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紅樓夢與百年中國

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考據學在清代達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統治時期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通過設博學鴻詞、開四庫館牢籠知識分子的文化政策有關,學者們沉潛古義,以處為出,既有益於學術,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說:「近世為樸學者,其善三:明徵定保,遠於欺詐;先難後得,遠於徼幸;習勞思善,遠於媮惰。故其學不應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檢論》卷四:《學隱》,《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據為其特徵的清代漢學,又是直承宋明理學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學末流而來,雖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現的,卻是中國學術發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萬年間,陳第撰《毛詩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風,提出「本證」、「旁證」的原則。參看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這之前,楊慎著《丹鉛總錄》及《升庵內外集》,也以考證事物見長,隨後又有陳耀文的《正楊》、《翼楊》等書,繼續加以辨證,開了考證學的先河參看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顧炎武則進一步發揮之,所謂「亭林之學,成於責實」(包世臣語),終於為專門漢學的興起準備下堅實的地基。只是到了後來,繁瑣日甚,始於考據,止於考據,完全丟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倡導的經世致用的傳統,把考據和義理對立起來,這已是漢學的末流了。同時代人章學誠已發為抗議,批評當時的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卷九:《與汪龍莊書》第82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顯然單純的漢學已不能滿足我國學術發展的需要。回過頭來看,還是戴震和章學誠的態度和方法比較允當,既糾正了宋明儒末流的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證就是一切的極端,將義理、考據、詞章結合起來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披露,戴震開始認為:「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皆庶得其源。」後來又說:「義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這一轉變,說明戴氏學術思想是義理、考核、文章三者並重,而尤突出義理的地位。見《戴震集》附錄三,第486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兼顧並用,實為中國學術的優秀傳統,今天仍值得弘揚。

章炳麟把清儒治學原則歸納為六點:一、審名實;二、重佐證;三、戒妄牽;四、守凡例;五、斷情感;六、汰華辭。《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說林下》。這六點既是考據的原則,又是考據的方法,對學術研究具有普遍意義。廣義地說,文史各學科均離不開考證,並不是只有研究《紅樓夢》才需要。那末,為什麼還要說紅學之為紅學與考證有關呢?問題在於,《紅樓夢》不是一般的作品,我們前面指出的諸種特殊性,特別是成書過程的複雜性,使得紅學考證顯得格外必要。研究問題的前提條件是弄清楚對象的性質,如果《紅樓夢》是誰寫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後人妄改,何者為脂批,何者為正文,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有哪些異同,這些基本問題不分辨清楚,紅學就失去了穩定的對象,一門學科的形成便無可能。另外幾部古典文學名著雖然也存在類似問題,如《金瓶梅》的作者問題迄無定論,《水滸》的成書過程也相當複雜,但情形都不像《紅樓夢》這樣嚴重。而解決這些問題,就須借助於考證。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說的:「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書的年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考證的正當範圍。」胡適:《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第189頁至190頁,上海書店1980年複印本。現在看來,胡適這些話並沒有錯,至於他的具體結論是否正確,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問題,下面幾章我要具體談到。

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寫於1921年,依時間而論,比蔡元培發表《石頭記索隱》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頭記索隱》載1916年《小說月報》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務印書館鉛印本。但索隱派紅學沒有考證派紅學的攻伐則影響不彰,所以真正的紅學——成為一門學問的紅學——應從胡、蔡論戰算起潘重規先生在《紅學六十年》一文說:「我認為自從民國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頭記索隱》一書,引起和胡適之先生的論戰。胡先生寫的《紅樓夢考證》,的確和清儒治經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經論戰以後,引起全世界學人的重視。因此不斷地搜求新資料,發掘新問題,造成了紅學輝煌的時代。所以我認為真正的紅學,應該從蔡、胡兩先生開始。」按潘說極是。詳見潘著《紅學六十年》第1頁,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從那以後,紅學長時間都是考證派的天下。一些學者為紅學所吸引,許多治文史的人關心紅學,大都是紅學考證的影響所致,因為考證容易引起人們的學術興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學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證,但沒有像《紅樓夢》運用得這樣集中,形成一種引人注目的獨特的研究方法。考證的語言跟一般的論述不同。我們讀俞平伯考證《紅樓夢》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那是另一番筆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證文章如寫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賞價值。我認為考證對於使《紅樓夢》研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有功不可沒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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