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爽秋樓歌句》 的署名問題說起
《爽秋樓歌句》是部什麼樣的書？除了周汝昌先生以外， 目前好像還沒有什麼人了
解。出自該書的《八聲甘州·薊門登眺憑弔雪芹》一詞的史料價值究竟如何？表面上現
在還沒 有定論。它的作者是個丟失了姓名的古人呢，還是一位姓周的今人？似乎一時也
講不清楚。就是這部沒頭沒腦的書，這首莫名其妙的詞，與這個神出鬼沒的人，形成了
一樁撲朔迷離 的紅學疑案。近來，話題又集中在《爽秋樓歌句》的署名問題上了。我就
從這裡說起。
一
今年年初，《紅樓夢學刊》編輯部籌劃出版「 北京曹雪 芹紀念館專輯」，副主編
孫玉明先生因囑撰文。命題作文寫 不了，我便臨時雜湊了一篇東西，其內容是箋議跟曹
雪芹在 西山有關的詩詞，一共八首。１前七首都是讀者頗為熟悉的作 品，只有最後一
首《八聲甘州》詞略微陌生一些，題為《薊門 登眺憑弔雪芹》，來自周汝昌先生《紅樓
夢新證》增訂本中《史事稽年》的末期，繫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之下。 周先生
標明，該詞錄自「 周氏《爽秋樓歌句》」，此外沒有任 何解釋。蔡義江、胡德平等先
生曾經一致認為，那是清朝人的 作品。嚴寬先生與霍國玲女士甚至還斷定，其作者「
周氏」是曹雪芹在北京的朋友。因而，他們都很看重其史料價值，在論證京城舊宅、西
山故居、逝後葬地、墓石真偽等曹雪芹的切身之事的時候，徵引它作為主要證據。我則
以為，該詞來歷可 疑，未必出自清人之手，也有可能是現代人作的。在沒有查清 它是
何時何人所作之前，不宜在曹雪芹生平研究中援以為 據。由於在周先生天津鹹水沽故鄉
的花園裡，也有一座「 爽 秋樓」，所以確實容易引起對周汝昌與「 周氏《 爽秋樓歌
句》」之間關係的聯想。鑒於那首《八聲甘州》詞近年來多次 為曹雪芹生平研究者所引
用，我提出了一個冒昧的請求，期 盼周先生能夠澄清一下。
我跟周先生素昧平生，不可能在私下裡向他求教。在拙 文中籲請繫鈴人前來解鈴，
亦屬事非得己。在《紅樓夢新證》 增訂本中，那首《八聲甘州》詞羼雜在一堆史料裡，
未加必要說明，顯然不夠妥當。作為久享盛名的資深紅學家，一位公眾 人物，倘若涉嫌
違反公認的學術規範，則理應承受各方的質 疑。根據對周先生個性的瞭解，我自知拙文
所提出的關於說 明真相的請求，多半會像緣木求魚一樣落空。那麼，我的質疑 也就算
是給自己，也給同道提個醒，讓大家對那首《八聲甘州》詞有所警惕也就是了。此外無
話可說。
此番舊事重提，緣由是多重的。讀書偶得，發現「 黃葉村」還有值得再說的問題，
可續原題的剩義；經熱心讀者的 提醒，我意識到拙文中不無疏漏，應當彌補一下；蔡義
江先生 已發表文章說明了「 誤引」的情況，也指出了拙文的失誤２，《紅樓夢學刊》
編輯部遂希望我也解釋一下；各家網絡紅學論壇上對此疑案聚訟紛紜，在8月初召開的大
同國際紅樓夢 學術研討會上，一些學者也就此與我交換了意見，讓我頗有 些感觸。現
借彌補疏漏、說明情由與再議「黃葉村」的機會，把幾點不成熟的感想寫出來，供大家
批評指正。
6月上旬，我接到了年屆眉壽的上海裴世安老先生的一封熱情洋溢的來信，他在謬獎
之外也指出了拙文中的一處疏漏，說：
《新證》757頁上對《八聲甘州》一詞的來源，七六增訂版與八五版，有個刺眼的變
化。七六版稱「 佚名《爽秋樓歌句》」，八五版才將「佚名」改為「周氏」。你在注９
中說七六增訂版，恐有誤，供參考。３
我查對了《紅樓夢新證》1976年增訂版的第1次印刷本後確認，裴老的指教基本上是
正確的。本來，拙文注９中說「周氏《爽秋樓歌句》」出自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增訂
版， 也是合乎學術論文的註釋規範與慣例的，理由在於，「1985年5月北京第2次印
刷」 本，確實就是「1976年4月北京第1版」。所謂某「版」與某次「印刷」，還不是一
個概念。除非作 者聲明某次「印刷」作了大量重要改動，否則註釋某「版」即可，不必
計較那是第幾次「印刷」的。某些暢銷書一月之內就「印刷」若干次，而「版」是沒有
什麼變動的。如今知道，《紅樓夢新證》增訂本有些特殊，同為一版，前後兩次印刷本
的 內容存在關鍵性差異，我沒有注意到，確實是個不小的失誤。 裴老與蔡先生都予教
正，令我如夢初醒，十分感激。造成這一疏漏的根由，自然是我粗心大意。事後追想，
當時的麻痺心理倒也值得回味。
我手裡的《紅樓夢新證》增訂本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簡體字豎排本），
卻為「1985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撰文時為保險起見，還去圖書館核對過「1976年4月
北京第1次印刷」本。因為我知道，對於「曹雪芹佚詩」的說明，同為一版，這兩次印刷
本的內容就不一樣。但是，我當時的注 意力集中在那首《八聲甘州》詞的文字異同上
（實際無差異），根本沒有料到「周氏《爽秋樓歌句》」這七個字還會有什麼異文，以
至於「佚名」二字居然就從眼皮子底下溜過去了。我為自己的遲鈍感到汗顏。
在我的心目中，《爽秋樓歌句》署名「周氏」已經夠含糊 的了，怎麼可能還曾以
「佚名」之類的「 怪異」面目出現呢？ 天下哪裡會有這麼豈有此理的事？因此，儘管
蔡、嚴、胡諸先 生都說作者「佚名」或「匿名」，也沒有引起我的警覺。我撰文時甚至
暗想，「周氏」畢竟有個姓，跟真正意義上的「佚名」 或「匿名」還不太一樣，幾位學
者不約而同地說「 佚名」或 「 匿名」，恐怕是故弄玄虛了。現在，此一局部的事實已
經搞 清楚，並非蔡先生等故弄玄虛，而是我麻痺疏忽。對於由此而 未能細心體察到導
致幾位學人「 誤引」的具體緣故，我深感 慚愧。當然，其他引用者還沒有承認那是「
誤引」。請讓我簡 要歸納一下《爽秋樓歌句》在《紅樓夢新證》中的署名情況：
（一）1953年9月棠棣出版社第1版（同年9月至12月上海共三次繁體字豎排印刷）不
載《八聲甘州》詞，亦無《爽秋樓歌句》之說，故無所謂署名為誰的問題。
