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周汝昌，哪來《紅樓夢》
蓋世有周汝昌，然後有《紅樓夢》，周汝昌常有而《紅樓夢》不常有，故咬嚼於字句之間，折騰於臆想之外，東拉西扯，假裝博學，不顧邏輯，一味歪曲，矜怪誕以為創獲，肆吹噓以邀名利。掃筆而頷之，曰：「我是大師。」豈真大師乎？其真——呸！
一般人讀《紅樓夢》，多數是躺著讀的，少數是坐著讀的，更少數是站著走著時也要讀的，——反正我沒見過一邊跑一邊讀的。而周汝昌讀《紅樓夢》，那是跪著讀的。一部《紅樓夢》，被他吹得是天上沒有，地上就這麼一部；外國沒有，中國就這麼一部；古往今來都沒有，就是在乾隆年間，吧唧，從石頭縫兒裡蹦出這麼一部。一個人一輩子只做一種學問，很少不被自己的研究對像折騰得七葷八素，但像周汝昌這麼暈頭轉向的，好像並不多見。
把《紅樓夢》捧得這麼高，那也是有清醒的目的的。咦，這是咱的飯碗呀，《紅樓夢》是一流的小說，我研究《紅樓夢》，所以我是一流的學者，下視研究《西遊》《三國》的哥們兒，哪有我這麼拽？因此，在不同的本子之間發現一個字的差異（比如「寶玉一步一步挨過來」和「寶玉一步一步地挨過來」），都是重要的學術成果。這叫「板本學」，懂不懂？娘唉，兩百年前抄人家手抄本兒的酸秀才們，你們可知道，你們一時的筆誤都為後代的「大師」之路做出了貢獻！積德行善原來這麼容易，我操。
把《紅樓夢》捧得這麼高，連帶地也產出了巨大的效益，那就是，《紅樓夢》中的每個字，都有了微言大義。自從孔子作《春秋》，秦皇漢武到如今，從沒有哪部書像《紅樓夢》這樣被剁成段兒、批成片兒、切成絲兒、磨成面兒地糟踐過。甭管是誰，都可以由一句半句引申開來，隨意附會，任意歪曲。始作俑者，周汝昌是也。字兒是人家碼的，咱沒辦法，可「解釋」的權利在咱手裡，那就決不能放過。不是有個史湘雲嗎？媽的想讓她嫁給曹雪芹她就得嫁曹雪芹，想讓她做了脂研齋她就得做脂研齋，我就是讓她當婊子誰敢不同意？——我為了這事兒寫了一本兒書！這叫什麼？這叫「探佚學」，就是說，作者雖然死了兩百年，可是那些興許曾經在他腦海中駐足過一剎那的想法，我都能清清楚楚地弄出來，源源本本地告訴你。信不信由你，反正因此我就有了學問，而那傢伙卻未必能從墳墓裡拱出來跟我白證。
要說周汝昌同志對「紅學」最偉大的貢獻，那還要算成功地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就是北京城裡一個游手好閒混吃混喝的一個黑胖子，名叫「曹雪芹」。這是胡適同志的首創，周汝昌同志把它變成了「定論」。雖然沒有一個直接的證據，雖然每一個間接的證據都存有疑問，但不知怎麼一來，一個假說突然就這麼「鐵案如山」了。「大師」就是「大師」，不服不行。
這也罷了，周汝昌同志對「紅學」最最偉大的貢獻，那還是把《紅樓夢》由一部小說變成了「自傳」。魯迅和胡適還只說《紅樓夢》是自傳性的小說，就是說小說中的主角多少帶了點作者的影子，而周汝昌則把《紅樓夢》當成隱喻性的自傳，於是寶玉就是雪芹，賈府就是曹家。真羨慕那個附庸風雅的特務頭子曹寅啊！他的家譜被學者們從灰撲撲的抽屜中捧出來，視如連城之璧，祖宗八輩的名諱都為普通的《紅樓夢》愛好者耳熟能詳。一會兒鐵嶺，一會兒豐潤，一會兒畫像，一會兒墓碑，純樸的農民都抵擋不住誘惑而捨身造假，至於這與欣賞《紅樓夢》有什麼關係呢？對不起得很，沒有人管它，至少周汝昌不管它，反正這是學問，叫「曹學」。你可以憑此當博士，也可以憑此當博導，就看你的膽子，不，嘴巴大不大了。
接著我要說到「脂學」了，這是周汝昌最得意的一門學問。說是有個女子，是賈寶玉亦即曹雪芹的妻子，後來做了婊子，但是不賺銀子，而是拿起筆桿子，對著書葉子，滴著淚珠子，費盡心眼子，把「雪芹原意」一筆一畫寫滿書眉子。此人是誰？小說中的名字叫做史湘雲，現實中的名字叫做脂研齋。啊，多麼令人感動的一個神話（或鬼話）啊！雖然情節有些老套，許多才子佳人的故事都是這麼編的，但對於周汝昌的想像力來說，這就到了極致了。你還要他怎麼樣？他又不是劉心武。
脂、曹、探、板，四大學問，周汝昌門門兒都是大師，巨擘，魁首，掌門人，開山祖宗，不是說「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嗎？自從中國出了個周汝昌之後，一千個讀者就會有一千零一個《紅樓夢》，而只有第一千零一個《紅樓夢》，也就是誰都想不出的《紅樓夢》，才是真正的《紅樓夢》。
故曰：後有《紅樓夢》，先有周汝昌。論證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