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節 寶玉的變態心理及其激烈思想(3)
第11節 寶玉的變態心理及其激烈思想(3)
北宋時代，司馬光已說：「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四十二《論風俗札子》）蘇軾亦說：「今之士大夫，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東坡七集·前集》卷二十八《應制舉上兩制書一首》）降至南宋，陳亮與葉適亦加以抨擊。陳亮說：「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龍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於其間，以端愨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同上卷十五《送吳允成運干序》）葉適亦說：「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為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為無辨。」（《水心集》卷一《上孝宗皇帝札子》）而對於道學家之存天理，去人欲之言，認為不切實際。人類有欲，不能否認。先王制民之產，就是要使眾人均能償其所欲。然而人類用物以償欲，欲已償了，又復由物以生欲。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又不妨害別人之欲。孟子雖說「養心莫善於寡慾」，然其對梁惠王論政，亦謂「養生送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而對齊宣王更明白說出：「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恆產，物也；恆心，心也。心與物固有密切的關係，飢寒交迫，而尚曰物外也，心內也，人民哪會滿意。（《宋元學案》卷五十四《水心學案上》，不知出自《水心集》哪幾篇）
降至明代，李卓吾攻擊道學，不遺餘力。他說：「彼以為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位，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又從而嘵嘵然語人曰，我欲厲俗而風世，彼謂敗俗傷世者莫甚於講周程張朱者也。」（《李氏焚書》卷二《又與焦弱侯》）「嗟乎，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終日匡坐，同於泥塑，以為雜念不起，便是真實大聖大賢人矣……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諉，以為能明哲。蓋因國家專用此等輩，故臨時無人可用。」（同上卷四《因記往事》）「夫世之不講道學，而致榮華富貴者不少也，何必講道學而後為富貴之資也。此無他，不待講道學而自富貴者，其人蓋有學有才，有為有守，雖欲不與之富貴而不可得也。夫唯無才無學，若不以講聖人道學之名要之，則終身貧且賤焉，恥矣。此所以必講道學以為取富貴之資也。然則今之無才、無學、無為、無識而欲致大富貴者，斷斷乎不可以不講道學矣。」（《初潭集》卷十一《師友一》）「故世之好名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能起名也。無用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欺罔濟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講道學，以道學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謀也。噫！孔尼父亦一講道學之人耳，豈知其流弊至此乎。」（同上卷二十《師友十·二道學》）李卓吾攻擊道學，近乎謾罵，唯在明末，道學的勢力甚大，一直到清代同光年間尚未小衰。一般儒生讀了「明明德」三字，即以衛道者自居，若問以目的何在，只是祿蠹而已。梁啟超說：「宋明諸哲之訓所以教人為聖賢也。盡國人而聖賢之，豈非大善，而無如事實上萬不可致……故窮理盡性之談，正誼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責人也。」（《飲冰室文集》之二十八《中國道德之大原》）韓非說：「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行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韓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道學家用玄之又玄的無極、太極等等概念，希望國人懲忿窒慾，豈但聽者不解，而言者亦不能自圓其說，乃硬拉出孔聖孟軻以作護符。其說無救於國，有害於民，宋代學者老早就知道了。寶玉反對道學，我極同意。
寶玉於歷史方面，尤其文臣死諫，武臣死戰，認為這只是沽名釣譽，不足以為訓。但他所注意的是文臣死諫之一事。他與襲人的對話如次：
（寶玉）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鬚眉濁物只聽見『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節，便只管胡鬧起來。那裡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諫之臣，只顧他邀名，猛拼一死，將來置君父於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戰，他只顧圖汗馬之功，猛拼一死，將來棄國於何地？」襲人不等說完，便道：「古時候兒這些人，也因出於不得已，他才死啊！」寶玉道：「那武將要是疏謀少略的，他自己無能，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麼？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於天，若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釣譽，並不知君臣的大義。」（第三十六回）
