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背景在乾隆年間
我們來詳細探索《紅樓夢》故事的具體時間背景之迷。首先確定，紅樓故事大背景是在什麼時代呢？我們說，《紅樓夢》故事背景是在康熙—乾隆年間的敘事。
首先，從《紅樓夢》中「養生堂」，即「育嬰堂」說起。
《紅樓夢》第8回《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司郎中，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年至五旬時尚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下個女兒，小名叫可兒，又起個官名叫做兼美。長大時，生得形容裊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卻於五十三歲上得了秦鐘，今年十二歲了。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往他家塾中去。
翻閱陳康祺著清史筆記《郎潛紀聞·初筆卷四》，發現第140條目為「育嬰堂」：
「元明之世，育嬰堂尚未通行。自國家忠厚開基……世祖皇帝講筵觸發，特嚴溺女之禁，海內始知育嬰堂為善舉，然在官尚無常餼（筆者註：指供給的糧食）也。仰維孝莊皇后首頒祿米，滿漢諸臣，依次輸助。不數年，由京師以達郡縣，育嬰之堂，遍天下矣。」（P70，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
《紅樓夢》中的秦可卿乃出身養生堂，即從「育嬰堂」所抱養也。可以說，《紅樓夢》的歷史背景，必在康熙朝之後了，因為如果作者是明朝人，那麼他是不可能知曉清朝才出現的「育嬰堂」 這個社會現象的。
附一：現存記載最早的天津市育嬰堂——《育嬰堂天津孤兒的「避風港」》：
今天的程林莊路上，有一個天津人都知道的地方———SOS國際兒童村。這裡有舒適溫馨的別墅式住宅，每一個孩子都會享受到一個完整家庭應該有的幸福和快樂。讀者也許不知道，二百多年前，在小樹林一帶的水閣大街上，天津就有了第一個育嬰堂。
育嬰堂天津孤兒的「避風港」。說起育嬰堂這個已經被歷史封存的名字，許多老人都還記憶猶新。根據史料記載，育嬰堂是乾隆五十九年的九月(1793年)建成的。現如今的本市河北區還有用這個字號命名的地方，據說就是育嬰堂的原址。大水過後棄嬰遍地。
鹽商捐資聯合建堂。據瞭解，目前存有記錄著有關育嬰堂資料的地方，只有南開區檔案館一家。（《天津青年報》2004年06月24日，記者王志輝）
附二：孝莊皇后姓博爾濟古特，名布木布泰，公元1613年3月28日出生於蒙古科爾沁貴族世家，是「黃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後裔。皇太極稱帝后，她被封為莊妃。順治、康熙時，她被尊為皇太后、太皇太后。1688年1月27日病逝，享年75歲。後人稱為孝莊皇后。
其次，從《紅樓夢》避諱「丘」為「邱」來看。
孔夫子是中國人最尊敬的大偶像，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時候，朝廷下命令，凡是讀書讀到「丘」字的時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該念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時規定用紅筆在「丘」字上圈一個圈。在滿清入關以前，「丘」家族以「丘」為姓，一直到清雍正開始，由於避諱孔子的名號而下令把「丘」姓一律改為「邱」姓，在原字的右邊增加一個「邑」旁，藉以表示對至聖先師的崇高敬意。雍正三年（1725）下旨：為避諱孔丘名，除四書五經外，凡遇「丘」字都應加耳字旁為「邱」。從此，凡是天下姓「丘」的，都要加個耳字旁，改姓「邱」字，並且不許發音為「邱」，要讀成「七」字。在第67回《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母女二人看時，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出一出的泥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著。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別的都不理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著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著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連箱子送到園子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才回園子裡去。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以上己卯本、庚辰本、程本均同）
