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紅學批判之以洋律中的「胡說」
一
魏源《默觚下‧治篇五》：「古乃有古，執古以繩今，是為誣今；執今以律古，是為誣古。誣今不可以為治，誣古不可以語學。」陳寅恪先生《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一文中的一段話，頗與此相發明：
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蓋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則其學說不易評論。而古代哲學家去今數千年，其時代之真相，極難推知。吾人今日可據之材料，僅為當時所遺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殘餘斷片，以窺測其全部結構，必須備藝術家欣賞古代繪畫雕刻之眼光與精神，然後古人立說之用意與對象，始可以真瞭解。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這些主張，與歷史唯物主義要求嚴格地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也是相通的。
誠然，每一代人回顧歷史，都有其獨特的背景；每一個人觀察問題，都有其特殊的角度，這也影響他們對歷史文化的態度和情感，進而影響他們對歷史文化的研究和解釋，提出新的問題，發現新的意義。但一切學術研究，其目的是求真存實，進而批評其是非得失。要做到這一點，就要設身處地，知人論世，「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克服時代局限和主觀偏見。只有這樣，學術研究才能有序的合乎邏輯的展開。所謂「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傳」，其中並非沒有合理的因素，但太看重今，太看重自我，就會違背歷史具體性的要求，而產生種種偏見、錯覺，獨斷意識，成為學術領域的唐吉訶德。但可惜的是，二十世紀紅學（乃至所謂國學）研究的最大的弊端，就是以今繩古，以洋律中。
中國古代社會，相對停滯。魏源時代的今與古，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但五四運動以後，則無論政治制度、人生價值乃至社會風俗、學術文化，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二十世紀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信心，空前的動搖和失落，他們不僅不能再去「神遊冥想」領悟和感受前人的思想和情操，也無法判斷歷史上各種典章制度（如儒家禮教）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意義。於是很多研究成果或學說，數典忘宗，魯莽滅裂。真正「不可以語學」（雖然現在還被奉為不刊之經典）。國學大師胡適，表現的就比較突出（當然，也有些胡適的批判者，表現得比他更突出），他的紅學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比他給中國人畫的那幅漫畫——「差不多先生」，還要慘不忍睹。
二
胡適治學的弊端，更多犯在一「洋」字上。胡適是留美博士，他的頭腦好像也被美國式思維方式「格式化」了。如果說他提倡美國式民主政治的理念是偉大的話，他以二十世紀美國式觀點，解釋古代文化，批判古代文化，則是淺薄可笑的。
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春秋大義》）的《序言》中比較中國和西方主要國家國民性的差異，有這樣一段話：
在此，我可以指出。美國人發現要想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是困難的，因為一般說來，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也無法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英國人一般說來深沉、純樸但不博大；德國人也不能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因為德國人特別是受過教的德國人一般說來深沉、博大卻不純樸。在我看來，似乎只有法國人最能夠理解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固然，法國人既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也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但是法國人民卻擁有一種非凡的，為上述諸民族通常說來所缺乏的精神特質，那就是「靈敏」（delicacy)。這種靈敏對於理解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是至關重要的。為此，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的特徵，除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三種之外，還應補上一條、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靈敏。這種靈敏的程度無以復加，恐怕只有在古代希臘及其文明中可望得到。在其他任何別的地方都概莫能見。