寶玉這一段話，我所贊成的，只有二三句：「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邀忠烈之名。」蘇軾有言：「知為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東坡七集·續集》卷十一《上神宗皇帝書》）是時王安石秉政，「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與之同者援引登青雲，與之異者擯斥沉溝壑」，「人之常情，誰不愛富貴而畏刑禍，於是搢紳大夫望風承流，捨是取非。興利除害，名為愛民，其實病民；名為益國，其實傷國」。而且朝廷考課人才，「襲故則無功，出奇則有賞」（《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四十五《應詔言朝政闕失狀》、卷四十六《乞去新法之病民傷國者疏》），於是人臣之躁進者朝呈一策略，暮獻一計劃，花樣百出，人民莫知所從。閉關時代，最多不過引起民眾暴動，朝代隨之更迭；若有外敵窺伺於側，尚可招致國家的滅亡。在這種局勢之下，忠梗之臣何能不苦諫而至於死諫。要是「朝廷少有瑕疵」，而即「胡彈亂諫」，以「邀忠烈之名」，我也和寶玉一樣，大大反對。明代士大夫往往毛舉細故，藉以沽名釣譽，而奏章多傷過激，指斥乘輿，則癸辛並舉，彈擊大臣，則共鯀比肩，跡其事實，初不盡然。武宗下詔南巡，蓋欲假巡狩之名，肆其荒游之欲。群臣恐千騎萬乘，百姓騷驛，爭相諫阻，猶可說也。至於世宗時大禮之議，不過天子個人私事，與國計民生毫無關係，而廷臣竟然伏闕哭爭，至謂「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傳》）。史臣斥其「過激且戇」（同上卷一百九十二楊慎等傳贊），良非虛語。案明代言官往往借端聚訟，逞臆沽名，「然論國事而至於愛名，則將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顧」（同上卷一百八十張寧等傳贊）。此後張居正時奪情之議以及再後三案之爭，均是不必諫而強諫，寶玉反對「文死諫」，當屬此類。李卓吾曾言：「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諫又烏能入也。早知其不可諫，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諫而必諫，諫之而不聽乃去者次也。若夫不聽復諫，諫而以死，癡也。何也？君臣之義交也，士為知己死，彼無道之君曷嘗以國士遇我也。然此直雲癡耳，未甚害也，猶可以為世鑒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誣之為暴，無所用諫，而故欲以強諫，此非以其君父為要名之資，以為吾他日終南之捷徑乎。若而人者設遇龍逢比干之主，雖賞之使諫，吾知其必不敢諫矣。故吾因是而有感於當今之世也。」（《初潭集》卷二十四《君臣四·五癡臣》）「昔者，齊宣王問卿」，孟子分之為兩種：一是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二是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註疏》卷十下《萬章下》）。古代常以君父並稱，君父二字合為一語，不知始自何時，莫非是始自道學流行之後？然而父子之情固與君臣之道有別，父子的關係是天然的，君臣的關係是人為的。凡事物由天然而發生的，不能毀，亦不宜毀。至於人為事物，在必要時，能毀，亦宜毀。就諫諍言之，《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去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禮記註疏》卷五《曲禮下》）明代大臣以事親之禮事君，或廷杖，或下獄而死，這豈可謂為忠？謂之癡臣，可也。再進一步觀之，亂臣與賊子絕不相同，賊子之可殺，乃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亂臣是否可殺，則要看人主之行為。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即君以禮待臣，而後臣才以忠報君。孟子之言，更見明顯，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註疏》卷八上《離婁下》）臣既視君如寇讎，則君有大過，何必諫？而為了保護民眾的安全，革命可也。「禮時為大，順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禮記註疏》卷二十三《禮器》）即孔子雖稱堯舜之禪讓，亦甚贊成湯武的革命。柳宗元說：「漢之失德久矣……曹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也。」（《柳河東集》卷二十《舜禹之事》）即由柳宗元觀之，禪讓與篡奪相去無幾。曹丕得到帝位，與堯之禪舜，舜之禪禹，殆無不同。何況湯武之伐桀紂，動師十萬，血流漂杵，而後人美稱之為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魏之代漢，卻無用兵動武之事。到底孰有利於百姓？王船山說：「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興亡之修短有恆數，苟易姓而無原野流血之慘，則輕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晉，上雖逆而下固安，無乃不可乎？」（《讀通鑒論》卷十一《晉泰始元年》）李卓吾之言稍嫌偏激，然亦有些道理。他說：「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信斯言也，道（馮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盡。君不能安養斯民，而臣獨為之安養，而後馮道之責始盡。今觀五季相禪，潛移默奪，縱有兵革，不聞爭城。五十年間，雖歷四姓，事一十二君，並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養之力也。」（《李氏藏書》卷六十《馮道》）余引了許多先哲的話，不過證明寶玉謂「文死諫」只是沽名釣譽。但寶玉只勸人臣不要作「癡臣」，未能更進一步，發表革命的思想，此即寶玉所以為寶玉，不能與古代思想家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