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陰騭文》·惠紅豆
我寫《 紅樓風俗譚》 時，寫了一篇《太上感應篇》 ，主要介紹第七十三回「儒小姐不問累金鳳」中迎春讀此妙文事，並引了全文，供讀者參閱。文中又聯繫說到第十一回賈敬過壽賈蓉厄來傳話說的：「那《陰騭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對《陰騭文》 也略作了一些介紹，但因當時手頭無全文，因而未能引用全文，介紹也稍感語焉不詳。不及對《 太上感應篇》 介紹的清楚。每感遺憾。去年夏天在太原參觀祁縣「喬家大院」民俗博物館，那裡收藏有清初傅山寫的《文昌帝君陰騭文》八扇木刻大屏，碗口大的楷書，筆勢接近顏魯公晚年《李靖書》，極為莊拼蒼勁，舊時多見傅山草書、小楷，這樣精神貫注、光彩照人的楷書很少見過，我六月、十月兩次去喬家大院，那對這套大屏一再賞玩。久久不願離去。走時承他們的贈品中，有這八扇屏縮印的書籤，帶回可以用放大鏡仔細觀賞。這樣便有了《陰騭文》的全文了。文章不長，只四百多字，先抄在下面，略加標點．供感興趣者參閱：
文昌帝君陰騭文
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未嘗虐民酷吏。救人之難，濟人之急，廣行陰騭，上格蒼彎，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干是訓於人曰：於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竇氏活人，高折五枝之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欲廣福田，須平心地。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利物利人，修善修福。正直代天行化，慈詳為國教民，忠主孝親，敬兄信友，濟急如濟涸轍之魚，數危如救密羅之雀。矜孤恤寡，敬老憐貧。措衣食，周道路之饑寒，施棺榔，免屍骸之暴露，家富提攜親戚，歲饑賑濟鄉鄰，斗秤當以公平，奴僕待之寬恕。印造經文，瓶修寺院，或捨藥材以拯疾，或施茶湯以解渴，或買物而放生，或持齋而戒殺。舉步常看蟲蟻，禁火莫燒山林。修數百年崎嶇之路，造千萬人通濟之橋，敬拾字紙，忌食牛犬。勿挾私仇，勿營小利，勿謀人之財產，勿妒人之技能。勿淫人之婦女，勿唆人之爭訟。勿壞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倚權勢而辱善良，勿恃富豪而欺窮困。善人則親近之，惡人則遠避之。不可口是心非，須要隱惡揚善。垂訓以格人非，捐資以成人美。作事須循天理，出言要順人心。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永無惡嚁加臨，常有吉神擁護，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百福駢臻，千祥畢集，豈不從陰騭中來者哉？
弟子傅山書
這就是賈敬所說的要急急刻出的「陰騭文」。「陰騭」一詞，來自《 書經· 洪範》 ，原句是「惟天陰騭下民」，騭是安定的意思、即上天不言而安定下民。「陰騭」二字，衍義即為「陰德」之意。《陰騭文》 按舊時說法，是善書的一種，是勸人作好事的。而特別強調作好事不要人知道，純粹要暗地裡自覺地作好事，講究積陰德、積陰功。是封建時代社會道德教育的一種。其目的也還是好的。是理學和道教結合的產物。用現在的標準來衡量，也好像雷鋒精神一樣，本是很可貴的一種道德品質。人類很複雜，人的本質各不一樣。有人本質上從內心就是樂於助人作好事的，而他們這種純真的善行，卻常常又被權勢者利用，以之要求號召別人。而權勢者自己卻又總是與此背道而馳，只用此以鞏固自己權勢與私慾。這樣某些善行編入善書，就變成虛偽、滑稽為騙人傳單了，賈敬謀求飛昇，讓他的寶貝兒孫賈珍、賈蓉等急急刻《陰騭文》 送人，表面是宣傳善行作好事，其虛偽自讓人可笑，這是作者對這些人辛辣的諷刺。但《 陰騭文》 本身在明、清社會上也還或能給某些人以教育或警告，因而當時社會上一些正直之士，也還看重這種文字，予以書寫或刻印流傳，也還是意在勸人為善的。如傅山，這位明末清初的青主先生，在民族氣節上、在道德學問上，在濟世活人的著名醫學成就上，在書法、繪畫出色的藝術才華上，無一不是世人所景仰的。而也恭錄書寫《陰騭文》 大屏，且署款「弟子傅山書」，可見其十分慎重。不獲此則只能看到其虔誠的態度，似乎不應以虛偽嘲笑他了。