在上述各民族的文明中，中華文明最為源遠流長，波瀾壯闊。西方任何一個民族研究中國文化，都難免迷失方向。《紅樓夢》對於他們更是一座永遠走不出來的迷宮。由於這些民族不同的特性，他們讀《紅樓夢》，也會各有所偏。德國人看見道，法國人看見精緻，英國人發現政治，美國人當然會發現愛情和個性。在西方各民族中，應該說美國人最難瞭解中國文明和中國文化，自然也最難瞭解《紅樓夢》。——雖然美國人的資料工作非常出色，可能中國某條街道的某個廁所有幾個便位，在哈佛大學都能檢索到多媒體資料，但有時材料越多，他們越容易迷失在表面現象中。當年他們看到林彪整天舉著語錄，高呼「毛主席萬歲」，他們也許以為即使毛澤東活九千九百九十九歲，這位元帥也嫌少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也許他們以為毛澤東希望全國知識分子都有硬骨頭呢。當年胡適的好學生吳晗聽到毛澤東誇獎海瑞，急不可待地寫文章、編劇本，結果與魯迅的好學生王實味、胡風一樣悲慘。他們讀到《紅樓夢》第一回「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便以為這本小說絕對是自然主義寫實之作；看到六十三回「幸得咱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億兆不朽」，也許以為他像寫《還珠格格》的撒嬌派瓊瑤老媽子那樣感謝天，感謝地，感謝乾隆盛世呢！
上述各民族中，唯獨經濟上、軍事上無比強大，民主平等的美國人缺乏深沉，這也與美國歷史短暫有關。源遠流長，多災多難，能使一個民族深沉起來，這也是一種財富。對此美國人恐怕也沒異議。雖然歷史又發展了近百年，美國人好像還沒變得深沉起來。小布什政府，還被人稱之為牛仔班子。美國人還像個「巨嬰」，被老謀深算的猶太人操縱著去跟伊斯蘭激進勢力較勁。
亨利‧詹姆斯，美國實用哲學的創始人威廉‧詹姆斯（是胡適的祖師）之弟、西方現代心理小說開創者之一，他就以為美國人太淺薄單純了，他筆下富有、善良的美國男女大都到歐洲去尋找伴侶，往往被文雅靈敏但世故奸猾的歐洲人所欺騙，但這些美國佬一般都寬恕甚至欣賞欺騙者！
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裡，辜鴻銘建議美國人研究中國文明，如此他們「將變得深沉起來」。這好像也有點「以夏變夷」的意思。美國研究中國文化、研究《紅樓夢》的確實不少（在西方各國中算是最多的），不過大都是華裔。我們也很少看到美國人研究中國文化變得「深沉」起來的例子，美國人將中國文化淺薄化、漫畫化甚至妖魔化的例子比比皆是，留學美國而變得淺薄的中國人也所在多有。而令人痛心的是，由於人們崇拜美國的技術、財富，推崇其民主政體，連「漢學」也步其後塵。胡適在這方面最為賣力。由於在很長一段時期他被奉為國學大師和政治文化偶像，他的許多謬論影響深遠，貽害後學。必須予以批判、澄清（當然這種批判、澄清不能採取毛澤東式搞運動的方式）。在這同時我們也敬告世人，美國絕不可能以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優勢，取得對中國文化研究、解釋的霸權。或者相反，他們可能是最糟糕的學生。
三
和一般的留美歸國學生一樣，胡適自身也帶著一種優越感，也表現出對當時黑暗、落後的中國的痛心和絕望——不過他和聞一多等人不一樣，聞一多雖然也哀歎軍閥統治下暗無天日的中國是一溝絕望的死水，但他並沒有去崇洋媚外，而是用胸中燃燒著愛國赤誠，像一支紅燭，去照亮那黑暗的世界，盡一個「匹夫」的責任。而胡適，則是在中國還沒有完全殖民化的時代，出現的一個成熟了的殖民地奴才。美國返還「庚子賠款」給這些人作學費，真是划得來。
一個國家的衰亡，除了制度的落後，統治者的腐敗無能，也與民氣萎靡頹喪，昧於匹夫有責之義有關。而「振民育德」，也是知識分子的神聖責任。胡適身為，他卻像個自虐狂一樣醜化民族形象，敗壞民族精神。《紅樓夢》最大的沉痛，是民族被奴役、被征服的悲劇和國人對這歷史災難的忘卻，所謂「白骨如山忘姓氏」。胡適生於列強窺伺，磨刀霍霍的時代。在這種形勢下，我們應該是先振奮精神，團結一致，抗禦外侮呢？還是自虐自毀一番，讓外敵滅亡、奴役呢？答案是不問自明的。必須先除外侮邪祟，然後變法改制，治療自身疾病。古之欲明道德於天下者，先亡其國、奴其族，未之聞也。胡適曾說過：「中國不亡，是無天理。」他在發表在《新青年》五卷三號上的《你莫忘記》一詩，竟借災民之口詛咒中國早一點被外族滅亡：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只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都可以，——
