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習《詩》的文化意蘊
《紅樓夢》是展示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櫥窗,透過這一櫥窗,可以看到18世紀中葉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思想彼消此長的歷程。同樣,深入地解析賈寶玉與《詩經》之間的關係,有利於我們進一步地把握曹雪芹塑造賈寶玉時獨到的藝術匠心。
一、寶玉學《詩》與儒家傳統
在《紅樓夢》第一回中,曹雪芹借一僧一道之口,對頑石(賈寶玉的象徵)說:「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在這裡,曹雪芹所說的「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是有象徵意義的,具體地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儒家文化。漢代以後,中國社會形成了以儒家文化為主脈的精神結構,經過約兩千年的積澱,儒家思想深植於傳統文化之中,成為一種生活哲學,讓每一個人都置身於它的教化之下。在把握這種文化背景的過程中,曹雪芹以象徵的手法,借一僧一道之口安排了賈寶玉生活的時代背景,應該說這一安排是別具匠心的。
受儒家思想的浸淫,曹雪芹將賈寶玉放到特定的環境中,寫其奉嚴父賈政之命,從小讀孔孟之書、學聖賢之道。為了揭示賈寶玉對封建禮教的反叛,曹雪芹採用的筆法是,先寫賈寶玉對儒家的孝悌忠信、倫理綱常的信奉,試圖通過這一線索來逐步地展示賈寶玉反叛封建禮教的過程。如在《紅樓夢》第二十回中,賈寶玉認為孔子是「亙古第一人」,其話語的權威性是不可以「忤慢」的,可見儒家思想對賈寶玉的影響是很深的。又如《紅樓夢》第七十三回《癡丫頭誤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累金鳳》敘述賈寶玉得知其父賈政學差任滿回京的消息後,為應付賈政,賈寶玉有一段內心的獨白:
如今打算打算,肚子內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帶注背得出的。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半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至下《孟》,就有一大半忘了。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詩經》讀些,雖不甚精闡,還可塞責。
這一情節在交待賈寶玉的生活環境方面是有深意的。古人讀書啟蒙,一般從學習《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幼學瓊林》、《千字文》等開始,等有了一定的基礎後,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的次序讀《四書》,然後再讀《五經》。
宋代以前沒有《四書》之稱,《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宋儒朱熹把它們編在一起,作《四書章句集注》,始有此稱。朱熹編纂此書的意圖是,一是以《四書》為儒學的入門導讀,提出以儒學進行啟蒙教育的思想;二是以《四書》為學習《五經》的基礎,以此來規範人的思想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本來,朱熹編次的《四書》為《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其依據是按照由淺入深的學習程序排列的。後來刻印《四書》者因《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分卷的方便,把《中庸》提到了《論語》的前面,遂形成了現在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順序。由於朱熹編注的《四書》彙集了前人諸說,同時又有朱熹個人的見解,又由於宋代以後「程朱理學」地位的日益上升,乃至於朱熹去世後,朝廷將《四書》審定為官書。到了元代延佑年間(1314—1320)恢復科舉考試時,遂正式把出題範圍限制在朱注《四書》之內,甚至明清兩代衍化出來的「八股文」考試制度,也將應試的題目限制在朱注《四書》的範圍之中。這樣一來,《四書》遂成了官方釐定的經典,同時成為封建時期士子的必讀書及思想準繩。所以,有人把《四書》與西方的《聖經》相比,認為它是東方的「聖經」。事實上,無論是就其流傳的廣泛,還是就其對於中國人人格心理塑造的影響來看,這種比擬都不過分。
