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5）
一書以名學的緣由（5）
寫到這裡，不妨向讀者介紹一下前不久發生的一場關於什麼是紅學的爭論。爭論是由周汝昌先生引起的。他在《什麼是紅學》一文中談到:「紅學顯然是關於《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物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這當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如果我的這種提法並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並不屬於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範圍。」周汝昌：《什麼是紅學》，載《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觀點不謂不明確。一言以蔽之，就是主張相當一部分關於《紅樓夢》的文章，如研究作品裡的人物形象塑造和語言等等，不屬於紅學研究的範圍。
那麼紅學研究的范圈都有哪些呢?周先生舉出四個方面：一、曹學；二、版本學；三、探佚學；四、脂學。對此，應必誠同志提出異議，認為周先生的觀點實際上是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應文發表在《文藝報》1984年第3期，題目是《也談什麼是紅學》。接著，周汝昌先生在同年《文藝報》第6期上發表《「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係》一文，回答應必誠同志的批評，繼續申明原來的觀點，並提出「紅學」和《紅樓夢》研究(周先生註明指作品)是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名稱和概念」，二者應該有所分工。不久，《文藝報》又在同年第8期上刊出趙齊平同志的文章，支持應必誠同志的觀點，明確提出：「凡是研究與《紅樓夢》有關問題的，都屬於紅學。」
就爭論雙方的邏輯歸宿來說，周汝昌先生的立論顯得過於偏頗，應、趙的批評理由很充分，會得到絕大多數紅學研究者的同情。但是，周先生的主張是否也有值得重視之處呢?我說有。這就是周先生看到了紅學考證對紅學這門學問的形成具有不容忽視的作用。他說的曹學也好，版本學也好，探佚學也好，脂學也好，都是紅學考證的重點範圍，正是這些方面的發現、闡發、辯難、爭吵，吸引了包括第一流學者在內的大批《紅樓夢》愛好者的注意。如果周先生改變一下提出問題的角度和立論方法，說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紅樓夢》的版本、探討雪芹原著和後來續書的異同及脂批，對歷史上的紅學能夠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具有重要意義，甚而說如果離開了對這幾個方面的研究，紅學能否成為紅學也值得懷疑，則完全指的是紅學形成的歷史情況，就不是不可以接受。他在答覆應必誠同志的文章中寫道：「在古典小說名著中，只有《紅樓夢》產生了專學，即『紅學』。比方研究《三國演義》、《水滸》、《西遊記》等書的，難道是少?可是皆無專學之稱，或雖有專學而無專名；或規模、範圍、深度廣度，皆遠近不能與紅學相比。這是何故?僅僅從這一點，就該想到：紅學之產生並不斷發展，定然有不同於其他古典長篇小說之學的特殊原因。」這段話強調「紅學之產生並不斷發展」的「特殊原因」，也就是認為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對「紅學之產生並不斷發展」有「特殊」作用，顯然指的是紅學形成的歷史狀況。這樣就對了，與我前面闡述的觀點可謂不謀而合。我向讀者介紹這場爭論的目的就在這裡——意在說明紅學考證和紅學成為專門學問有直接關係。但是周先生這段話只是行文中對前文的一種不自覺的邏輯修正，論點並沒有改變，還是主張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之外的《紅樓夢》研究不算紅學，不知這可是周先生的初衷。
最後一點，紅學之為紅學，還因為「五四」以來出現一批深孚眾望的畢生以研究《紅樓夢》為業的學者，他們的勞動及其成果為社會所注意，受到人們的尊敬。這樣說好像是本末倒置，實則不然。一門學科的形成，與學者的努力是分不開的。研究對像雖然是客觀的，但不經過研究者的發掘、梳理、提煉、概括，形成不了一門學問。歷史上許多學科的出現，都和潛心於該學科而又成就卓著的學者密切相關。沒有愛因斯坦就沒有現代物理學。心理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形成一門單獨的科學，以馮特1879年在萊比錫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實驗室，卡特在 1888年被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命為心理學教授為標誌參看杜·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第2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楊立能等譯。。精神分析學則是奧地利的神經科醫生弗洛伊德所創立。甲骨學的對象是商周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最早發現於河南安陽小屯，而成為一門專學，則是羅振玉、孫詒讓、王國維、商承祚、容庚、郭沫若、董作賓、唐蘭、陳夢家、胡厚宣、裘錫圭等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長期精研撰述的結果。任何一門科學，總是學科和學者的名字並存史冊。學科因學者的研究而創立和發展；學者因學科的創立和發展而名世。
《紅樓夢》研究成為一種專學，是和一大批紅學家的名字聯繫在一起的。王國維、蔡元培、胡適、顧頡剛、俞平伯、李玄伯、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馮其庸，以及後來在海外的李辰冬、潘重規、趙岡等，都以治紅學聞名於世，不愧為使紅學成為專學的有功之臣。而且這些學者無不以考證見長，由此可見考據方法的引入《紅樓夢》研究，確是紅學形成的一個因由。當然對紅學做出貢獻的學者還有很多，不可能都一一列出名字。特別近三十年來紅學一直是熱門學問，古典文學工作者必涉足紅學不必說了，許多史學家、思想史家、經濟學家和外國文學專家，也熱心紅學，使《紅樓夢》研究帶有超學科的特點，結果大大提高了紅學的身價，增加了這門學問的知名度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