（二）1976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增訂本第1版（同年同月北京第1次簡體字豎排印
刷）載《八聲甘州》詞，出《爽秋樓歌句》書名，署名「佚名」，見第757頁。
（三）1976年4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增訂本第1版（1985年5月北京第2次簡體字豎排印
刷）載《八聲甘州》詞，出《爽秋 樓歌句》書名，署名「周氏」，見第757頁。
（四）1998年8月華藝出版社增訂本第1版（ 同年同月北京第1次簡體字橫排印刷）
載《八聲甘州》詞，出《爽秋樓歌句》書名，署名「 周氏」，見第610頁。
《紅樓夢新證》的版本略顯複雜，讀者同時擁有諸本，既 不太可能，也沒有多大的
必要，則失誤也就不易避免了。蔡先 生說，他拿到1998年8月華藝出版社刊行的新印
本，才發現《爽秋樓歌句》的署名從「 佚名」換成了「周氏」。其實，早在 十三年前
（1985年）就已經變了。我相信，假如蔡先生在1994年以前看到過《新證》增訂本第1版
的第2次印刷本，那或許就不會出現「誤引」問題了。同理，倘若注意到它的第1版第1次
印刷本上的署名居然是「佚名」，我也就不會出現疏漏，而 對疑案的性質也就會有個比
較清醒的認識了。
即便如此，思維縝密的讀者還是可以追問，從1976年4月 到1985年5月，時隔九年，
《爽秋樓歌句》的作者從「佚名」悄 悄地換成了「周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表面上
看，只要周先生不予澄清，別人是難以遽然下什麼斷語的，那麼，在新紅學的歷史上便
又增添了一樁疑案。實際上，一旦揭示出來 「周氏」的前身竟然會是個「佚名」，事情
的性質基本上也就清楚了。
誠如蔡先生所說：「『佚名』者，不知其姓名、查不到名字也。」這個署名不同於
「廢名」，因為讀者咸知那是著名詩人兼京派小說家馮文炳（1901—1967）的筆名，
《竹林的故事》作者的姓名從未廢掉過—— 廢名」只是表示對世俗名— 「聲的不屑。
「佚名」也不同於「無名氏」，因為大家也熟悉，上個世紀40年代紅極一時的浪漫小說
家卜乃夫（1917—2002）便以後者為筆名，《北極風情畫》 的作者並非無名之輩——
— 「無名氏」優雅地表達了謙遜的態度。要之，作品風格非常清 新獨特的現代作家廢
名和無名氏，從未讓人誤解為不知姓名 的古人。佚，丟失，散失也。「佚名」用以表示
難以考知姓名的 作者，在稱說古籍時尤為常用，相沿成習。在這個意義上，「佚名」略
同於「無名氏」，前者尤其強調「佚」的意思。「佚名」歷來都不是個表示謙遜的雅
稱，也從未聽說過哪位現代詞人曾以此為筆名。因此，署為「佚名」的《爽秋樓歌句》
（其中的《八聲甘州》詞形式古奧），便極易使人誤會是部古舊書籍了。
況且，亦如蔡先生所疑，「既然原來查考不出作者的姓名，怎麼現在能找到他的姓
氏，而名字仍沒有出現？」說是「周氏」，名字是什麼？依然神神秘秘。因此，霍國玲
女士所據 《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為華藝出版社1998年8月的新印本，那上面的《爽秋樓
歌句》已署名為「周氏」，她還是認為那首 《八聲甘州》詞是「清朝人」的「古詞」，
其作者「是曹雪芹在北京的朋友」。蔡先生也看到了華藝版上的「 周氏」字樣， 卻依
然將出現「 誤引」問題的文章原封不動地收入了論文自選集，且當時未予說明。我想，
蔡先生此前恐怕並不確知「周氏」究竟是誰。署名「周氏」的效果尚且如此，遑論「佚
名」。
「周氏」的前身為「佚名」，不言而喻，「這一區別很重要」，確實是「一個重要細
節」，絕對不應忽略。真不敢相信， 在一部久已享譽士林的學術專著中，居然會隱藏著
「如此怪異的事」。如何評說此案，那是另外一回事，目前應當首先弄明白的是其中的
各項細節。任何事件的性質均取決於其發生 過程，而過程就是由若干關鍵細節連接起來
的。
二
那首《八聲甘州·薊門登眺憑弔雪芹》詞，在《史事稽年》中的位置，挺容易誤導
讀者的。一首現代人的作品，卻綴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甲申之下，這樣處理本身就
很成問題。須知，周著此一章節為「史事稽年」，怎麼可以不加必要說明而列入今人之
作呢？蔡先生回憶說：當時「總是認為它與『 史事』有某種可佐證價值才收錄的」。這
難道不是「史事稽年」的本來涵義嗎？還是看看周先生自己對本章體例的詳細說明吧。
他在增訂本《重排後記》中寫道：
在增訂上，幾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今本為第七章）本來就
是全書中最為冗長的部分，可現在篇幅卻又多出了一倍，在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個便
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狀。為什麼又要如此呢？認真地說，這本書裡較為可存的，恐
怕也就只這一章。因此，我從一九五七年即曾動手單就這部分進行過 增訂修改，工作未
竣。這些年來陸續積累的資料，又有一定數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這
次重排也 可續完前此未竟之功。如果它對研究者能有一些用處，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
了。
…………（ 中略）
舊本「史料」一章，除了有錯誤有掛漏，還有一個缺點，就是資料是孤立地擺在那
裡，與歷史聯繫不上。我常說，考察曹雪芹的家世的「小歷史」，必須放到「大歷史」
裡面去看問題，過去不是不想做，限於能力。一向引為憾事。因此早就準備了要朝著這
個想法試做一回。我用的是笨辦法：每年條下，曹家資料的後面，酌加一些當年的歷史
事件、社會情況的史料，以供參互合看。因為我想，讀者不大可能在讀這一章時另外還
找一部清代編年史，翻了這邊又翻那邊地去對照閱讀，我這個辦法雖笨， 至少可以提供
一點方便。不過這麼做的困難也是很大的。一則，史跡事像極為繁複，清代史料文書又