任何文化現象的出現都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清朝以「異族」的身份統治中原,要鞏固其政權,只有通過認同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儒家文化,才有可能鞏固統治地位。清人入關後,對《四書》、《五經》這些儒家經典是十分推崇的。賈寶玉出身於「功名奕世,富貴流傳」(第五回)的貴族家庭,與《四書》、《五經》發生聯繫是不可避免的。在《紅樓夢》中,曹雪芹交待賈寶玉入學之事時,特意強調了賈寶玉所攻之書是當時的科考用書《四書》,所習之文是科考的八股文。如《紅樓夢》第九回,塾師賈代儒要求賈寶玉做的作業是作對聯,作對聯是為學習八股文——開「對課」作出的必要鋪墊。在賈府中,以《四書》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又如《紅樓夢》第三回寫林黛玉進賈府一事時交待了這樣的情節,賈母問黛玉念了什麼書。黛玉說:「只剛念了《四書》。」賈寶玉見了黛玉以後,立即給黛玉取了個「顰顰」的小名,為此,探春笑話寶玉「杜撰」。寶玉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此例作為賈寶玉人生經歷的反例,既表明賈寶玉在走上反抗道路時是從接受儒學學說開始的,也表明曹雪芹特別注意儒家文化氛圍對賈寶玉反叛性格的塑造作用。換言之,這一內容貫穿於《紅》的始終,既與第一回中一僧一道的話語形成了呼應之勢,強調了賈寶玉生活時代的文化背景,同時也為賈寶玉最終走向反叛封建禮教埋下了伏線。
儒家十分注重人的倫理道德規範的培養,它要求士人具有高尚的道德觀念與兼濟天下的社會責任感,並在此基礎上建立個人的功業。按照這一培養方案,從小就在《四書》、《五經》的環境中生活的賈寶玉本應該走上一條符合封建道德要求的功名之路,遺憾的是,賈寶玉卻走上了一條與封建禮教相背離的道路。如賈府的封建家長在評價王夫人所生的賈珠、賈寶玉二子時,認為賈珠為肖、為有能;寶玉為不肖、為無能。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第二回),「進學」是指一心只讀聖賢書(孔孟之書),在孔孟之道的指引下走上了仕途。封建社會的價值觀是「學而優則仕」,只有當官才可以光宗耀祖,只有光宗耀祖才算實現人生的價值。同樣,人生價值的實現又是與封建道德倫理觀聯繫在一起的,即金榜題名以後,要立即談論婚嫁以續香火,使世代簪纓之族不斷繁衍。換言之,只有這樣才能符合儒家的政治標準和道德標準。而寶玉恰恰相反,在女孩堆裡廝混,又不思進取,專門搜些閒書來看,只有「歪才」。問題是,賈寶玉為什麼不符合這樣的標準呢?賈寶玉自幼生長在珠圍翠繞、錦衣玉食的環境之中,在他面前早已鋪就了一條榮宗耀祖的人生道路。但是,寶玉對於這種別人看來順理成章的生活深感厭惡,他更渴望一種真心率性、不偽飾的生活。這正是寶玉與儒家傳統的背離之處,也是他和家庭、社會最根本的精神對立。
二、「第三本《詩經》」與清人的《詩經》學
在《紅樓夢》第九回《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書堂》中,敘述寶玉早起將要入家塾唸書時,有賈政與寶玉的僕人李貴等人的對話,十分耐人尋味:
(賈政)因向他(李貴)問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帳!」嚇得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有聲,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哄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撐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
何謂「第三本《詩經》」?為什麼賈政認為寶玉讀《詩經》是「虛應故事」?而「講明背熟」《四書》卻是「最要緊的」?
清代距今未遠,清刻本流傳至今的也為數不少。從現存的清刻本來看,清代《五經》的課本中,《詩經》通常有三種裝訂方式:一是裝訂成四本,第一、二本是十五《國風》,第三、四本是《雅》、《頌》,如乾隆四十年據范紫登先生原本刻印的致和堂藏板《詩經體注圖考》;二是依「六藝」的次序裝訂成六冊,如道光乙酉仲夏刻印的光韙堂藏板《詩經精華》;三是印製成八本,如光緒戊子冬刊刻的老二酉堂珍藏的《增注詩經備旨精萃》。比較普及的是四冊裝。寶玉所學,正是這種四冊裝的《詩經》。所謂寶玉「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意思是寶玉已經讀完十五《國風》。第三本《詩經》的第一首詩是《小雅·鹿鳴》,其首句為「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李貴學舌鬧出笑話的「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就是這兩句詩的誤讀。既然寶玉只念了《鹿鳴》的首句,說明他只讀過十五《國風》,尚未讀二《雅》和三《頌》。曹雪芹借李貴的話,把寶玉讀《詩》的範圍限定在十五《國風》,第三、四本《詩經》中的《雅》、《頌》則被排除在外。