總該不至——如此！
「你莫忘記」四字，很容易令人聯想起《紅樓夢》通靈寶玉上的「莫失莫忘」。但胡適的憤激之言，與《紅樓夢》的神聖誡命，南轅北轍。
《紅樓夢》是懲創人心之書，通靈寶玉是心的象徵，由於胡適已是「失心」之徒，於是他（還有他的追隨者），將打開《紅樓夢》迷宮的這唯一的鑰匙，視為不「實用」的東西，棄如蔽屨。也毫不足怪。
魯迅先生（何家干）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申報‧自由談》上發表了一篇《出賣靈魂的秘訣》，針對一貫為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的胡適對「日本朋友」的忠告：「日本只有一個方法可以征服中國，即懸崖勒馬，徹底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指責他出賣靈魂，實際上這時胡適的「心」已經被征服的差不多了，靈魂中也沒有多少貨色。
自有科舉制度以來，中國一向重視應試教育（干祿），而不注意「振民育德」的國民教育。即使有國民教育的內容，如果統治者不愛民以惠，使民以義，也不會有什麼效果，徒然「愚民」而已。
令人感慨的是，今天在國民教育方面採取的措施，未必勝過昔日。看看各種新聞媒體，花邊新聞，美女經濟，真正是「只有金銀忘不了」，「只有性交忘不了」，好多媒體較之《性病辭典》有過之無不及。即使正規學校，雖然政治、德育課程一再增加，與外語一樣浪費著最寶貴的教育資源，但視學生為奇貨的教育產業化，已使這種教育，不會有任何效果，甚至令大部分人產生逆反心理。
看看胡適曾任最高領導的中國最高級學府、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文革」中貼出第一張大字報的北京大學，一面是國學大師，灰頭土臉；一面是販賣國外漢學成果，把孟子弄成「門修斯」的海龜人士春風得意。女生傍大款，男生拼「托福」，男女生都對小丑周星馳崇拜若狂。無度標榜,可勁作秀,《紅樓夢》還是反禮教，金大傻風頭已壓倒曹雪芹……胡適的晚生後學，甚至沒有五四和「文革」時期那些歷史虛無主義者的風發義氣。真正是一代不如一代。
四
《紅樓夢》第一個全書英文節譯本於1927年在紐約出版，譯者是王良志，明恩溥作《序言》。這部九十五章、六十萬字的譯書，以「二玉戀愛」為主線，與此無關的情節大都刪去。明恩溥在《序言》中也強調這是部「悲劇性的愛情小說」。兩人都受新紅學影響。但胡適也受明恩溥《中國人的特性》一書的影響（其實如果沒有明恩溥首倡退換庚子賠款，也就不會有胡適的留美），他太信賴美國人的眼睛了——可能因為人家帶著有色眼鏡。
明恩溥作為一個在中國生活數十年，對中國人民富同情心的美國公民，他的《中國人的特性》不僅開研究中國國民性之先河，而且是後來同類著作所難以超越的。但作者所觀察到的，是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淵的中國人，未免貶多於褒，筆觸略顯低沉，還不乏偏頗之辭。其視角與結論總擺脫不了西方的價值觀。但胡適好像對作者對中國人的批評更感興趣，並且踵事增華。
《中國人的特性》中有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就是說中國人缺乏精確性的習慣。曾斷言明恩溥不瞭解真正的中國人的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中說：「這是由明恩溥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麼，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因為他們過著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像頭腦或智力那樣僵硬、刻板，你不能指望心也像頭腦或智力一樣，去思考那些死板、精確的東西。至少那樣做是極為困難的。」當代有些學者又把中國人的這種特性與現代物理學量子運動測不准原理聯繫起來，儼然是一大優點。但胡適卻把這個特性，視為足以令中國亡國滅種的頑症。那篇著名的《差不多先生傳》就具有代表性。
魯迅先生對明恩溥的這部著作也非常重視，他從二十一歲在日本求學時，便仔細研讀了本書的日譯本，並由此致力於揭示和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直到臨終前十四天（1936年10月5日）還向國人鄭重推薦本書：「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與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堪稱無獨有偶。他們的善於遺忘、歪曲，也都是明恩普先生在《中國人的特性》中所三復其言的。
