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悲劇性與紅樓悲劇性之比較
悲劇作為一個美學範疇，在概念和內涵上自古就有多種不同的說法和界定，在這裡，我採用這樣的說法，即個人的意志與實踐同外在必然性的衝突這一具有統攝和包容性的概念。
進一步明確，這裡的個人，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第一是優秀的個人，其心智、道德及實踐力量都遠遠超過社會大眾的水準；二是具有主體意識的，但並沒有超過他人的實踐力量的個人，如尼采。他(她)能夠意識到有限個體與無限外部世界的矛盾，清楚理想與現實的差別，知道自身力量的弱小，但卻沒有改造世界的力量，只能通過意志的虛張來構建自我。三是兼具前兩方面的特徵的個人。這種人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但同樣無法超越自身的渺小，在「理性的狡計」面前依然無能為力。
這裡的外在必然性，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自然的，如人作為生物個體的弱小和在自然規律面前的無力；二是社會的歷史的，如社會的制度結構、道德觀念人與歷史發展趨勢的衝突。
簡單闡釋了這樣的概念基礎，我們就可以在這一基礎上展開比較。
紅樓人物與三國人物相比，並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強大的個人實踐力量，但其悲劇性卻超越了三國，這在我原來的文章中也有所提及。從表面上看來，在人與外部世界的衝突規模與外在形式方面，紅樓無法與三國相比，但在悲劇性的深度上，卻是兒女情長的紅樓超越了三國，下面讓我們展開具體分析。
首先，紅樓對封建倫理的批判，對傳統道德體系具有顛覆性的思想啟迪作用，而以賈寶玉為首的一班多情的少男少女，正是作者本人思想的代言人。在這裡，批判已經觸及了社會整合的根本要素，而三國演義，沒有超越封建道德體系。其是非判斷，價值準則，都是正統的封建社會標準，人與人，人與世界主要是一種實踐衝突，就悲劇性的外在衝突方面，紅樓在較小的規模和和並不複雜的形式中，蘊涵了比三國深刻得多的內涵。
難能可貴的是，在人與外部世界的衝突中，紅樓人物不但有行為，更有思想，並且思想具有一定的複雜性，表現為人物既想要抗爭，又無力抗爭，在這個具體方面否定這個價值體系的某些方面，又在那個方面肯定這個價值體系的某些方面。而這，又以賈寶玉為突出代表。
其次，紅樓的悲劇性更具有人性因素，更具有可以與讀者引起共鳴的一面。紅樓的人物，大多屬於前面所說的具有第二中個體特徵的個人，從悲劇的衝突形式上，也更加接近於大眾。寶玉與黛玉或者寶釵結合，從表面上看都是符合道德和綱常觀念的。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這一結合是以一種外在的價值標準和家族利益取向凌駕於個體追求之上，而這也正是中國強控制社會的突出特徵。寶玉與黛玉，以一死一瘋並最終出世為代價，實現了對這一悲劇命運的反抗，不管採用何種方式，他們都與這個社會實現了徹底的決絕。所以，我們不要出於自身的善良願望，而去希望黛玉不死，寶玉重新做回他的寶二爺，如果這樣，紅樓夢就不再是紅樓夢了。
三國中的人物，都是遠遠超過大眾的個人，即都是優秀的個體。但在這一層面上他們主要是在心智與實踐力量上超越了大眾，而在道德這一層面上，三國人物卻不具有超越性。首先，他們提不出新的道德標準，提不出新的價值觀。其次，他們對社會的舊的道德與價值標準，也不是去推翻，而是去重建，在這其中，違反道德的事情是一種手段。不管是誰統一天下，都要用原來的文化整合要素去重建社會，這是一種歷史必然。
再次，紅樓中人與外部世界的矛盾更為徹底並貫穿始終，而三國由於把人物個性淹沒於社會歷史的汪洋大海，並沒有將矛盾進行到底。三國中所有人物的行動，在最終都要去迎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一中國歷史的發展規律，在這一層面，人最終表現得毫無主體性，而僅僅是歷史理性否定的實踐工具，而在紅樓中，卻將人與外部世界的衝突一以貫之。從文章開頭的頑石到最終人物的悲劇命運，都在體現著有限個體與無限外部世界的矛盾。
最後，紅樓中人與外部世界的對立超越了具體的社會歷史和自然規律，具有形式上的無限特徵，而三國基本上沒有觸及這一點。具體的社會制度，綱常禮教，兒女情長，利益得失，是無限中的有限。而紅樓夢中的自覺個體，在最終已經超越了這個有限的得失層次，而達到萬事皆空，超然物外的人生境界，以人性的內在否定，來換取與外部無限世界的對立的消解，這個消解的手段是什麼？就是佛道二家。這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人生超越的最高形式。由於這一否定僅僅是在人心內部進行的，因而是否定而不是揚棄。這一點又與浮士德不同，浮士德最終想要通過實踐來實現其人生價值與目標，儘管在此之前對社會的批判和人性的解析並不充分，因而體現了揚棄的願望。
在過年的時候，寫一點東西是很難的，主要是無法靜心，思想很亂。聊作一篇，請大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