《詩經》列於「五經」,甚至是「五經」之首,《國風》160篇是《詩經》的重要組成部分。清代是《詩經》學研究的又一個高峰期,許多學者都有力作問世。經過清初一百多年的努力,清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前期,短短三四十年之間,清王朝連續頒布了《欽定詩經傳說匯纂》、《欽定詩義折中》兩部大書,這在中國文化史上是非常罕見的事例。當權者是想通過對經典的重新解讀,來加強文化上的專制統治。這兩本書的說教意味很濃,是蓄意要把《詩經》變成一部宣揚倫理道德的教科書。兩代皇帝都是想把經典用於對世道人心的教化中,並不關注其藝術美和真性情的抒發。可以說,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正是清代最高統治者試圖以《詩經》為代表的《五經》進行思想鉗制的年代,然而,曹雪芹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塑造賈寶玉時,卻通過「第三本《詩經》」交待賈寶玉只讀過十五《國風》,而沒有讀過《雅》、《頌》,其中的深意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這和宋儒朱熹的「淫詩」說密切相關。在《詩集傳序》中,朱熹指出:「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者也。」在朱熹看來,《國風》中除《周南》、《召南》外,多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的「淫詩」。朱熹的「淫詩」說,在《詩經》學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在此之前,以漢代為主流的《詩經》學認為,三百篇都是寫聖賢后妃之志的。朱熹認為,《國風》大多是男女言情之作,這一論斷受到清代乾嘉學派的的攻擊,如在《方望溪先生文集》卷一《讀邶、鄘至曹、檜十一國風》一文中,方苞指出:「稽之《春秋》,中原建國兵禍結連莫劇於陳,鄭、衛次之,宋又次之,而『淫詩』惟三國為多。為此知天惡淫人,不惟其君以此敗國亡身隕嗣,其民夫婦男女死亡危急,焦然無寧歲也」。當權者對朱熹的「淫詩」說亦有微詞,在《四庫提要·經部·詩類·詩義折中》條中,乾隆《御制七十二候詩》「虹始見」曾有「晦翁舊解我疑生」的感歎。乾隆此語是對朱熹《詩集傳》的一些解說存有懷疑,主要是針對朱熹的「淫詩」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寶玉讀《詩經》僅限於《國風》,正是朱熹所謂的「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也」的「淫詩」。賈政是書中儒家統治思想的化身。在賈政的心目中,《詩經·國風》中的情詩是與《四書》對立的,故曰讀《詩經》只是「哄人而已」。賈政所謂「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完全是對當時上層統治者的學舌。又因其是科舉考試用書,「講明背熟」《四書》,科舉就有希望考中。在賈政眼裡,寶玉總是混在脂粉堆裡不長勁,如果再讀言情的《國風》,自然無益於修身養性。由此可見,賈政完全是從實用功利的角度來決定寶玉的所讀之書。
其次,是對宋明理學流弊的反思。宋明理學的形成發展,構築了傳統儒學哲理思辨的理論體系,充實了傳統儒學缺乏嚴謹系統的缺陷。但在其演變的過程中,卻形成了空談心性義理的空疏學風。特別是在明代中期以後,由於王守仁心學思想的氾濫流行,許多學者束書不觀,終日空言明心見性,不去關切現實時務,背離了經世致用的儒學宗旨。清代社會的繁榮和清政府對儒家文化的重視,為經學的興盛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一方面,清政府為了加強封建專制政權的穩固統治,極力提倡孔孟程朱的儒學思想,實行了崇儒重文的文化政策,重視和關心學術文化的發展,組織學者編纂整理古今圖書,保存了豐富的古代文化遺產,促進了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為了鉗制人們的思想行為,又實行了殘酷的文字獄政策,焚禁大批有礙於專制政權的古今典籍。清政府的雙重文化政策,促進了脫離現實的經學興盛。
清代經學是整個清代儒學演變發展的具體表現形態,是中國傳統經學更新遞進的重要發展階段。它的形成發展,大致經歷了清代初期經學考據的初創興起、乾隆嘉慶時期古文經學的盛行發展、道光年間前後的今文經學復興再起的三個演變過程。清代前期論《詩》雜采漢宋之議,乾嘉時期「《詩經》宋學」日漸式微,為了糾正宋學的空疏,漢學《詩經》遂出現了興盛的局面。曹雪芹寫《紅樓夢》時,正是乾嘉學派對宋代《詩》學進行清算的時期,如《閱微草堂筆記》批判的道學先生,就是程朱理學的典型代表。這些對曹雪芹的《詩經》學觀念是有影響的。曹雪芹暗示了寶玉的形象是自十五《國風》而來。《詩經》十五《國風》一向為理學家抨擊的對象,這也是賈政聽說寶玉讀了十五《國風》後,即第一二本《詩經》之後大發雷霆的原因。賈政云「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是因為在賈政看來,十五《國風》是「淫詩」,無益於倫理道德的修養。然而,賈寶玉偏偏喜讀十五《國風》。聯繫賈寶玉生活於大觀園的背景,賈寶玉只知在大觀園中與女孩子廝混,又不思進取,專門搜些閒書來看,讀《詩經》只知崇拜十五《國風》,這種「歪才」與儒家的道德倫理思想是相背離的,如何能不引起賈政的憤怒呢?