文中所論，以現在的眼光看一有些末免可笑，如「舉步常看蟲蟻」、「忌食牛犬」等等，讓現在人走路不要踩死媽蟻，不要吃牛肉、狗內之豈不是十分滑稽的事。而把「禁火莫燒山林」這樣的大事，同「舉步常看蟲蟻」並舉，顯見大小輕重，十分不倫不類。而「買物放生」，倒和現在世界綠色和平組織的觀點一致。「持齋戒殺」則仍是現代佛教的戒律。其它不少從大道理上講，即使今天，表面上還是可以的。但這不是法律範疇的，而是道德範疇的。且有許多是矛盾的，如「惡人則遠避之」，這與儒家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除戀務本」（書經· 泰誓）等許多主張就矛盾，和鬥爭哲學更是背道而馳。但從交友的立場要求，慎於擇友，區別善惡，則又是十分重要的。因而這《 陰騭文》 所說各點，也並非正統的純儒家思想，而是世俗的思想雜揉，又加以特別強調「因果報應」的中心。原是從消極方面進行道德教育的教舞，再加上社會人心的虛偽性，那就更可笑了。從社會心理來分析，許多自私奸詐的心理，促使一些人去做各種自己也覺著很壞的事，作後又希望得到心理的平衡，又害怕「因果報應」．因而直到今天，有人還在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辰不到，時辰一到，立刻就報」的話。這一與善良的、問心無愧、以現代科學觀點看客觀事物的人是背道而馳的。一句話：和《陰騭文》 中的「因果報應」觀沒有兩樣。一切發自良知從內心助人為樂、與人為善的行為，都是社會心理中的好的自發因素，反之是壞的自發因素。以「因果報應」來號召善行的目的，一方面是對善者以安慰，一方面又是對惡者以警告。而社會是複雜的，所謂「人心唯危，道心推微」，而往往又是惡者假「因果報應」之名而去愚弄善者，供其利用，為其驅使，這樣一切所謂「因果報應」的口頭禪，又變成世界上最具有欺騙性的滑稽戲了。因而這《陰騭文》 勸善書，不但所起作用有限，卻變成可笑的虛偽教條，為各式各樣的假道學所利用了。
以上就文中所論，結合現在社會心理、道德教育，略加說明，其實也是說不清的。只是它的中心就是用「因果報應」的觀點勸說人們作好事，警告人們不要作壞事。文章一開頭，舉了陰德因果報應的例子。一是於公。這是漢宣帝時御史中垂、廷尉、平西侯於定國的父親。剡人、懂法律、善治獄。東海一老婦因為老病，不願拖累守寡的兒媳婦，自盡身亡。老婦女兒告在官府，說是守寡兒媳害死的，這樣屈打成招。於公深知她平日很孝順，替她在太守前洗雪了冤枉，這是有名的「雪東海孝婦冤」的故事。他家門樓壞了，鄰里幫助修理，於公說：「少高大，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來他兒子於國定、字曼倩，果然繼承了他的法學為御史中垂、治獄平恕，被封了侯爵。二是竇氏，這是五代時竇家的故事。《三字經》 上說：「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具揚。」殘唐五代時漁陽竇禹鈞，仗義輸財，周濟鄰里，且教子有方，其子竇儀、竇儼、竇侃、竇偁、竇僖，俱少年好學，先後成進士。馮道贈詩云：「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這就是竇氏的典故。三是「埋蛇」。漢劉向《新序》 載孫叔敖故事，孫叔敖童年時，聽人說看見兩頭蛇的人，就要死。一天他看見一條兩頭蛇，他便把它打死，埋在土中，防止別人再看見，回去對他母親說：聽說看見兩頭蛇的人要死，我看一條兩頭蛇，恐怕我要永遠離開媽媽死了。他母親問：那條蛇在哪裡。孫說：恐怕別人再看見，已被我殺死埋了。他母親說：「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後來孫叔敖作了楚地令尹，成了歷史名人。於公故事見《漢書》 、埋蛇故事見《 新序》 ，都提到「陰德」的說法，可見我國傳統道德教育，講求「陰德」是很早的了。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傳統美德。只是所舉典故中「救蟻中狀元」一時說不出是誰的故事，手頭書少，也難以查考。未免遺憾。也可能是用唐傳奇淳於棼夢入大愧安國的故事。不過這是喻言，喻富貴榮華之虛幻，並非是說救蟻之因果報應。以上是對《陰騭文》所引典故略作說明。