大都格外冗長累贅，如何能容得下？如何駕御？再者，這本書畢竟不同於歷史書，又不
能做得成了「 清鑒綱目」「歷史大事年表」一個樣，剪裁取捨之際，就很費經營。斟酌
和主題有一定關係而普通歷史書籍不暇也不屑及的，往往多 附上幾條；「歷史大事」等
書中認為值得記載、可以查到的，反倒不一定都著錄。希望讀者不以此為贅，連帶一
讀。當然，引錄不能太多，各方面有一點，也無非是示例 的性質，可供隅反，而不是說
史事只有這麼一些。
在這中間，有時我加了按語，記下個人的理解和看 法。對於這麼複雜的歷史現象，
我並不能全都懂得，要時 時插進來作解釋，也自知太不量力。只排比資料，豈不省心，
何必添此蛇足。不過我想，讀者恐怕還是願意看見帶有一些初步解釋的書，比枯燥紛紜
的一堆材料到底「可讀」些。４
惟恐斷章取義之失，故不厭其煩地抄引了這麼多，其實 還是節錄。讀者若嫌不完
整，可覆案原書。閱此《重排後記》可知，在《紅樓夢新證》增訂本中的「史事稽年」
一章裡，除了周先生的一些「按語」，應該都是「史料」、「史事」。反正，讀者實在
看不出來其中還會夾雜進去今人的「資料」 性筆 墨。如果摻有周先生自己的詩詞，那
當然是要加「按語」 的——例如「曹雪芹佚詩」，儘管那「按語」也甚含混——1976年
印刷本說是「時人」的，到1985年印刷本才說是自己的。這樣一來，未加必要「按語」
的《八聲甘州·薊門登眺憑弔雪芹》一詞，當然就容易讓人誤解為「清朝人」的「古
詞」了。
是的，周先生把它排在了晚清至民國人物沈慕韓的詩作之後。但是，此人名不見經
傳，並非如沈曾植、沈尹默那樣在知識界廣為人知。所以說，將那首《八聲甘州》詞排
列在沈慕韓的作品後邊，也完全不足以避免讀者誤解。這一點，我相信周先生是清楚
的，那麼為何不像「曹雪芹佚詩」一樣，也加個 「聊資想像」之類的說明呢？何況，按
照周先生自定的體例， 產生於民國初年的沈慕韓的《紅樓百詠》，本來便不應收錄 於
「史事稽年」一章。
沈慕韓的詩作，內容甚空泛，原本不太容易引起讀者的 注意。那首《八聲甘州》詞
就不同了，正如嚴寬先生所說，「此詞的內容，關係到紅學之爭的諸多問題」５，那便
早晚會引起人們注意的。換言之，它遲早有一天會讓某些讀者乃至學者誤解的。這一
點，我相信周先生也是清楚的。那麼，不加 必要說明就更不應該了。一旦讀者誤會，甚
至產生誤會的人 還是研究唐宋詩詞的專家，那便恰好可以證明，今人吟詠詩詞的技藝已
然爐火純青，直追李杜蘇辛。倘若如此用心，就未免過於機巧了。６為炫才揚名而入人
以誤，在人世間是不多見 的，在學術界更為稀罕。周先生為「曹雪芹佚詩」案自我辯解
道：「文情狡獪豈難知，矩敢欺人人自詒。也有盲人誇眼亮， 認他真句不容疑。」７這
顯然不是誠懇的態度。學術論著不比小說戲曲，沒聽說還能容許如此「文情狡獪」的。
「矩敢欺人人自詒」的意思是說，我哪兒敢欺騙別人，是別人自己騙自己。言外之意，
受騙者眼睛瞎了（「盲人」），純屬自作自受， 我不負任何責任。話講到這個份兒上，
旁觀者確實不好再說什麼，只好請讀者自己去判斷是非了。
「文情狡獪豈難知」？事實上，自1994年到2006年，這十二年間確實不斷有學人對
那首《八聲甘州》詞產生誤解。 不是他們不懂得「 文情狡獪」的道理，而是沒料到
《紅樓夢新證》竟會採用此等「文情狡獪」的手段。「佚名」就是「 佚 名」，哪兒來
的「文情狡獪」？那麼多學人產生誤解，說明 「 文情狡獪」實「難知」，周先生猶遲
遲不作澄清，尤其不應該。據說，周先生目盲耳聾，難以及時掌握外界信息。即使此 為
實情，長達十二年的時間也足夠從容瞭解有關情況了。大家看他對劉心武先生「揭秘」
《紅樓夢》的及時支持８，看他 對馮其庸先生出任人大國學院院長的迅捷反應９，可以
曉 得，對於周先生而言，紅學界的消息還是相當靈通的。何況， 他與胡德平先生、霍
國玲女士等均有私交，對他們的學術見 解亦不吝讚辭，難道對於他們近年來引用那首
《八聲甘州》詞，竟然一無所知嗎？特別是，關於「曹雪芹墓石」的爭論曾經極為轟
動，周先生也踴躍參加了那場學術論爭，對於其他 學者的論點與論據知之甚詳，而作為
紅學名家的蔡義江先生，與周先生對墓石真偽及葬地東西的判斷是基本相同的。 對此，
周先生怎麼可能不瞭解呢？蔡先生那篇出現「誤引」 問題的論文，登載在著名的學術期
刊《文學遺產》（1994年 第1期）上，收入《蔡義江論紅樓夢》（寧波出版社1997年8月
版）、《蔡義江解讀紅樓夢》（漓江出版社2005年5月版）及《追蹤石頭——蔡義江論紅
樓夢》（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年1月版），極易讀到。要說周先生對此文毫不知情，確乎
讓人難以置信。坐視學界同仁再三「 誤引」，始終默不作聲，此種心態不易理解。
是的，周先生後來也註明了那首詞錄自「周氏《爽秋樓歌句》」，這還不夠嗎？當
然不夠。嚴格地講，到目前為止，除周先生本人及其近親知交之外，還沒有任何人知道
《爽秋樓歌句》是本什麼樣的書。在周先生的自傳出版之前，也沒有多少人瞭解「爽秋
樓」坐落於何處。而「周氏」呢？當然不等於周瘦鷗、周作人、周起應或周汝昌，天下
姓周的多了。更何況，「周氏」九年前的面目竟然是「佚名」，何其「怪異」。現 在看
來，若能參照「曹雪芹佚詩」案，也就見怪不怪了。蔡先生說：「歷史又重演了。」痛
哉惜哉！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 河流，卻可以一次又一次把河水弄髒，攔都攔不住。
也是在爭論「曹雪芹墓石」真偽問題時，周先生就曾以另一種方式重演過歷史。石
上鐫刻著「曹公諱霑墓」五個大字，其中「諱」為繁體字，周先生為了證明墓石為偽，
偏說那是個簡體字（諱）。十在眾目睽睽之下指鹿為馬，令人目瞪口呆。敦誠《挽曹雪
芹》詩云：「故人惟有青衫淚，絮酒生芻上 舊坰。」上句用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
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的典故。為了證明曹雪芹埋骨於「西郊之地」，強調「那
裡儘是山了」，周先生居然把「青衫」換成了「青山」。（11）敦誠此詩的原始出處有