——其中，「虎邱」（現在寫作為「虎丘」）為雍正三年（1725年）之後的避諱寫法。如果加上作者的「批閱十載」，還有寫作的醞釀期，故事成書應該在乾隆初年（1735年）以後了。這些也說明《紅樓夢》故事成書在乾隆朝了。
再者，從《時憲書》的稱呼來看。
在第62回《憨湘雲醉眠芍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著席，也「七」「八」亂叫，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果菜名。」眾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道：「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鐘，我替你說。」（庚辰本、程本）
——因為在清雍正朝以前，古代曆法書名稱《時憲曆》，只是在乾隆以後，因避諱「弘曆」（弘歷）社會和朝廷上才改成「時憲書」（《時憲書》）的。《紅樓夢》中的「時憲書」這段文字，在庚辰本或者程甲、乙本都一樣存在。它可以作為一個成書在乾隆時代的標誌。
至於說到避諱——譬如說，它是否可能是乾隆朝的抄胥過錄是改成現在的樣子，即把文內的「時憲曆」改成了「時憲書」了呢？我們可以否定有這樣的可能。因為包括程本、戚本等流傳下來的本子，對「歷/歷」字避諱，都不是太嚴謹的。
有專家曾經考察,《石頭記》中還有不避諱「寅」的。清自康熙時代，始注意避諱帝之名號，雍正、乾隆之後始嚴。但屢見避諱不嚴、不全，甚至完全不避諱的抄本、稿本、刻本。比如，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巍巍不動太山根深結果寶卷》、三十七年（1698）年刻本《正學謬石》（筆者註：謬應為金字旁，音LIU，為鎏的異體字）、五十三年（1714）抄本《銷釋孟姜忠孝貞節賢良寶卷》等通篇不避諱「玄」字。康熙五十二年（1713）刻曹寅《楝亭集》避諱比較嚴格，但也有個別「玄」字不缺筆。晚清抄本《讀紅樓夢隨筆》通篇不避諱「玄」字（但「寧」字避諱卻比較嚴格），僅個別由他人校改的字如「泫」字缺末筆。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本《程甲本》中避諱也不嚴格，比如「弦、眩」等字常見不缺筆的例子。譬如：1992年影印的《程甲本紅樓夢》，其中，第10回尤氏和璜大奶奶談論秦氏病情：「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張先生說秦氏的病症「頭目不時眩暈」，第11回尤氏說吃了張先生的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等，這幾處的「眩」字都沒有缺末筆的「點」，沒有避康熙的通諱。
另外，在王羲之《聖教序》草書上就有「歷」字。據考證，弘曆的「曆」字，起初是把字中雙禾改成「林」，下方仍是「日」字，但到了乾隆二十八年才改成心字底的「歷」字，以心代日。心字跟止字的草寫相似，因此就有了「歷」和「歷」的通用。譬如，第1回《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程甲本作「歷」，程乙本也有一個作「歷」）
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末投胎人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於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當年這個石頭媧皇未用，自己卻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中，名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程甲、乙本）——其中，「經歷經歷」、「來歷」等之「歷」，都沒有避諱。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此，意欲聞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我縱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倒新鮮別緻。（程甲、乙本）——其中「來歷」，都有避諱「來歷/歷來」，替代字是「歷」。
