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閱讀都是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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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閱讀都是誤讀

紅學研究

時下流行的後現代思潮存有一個別緻的說法:「作品一出生,作者就死亡。」在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後,後現代大師們將反叛的刀鋒又往歷史軀體的縱深之處推進了一米,這便刺中了人的心臟。所以,現代人很幸運地傾聽到了千年不遇的聲音:「作者死了」,「人死了」。這或許會讓我們感覺毛骨悚然,因為如果認同以上的結論,那麼我們生活的世界則是「非人」的幽暗地獄。儘管可以後退一步,但「作者死了」的口號也同樣為諸多立場保守的人們所不能容忍。一種習以為常的觀點,可用一個譬喻表達:脫離作者而討論作品,一如隔著靴子撓癢,總難以入木三分,接近作品的本質。這裡潛藏的意思是,作品的本質惟有從作者身上發掘,才能得以顯現與澄明,除此之外的閱讀都是誤讀,相應的解說也應該被打入歪門邪道的隊列。

我能想像出說這些話的人的表情,充斥著對後現代主義的無盡鄙棄和痛恨。我得承認,我並不願意追隨後現代大師們的腳步,但卻對安伯托·埃柯的說法——「一切閱讀都是誤讀」——有著無以言表的喜愛。當閱讀成為誤讀,對作者與讀者而言,都是一種自由的解脫。至於前者,他再也不必為作品的權威性花費心思;至於後者,他在與文本接觸的瞬間,就從旁觀者逾越為入戲的主人,他不用再戰戰兢兢,聽從作者的號令——閱讀是又一重的書寫,他是不著一字的作者。同時具備小說家與詮釋學者兩種身份的埃柯應該有資格發表這一高論,作為見證者,對《玫瑰之名》的歧異評論不少於十種,但我們什麼時候見到埃柯為此大動肝火?他無意於此,因為他一直忙於誤讀和拆解先輩們的作品,譬如以《傅科擺》來開米歇爾·傅科的玩笑。

以上已嫌冗長的文字,只是為了引出我對忽如遠行客《誤讀紅樓》的評論。我不知這位名動中文網絡的寫手是否聽過意大利人埃柯的話,但以「誤讀」為名,在埃柯的意義上,卻可以理解為謙卑中的自信——當然,這裡還可能隱藏著一層深意,即是不願走入「紅學」主流的行伍,是對學術意識形態的反動。我們恐怕都不願意承認,《紅樓夢》誕生之時,曹雪芹就宣告——文本學上的——死亡;但我們難以否認這樣的事實,曹雪芹已然死了,促成了一門學問的《紅樓夢》至今還在暢銷,還有人嘔心瀝血地閱讀。化為亡靈的曹雪芹不會再站出來講解他的作品的題中要義,而魯迅早就說過:「一本《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作者的物理生命終結以後,一切閱讀便真正成了誤讀,一切誤讀則有著自然的正當。

忽如應當會贊同我的結論,《誤讀紅樓》精美的扉頁上寫著她的話:「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從某種意義上說,對《紅樓夢》的所有閱讀都是誤讀。」但她語鋒陡轉,「誤讀」這個在我們的日常語法中有些貶義的詞語便幻生了新的意義:「就是這林林總總的誤讀,使我們向曹雪芹那值得致敬的靈魂,貼得更近一些。」她的祈望讓我感到溫暖。當魯迅的靈魂被國家的政治倫理嚴實密封,當曹雪芹的靈魂成了沉悶書齋裡學人鬥氣的工具,經典的影子只會漸行漸遠,遠到在我們的視野中消失了影蹤。而忽如的誤讀,將真實親切的《紅樓夢》拉進了我們的生活。經典,還有傳統,惟有與我們的生活當下性完好結合起來,方能葆有長久而鮮活不衰的生命。而一本書若將一個被遺忘的人拯救為我們的同行者,那我們理應對作者表示讚美:「我們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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