二，一為《四松堂集》付刻底本（ 國家圖書館藏），二是《四松堂詩鈔》抄本（ 中國
社會科學院文 學研究所藏），均作「 青衫」。胡適、吳恩裕、一粟及蔡義江等先生也
曾將「 青衫」錯引為「青山」，但那是無心之失，他們並沒想證明什麼。周先生的情況
迥異。在1953年版的《紅樓夢新證》初版本（同年9月至12月三次印刷）中，在1976年版
的該書增訂本（1976年與1985年兩次印刷）中，周先生均錄為「青衫」。那原是完全正
確的。（12）可是，到了1992年爭論墓石問題時，他便隱匿了正確的「青衫」，轉而采
用錯誤的「青山」了。孰正孰誤，周先生原本一清二楚，為了湊成己說，不惜改換證
詞，也讓人驚訝不已。墓石真偽是一回事，葬地東西 是另外一回事，而文物證據和文獻
證據本身究竟是什麼，則為全然不同的又一回事，不能根據一己的成見改來改去，其 道
理至為淺顯。王利器曾經批評《紅樓夢新證》中有「不知 妄改」的問題。（13）既然
「不知」，就屬無心之過，頂多是個水平問題，可以諒解。然而，明知而妄改，問題的
性質便截然不同了。有意篡改證據，在學術上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近讀應必誠先生的大
作，方知周先生還曾「 虛構」過魯迅的言論以證己 說。應先生質疑道：「如果我們的
學者，為了獲得對自己學術 觀點的支持，都去隨意地虛構權威的語錄言論，那還有什
麼 學者的操守，學術的尊嚴，學術的規範可言。」（14）看來，歷史已經重演過許多次
了，《八聲甘州》詞一事可能只是個最新的發現而已。
毋庸諱言，前述《紅樓夢新證》增訂本對《八聲甘州·薊門登眺憑弔雪芹》一詞的
種種技術處理，尤其是《爽秋樓歌句》的署名換來換去，導致學人再三「誤引」，已經
涉嫌學術不端。針對類似的「 曹雪芹佚詩」案，梅節先生曾經評論說：「所謂『疑
案』，其實只是客氣的說法。詩本來就是假的，『疑案』不疑，應該叫作騙案。」
（15）現在看來，《爽秋樓歌句》案似乎如出一轍。梁啟超在總結乾嘉考據的學術規範
時說：「隱匿證據或曲解證據，皆認為不德。」又說：「凡採用舊說，必明引之，剿說
認為大不德。」（16）他沒有講篡改證據或偽造證據該怎麼定性，大概是因為古人還沒
有發明此種治學手段，或者是在梁任公看來，那根本就不屬於學術行為，不值一提。倘
然任公壽至今日，或許也能與時俱進，遂不得不遺憾地補充一條：「篡改證據或偽造證
據，皆認為絕大不德。」（17）在8月初召開的大同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上，
馮其庸先生嚴肅指出：「我個人認為，有些人之所以胡編亂造，包括編假詩、造假詞，
這恰好證明他們研究《紅樓夢》已經研究不下去了，所以只好靠胡編亂造，靠造假來嘩
眾取寵了。」（18）這是痛心的批評，也是切中要害的批評。
三
怪事豈只出在紅學界，今天，在其他研究領域裡，學術欺詐的事例也層出不窮。就
像瘟疫一樣，世界各國當然都有，而 以我國的疫情為甚，以致新詞語「 學術腐敗」正
在國人中間 高頻使用。其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們對於此類醜事的危害性 缺乏深刻認
識，漠視其導致社會創造力源泉日漸枯竭的惡 果，漠視其導致人類道德心智日趨猥瑣的
惡果，因而長期采 取忽略、姑息、遷就、默認乃至縱容的態度。試觀學林，蟻穴密佈，
千里長堤，危如累卵。大觀園裡早已是蜂狂蝶亂，在紅學權威一句「紅學不廢百家言」
的激勵下，猜謎競賽愈來愈熱 鬧，有人解夢，有人還原，有人揭秘，有人破譯，有人推
耍太 極，有人偷窺宮闈，或虛構出林黛玉形象的藝術原型，或捏造出三個曹雪芹，或替
康熙朝廢太子剽竊劉夢得詩句，或直接捉刀篡改曹寅《楝亭集》，乃至杜撰出《紅樓
夢》作者「剿襲」李香君贈侯方域「 題帕詩」與冒辟疆、董小宛等人酬唱 「 菊花詩」
的奇聞。（19）此種景象，恰便似「戲蝶狂蜂相往返，一枝花上聲千萬」，恐怕早已遠
離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本意。
在學術誠信得到高度重視的國家，只要被確認哪怕僅有一次學術造假行為，便足以
令當事人身敗名裂，立刻出局。就在眼前，韓國「克隆之父」黃禹錫因為故意捏造實驗
數據，正面臨著欺詐罪的嚴正起訴。為了維護學術的尊嚴與知識的信譽，為了維持學風
與世風於不墮，東鄰舉國上下不惜將頭頂 「 韓國首席科學家」美麗光環的「 民族英
雄」請下神壇，令全 世界肅然起敬。（20）美國學者波爾曼（ Eric Poehlman）被「自
己能像受尊重的科學家那樣得到提升的願望所驅動」，而悍然造假，終於敗露。儘管他
已表示悔罪，「為自己篡改和偽造數據的行為感到恥辱」，也支付了18萬美元的高額罰
金，還有同行和友人為其求情，終究也沒能逃脫鋃鐺入獄的下場。（21）反觀我國，常
常是民不舉而官不究，即便東窗事發，當事人的榮 譽和地位還是依然照舊，往往連反省
與道歉也都免了，一犯再犯亦屬司空見慣。哈佛大學華裔數學家丘成桐為此痛心疾 首，
說：「作假抄襲不是浮躁的問題，而是整個道德的問題。 這種事情在中國大量產生，影
響了中國的聲譽—— 不但是學問的聲譽，也是國家的聲譽——這是國家的羞恥。」
（22）話音未落，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周葉中居然在鐵證如山的剽竊案中 奇跡般地勝
訴，民間輿論為之嘩然，許多士人萬念俱灰，哀歎公正又一次成為了弱者。（23）其
實，我們早該習以為常了。不必離題太遠，就說周汝昌先生吧。「曹雪芹佚詩」案便對
他毫髮無損，連任了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常任中國曹雪芹研究會名譽會長及中國紅樓夢
學會顧問，照樣有人頻繁奉送「泰斗」、「大師」、「鉅子」、「大家」、「國寶」之
類的桂冠。
儒家講究「恕」道，原是對的。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永遠 都是美德，但寬恕也是
有條件、有限度的。學術之事，證據為 重，在證據上做手腳，絕非雞毛蒜皮一類的細小
