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常識說《紅樓》
《紅樓夢》本是「人情小說」，舒蕪先生的解說，也就不離常理常情，或者說，皆自人情物理中尋註腳。其常識是建基於五四啟蒙立場之上的常識。不論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標準，還是從「哀婦人而為之代言」角度對《紅樓夢》意義的發現，均分明見出五四的烙印。
黛玉像
一般人的心理，遇喜歡的人、喜歡的書，不免也就想跟人議論，沒本事議論，就想聽旁人說道。我喜歡上《紅樓夢》大概是在十六歲，看得似懂非懂，當然就更想聽旁人的高論。可惜那時尚在文革末期，能看到的「紅學」著作沒幾本，顛來倒去看的兩本書是《紅樓夢》詩詞的註釋，一本是哈爾濱師院出的，一本則是南京師院出的。都是「編寫組」編寫，都是非正式出版物。這些書便構成我的《紅樓夢》啟蒙書，至少詩詞大意，還有金陵十二釵的判詞之類，就是從這裡才有些明白的。
只是讀了不免又覺意下未足，我只對其中解釋、串講的部分感興趣，「封建社會的輓歌」之類，就覺陳義太高：許多我覺得疑惑處這些書不給我解，反以上綱上線的方式在不疑處為我製造出疑惑；我感興趣的不談，我毫無所感的卻又在大談特談。就我而言，這樣的遺憾是到80年代初消釋的，這時上海古籍社出版了舒蕪先生的《說夢錄》。說其中的品評分析「正中下懷」有點抬舉自己，欣喜、產生共鳴卻是真的。這以後讀過好些「紅學」或准紅學的書和文章，從胡適、俞平伯到夏志清、余英時；從脂硯齋、王伯沆等人的評點，到王崑崙、王朝聞、鄧雲鄉、林語堂、張愛玲，還有近年來一些作家的高論。有談考據的，也有論主題的；有談思想的，也有論藝術的，還有考釋名物的；有「就事論事」的，也有借題發揮的；有嚴謹的論文，也有隨談。從中得到的滿足，各各不一（當然也有不能卒讀的），其中有些，我覺得比《說夢錄》更深刻縝密，比如余英時的文章，有的更輕鬆有趣，比如鄧雲鄉的《紅樓識小》，但我始終將《說夢錄》列在最喜讀的紅學書之列。起初以為這與個人的閱讀經歷有關，因為當時好書少而又少，而年輕時喜歡的書因為記憶深刻又聯著青春時代的回憶，不免有所偏愛。最近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出該書 更名為《紅樓說夢》 ，又拿起翻看，並無時過境遷之感，我想我因此有理由說，這是一部極好的《紅樓》啟蒙書。
啟蒙是以先覺覺後覺，見識應較普通讀者高出一籌，說《紅樓說夢》是極好的啟蒙書，是從個人閱讀的效果去看，作者倒並未以啟蒙者自命（雖說虛擬的「青年讀者」的屢屢出現不經意間還是透露了作者時或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反將自己歸入「普通讀者」的範疇。自序中拈出的「普通讀者」四字，可以解釋為一種歉抑的姿態，同時卻又是相當自信的選擇或拒絕。這裡的自信基於這樣的信念或是判斷：普通讀者是文學的歸宿，也是裁斷作品高下的終極權威。這讓我想起英國約翰遜博士的一段話：「我很高興能與普通讀者產生共鳴，因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學究教條之後，一切詩人的榮耀最終要由未受文學偏見腐蝕的常識來決定。」我以為，舒蕪先生據以解說《紅樓夢》的，正是常識。
如自序中所言，「紅學」專家的著作，已經出了很多，今後還會再出，而且應該多起來。但此書的特點，卻是作者有意識地回到常識——文學的常識，生活的常識。文學的常識，是說不借助複雜的文學理論，不依傍專門的知識背景，談論的問題皆從《紅樓夢》的直接閱讀中來，而非從「紅學」的學術史梳理中來。生活的常識，是說關於主題、人物的種種議論有好些是從知人論世中來，別無抽像的原則。《紅樓夢》本是「人情小說」，舒蕪先生的解說，也就不離常理常情，或者說，皆自人情物理中尋註腳。其實「紅學」的問題與普通讀者的問題本為一事，只是或因專家之學有其自身邏輯，已然自成系統，或因某些專家鑽入「偏題」、「怪題」，久假不歸，已忘其本，總之與普通讀者的閱讀經驗相去甚遠，無法銜接。舒蕪先生的回歸常識卻使他與讀者間有了一個共同的平台，讀此書的一大快樂即在於，它並不漠視、取消甚至剝奪你的閱讀經驗，相反，倒給讀者諸多相互參證的機會。
