬥不同於刀光劍影中的打打殺殺，可分出勝敗雌雄來，無現實的戰鬥力決定了他的叛逆不可能獲得現實的成功，只有思想精神流傳，他和林黛玉也終究不可能成為眷屬，而只是留下一幕讓後人垂淚的輓歌。「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良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他偏說，他偏信，他卻不能讓別人也信，他惟有無奈，不信的人還要逼著他交出信仰。他肯定不會交，何以不交？惟有出家。把信仰徹底毀滅——終究可以什麼都不交了，因為連他手中也一無所有，了無牽掛。
寶黛愛情之無暇亦是千古美談，開篇曹雪芹就對世風做了一番針砭，「更是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屠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
「明中葉以來，社會風尚發生了變異……當時性愛小說十分流行，傳統禮俗開始崩壞」。９P402作為「直接刺激人們的官能，挑逗人們的肉慾，開始成為對傳統禮教的真正挑戰的手段」十P402，《三言》、《二拍》、《金瓶梅》之類的小說有其歷史意義，可這一手段難免會導致社會風氣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紅樓夢》不是說教的書，而是鮮活的人生，毋庸諱言它的內容中有大量關於情慾的特寫，不但東府就連賈府也都「除了門前的石獅子，恐怕連貓兒狗兒也不乾淨」。可曹雪芹並沒有停留在這一層次上，而是塑造出了賈寶玉、林黛玉這對神仙眷侶，講述了一個感天動地的愛情故事，在人類精神領域作出巨大貢獻。曹雪芹不是虛偽的道德家，他反對「情而不淫」的謬理邪說，可他卻分清了情與淫（欲）的各自屬性和作用，沒有一概而論，沒有本末倒置，更對單純的「皮膚淫亂」進行了批判，這便是他高於同時代作家之處，也是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叛逆性格中最光亮最美麗的一筆。我想是不會有人為賈林兩人的故事只情不淫而可惜的。
「總之，回到實在的個體血肉，回到感性世俗的男女性愛，在這基礎上，來生發個性的獨立、性情的張揚，即由身體的自由和解放到心靈的自由和解放，而日益越出、疏遠、背離甚至違反『以樂節樂』的禮樂傳統和『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儒家美學，這便是傳統美學走向自崩毀的近代之路。」⑾P407
永 恆 悲 劇
悲劇，魯迅說「就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你看」。賈寶玉的一生，作為這句話的註腳顯得格外淋漓盡致。
他終究是被毀滅了——儘管獲得了意義的流傳，但那畢竟已是他身後之事，他依舊還是悲劇人物。有關這悲劇的價值，過分理論的東西已有許多人說過，我不想在此贅筆，我只想從細處與這個永恆的悲劇人物共哭一番。叛逆者的無力，叛逆者的無奈，叛逆者的無果而終，無不是值得我們為之掬一捧清淚。對寶玉有人終究是有些痛心疾首、恨鐵不成鋼。「然而浪漫派的天才人物有一種必然的特質，便是他也能理解於世俗，卻偏又無視於世俗生活的厲害。寶玉在大觀園提匾額的時候，公然當眾壓倒自己的父親。趙姨娘用魔魘法謀害他，賈環密告使他挨打，事後他都漠然置之，不加追究。晴雯含冤而死，他只能寫一篇憑弔的文章了事。最重要的是他對於自己和黛玉的婚姻問題，始終毫無佈置。他雖然生活在厲害複雜鬥爭尖銳的環境中，卻由於厭惡傳統社會，對現實無所企圖，一切都不屑於做有意義的應付，直到最後自己拋棄了這個人間了事」。⑿P246而我更多地傾向於俞平伯的觀點，「厭惡世故的人，每是深知世故的；因為深知了這無非變把戲，所以深惡而痛絕之」⒀P157，從而有了《紅樓夢》的十六字真經：「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賈寶玉遁入空門是他生命歷程的必然趨勢。
寶玉雖然覺醒卻談不上一個自覺的鬥士，他的一切思想的價值是他自己所不能估量的。甚至是作者曹雪芹所不能預見的。
類似於寶玉的叛逆者我們應更多地看出他那悲劇裡的意義與價值來，自己繼承、發揚，而不要去苛求於那些悲劇人物。人物的任務都是歷史性的，不可能將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了，否則又要後來人何干？
兩千零一年芽月四日
寫於姑蘇城外
參考書目：
１、３、８ 徐朔方 論賈寶玉 《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２、４ 王崑崙 賈寶玉的直感生活及其歸宿 《紅樓夢人物論》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3
５ 李澤厚 《美學三書》之《美的歷程》 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9
６ 上海市紅樓夢學會編 《紅樓夢之謎》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７ 陳萬益 說賈寶玉的「意淫」和「情不情」 《紅樓夢研究——台灣及海外中文報刊資料專輯》 1987
８ 李希凡 《說「情」——紅樓藝境探微》 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9
９、十、⑾ 李澤厚 《美學三書》之《華夏美學》 安徽文藝出版社 1999
⒀ 俞平伯 《俞平伯說紅樓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