之事。對此提 出極為克制的質疑，我以為並不過分。世象之渾濁，不應成為 污染學術
這一方淨土的合理化托辭。湯若士《合奇序》云：「士有志於千秋，寧為狂狷，毋為鄉
願。」（《湯顯祖集》卷三十二）這是作文與做人的原則，也應當成為指導學術評論的
一項準則。那些「鄉願」無視治學與做人的基本行為規範，一見負面的學術評論便不以
為然，百般袒護被批評者，而對實 施批評的人，或腹誹其文人相輕、小題大做，或暗示
其人身攻 擊、無事生非，或歸因於門戶之見、宗派之爭，或輕描淡寫為 學術觀點之
歧，惶惶然忿忿然，全然忘記了學術為何事。至於壓根兒就無意理會是非曲直的追星
族，倒也天真可愛，就不 必責備了。別的暫且不談，今天只問一句，《爽秋樓歌句》的
署名，忽而「佚名」，忽而「 周氏」，這是學術還是魔術？
我們敬重學術大師，也敬重魔術大師，但是，對於在學術 上擅長暗度陳倉，動輒無
中生有的特種「 大師」，不得不持謹慎態度。學術的終極目的在於求真，這就注定了學
者必須以追求真實為安身立命之本，注定了誠信必須成為學術界所共同遵守的行業規
范。「失真」的學術是沒有意義的，「失真」 的成果是沒有價值的，「失真」的學者是
不配信任的。王夫之嘗評說「學術」的一柄之兩端，云：
夫人之為心，至無定矣。無學以定之，則惑於多歧，而趨蹊徑以迷康莊，固將以蹊
徑為康莊而樂蹈之。故君子不敢輕言術，而以學正其所趨。……學也者，所以擇術也；
術也者，所以行學也。君子正其學於先，乃以慎其術於後。……君子之學於道也，未嘗
以術為諱，審之端之而已矣。得失者義利之大辨，審之也，毫髮不可以差；貞淫者忠佞
之大司，端之也，跬步不可以亂。（《宋論》卷三）
學術與道德，自古息息相關，豈能苟且。對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士而言，「失真」
即「失貞」，乃嚴重的學養缺失，致命 的人格缺陷，已經越過了「畢竟是書生」的底
線。「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喪失學術誠信的代價，就是一切 成果皆有
可能化為虛假與空無，因為人們對你所講的每一句 話，都不敢完全放心地去採信。此即
所謂「 狼來了」效應。（24）一個《紅樓夢》研究者，理應早已領悟真假、有無的哲理
內涵， 因真假而辨是非，據有無以察虛實，嚴守分際，一絲不苟。若故意以假亂真，成
心將無作有，盡可到政壇或商場上機關算 盡，又何必治學？應該強調，學術是不能與魔
術相結合的。真正的學術堅拒「兵不厭詐」之計，斷無「文情狡獪」之理。對於事實、
歷史及其證據，不能迷戀機會主義與工具主義的價值取向，不能施以功利主義的操作手
段。簡言之，學者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背離實事求是的原則。其實，周先生也是很明白
其中利害的。他曾在檢討誤引張務祥偽造的史料時表示：
在這種問題上，自誤還所關有限，誤人可就關係太大了，從偽材料假證據出發，再
加引申，那真是貽害無窮 罷。因為曹雪芹的直接文獻難得，對於大家看法還有異 同的
材料暫為提供備考，未為不可；但是我們也要承認， 假造「 贗鼎」，也是舊社會盛行
過的一種風習，作偽者會 由於需求而譎幻百出，而且既敢作偽，也必然具備一定 的能
力技巧，使人不能立即識破。（25）
語甚精闢，可惜，在同一部著作中，一邊指責別人作偽， 一邊卻在做著同樣的事情
（「曹雪芹佚詩」案）；一邊反省自己誤引，一邊卻在誘使他人誤引（《爽秋樓歌句》
案）。他還在批評胡適的時候說：「離開歷史去『考據』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一切，是
個絕大的騙局和詭計。這個騙局和詭計的最惡毒之處，就在於他說的『《紅樓夢》的真
價值正在這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上面』，而『平淡無奇』四字、尤其是要害 之要
害。」（26）一位「恩師」，只不過針對《紅樓夢》的風格說了一句「 平淡無奇」，便
遭到了「好徒弟」如此峻切的嚴詞訓斥。（27）那麼，還是在同一本書裡，上述周先生
自己的所作所為， 真不知該用什麼語彙來形容了。反正，「絕大的騙局和詭計」 雲
雲，原本是不應出現在學術情境之中的。
蔡義江先生斷言，關於《爽秋樓歌句》疑案，「問題已很清楚了」。對此，我有同
感。不過，周汝昌先生是位名聲赫赫的紅學專家，與張務祥、郝心佛、朱聘之、陸潤
吾、程德卿、孔祥澤等非專業人士畢竟有所不同，給疑案定性必須慎之又慎。我還是懇
切期待周先生能夠撥冗澄清具體事實，以省眾 人心力，以助紅學研究的正常開展。正如
吳恩裕先生在「曹雪芹佚詩」案中所呼籲的：「余意汝昌考證《 紅》、曹，歷有年所，
辨偽析疑之不暇，詎可含糊其詞，以滋世人之惑！時至今 日，何靳一言，以釋眾疑？」
（28）況且，許多紅學愛好者針對《 爽秋樓歌句》疑案，紛紛提出質疑與責難，學界中
人亦不禁微辭流露。若並無可疑可議，理應說明實情，自證清白；若確有 不妥，也應當
有風度、有勇氣承擔起道義上相應的責任。
古人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禮記·
曲禮上》）我國自古愛幼尊老，對於作為 老者的周先生，我輩自然是尊重的。即便事如
所疑（30），也絕無敦 促有司鐵面「 加刑」之意。然而，學術乃天下公器，對於任何
學 者的問題皆宜秉公直言，在學術上既不必為賢者諱，也不必為 尊者諱，更沒有為老
者諱的道理。具體到周汝昌先生，勸諫他 在治學方法上改弦更張，恐怕為時已晚。坦率
地指出問題，目 的僅僅在於查明真相，引以為鑒。知我罪我，其無辭焉。
最後補說一事。敦誠《寄懷曹雪芹（霑）》有「不如著書黃葉村」，敦敏《西郊同
人游眺兼有所吊》有「清磬一聲黃葉村」，因疑關合雪芹所居的村名，一向引人注目。
拙文亦曾妄箋。一般認為，「黃葉村」一語源自蘇軾《書李世南所畫秋景》：「扁舟一
棹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卷二十九）近知張次溪先生
嘗有別解。據周汝昌先生《黃葉山村入畫圖》一文，張氏《 題潘素夫人繪曹雪芹黃葉村