總之，以是否避諱來判斷真偽，恐非確據。因此，如果要否定「時憲書」不是作者的原來的意義，而是程高木活字印刷包括抄本抄胥等的改筆，那麼，就要先否定流傳現今的程本都不是乾隆時代刊行的原本子，再承認他們都不是當時的雕版原本罷？目前看來這個很難做到，那麼抄手來避諱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所以，這個「時憲書」可以作為一個成書在乾隆時代的標誌。因為即便是原來的作者也是表達故事背景在乾隆朝。
以上是文本內證，下面再仔細考量一番歷史上的系列外證。確定在清朝乾隆年間的歷史和文本契合的證據有：
一、《紅樓夢》第18回 「賈元春歸省慶元宵」 ，敘述元妃「然後是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 有歷史專家考證，皇室權威的象徵「黃金傘」，從乾隆朝皇貴妃、貴妃才創設有「曲柄黃金傘」。據《雍正會典》記載，清初到雍正朝皇貴妃、貴妃所用者為「紅緞七鳳曲柄傘」。皇貴妃皇妃使用的傘蓋改為金黃色，典故是乾隆十年以後。
其中，庚辰本和程本系列是「曲柄七鳳金黃傘」，只有己卯本「金黃」兩字顛倒了，為「曲柄七鳳黃金傘」應為訛誤：
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鳳龍旌，稚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著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著一頂金頂鵝黃繡鳳鑾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
附錄：《清史稿 志八十》：
清自太宗天聰六年（筆者註：公元1632年）定儀仗之制，凡國中往來，御前旗三對，傘二柄，校尉六人，其制甚簡。自天聰十年改元崇德，始定御仗數目及品官儀從。迨世祖入關定鼎，參稽往制，量加增飾。原定皇帝儀衛有大駕鹵簿、行駕儀仗、行幸儀仗之別，乾隆十三年，復就原定器數增改釐訂，遂更大駕鹵簿為法駕鹵簿，行駕儀仗為鑾駕鹵簿，行幸儀仗為騎駕鹵簿。三者合，則為大駕鹵簿。而凡皇后儀駕、妃嬪儀仗采仗以及親王以下儀衛，均視原定加詳。茲依乾隆朝所定者標目，而以原定器數及崇德初年所定者附見於後。又太上皇鹵簿、皇太子儀衛，皆一時之制，非同常設，亦並著於篇。庶考因革者，得以沿流溯源，詳稽一代之制焉。
皇后儀駕：太皇太后儀駕暨皇太后儀駕，均與皇后儀駕同。惟車、輿兼繪龍鳳文。
皇貴妃儀仗：吾仗四，立瓜四，臥瓜四。赤、黑素旗各二，金黃色鳳旗二，赤、黑鳳旗各二。金黃、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鸞鳳扇各二，赤、黑瑞草傘各二，明黃、赤、黑三色花傘各二。金節二。拂二，金香爐、香盒、盥盤、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幾一。七鳳明黃曲柄蓋一。翟輿一乘，儀輿一乘，翟車一乘。
貴妃儀仗：吾仗二，立瓜二，臥瓜二。赤、黑素旗各二，赤、黑鳳旗各二，金黃、赤、黑三色素扇各二，赤、黑鸞鳳扇各二，赤、黑瑞草傘各二，金黃、赤、黑三色花傘各二。金節二。拂二，金香爐、香盒、盥盤、盂各一，金瓶二，金椅一，金方幾一。七鳳金黃曲柄蓋一。翟輿一乘，儀輿一乘，儀車一乘。
——可見，乾隆十三年貴妃和皇貴妃開始有了「七鳳金黃曲柄蓋」的待遇了。這個典故確實是乾隆十年後才有的,那麼《紅樓夢》開始醞釀的時間必將在1745年之後了。如果再加上曹雪芹「批閱十載」，那麼《紅樓夢》成書至少在1755年之後了——這些完全契合筆者《陳述紅樓夢真本事》考論的時間系統。筆者以前考論過紅樓時間背景在1734—1760年，也是一個文本證據。
二、《紅樓夢》第53回，「已到了臘月二十九了……次日（筆者註：按照文本敘述「次日」應為「此日」），賈母有誥封者……進宮朝賀」。朝儀「元旦朝賀」典故，見故宮博物院授權的「明清五百年—清代宮廷大事表」網站有載：「乾隆三年（1738年 戊午）正月，初行元旦朝賀禮。乾隆帝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壽康宮慶賀皇太后禮成，再御太和殿受百官之賀，自是每年元旦如此。祈谷於上帝，奉世宗配享。初幸圓明園，奉皇太后居暢春園。」
——可證從清朝乾隆3年始有「元旦朝賀」的。《劉心武揭謎〈紅樓夢〉》認為第18回到第53回寫的是乾隆元年的事件，應該是讓故事的賈母「寅吃卯糧」了，這樣的附會彷彿是考古在秦傭的地坑內突然發掘出一個現代的洛陽鏟來，當作骨董了呢。這樣的荒唐，錢鍾書先生在《管椎編》中曾拈出是古人的荒唐。《紅樓夢》作者如此精細，又不是前知後算的神仙，怎能預支以後的典章制度呢。
