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與我論「紅學」
我想起了鄧拓。
我如何會認識鄧拓？平生素昧，地位懸殊呀。
還得感謝「紅學」。
那該是１９５４年之冬吧。批俞運動猛然一下子起動了，形勢非常。首先是馮雪峰給我親筆信。《文藝報》挨批之後，運動迅速深入發展。當時鄧拓主持的《人民日報》的鍾洛，數次蒞臨見訪。
這一天，鍾洛特來通知，鄧拓要在報社接見我，時間是晚晌。記得好像是下班回寓，家人告之此訊。草草晚飯之後，我便自往人民日報社——到了報社，鍾洛方從敝寓回來，方知是派專車去接我的，卻撲了一個「空」。
鄧拓見了我，可說是十二分熱情接待，極盡賓主之禮，而且滿面春風，頗有一見如故之意致。從離坐得很遠的秘書王同志和陪座的鍾洛的神情舉措而觀，我體會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對話，非同小可。
兩座沙發，當中一個茶几式小桌，桌上一個大碟，碟內堆著很高的散裸的中華香煙，這是彼時最高級的煙了。他讓我一支煙在手，並且親手為我用打火機點著了煙。
我深知這實是特殊的禮遇。
他請我來見他，目的是要我寫批俞（平伯）批胡（適）的「文章」，這不必多說自明。話題當然就是從《紅樓夢》開始。
對俞、胡二位，他說了些什麼，我已全不記得了。話題轉到我身上來。很易料想的，他先誇獎了我的「紅學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氣氣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幾句話，大意如下：
「……您考明瞭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變故是由於雍正的迫害，是政治鬥爭的結果，證明了胡適的『坐吃山空』『自然趨勢』是荒謬的，這是一個大功勞。但您的主張『自傳說』卻又脫離了歷史唯物主義，那就錯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論』的錯誤。……」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寫一寫，批判俞、胡，也作自我批評。這樣，文章會更有力量。
這番意思不難懂。正像鍾洛向我強調表示的一點，就是：「您作出自我批評，方可立於不敗之地。」這句話記憶最為清楚難忘。
一切都表明：這是從上面而來的極大的關注和維護，不把我當俞、胡一律看待，讓我解除顧慮，安心參加運動。
這種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會忘懷。
可是我當時十分糊塗，執迷不悟：「主張『自傳說』怎麼就是犯了錯誤？這是曹雪芹自己在書裡一開頭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現也完全與表明符合。魯迅就如此認為，說胡適之考，可為論定。魯迅也犯了『二元論』嗎……？」我在那時，思想鬥爭極為劇烈，可怎麼也想不通錯在何處。
有一位同事向聶紺弩等領導敘說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很是真實不虛。
感謝鍾洛，他繼續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與胡適同等看待是胡說……」我終於在眾多同志的關切與鼓勵之下，寫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說，那是水平不夠的，尤其是自我批評的部分，更顯薄弱。
這大約讓鄧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個「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後，有人稱獎，有人不滿——儘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為加工潤色了，還是無從根本改變，所以到後來運動深入時，就有水平高的人發文批我，說我「比胡適還反動」。我不怪人，咎由自取，於人何尤哉。
６０年代初籌備紀念曹雪芹逝世２００週年時，一次文聯舉辦盛會，由京津一流鼓曲家演唱《紅樓》段子，石慧儒，駱玉笙，花五寶……各獻名曲，文化界名流集於一堂，最後一位來賞的竟是周總理！
那場盛會，我有專文紀之，今不應重複。只說會後，眾演員圍上了總理，請示意見，池子裡眾客也戀戀未散，有一小群人也在圍談，中間是鄧拓。我想起他當年的友善熱情，便上前去招呼，並怕他已不認識我了，自報了姓名。他聽後，將眼抬起，望了我一下，頭部微微一動——似點頭未點頭，此外一無回報，包括面色與言詞。
我自討了無趣，悄然退出了那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