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誰覆爛柯棋
百年誰覆爛柯棋
吳宓和陳寅恪發表對《紅樓夢》的見解，也都在1921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之前。1945年吳宓在成都時又寫過《紅樓夢》系列論文，連載於《流星》、《成都週刊》等雜誌。直到晚年，吳宓仍以對《紅樓夢》有特識獨見自居。陳寅恪的著作中，也每以紅樓為喻，增加理趣。
陳獨秀也寫過研究《紅樓夢》的長篇文章，發表在1920年出版的小說月報上，題目是《紅樓夢新評》，署名佩之。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是索隱派紅學的典範之作。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是考證派紅學的典範之作。胡、蔡論戰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學術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紅樓夢》以及紅學的影響的擴大，實際上與這次論戰有很大關係。胡適批評蔡元培的《索隱》是「牽強附會」的「猜笨謎」，蔡元培回答說：「胡先生所謚為笨謎者，正是中國文人習慣」，《紅樓夢》的內容很「值得猜」。對此胡適起而回應，並在文章結尾處申明：「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朋友了。」論戰雙方觀點截然對立，措辭亦相當尖銳，但態度溫婉忠厚，不失學者風度。
王、蔡、胡都是當時的學術重鎮，他們出面大談紅學，影響是很大的。俞平伯先生寫於1978年的《索隱與自傳說閒評》一文，其中有一段話頗值得我們注意。他寫道：
紅學為諢名抑含實義，有關於此書之性質。早歲流行，原不過紛紛談論，即偶形諸筆墨固無所謂「學」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師儒身份大談其《紅樓夢》，一向視同小道或可觀之小說遂登大雅之堂矣。參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114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師儒」一詞，顯然用的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之義。應該承認，俞平伯先生對紅學之所以為紅學的歷史過程的辨析，是很有見地的。從而可見第一流的學者參與或捲入紅學，就學科的樹義而言具有怎樣的學術典範意義。事實上，在王、蔡、胡的影響之下，參與或捲入紅學的中國現代人文學者還有很多，連現在已是新儒家代表人物的牟宗三先生，在三十年代也曾發表過專業性很強的研究《紅樓夢》的長篇論文，題目是《紅樓夢悲劇之演成》，連載於1935年至1936年出版的《文哲月刊》。此外，古文字學家容庚，敦煌學家姜亮夫，中西交通史專家方豪，唐史研究專家唐長孺，社會活動家王崑崙先生，文學史家鄭振鐸、阿英、李長之、劉大傑等，都寫過有關《紅樓夢》的專文或專書。
至於五十年代以後，躋身於紅學的著名人物就更多了。翦伯贊、鄧拓、郭沫若、王力、郭紹虞、韓國磐、傅衣凌、程千帆、鄭朝宗等等，一口氣可以舉出一大串名字，而且不包括專門研究古典小說的學者。我使用的是賈寶玉提倡的「疏不間親」的原則。另外旅居海外的趙岡教授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寫出《紅樓夢新探》，余英時教授以史學家和思想史家的身份撰寫《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柳存仁、周策縱兩位先生，早已被視為紅學中人，但他們畢生治學，另有偉績，重點絕不在紅樓。潘重規先生固然以紅學名家，但其研究敦煌學和文字學的成就，早為學術界所矚目。馮其庸先生近二十年頗治紅學，且成就卓著，但他同時也治藝術考古和譜牒之學。最近，旅居北美的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也對紅學發生了興趣，撰寫了一篇近三萬字的論文，汪榮祖先生推薦給我，已發表在《中國文化》第十期，今年七月即可與讀者見面。我初步印象，這是近年來《紅樓夢》研究領域頗有特見的文章，相信出來後紅學界會有相當的反響。何炳棣先生主要治中國經濟史和人口史，退休以後轉而注意思想與文化，前不久曾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與杜維明先生討論新儒學，這次又來涉足紅學，確不乏心得。文章嘗送錢鍾書、夏志清兩位先生看過，都相當肯定。
第三，許多知名作家介入紅學，為百年來的紅學研究增添了色彩。當然中國現代作家很少有不熟習《紅樓夢》的。我所說的介入，是指發表過研究《紅樓夢》的專著或專論。沈從文、魯迅、巴金、沈雁冰、冰心、張天翼、吳組緗、周立波、端木蕻良等著名小說家，都寫過重要的《紅樓夢》文字。詩人何其芳寫於五十年代的《論紅樓夢》，更是代表一個時期學術水準的紅學專論。詩人徐遲也著有紅樓夢的專書。林語堂的專著《平心論高鶚》、清宮小說家高陽的《紅樓一家言》，人們非常熟悉。高陽先生不幸作古，他的關於《紅樓夢》的奇思儻論，足可以給常常固執一端的紅學界帶來刺激和啟迪。女作家張愛玲出版過《紅樓夢魘》。另外散文、戲劇家，錢鍾書先生的夫人楊絳先生，也寫過重要的紅樓夢論文，題目是《藝術是克服困難》，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而作。楊絳先生以作家的身份兼通中外文學，她選擇淵源研究、比較研究的視角，使文章成為非常規範的比較文學論文。錢鍾書先生雖然沒寫過專門的《紅樓夢》文字，但所著《管錐編》、《談藝錄》兩書中，引證《紅樓夢》處俯拾可見。詩人、作家的介入紅學，打開了《紅樓夢》的另外一個世界，即藝術創造的世界，使本來容易流於枯燥的學術研究插上了藝術創造和藝術感悟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