三、歷史專家確定，「欽定鄉試增五言排律」（五言八韻詩）的皇家典故，史實確在1757年，乾隆22年丁丑年（周策縱先生也有論及）。俞樾最早就指出，後40回寫鄉會試要作「五言八韻」詩，這是乾隆年間的事。譬如，《紅樓夢》第97回《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提到李紈為賈蘭應考「改詩」：
李紈正在那裡給賈蘭改詩，冒冒失失的見一個丫頭進來回說：「大奶奶，只怕林姑娘不好了！那裡都哭呢。」李紈聽了，嚇了一大跳，也不及問了，連忙站起身來便走。素雲、碧月跟著，一頭走著，一頭落淚，想著：「姐妹在一處一場，更兼他那客貌才情，真是寡二少雙，惟有青女素娥可以彷彿一二。竟這樣小小的年紀，就作了北邙鄉女。偏偏鳳姐想出一條偷梁換柱之計，自己也不好過瀟湘館來，竟未能少盡姊妹之情，真真可憐可歎！」一頭想著，已走到瀟館的門口。
據專家啟功先生考證說：
在科場考試中，與八股文並行的一種文體，就是「試帖詩」。考試所用的文體，本有多種，如賦、論等等，但最主要的，一直與科舉考試制度相終始的，八股之外，要數試帖詩了。試帖詩又稱為「五言八韻詩」。它的形式，即是「五言排律詩」。（《說八股 ：十、試帖詩（附記）》）
此外，北京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副教授鄧瑞全先生也有詳細介紹：
在清代科舉考試的各種文體中，除大家知道的八股文外，還有試帖詩。試帖詩有著嚴格的格式和規範，比之八股文，其程式化更為嚴重。
試帖詩源於唐代律詩，但唐代選擇做詩的題目非常寬泛，對詩的內容也沒有過多硬性要求，考生容易發揮水平，展示才能。自宋熙寧至於清初，科舉場中基本不考詩賦。到了清乾隆年間，科舉考試中增加了試帖詩的內容，且份量越來越重。試帖詩和八股文一樣，都是求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開始，首先在鄉試和會試中增考五言八韻詩一首，此後成為定式。其他考試如生員歲考、科考、貢生考試與覆試朝考等，都要求用五言八韻，童試可以降低要求，用五言六韻就可以了。試帖詩必須用官韻，且每首只限一韻，在題目旁註明，為得某字，取用平聲，詩內不許出現重字。
同八股文相比，試帖詩的內容遠遠超出四書五經的範圍，歷代經、史、子、集中的名言名句或故事，以及前人詩句，都可以成為考試題目。因此，應試的很多舉子雖然做的一手標準規範的八股文，但常常因做不好試帖詩而失利。（《清代科考另一卷——試帖詩 》）
看來，清乾隆年間，科舉考試中增加了試帖詩的內容，所以李紈為賈蘭應考「改詩」必須是乾隆二十二年後的典故。這在《清稗類鈔：考試用五言八韻詩》中也有記載：
大小考試皆用五言八韻詩，即試帖也。洪北江嘗謂此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格，有作家而不能為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者，如郎中項家達、主事貴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八韻則極工。項於某年考差，題為「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詎必全身現，能令眾體從。」貴於某年朝考，題為「草色遙看近卻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人濯龍無。」可雲工矣。祭酒吳錫麒於諸作外，復工此體，然道光庚戌考差，題為「林表明霽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卷者為大學士伯和珅，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二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是斥落。
此外，《紅樓夢》第118回《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癡人》：
一時賈蘭回去，便將書子留給寶玉了。那寶玉看著書子，笑嘻嘻走進來，遞給麝月收了，便出來將那本《莊子》收了。把幾部向來最得意的，如《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之類，叫出麝月、秋紋、鶯兒等都搬了擱在一邊。寶釵見他這番舉動，甚為罕異，因欲試探他，便笑問道：「不看他倒是正經，但又何必搬開呢。」寶玉道：「如今才明白過來了。這些書都算不得什麼。我還要一火焚之，方為乾淨。」寶釵聽了，更欣喜異常。只聽寶玉口中微吟道：「內典語中無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寶釵也沒很聽真，只聽得「無佛性」，「有仙舟」幾個字，心中轉又狐疑，且看他作何光景。寶玉便命麝月秋紋等收拾一間靜室，把那些語錄名稿及應制詩之類都找出來，擱在靜室中，自己卻當真靜靜的用起功來。寶釵這才放了心。