有意思的是，《紅樓夢》通靈寶玉上的神聖誡命「莫失莫忘」，似乎也針對著中國人的歷史遺忘症而言——但這種歷史的遺忘症不是天生的，而是歷代封建統治者的文化專制和洗腦運動造成的。華人在二十世紀自然科學領域取得的輝煌成就，也證明我們並不缺乏記憶力和精確的能力。
當胡適、魯迅之徒大批特批國民劣根性之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磨刀霍霍，志在規我幅員之日。特別是魯迅先生去世的1936年，已經快到焦土抗戰了，可二位先生竟能神定氣閒，計較國人的模糊精確，涵養令人佩服，但未免像《紅樓夢》中的迎春，「豺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可謂不知本末先後者矣。
我更奇怪的是，二位先生如此崇尚「認真」，何以得出《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傑作」，在《紅樓夢》之前，中國小說塑造人物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弱智結論？
五
如果說胡適在「大膽假設」時像美國牛仔，有觸即發（一旦先入之見形成，人類天生的知覺保護機制便發生作用，視丹為素，萬牛難回）；在「小心求證」時他則有東方式的「靈敏」狡獪。他非常善於迴避對自己不利的證據。
胡適的新紅學，有兩大支柱：內容上的自敘轉說與方法上的自然主義說。這兩個概念雖然都是來自西方，但在西方卻是兩個幾乎對立的概念。自傳說強調主觀性，自然主義強調客觀性。在胡適的親切關懷下，它們貓鼠同眠了。
我們先看自傳說。胡適先是把小說第一回的「作者自雲」棒槌當針：「這話說的何等明白！《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本來，任何作品中都有作者「我」的因素。但一個作品中作家的「我」是百分之百呢，還是滄海一粟，沒有任何標準定量。法郎士說的一切作品都是作者的自傳，並不比王爾德所有的作品都是撒謊和艾略特詩人只是一個工具、詩是消滅個性，含有更多的真理。如果這個作家的心靈具備萬物，與全民族乃至全人類的靈魂融合，那麼他的自傳將和一部歷史一樣，凸現出民族的靈魂。如唐吉訶德之於西班牙，浮士德之於德意志。這裡的「自我」更多是虛的東西。但胡適卻將它落實了，把曹雪芹與甄賈寶玉、曹府與甄假二府「老老實實」地對應起來，不管兩者在實際上相差多遠；女媧煉石補天，與曹家有沒有關係；「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是否是曹氏家風。以至於在胡適及其後學手裡，「曹學」幾乎相當於「紅學」。
胡適還為自傳說找到一個「鐵證」，小說第五十二回，寫鍾敲了四下，庚辰雙行夾批：「按『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樣寫法，避諱也。」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亦持此說。但這兩位紅學大師似乎沒有「認真」的通讀《紅樓夢》，作者並不避「寅」字。潘重規先生在《紅學六十年》中指出：「但庚辰本第廿六回，薛蟠對寶玉說看見一張落款『庚黃』的好畫時，卻把寅字又寫又說，又是手犯，又是嘴犯。如果說避諱的寫法，作者便是曹雪芹；那不避諱的寫法。作者就斷不是曹雪芹了。」其實「寅」字在《紅樓夢》出現不止此一回，全書出現此字一共十餘次之多！前八十回就有四次（十、十四、二十六、二十九回）。真不知道胡適、周汝昌之輩是怎樣讀《紅樓夢》的。小說以敲鐘的聲音告訴人們時辰，比直書地支之數更生動一些。不然五十一回「十錦格上的自鳴鐘當當兩聲」，難道是避「丑」字？脂批所謂避諱，或者是避「雍正」年號。還有，曹雪芹曾祖父曹璽原名爾玉，在《紅樓夢》中這也玉、那也玉，准之眉山蘇氏避「序」為「敘」，難道不也在「敬避」之例嗎？看來《紅樓夢》不僅不是自傳，小說中的曹雪芹是否真與曹寅有關係，也大可懷疑。
六
如果說胡適的自敘傳說還有合理因素的話，他說《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亦即把「自然主義」作為小說的主要創作手法，則根本站不住腳。
胡適說《紅樓夢》是「自然主義」小說的證據，主要來自第一回「石頭」所說的話：「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緻。」石頭說話，在小說中已經是「荒誕」情節，沒想到胡適大師竟將荒誕情節中的對話，作為「自然主義」的理論證據。我們且不把胡適的「自然主義」與西方受自然科學特別是臨床醫學影響的自然主義等同起來，即使曹雪芹能做到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四條中的一條：「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我們就許可他是「自然主義」了。但曹雪芹能做到嗎——或者說他敢嗎？