著書圖》云：「山山風信向晚，忍冷煙淒惋。老屋村邊， 斜陽還繾綣。紅樓休恨夢短，
算付與雁聲啼斷。唱遍旗亭，多情應淚泫。」首句下小字自註：「王勃詩『況屬高風
晚，山山黃葉村』。」周先生歎賞道：
張次溪先生詞如此簡婉而筆力特勝，字字有金石聲，令我擊節。尤須一表者，我只
知黃葉著書一典，至於 黃葉村三字，亦僅誦東坡一句，而張先生指出，早見於唐 初王
勃句中矣。深愧譾陋，極荷高人明教。張先生句下自 注，亦見學識不同流俗。（31）
果如是，可稱雅典，卻仍有疑問。「況屬」兩句詩題為《山中》（一作《思
歸》），見《王子安集》明崇禎朝張燮輯十六卷本、清同治朝蔣清翊箋注二十卷本、近
人何林天重訂新 校本，另見洪邁《萬首唐人絕句》、高柄《唐詩品彙》、趙宦光與黃習
遠《萬首唐人絕句》、唐汝詢《刪訂唐詩解》、胡震亨 《唐音統簽》、王士禛《唐人萬
首絕句選》、黃叔燦《唐詩箋 注》及近人高步瀛《唐宋詩舉要》等選本，王勃原詩為：
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王子安集》卷三）
宋顧樂《唐人萬首絕句選》評：「寄興高遠，情景俱足。」此詩久已膾炙人口。其
中「況屬」一作「況復」，而「飛」字均 不作「村」。《全唐詩》卷五十六同，我所見
到的包括社科院文研所《唐詩選》在內的十幾種現代選本亦同。未知張氏所據為何種版
本。就此詩意境以觀，「黃葉飛」顯勝於「黃葉村」，因黃葉的飄飛適可觸動並襯托游
子急迫的歸心，乃以景結情之法，遠承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
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楚辭》卷八）近啟杜甫《登
高》：「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
（《杜詩詳注》卷二十）由此可知，王詩「黃葉飛」的「飛」字著力，賦予全詩意境以
動態與情感，可謂詩眼。唐汝詢云：「 此言迫于思歸，故江流雖疾猶恨其滯，況當風起
葉飛之時乎？」（《唐詩解》卷二十一）王詩又化用庾信《重別周尚書二首》之一：
「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 （《庾子山集注》卷四）
王勃還有一首《羈春》：「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歸。還傷北園裡，重見落花飛。」
（《王子安集》卷三）三詩韻腳全同。「歸」與「飛」同屬上平聲「五微」韻部，而
「村」則屬「十三元」韻部，例不得與「歸」通押。可見「山山黃葉村」措辭失據，且
出韻，或系張氏誤記。潘素女士的《黃葉村著書圖》作於1963年，張氏題詞當在此際。
原畫並 題詞未見。周先生的追憶已隔四十多個春秋，不曉得是否因 年深日久致誤，亦
盼高明的示。
僅就「黃葉」一詞而言，唐人已連篇累牘。如杜甫《朝二首》之二：「林疏黃葉
墜，野靜白鷗來。」（《杜詩詳注》卷二十）上句一作「村疏黃葉墜」，乃東坡「 家在
江南黃葉村」的 先聲。劉禹錫《 酬樂天初冬早寒見寄》：「 洛水碧雲曉，吳宮 黃葉
時。」（《劉賓客外集》卷二）李商隱《 商於》：「 清渠州外月，黃葉廟前霜。」
（《玉溪生詩集箋注》卷三）類此，皆可對二敦有所啟迪，初不待王勃裁句也。至於清
人之於「黃葉村」，亦多妙用。如清初浙派詩人吳之振（孟舉），為《宋詩鈔》編纂者
之一，中年購置別墅隱居，名為「黃葉村莊」，別號「黃葉村農」，有《黃葉村莊詩
集》十卷傳世。李良年《寄查韜荒夏重德尹兄弟》：「念君磊落好兄弟，家在龍山黃葉
村。」（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卷四十六）沈德潛《暨陽翁靜子枉過草堂》：「忽傳
江上青衫客，來訪溪南黃葉村。」（同上卷七十六）查元偁《山行》：「何當白雲棹，
言歸黃葉村。」 （同上卷一一七）趙之謙《舟泊石門憶事有作》：「黃葉村莊路莫知，
當時壞壁剩題詩。」（同上卷一五七）還有將「著 書」與「黃葉」並舉的，如康熙三十
九年（1700）庚辰科進士武進徐永宣《秋日訪朱錫鬯先生》：「 學道著書無個事，滿庭
黃葉對秋山。」（同上卷五十五）這可以跟歷城王蘋的「黃葉林間自著書」南呼北應
了。此為二敦兄弟都能夠吟詠出「黃葉村」的歷史原由與文學氛圍。至於環境依據，京
城西山已近秋色，無須費事多言了。
2006年歲次丙戌閏七
月下浣草訖於獅城旅次
註釋
１ 拙文《日望西山餐暮霞——有關曹雪芹在西山詩詞八首箋—議》，載《紅樓夢學刊》
2006年第3輯。
２ 蔡義江《對誤引〈八聲甘州·薊門登眺憑弔雪芹〉一詞的說明》，載《紅樓夢學刊》
2006年第4輯。以下凡引蔡先生的意見，若未特別說明，則均見此文，不另為註釋。
３ 裴世安先生的來函現存敝處。裴先生曾與柏秀英、沈柏松編輯出版《 紅學論爭專題
資料庫第一輯———靖本資料》一書 （2005年10月上海石言居自印本），頗見功力。承
蒙寄贈， 在此謹致謝忱。
４ 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增訂本第1124頁至1131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1985年
印刷本刪。
５ 嚴寬《紅樓夢與香山風物》，見胡德平《說不盡的紅樓夢：曹雪芹在香山》第278
頁，中華書局，2004年。
６ 周汝昌先生自云：「此戲為之『倒補』芹詩，作於1970年之9月……這樣才引起某專
家一口咬定是『真詩』，又因我自承此乃拙作而惱怒，掀起一陣軒然之波。」見《周汝
昌自傳：紅樓無限情》第290頁，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5年。倫苓《我的父親周汝
昌》云：「父親從小便喜歡詩詞，從14歲起，便能作七言絕句。……他一共試補了三
首，後來其中的一首傳了出去，竟使一位紅學家認定這是雪芹『原作』，險些鬧出大笑
話。」此文載《新華文摘》1999年第7期。梁歸智先生亦云：「這一樁紅壇公案，確是周