——其中，有「應制詩」反映是「五言排律」。 另外，在《紅樓夢》第53回是這樣介紹瓔珞的：
原來繡這瓔珞的也是個姑蘇女子，名喚慧娘。因他亦是書香宦門之家，他原精於書畫，不過偶然繡一兩件針線作耍，並非市賣之物。凡這屏上所繡之花卉，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故其格式配色皆從雅，本來非一味濃艷工匠可比。每一枝花側皆用古人題此花之舊句，或詩詞歌賦不一，皆用黑絨繡出草字來，且字跡勾踢、轉折、輕重、連斷皆與筆草無異，亦不比市繡字跡板強可恨。他不僅仗此技獲利，所以天下雖知，得者甚少，凡世宦富貴之家，無此物者甚多，當今便稱為『慧繡』。意有世俗射利者，近日仿其針跡，愚人獲利。偏這慧娘命夭，十八歲便死了，如今意不能再得一件的了。凡所有之家，縱有一兩件，皆珍藏不用。有那一干翰林方魔先生們，因深惜『慧繡』之佳，便說這『繡』字不能盡其妙，這樣筆跡說一『繡』字反似乎唐突了，便大家商議了，將『繡』字便隱去，換了一個『紋』字，所以如今都稱這『慧紋』。若有一件真『慧紋』之物，價則無限。賈府之榮，也只有再三件，上年將那兩件已進了上，目下只剩這一副瓔珞，一花十四扇，賈母愛如珍寶，不入在請客各色陳設之內，只留在自己這邊，高興擺酒時賞玩。（見庚辰本、列本；程本缺）
——「皆仿的唐、宋、元、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這說明故事中的人物必是在明代末期之後了。又薛蟠有「唐寅」、「庚黃」的笑話，說明故事的現實歷史必在明代唐寅（伯虎）時期之後，還有《牡丹亭》、林四娘、鼻煙壺、西洋鏡等等典故，說明《紅樓夢》故事的創作，必在此年代之後。
四、《紅樓夢》第78回「老學士閒征《姽嫿詞》」。《姽嫿詞》的故事應出自《聊齋誌異》卷四的《林四娘》或《池北偶談》中有關林四娘的敘述，這是因為《姽嫿詞》中的人名、地名與上述兩小說相同。從成書年代看，在作者的生活年代，《聊齋》與《池北偶談》，產生於清初，已在社會上以抄本形式流傳。 著名紅學家啟功先生考證，此中的「恆王（衡王）」和「青州」，都是明代才有真實的衡王王爵封號和地名。《紅樓夢》第78回「老學士閒征詞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爵，封曰恆王，出鎮青州。（程本）
賈政乃道：「當日曾有一位王，封曰恆王，出鎮青州。（庚辰本）
賈政道：「不過如此。他們那裡已有原序。昨日內又奉恩旨，著察核前代以來應加褒獎而遺落未經奏請各項人等，無論僧、尼、乞丐、女婦人等，有一事可嘉，即行匯送履歷至禮部，備請恩獎。」 （庚辰本、程本均同）
——其中有「前代以來」，如果說「恆王」在明朝代，那麼說故事者當然是在明代後的清朝了。可見，前80回的作者也是隱指紅樓背景為清朝了。
附一：《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1640～1715）清代小說家，字留仙，一字劍臣，號柳泉居士，淄川（今山東淄博）人。今人搜集編定為《蒲松齡集》。
附二：《池北偶談》作者：王士禎（1678--1711），字子真，因欽慕唐代司空圖隱居於禛貽溪的事跡，又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今桓台縣）人。
附三：青州是中國古九州之一，位於山東半島中部，膠濟鐵路中段，東接風箏之都濰坊。在七千年的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這裡留下了眾多的「北辛文化」、「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遺址，被史學家稱為「東夷文化」的發祥地。 青州名勝古跡眾多，雲門山摩崖巨「壽」名揚天下，（這個巨大的「壽」字刻於明代嘉靖30年，公元1560年，是明宗室衡王為自己祝壽時請人鐫刻的。）駝山北周佛教石窟造像為華東之最，玲瓏山北魏鄭道昭書法題刻飲譽海內外，龍興寺遺址窖藏佛像為1996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此系列的細節物證和「徵候」，充分顯示了《紅樓夢》作者的時代烙印和時代氣息。因此，把《紅樓夢》時間背景確定在乾隆年間來考察，應該是可靠的。這是立論前，考察時間界定的充分而必要的條件。（陳傳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