胡適在1929年寫的一篇《我們要我們的自由》中說：「近兩年來，國人都感覺輿論的不自由。……異己便是反動，批評便是反革命。一個國家裡沒有紀實的新聞而只有快意的謠言，沒有公正的批評而只有惡意的謾罵醜詆——這是一個民族的大恥辱。這都是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當然結果。」胡適的話令人聯想起他當年在北大的編外學生毛澤東，在國民黨的報紙上，毛澤東不知被打死過多少次，死的花樣也數以十計，但仔細考校去，竟都是假語村言。胡適所批判的國民黨摧殘言論出版自由的情況，其實是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文化專制和洗腦運動的繼續。胡適好像有意要當中國的傑弗遜和愛默生，一生口無遮攔，得罪過孫中山，惹惱過蔣介石，國民黨宣傳部組織人力編寫出版過《胡適反黨義近著》，一直到六十年代在台灣，還有國民黨人受不了他的多言多語，主張派一架飛機將他空投到大陸，讓他享受共產黨統治下的言論自由。
國民黨的領導人，大都經過五四反封建浪潮的洗禮，他們竟不允許忠實追隨國民黨的文化泰斗（一度差點競選總統）胡適言論自由，新聞報道，也充滿謊言欺騙。在文網極端嚴峻的乾隆時代，清政府允許一個「包衣下賤」曹雪芹「說硬就硬起來」，有一說一，二五一十嗎？曹雪芹未嘗不喜歡言論自由，但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更何況君子任重而道遠，需要韌的戰鬥。在《評胡適反黨義近著》第一輯出版後不久，胡適不是也服軟過嗎？曹雪芹可能更遵守《周易‧系辭下》中孔子的忠告「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孔子作《春秋》，三世異詞，還有微詞、巽詞、詭詞，這也是曹雪芹的拿手好戲，都會令「自然主義」者渾身腦袋疼。
七
太平閒人《石頭記讀法》云：「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意。甄士隱、賈雨村，自揭出矣，其餘則令讀者自得之。有正用，有反用；有莊言，有戲言；有照應全部，有隱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來：從無隨口雜湊者。可謂妙手靈心，指麾如意。」還需要補充，有時一名有多重寓意，或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寓意。如王熙鳳之兄「王仁」，當他與薛寶琴（素王的化身）一同晉京時，這個名字承擔著「王者之仁」的寓意；當他與賈環等一同拐賣巧姐時，則是「忘仁」了。這就是董仲舒所謂的「《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爾雅》所謂的「美惡不嫌同名」。陳寅恪先生說：「凡解一字，就是一部文化史」。一個民族的文化越是源遠流長，語言含義就越是豐富多樣。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人，沒有專制統治、神學肆虐和異族征服的經歷，他們說話用不著拐彎抹角，中國語言乃至中國文學，對於他們可能是符菉偈咒。
甄士隱是《紅樓夢》成始成終的人物，對這個人名寓意的理解，能牽一髮而動全身。胡適既認定「《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那麼，甄士隱所隱的「真事」，自然是作者本人及其家庭的事跡了。
《紅樓夢》第一回說甄士隱，名費。其名字出典於《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朱子《中庸章句》如此解釋：「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廣大隱微、包羅萬象的《紅樓夢》，被胡適視為老老實實、平平淡淡的私人生活記錄，如此立論，與瓶裝尼亞加拉大瀑布何異！
甄士隱，音諧「真事隱」，作者確有不敢說之事，但所隱的更重要的是「事」所寓之「義」（或者就是「誰解其中味」的「味」）。所謂道不虛明，言不孤立，借事明之，托境生之。所借之事，所托之境，可以是真事實境，亦可以虛構想像。這是文學創作最基本的常識。《紅樓夢》中虛構的成分更多一些，銜玉出生，太虛觀冊，完全是超自然情節。如果說作者創作的目的是告訴後人他戀愛、意淫、同性戀的個人經歷，或「爬灰」、「養小叔子」的家庭生活內幕，不僅不近人情，而且這樣以來，似乎只有小說情節的參與者，才能完全瞭解作者所「隱」的真相，這些人（屈指可數）一死，便永無解人，作者花費如許歲月心血，所為何哉！
何況「真事」也是一個「不精確」的概念。任何人對於任何一個事實的敘述，都會有虛假的因素，宋遺民鄭思肖《心史‧大義略敘》感歎作史之難：「一事之中，一人所聞所見，或前或後或得或失，況一人又各主一見……嘗泛取目前俱見之事，命眾友各作傳記，及觀其敘情理，操予奪，較當時之事，各爭差遠。」雖然往事並不如煙，但保留在記憶中的，都或多或少打上了主觀的烙印。相對於「事」，「味」和「義」相對穩定。《紅樓夢》第七十八回青州林四娘的故事，清人著述有數以十計不同的文本，言人人殊，在蒲松齡筆下她是個十七八歲、風華正茂的美眉，在李澄中筆下，她又變成快到更年期的徐娘。但幾乎所有關於林四娘的故事，都表現出沉痛的滄桑之感、亡國之悲。