汝昌一時孟浪之舉，不過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對有關曹雪芹的一切熱望瞭解之心切，也表
現出周汝昌寫詩的才能的確很高，能讓以研究唐宋詩詞和《紅樓夢》名家的吳世昌將擬
補之作信以為真，足以說明問題。」見梁著《紅學泰斗周汝昌傳：紅樓風雨夢中人》第
288頁，漓江出版社，2006年。按蔡義江先生亦為唐宋詩詞研究專家，若異日因《八聲甘
州》詞而興類似妙論，不必驚奇。
７ 見《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第291頁，北京十月文藝出 版社，2005年。
８ 參看周汝昌《詩贈心武兄赴美宣演紅學》，載《北京晚報》2006年3月29日「五色
土」副刊。
９ 參看陳占彪《周汝昌答記者問，談國學與紅學》，載《社會科學報》2006年3月16
日。按此文中也有周先生對「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事件的議論。
十 周先生云：「其『諱』字似拓片不清。用現今簡體字，尤為破綻。」見《「曹雪芹墓
碑」質疑》，載《解放日報》1992年8月5日。此文收入馮其庸主編《曹雪芹墓石論爭
集》，引文見第126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年。
（11）周先生云：「 那裡儘是山了，所以又用李太白的典，說吊此 詩人是『 青山』之
淚。」又，張宜泉《 傷芹溪居士》詩有「 多情 再問藏修地」一句，周先生曲解「 藏
修地」為葬地，故云：東 郊張家灣「 這兒哪裡有『 西』和『 山』的影子呢？！」見
《弄巧定成拙》，載《新民晚報》1992年8月19日。按早有學者對 此提出批評，參看陳
毓羆《何處招魂賦楚蘅》，劉世德《曹雪芹墓石之我見》，均載《紅樓夢學刊》1993年
第1輯。以上諸文皆收入馮其庸主編《曹雪芹墓石論爭集》，文化藝術出 版社，1994
年。又，胡適曾將《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借予周先生，參看《我與胡適先生》第114頁至
118頁，漓江出版社， 2005年。據此亦可瞭解，周先生確知敦誠詩原始文字為 「青
衫」，而非「青山」。
（12）見《紅樓夢新證》第449頁，棠棣出版社，1953年；同書增訂本第748頁，人民文
學出版社，1976年。其增訂本前後兩 次印刷本同。
（13）見王利器《〈紅樓夢新證〉證誤》，載《紅樓夢研究集刊》1980年第2輯。王文所
列《紅樓夢新證》的十大類錯誤為： 不知妄說、不知妄改、不倫不類、以訛傳訛、張冠
李戴、輾轉稗販、顧此失彼、道聽塗說、數典忘祖、「前知五百年」。此文收入王著
《耐雪堂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王先生在另一場合批評道：「另外還有
一個亂說的，他成名的 《紅樓夢新證》，錯誤極多，幾乎每頁都有錯。在他的書中，元
朝人竟能知道八旗，這是怎麼搞出來的？真是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我曾有篇文
章，列出他書中十大類錯誤，文章發表多年，他至今沒有答覆我，他是沒法答覆的。這
樣的亂說，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見王氏《搞學術的人也製造偽劣產品》，載《紅樓
夢學刊》1995年第3輯。
（14）應必誠《周汝昌先生「新自敘說」反思》，載《紅樓夢學刊》2006年第 3 輯。按
周先生在自傳中已與魯迅聯宗，一時哄傳。 彼對自家原籍何處一無所知，且毫無根據，
聯宗乃一連串「 推 測」所得。其中，長兄震昌照片酷似青年魯迅，四兄祜昌綽號 為
「 周建人」，以及自己「 北人南相」，皆「 推測」自家為「 紹興 周」的關鍵證據。
見《 周汝昌自傳：紅樓無限情》第 19 頁，北京 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5 年。按此雖
笑談，亦可助人連類見義。竊 以為，周先生在治學與為人上與魯迅迥異，與周作人則有
相似 之處。1951 年 4 月 25 日，周作人以周遐壽之名在上海《 亦報》 發表《 魯迅
的惜花詩》一文，將自作四律假托為魯迅作品，言 之鑿鑿。又抄示魯迅研究專家唐弢，
致使 1958 年版《 魯迅全 集》誤收。後經查證周作人日記手稿，真相遂白。參看姚錫
佩 《 魯迅作〈 惜花四律〉質疑》，載《 南開學報》1981 年第 4 期。 古人云，文如
其人而人如其文，雖未必盡然，亦未必盡不然。
（15）梅節《 曹雪芹「 佚詩」的真偽問題》，載香港《 七十年代》月 刊 1979 年 6
月號。此文收入梅節、馬力《 紅學耦耕集》，引 文見第 302 頁，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0 年。
（16）梁啟超《 清代學術概論》第44頁，東方出版社，1996年。
（17）現代西方國家普遍重視學術規範，如英國蘇格蘭歷史最為悠 久的高等學府聖安德
魯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對學術造假（ Academic Fraud）的定義
為：「 一種在學術情景 中 有 意 進 行 欺 騙 的 行 為 」（ It means deception
in an academic context），主要分為三類，即學術抄襲（ Copy）、學術 剽竊（
Plagiarism）與學術偽造或篡改（ Falsification），均應嚴 厲懲處，決不姑息。參看
譚曉榮《 聖安德魯斯大學：對學術造 假嚴懲不貸》，載《 中國教育報》2006 年 7
月 7 日第 6 版。
（18）見馮其庸《 2006中國大同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致 辭》，載《 紅樓夢學
刊》2006 年第 5 輯。參看高劍艾、米厚民 《 守望紅學的精神高地》，載《 山西日
報》2006 年 8 月 22 日。
（19）參看土默熱《 土默熱紅學》第429頁至431頁，吉林人民出 版社，2006 年。