傅山所寫《 陰騭文》 全文，題目上又冠以「文昌帝君」四字，意思是此文為文昌帝君所寫。文章一開頭也說「吾一十七世為士大夫身」，就是說轉世一十七世都是有知識作大官的人。這是「輪迴轉世」的說法。即生命死了之後，還要轉世投胎再成為生命，或投胎仍舊為人，或投胎為各種動物，而動物也可投胎為人。就看他在世時是為善，還是作惡。因而「輪迴轉世」和「因果報應」的說法是聯繫在一起的 「輪迴轉世」的說法受佛教影響。但和因果報應連在一起，便完全是道教的東西，文昌帝君也完全是道教的神靈，他是主宰人間文運的。舊時各地鄉間，大一點的鎮或縣城，都有文昌帝君祠，有的叫「宮」、叫「閣」．也叫「魁星閣」，應天上星斗。清趙翼《陝余叢考》 卷三十五中，有篇詳細的考證文章。所說「一十七世」，文中謂「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 宛委余編》 謂即陷河神張惡子。」據說這位神靈最早是黃帝子名「揮」，始造紋張羅網，以張為姓。周代是山陰張氏子，以直諫為周幽王所耽，魂遊雪山，治蜀有功，又轉生為漢帝子… … 幾代轉生，到了西晉末，又生在越雋張氏家，年七十三，入石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萇入蜀，至梓潼嶺，神謂技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姚萇請問神的姓名。對曰「張惡子也」。後來姚萇即在其地建張相公廟，唐僖宗幸蜀，神還出來迎接。其後各代都有代說，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代加封號為「帝君」，天下學校亦有祠祀者。明代景泰五年敕賜文昌宮，每年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看來文昌廟的由來是西晉後北朝開始的，故事編的有來有去，十分複雜，最早是黃帝兒子名揮等等，是明代寫書據傳說編造的。趙翼考證了半天也說：「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為宜… … 不宜立廟京師，至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為一，誠出附會。」可見這位大史學家，對此考來考去，也還是一筆糊塗賬。本來道教的許多神靈，原本多是遠古民間傳說，再加歷代增添附會，越說越奇。而自東晉、隋唐以後，封建帝王利用神道說教，道教越來越興旺，與佛教形成對峙局面，三寶、三清，各有各的眾神，道觀、祠廟各地都有，道士、女冠成了神仙人物，理論亦成為體系，書籍越來越多，《隋書經籍志》 載道書三百七十七部，千二百餘卷，到了明代就更多，正統年間《 道藏》 五千三百零五卷，萬曆年間《 續道藏》 百八十一卷，總五千四百八十六卷。卷帙浩繁，對一般群眾來說，自然無法看。因而有不少極簡單概括的宣傳道德教育的通俗東西編出來。正像《紅樓夢》作者，不是也編了《 好了歌》 嘛。這《 陰騭文》 ，也是如此，不知道是誰編，卻冠以「文具帝君」的著作權，而「文昌帝君」最早又是黃帝的兒子，轉世十七世，都清清楚楚，沒有鮮卑、匈奴、蒙古等等混血種，真正是今天人們常說的「炎黃子孫」了。《紅樓夢》 第十回賈珍和尤氏說話時，述賈敬話道：
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接受眾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眾人的頭還強百倍呢！……
我在《 紅樓風俗譚》 中曾說到惠棟注《 太上感應篇》 ，其序寫於乾隆十四年，現傳世最早《 紅樓夢》甲戌本，是乾隆十九年，曹雪芹寫賈敬所說「從前注的《 陰騭文》 」，和惠棟注《 太上感應篇》 ，基本上是同時的事，這難道是巧合嗎？惠棟是蘇州惠士奇能次子，惠士奇號紅豆主人，士奇父惠周惕，號紅豆老人，兩代進士，經學傳家，其住處名紅豆山莊，是蘇州元和縣著名的學術世家。惠棟字定宇，號松崖。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一六九七）生，乾隆二十三年戌寅（一七五八）卒，也只享年六十二歲。按曹雪芹「四十年華」、卒於壬午說，惠棟與曹同時，比曹大二十五歲，早死四年。惠棟十九歲進學成為秀才，可惜鄉試犯規落榜，未能中舉，乾隆十五年被總督黃廷桂、尹繼善保舉「經明行修之士」，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呈，罷歸，以諸生講經學著書到老。嘉定錢大昕對其評價極高，曾說：「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古訓以誇心得，下者襲人言以為己有。獨惠氏世守古學，而棟所謂尤精。」甚至說他比得上東漢經學家何休、服虔，超過馬融、趙岐。清代讀道家善書《太上 感應篇》 的人很多，有名的康熙派他幫曹寅修《 全唐詩》 的彭定求，少年時其父就指導他讀此書。惠棟又以漢學經師詳注此書。