歷代經學家關於「君子之道，費而隱」，解釋也不盡相同。鄭玄注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佹也。道不費則仕。」《中庸》原文這句話的上一句是「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鄭玄之注，即承此句之意。唐孔穎達疏云：「言君子之人，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甄士隱名字寓意，有取於此。太平閒人更把甄費之「費」解釋為「廢」，又引導讀者往《論語》：「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曹雪芹「蓬牖茅椽，繩床瓦灶」，而襟懷灑落；甄士隱看破紅塵，遁世無悔，都表現出與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管他什麼乾隆盛世）。他們之所以不合作，主要是出於民族情感。與賈語村之流僥倖行險，苟且富貴，自有天淵之別。
宋人解《中庸》，不取漢唐誼注。朱熹《四書或問》卷四羅列宋人諸說，權衡辯駁，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紅樓夢》「大旨言情」，亦即《易》基乾、坤，《詩》首《關雎》之意。紫琅山人《妙復軒評石頭記序》：「陰陽消長之義，皆以男女言，示人以易知也。」男女情愛，人之大欲在是，禮之大防在是，儒家倫理政治的基礎亦在是，引而伸之，推而廣之，可至無窮。而開闢鴻蒙，孰非情種？禽獸亦能發情叫春，人苟生理健全，誰不知男女之事？幼兒園小朋友看《紅樓夢》電視劇，問他講什麼故事，也會毫不含糊地回答「談令（戀）愛」。美國人智商不低，當然也會發現這是一部以愛情為主線的小說。但這只不過識其一端，未足喻君子之大道。
我因此聯想起胡適對《詩經》中《關雎》篇的解釋。他在《談談詩經》中說：「《關雎》完全是一首求愛詩，他求之不得，便寤寐思服，輾轉反側，這是描寫他的相思苦情；他用了種種勾引女子的手段，友以琴瑟，樂以鐘鼓，這完全是初民時代的社會風俗，並沒有什麼稀奇。意大利、西班牙有幾個地方，至今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彈琴唱歌，取歡於女子。」
《關雎》是民歌，在民間傳唱過程中，經過長期變異，由各種異文（或不同版本），融入各種思想（不排斥曾有黃色內容）。采風者可能選其尤雅者，或綜合之、潤色之，以便與縉紳先生道。孔子又從而刪定之。漢儒言《關雎》有詩人作詩（或造篇，或敘古）之意，原本刺康王晏朝；有孔子定詩之意，以此篇為正風之首。後人以此詩為宣淫導欲之媒者亦大有人在。所以古人即雲《詩》有正義，有旁義，有斷章取義，不排斥引申、附會、誤讀，齊、魯、韓、楚、毛、鄭、朱子《集傳》，所言雖有異同，皆可參觀折衷。胡適《談談詩經》特別對朱子《詩集傳》關於《關雎》的解釋：「《詩集傳》裡說什麼『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以為之配』，把這首情感真摯的詩解得僵直不成樣了。」但胡適以《關雎》「完全是一首求愛詩」，同樣不免高叟之固。
與曹雪芹同時有一經學家曰吳敬梓（胡適的同鄉），他在其說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通過杜少卿（作者思想的代言人）之口說：「朱文公解經，也是要後人與諸儒參看，而今丟了諸儒，只依朱注，這是後人固陋，與朱子不相干。」他在經學專著《文木山房詩說》中有一篇《后妃》，專門論《關雎》，折衷諸說，而以《詩集傳》為歸依，以為「未為不得詩人之意也」。比胡適「大膽地推翻兩千年來積下的附會的見解」，魯莽滅裂要高明得多。
我們很難想像孔夫子跳著迪斯科，激情洋溢的絃歌「勾引女子」的《關雎》之後，再來這樣一段抓譜：「《關雎》其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悉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其實用克林頓博士解釋他與萊溫斯頓關係的話，《關雎》不就是想談戀愛上床嗎，細枝末節，有何大不了的！
本人對胡適在二十世紀提倡美國式民主政治理念，實踐美國式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並不怎麼反對，有時還十分佩服，甚至不惜以「偉大」這頂高帽相贈（當他有「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派頭的時候）。但對他在古代文化研究領域以今繩古，以洋律中，魯莽滅列，則深惡痛絕。而現代中國在文化研究上，以今繩古，以洋律中，不足以語學；在政治上則堅持專制集權，陰謀權術盛行，以古繩今（且美其名曰中國特色），不可以語治。過去現在，兩兩失之。百年顯學《紅樓夢》研究(紅學也曾是政治鬥爭的戰場），最集中的折射了這個怪現象。面對未來，紅學之路怎樣走，中國之路怎樣走，朋從爾思，或亦有「隱」憂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