（20）參看左志堅、吳曉鵬《 韓國法辦黃禹錫》，載《 21世紀經濟 報道》2006 年 5
月 17 日；林穎《 韓國「 克隆之父」出庭受 審》，載《 檢察日報》2006 年 7 月 6
日。
（21）參看阿爾特曼（ Lawrence Altman）《 醫學界做科學的守護 神還是誠信的破壞
者》（ THE DOCTOR』S WORLD：For Science』s Gatekeepers， a Credibility
Gap），載《 紐約時 報》（ The New York Times）2006 年 5 月 2 日；郝炘《 在申
請經費過程中偽造數據——美國科學家首次因學術不端行—為獲刑》，載《 科學時報》
2006年7月4日。
（22）見王昭《華裔學者關切學界不端之風》，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7月11
日第6版。
（23）參看包麗敏《誰該為憲法學家「剽竊」負責？》，載《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
30日；龐皎明《武大法學教授周葉中再遭質疑》，載《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12月6日；
張弘《王天成 起訴武大博導周葉中》，載《 新京報》2006年3月20日；賀衛方《周葉中
教授事件及其他》，載《社會科學論壇》2006 年第 3 期；吳維安（Vivian Wu《在剽竊
訴訟中教授留住清白》） （Professor in Clear in Plagiarism Test Case），載香港
《南華早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2006年7月19日。
（24）1986年初，周先生投書香港，無端指控俞平伯先生藏匿靖 本《 石頭記》。對
此，清醒正直的學人無一採信，即為顯例。 參看周汝昌《 靖本〈 石頭記〉佚失之
謎》，載《 明報月刊》 1986 年 1 月號；韋柰《 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
載 — 《 明報月刊》1987 年 1 月號。另可參看靖寬榮、王惠萍《 海 外奇談—— —
答周汝昌〈 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及毛國瑤 《 假作真時真亦假—— —揭開所謂
〈 靖本石頭記佚失之謎〉 的真相》等。這些文章均收入裴世安、柏秀英、沈柏松輯《
紅 學論爭專題資料庫第一輯—— —靖本資料》，上海石言居自 印本，2005 年。
（25）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4月版《紅樓夢新證》增訂本 （同年同月印刷）第1126
頁。1985年5 月印刷本刪。
（26）見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4月版《紅樓夢新證》增訂本 （同年同月印刷）第1152
頁。1985 年 5 月印刷本刪。
（27）胡適《答高陽書》：「汝昌的書，有許多可批評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
可以算是我的一個好『徒弟』。」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第277頁，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8年。但是，1949年以後的周先生始終不情願承認胡適為其 「恩師」，僅去年
漓江出版社印行其《我與胡適先生》時，以季羨林《站在胡適之墓前》為代序，中有
「我一生遇到六位恩師」一節，算是勉強承認「恩師」，其時胡適聲譽日隆。周氏之所
以勉強，似與其在紅學史上的自我定位有關。2004年9月，他親臨「周汝昌紅樓夢學術
館」，欣然參加自己銅像的揭幕典禮，並發表講演道：「 很多評論者都認為我是胡 先
生的一個『 門徒』，好像是人家胡先生開闢了紅學的一個大道路，我只不過是一個追隨
者，但我還是要表明一點，胡先生紅學三篇論文發表26年以後，並沒有引起任何值得說
起的影響，我是在26年以後接起來，但我個人和胡先生有 不同的觀點、論點，我的拙著
出版以後，很快紅學成為全國 乃至世界性的一門學問。我本人如果為了表示謙虛，不表
明 這一點，那麼我們今天建館的意義何在呢？因此我要超越個 人的謙虛，向各位父老
說一下。」見趙延華《 周汝昌：癡守紅樓六十載——周汝昌紅樓夢學術館」開館儀式側
記》，載 「 《今晚報》2004年9月22日「津沽大地」欄目。明眼人一看便知，周氏的自
我定位，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
（28）見吳恩裕《曹雪芹佚著淺探》第234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
（29）據蔡義江先生回憶：「一位社科院文研所的先生（已記不清是鄧紹基兄還是陳毓
羆兄）對我說：『老蔡，您談『曹雪芹墓石』的大作拜讀了。……文章最後引周汝昌
《新證》中的那首詞，其可靠性恐怕還值得考慮，不知道會不會又是周先生自己寫
的。』我心裡『格登』了一下，因為以前出現過此類情況。從此，存下了疑竇。」自今
年6月《爽秋樓歌句》疑案形諸議論，周先生長時間沉默，近日方有《紅樓創刊20週年賀
詞並小記》發表。其小記云：「丙戌七月，京中苦於濕熱，余時為小恙所困，甚少執
筆。」其賀詞云：「 大公蕩蕩，微私惶惶。萋菲之言，猶傳謗傷。蚍蜉大樹，苦不自
量。眾望素孚，匯文盈箱。審辨是非，評議短長。繁榮在茲，嫉者彷徨。」載 《紅樓》
2006年第3期。
（30） 見周汝昌《黃葉山村入畫圖》，載《文匯報》2005年1月4日。此文收入《周汝昌
夢解紅樓》，引文見第272頁至273頁，漓江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