賈寶玉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實際上是在《詩經·國風》的影響下形成的。在愛情婚姻的方面,孔孟之道認為男女婚配必須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有教養的公子、小姐,一定要尊「禮」。如薛寶琴、邢岫煙、湘雲、迎春等人的婚事都是由家長決定的,沒有一件婚事曾經事先徵求過本人的意見,她們自己也從未表示要提任何意見。寶玉和黛玉,尤其是黛玉,都把互相表達內心感情看成非禮之事。在看了《西廂記》以後,寶玉和黛玉以曲折的方式彼此披瀝情懷,後來還直接傾訴肺腑,但是,在人前面,他們卻諱莫如深,不敢突破「禮」。封建婚姻要聽從父母之命、取決於家族的利益,可是賈寶玉一心追求真摯的心靈相通,毫不顧忌家族的利益。個人情愛與家世利益的矛盾,是賈寶玉婚姻問題的根本矛盾。這個矛盾在當時的條件之下勢必以家世利益勝利而解決,這一點,決定了賈寶玉和林黛玉戀愛的悲劇性。
三、寶玉之「淫」與「溫柔敦厚」
孔子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經》自產生之日起,就和禮、樂結合在一起,成為社會倫理綱常的一部分。「溫柔敦厚」是中國古代儒家的傳統「詩教」。《禮記·經解》云:「溫柔敦厚,詩教也。」《詩經》在清代以前的二千多年間,實際上是以儒家,尤其是漢儒所賦予的意義為人們接受的,漢儒的《詩經》學本身也有許多弊端,但其中貫穿的思想方法、解釋原則,及其對古代文化的深遠影響,卻是文化史上不容忽視的問題。《論語·八佾》記載了孔子言論:「《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詩經》三百篇,從來就不只是文學意義上的詩歌,而是充滿「詩教」色彩的文字。
在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 綿綿靜日玉生香》中,脂批對賈寶玉有這樣一段評語:「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閱今古所有小說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並稱之為「今古未有之一人」２。這段話我們可以看作是對寶玉的禮讚。在第二回中,賈雨村說他是「情癡情種」;第五回中警幻仙姑說寶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在此,脂評補說:「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何謂「意淫」?觀之全書中對寶玉的描繪,可知:一、「意淫」不是皮膚接觸的「濫淫」;二、「意淫」是一種近似「癡情」的感情;三、「意淫」有「惟意會不可口傳」的神秘意蘊;四、「意淫」是棄於世道的,可為閨閣良友。從這一意義上講,寶玉的性格本質「淫」,與儒家讀解《詩經》時提出的「詩教」說是完全相反的。
所謂「淫」,是過於沉溺而超過常度、常情。情癡至淫,是對女性的欣賞、愛護、尊重,達到了常人所不能及的深度、廣度和濃度,也就是《紅樓夢》中反覆描寫和表現的賈寶玉對美麗純潔少女的欣賞、愛護和尊重。「意淫」是賈寶玉性格的重要特徵,是一種審美癡迷之境,是對女性美的頂禮膜拜,是超越了欲的刺激、禮的束縛的個性張揚,是基於較高文化素養的人生真諦。寶玉的「意淫」無疑是《紅樓夢》的思想精華,「意味著在解構儒家人格的同時,為個體人格樹起新的人生路標」３。「意淫」是打開賈寶玉感情世界的一把鑰匙。
那麼,寶玉之「淫」是從哪裡來呢?儘管曹雪芹在《紅樓夢》的伊始,就強調所寫的一切無任何時代標誌。但這一包羅萬象之書,對作者所處時代的各種學術思潮,也必然有所映現。以《四書》、《五經》為主體的儒家文化對賈寶玉的影響是雙重的。一方面,他接受了「詩禮」文化教育,受到儒家「溫柔敦厚」詩教傳統的禁錮。在傳統的精神文化中,儒家思想始終居於正統地位。脫離詩歌的本質特徵,以道德和功利的眼光來讚美詩、肯定詩,這是儒家修辭論詩的顯著特點。從孔子的詩論到把儒家詩論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的《毛詩序》,再到把「三綱五常」絕對化的宋代理學家,皆如是。清代不少詩人創作和論詩也都以「溫柔敦厚」為旨歸,如清初的申光涵在《連克昌詩序》中以「和」釋《詩》:「凡詩之道以和為正。⋯⋯所以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所以正夫不和者也。」紀昀《詩教堂詩集序》就曾批評兩漢魏晉詩人「不知詩之有教」,「亦不知詩可以立教」,至「齊梁以下,變而綺麗,遂多綺羅脂粉之篇」,慨歎「詩教之決裂久矣」。沈德潛在《說詩語》第一節就說:「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於是編選《古詩源》,要「使覽者窮本知變,以漸窺風雅之遺意」,有助於恢復「詩教」(《古詩源序》)。朱彝尊也是清代著名的「詩教」維護者,他在《高舍人詩序》則分條縷析「詩教」的社會政治作用:「詩之為教,其義:風賦比興雅頌;其旨:興觀群怨;其辭:嘉美規誨戒刺;其事: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效:至於動天地,感鬼神。」也就是說,「溫柔敦厚」是儒家竭力宣揚的內容。從上述諸家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窺見曹雪芹時代理學家對「詩教」的看法。寶玉性格中對「詩禮」文化的認同正是來源於此。
