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說儒」與「論紅」
唐德剛先生在所譯《胡適口述自傳》的註釋中，盛讚胡適的《說儒》「從任何角度來讀，都是我國國學現代化過程中，一篇繼往開來的劃時代著作……不特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時期，所謂『三十年代』的巔峰之作。」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日寇全面進攻中國之前，民國經濟恢復，文化發達，若無中共對立，倭寇入侵，民國也許會步履蹣跚但堅定的走向現代化。而日本軍國主義者之所以急於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正是想趁中國現代化起步之際，及早扼殺。胡適的《說儒》也許受時代風氣影響，舒展優美，細節上也富有啟發，令讀者如行山陰道上，開眼不少。但唐德剛的評價，還是過高了。唐氏久沐美化，思維方式與胡適比較接近（均善於以美律中），也能彼此欣賞。
下面是《說儒》正文前的提要，作者主要論點，已在其中：
一、問題的提出。
二、論儒是殷民族的教士；他們的衣服是殷服，他們的宗教是殷禮，他們的人生觀是亡國遺民的柔遜的人生觀。
三、論儒的生活：他們的治喪相禮的職業。
四、論殷商民族亡國後有一個「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預言；孔子在當時被人認為應運而生的聖者。
五、論孔子的大貢獻：（－）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仁以為己任」的儒；（二）把柔儒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
六、論孔子與老子的關係；論老子是正宗的儒。附論儒與墨者的關係。
胡文發表之後，轟動一時，但也有人（如傅斯年、錢穆、郭沫若、範文瀾等人）予以駁正，特別是錢穆先生的《駁胡適之〈說儒〉》，逐條問難，舉證詳博，已令人難以復贊一詞。
胡適本文的關鍵，是將西方關於猶太教和基督教關係的研究結論、成例，「模擬運用」到對儒教的研究中。 他把孔子以前的「儒」看成猶太教裡的祭師(Rabbi),把孔子視為耶穌，而以孔子之後的儒教，相當於基督教。這種模擬雖然比現在的留洋博士剽竊西洋漢學成果，把孟子整成「門修斯」要高明的遠，但也未免有些簡單化。因為產生儒教和猶太教的民族之特性及其文化傳統、歷史背景，差別太大了。唐德剛先生稱讚說「這一看法是獨具只眼的，是有世界文化眼光的。乾嘉大師們是不可能有此想像；後來老輩的國粹派，也見不及此」，或者唐先生本人也精通「模擬運用」之道，不免高遠其所自來。
本文重點不是談論《說儒》一文的是非短長，而是想指出作者這篇文章與《紅樓夢考證》所採取立場的矛盾---雖然同是以洋律中。
胡適以為，在商朝滅亡以後幾百年內，殷民族中的「教士」，還有濃厚的「故國之思」，固守民族傳統，並企圖光復舊物。應該說，並非沒有這種可能。被胡適描繪成民族叛徒「殷奸」（範文瀾語）的孔夫子，其出生之時，距牧野之役已五百餘年。五百年滄桑，朝歌廢墟，黍麥叢殘，頑石亦長滿青苔。但孔老夫子仍氣息深長的說自己是「殷人也」。並頑固地推行殷朝的價值觀和禮教。周朝尚文，他以為文勝之弊，奸偽鬱鬱乎叢生，要以殷之質變周之文；三年之喪，本來是殷禮，他愣是推廣為天下之通喪……
希伯萊人的民族情感，與殷商民族的確可以一比。猶太復國之夢，做了兩千多年,至今仍在進行當中。自稱箕子後裔的朝鮮人，至今遺俗仍存。如商朝尚白，今日朝鮮人仍喜穿白色服裝，南韓國旗也是白底。
民族性，是人的本質的組成部分。民族認同，也是每個人會面臨的問題。在民族矛盾激烈的時候，這也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胡適對商朝後裔民族情感的認識，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他將這個結論也「類比模擬」，運用到紅學研究上，指出曹雪芹也有民族意識，應該是自然而然的。滿清入關後，無放馬華山仁、存亡繼絕之義、握發吐脯之誠、關雎化成之禮，倒行逆施，喪心病狂，變我衣冠，奴我赤子，凌我族類，爬灰的爬灰（多爾袞取侄媳為側福晉），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孝莊太后通多爾袞），惡行穢德，罄竹難書。身為亡國奴後代，包衣下賤的曹雪芹，距滿清入關後血腥的征服戰爭,才數十年,靈河岸邊，白骨支離；三生石上，血淚猶新。桑海遺民，猶有存者。戴天之恥，雖百世可以復仇。難道他真的會徹底背叛列宗列宗，喪失民族氣節，甘為「夷狄」，與「首崇滿洲」，還在揮舞屠刀，製造血腥文字獄、捉拿「逃人」的統治者認同嗎？更何況，即使愛新覺羅、葉赫納拉家族中成員（如塞爾赫、納拉性德），不乏眷懷前明者。
胡適在《說儒》中那樣強調民族意識，和他在論紅中堅決否定民族意識，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個對照是如此的突兀和不自然。這一方面與他有意與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唱對台戲有關，也與他套用的西方成例的公式不同有關。《說儒》中他套用的是西方宗教研究成果，論紅是套用的則是西方晚近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文論。他對西方這些理論，並沒有作很好的消化。所以不免顧此失彼，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自鳴得意的對讀者說：「我現在要忠告諸位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先打破這種牽強附會的《紅樓夢》謎學！」我在這裡也不揣固陋，敬告愛讀《紅樓夢》的人：我們若想真正瞭解《紅樓夢》，必須首先打破胡適這種以洋律中，以今繩古，狹隘至極的牛仔紅學、空心紅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