在其序中說：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諸儒采以注《易》 ，後之言《易》 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人，惟是聖人讚化育，以天地萬物為坎離。術士練精魄，以一身為坎離為較異耳。然《 玉鈴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為本，故《 宋· 藝文志》 及《道藏》 皆有《 太上感應篇》 一卷。即《 抱朴子》 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屬。證諸經傳，每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為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 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間，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惟可以勸善，且使道家知魏晉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侈仁信之間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鋟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為之序．。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序。
《 清史稿· 儒林傳》 對惠棟此注未列入，而四十年代美國國會圖書館A · W · 恆慕義博士所編《 清代名人傳略》 一書，把《 太上 感應篇注》列為惠棟註釋古籍代表作的第三種，可見重要程度。序中所說「三台、北斗、司命灶神」之屬，都是道教諸神，其中「北斗」、即魁星，顧炎武《 日知錄》 中說：「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為文章王府，故立廟祀之…… 魁為北斗之第一星。」這又和文昌有關係。舊時道教寺、觀中，文昌閣、魁星閣都是連在一起的。《 太上感應篇》 和《 文昌帝君陰騭文》 都是道教最普通、流傳最廣的善書。不過後者似乎更晚些。《明史· 禮志》 才有文昌帝君《 陰騭文》 的記裁。
曹雪芹寫賈敬注《陰騭文》 ，是否受到看了或知道惠棟注《太上感應篇》的啟發呢？從時間上、從文化形響的橫向關係上是極有可能的。蘇州惠氏紅豆山莊的名聲是很大的，三世傳經．其祖惠周惕康熙十八年舉博學玄辭不與試，康熙三十年進士，其《詩說》 二卷謂《 大· 小雅》 以音別，不以政別。謂《 二南》 二十六篇，皆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其經學之首創觀點，及其子士奇、孫棟，均被譽為清代漢學之開創者。其時正是曹寅任蘇州織造、江寧織造、兼任兩淮巡鹽御史、修《全唐詩》 、《 佩文韻府》 的時代，聯絡東南文人雅士的時代，對紅豆山莊惠氏父子，自是重要的聯絡對象。而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惠士奇回京廷對不稱旨，被雍正發遣回江南自費修鎮江城贖罪，雖耗盡全部家產，仍不能完成此役。而雍正六年（一九二八）曹頫\繼曹顒（顒，曹寅獨子；頫\，曹寅過繼子、顒堂弟）為江寧織造任中，被雍正下令籍沒其財產，即全家被抄。惠家獲罪，曹家獲罪，近在咫尺，幾乎是同時，同樣是受雍正迫害，在曹雪芹年幼的記憶中，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痕。惠士奇是乾隆元年才起復為侍讀，免修城銀，令纂修《三禮》 的。兒子惠棟又繼承家學，雖然只是諸生，而在乾隆初已成為著名學者。想來曹雪芹不能不注意到他。惠棟注《 太上感應篇》時，正是他父親被處分以家產修鎮江城時的事，此書付梓，正是乾隆初曹雪芹寫《紅樓夢》 初期。因而曹雪芹極有可能看到此注、注意到此注。不過這都是根據歷史情況推理想像，感到曹雪芹寫賈敬說「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 陰嗜文》 給我好好的叫人寫出來刻了」一句時，是受了著惠棟《太上感應篇注》 的影響。只是沒有歷史資料證明，因而也只是想當然，不能作為科學的證明，是十分遺憾了。不過我總想到曹雪芹不是孤立的，應注意到他所受同時代學人的影響。癸酉閏三月立夏日於浦西水流雲在新屋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