儒家的「仁愛」思想對賈寶玉的影響也很深。他對弱者、受壓迫的天真少女都真誠地同情與憐愛。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賈寶玉「愛博」,即指出了這一點４。他完全傾向著被壓迫的純潔少女並支持他們、欣賞他們,賈寶玉的「意淫」也可以說是女兒崇拜。
另一方面,賈寶玉在習《詩》過程中背離了儒家「詩教」的后妃之德和君臣之義,其精神人格以反經學的面目出現。唐代的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解釋「溫柔敦厚」說:「溫,謂顏色溫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故云『溫柔敦厚』,是《詩》教也。」這是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即運用「溫柔敦厚」對社會進行禮義方面的規範。「溫柔敦厚」作為儒家的傳統對中國古代社會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在統治階級內部,運用這一「詩教」來調整本階級社會成員之間的關係,規定怨刺必須服從「溫柔敦厚」。《毛詩大序》更是將之發揮為「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只允許「怨而不怒」地委婉勸說,不允許尖銳地揭露批判,因而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又常常起著消極的作用。對於這一藝術信條,前人曾作過多種解釋,但很少有人提出過懷疑。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卻通過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對「溫柔敦厚」的詩說進行了否定。曹雪芹對「淫」的讚賞即是對傳統儒家文化的反對,他對賈寶玉的塑造正是在這一邏輯起點上進行的。
儒家充滿倫理道德色彩的詩論「溫柔敦厚」,對形成我國古典詩歌所特有的圓潤含蓄、委婉深曲、中和嫻雅起了莫大的影響作用。但由於「禮義」的限制,詩人內心不平之情不能傾瀉,歡愛之情不能勁吐。聞一多先生針對「溫柔敦厚」的詩教,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在『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這句古訓裡嗅到了數千年的血腥。」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言,寶玉的悲劇是這種「溫柔敦厚」的教化思想長期影響中國士人所造成的。
曹雪芹對寶玉學《詩》這一細節的安排,展示了其超越時代的藝術眼光和學術胸襟。寶玉一直本著自己的直感去反抗封建傳統的禮教與婚姻,他堅持著與林黛玉的愛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故事是全書結構的中心,賈寶玉對林黛玉的愛情應是他癡情或說「意淫」的最重要的表現。賈寶玉對林黛玉的愛,那近乎虔誠的細心體貼、無比的癡心,激動了不同時代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讀者的心。寶玉「意淫」性格特徵的塑造,表現了曹雪芹超前的審美情感和離經叛道的審美膽識。
參考文獻：
本文中的《紅樓夢》引文，皆出自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紅樓夢》[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本文中所引的脂評，皆出於朱一玄.《紅樓夢脂評校錄》[M]，濟南齊魯書社，1986年。
付麗.《賈寶玉正邪兩賦人格對儒家人格的背離與超越》，《紅樓夢學刊》[J]2000年第3期，第294頁。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卷九）[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229頁。
聞一多.《三盤鼓序》，《聞一多全集》(卷三)[M]，上海三聯書店，1982年，第3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