與任何類型的書一樣，談論《紅樓》，也有「說什麼」和「怎麼說」的問題。關於「怎麼說」，作者自己給書的定位是「讀後雜談」，「本編」中的篇什固是文史隨筆的路數，「前編」諸篇，近於概論性質，也取了更易於走近讀者的對話體，娓娓而談，平易近人。至於「說什麼」，似乎是不消說的，當然是說《紅樓夢》。但「紅學」（取廣義）到今天已是千門萬戶，撇開版本、作者生平事實的考訂（所謂「曹學」）這些相當專業的內容不論，也還有些話題是普通讀者也樂與聞的，比如《紅樓夢》中涉及的風俗名物（如鄧雲鄉），比如《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如薩孟武），乃至《紅樓夢》中的飲食，等等，等等。《紅樓夢》原是百寶箱，抽取一點，宇宙之大，蒼蠅之微，只要談得好，便有趣也有益。只是若從統計學上說，讀者中的大多數最關情的，恐怕還是《紅樓夢》的「本體」而非外圍知識。所謂「本體」，指的是書中的情節故事、人物性格、人物命運、細節描寫，以及小說的主旨。《紅樓說夢》談論的，正是這些。一部適宜的《紅樓夢》啟蒙書，當然應該是直奔小說本身而去，奇文共賞，疑義相析，都應是從這裡生發。像寶黛吵架的緣由、釵黛詩才學識的高下、寶玉晴雯之間究為何種關係、寶玉為何不喜讀書等等，相信都是讀者心有所感又很想澄清的。作者按跡索蹤，一一細加分解，而且解得入情入理，解得令人信服，在我看來，這就是啟蒙書的功用。
我用啟蒙書字樣，絲毫沒有說這書淺顯的意思。《紅樓說夢》固然不乏賞析色彩，卻不是賞析文章的簡單彙集，即使「本編」中「就事論事」的短文，也時時顯出作者對《紅樓》整體把握。「前編」、「余編」則更不用說，碰觸到的其實都是「紅學」中的大關目，只是作者堅持普通讀者的立場，據以談論者，還是常識。比如「誰解其中味？」，是說《紅樓夢》的主題了，作者並不「高屋建瓴」地別求「深解」，只貼著小說本身的理路去索求。從文本中找證據，這本是文學閱讀的常識，而這常識正照出了「反映階級鬥爭」、「四大家族衰亡」、「封建社會崩潰」之類不尋常高論的破綻。又如「衝破瞞和騙的羅網」一篇，關涉後四十回的真偽劣與評斷，相較而言，是更專門的「紅學」題目，專門家自有一套繁瑣的技術性考證，作者卻還是從常識的角度去談，從文學創作規律的常理常情去推。
常識之為用大矣，有的時候，作者用常識來拒斥、顛覆種種「過度闡釋」，將人為複雜化了的問題還原為簡單；有的時候，作者則又以常識來糾正由僵硬理論、簡單化思維導出的對人物、故事的簡單化理解，還其原有的豐富性。作者談黛玉對袋人准滕妾地位的默認，談「反派」人物賈雨村的識見，談賈政的文學修養，意在破除臉譜化，引導讀者對人物多側面的瞭解，所恃者乃是關於封建社會的常識，是對舊式生活人情物理的洞曉。知人以論世，論世以知人，我想，這就是的。
有一點不可不辨，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常識，不同時代的常識各有不同的背景。舒蕪先生的常識顯然是以現代意識為背景的，更確切地說，是建基於五四啟蒙立場之上的常識。不論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標準，還是從「哀婦人而為之代言」角度對《紅樓夢》意義的發現，均分明見出五四的烙印。讀過一些舊時的評點，某種意義也可以說是立足於常識的，但與《紅樓說夢》中顯現的常識卻是大異其趣。別的不說，就對「千紅一哭，萬艷同悲」八字的理解而論，舊式的評點家即或對書中悲情女子讚頌而加憐惜，也不會上升到對整個女性命運處境的哀矜的高度來認識。舒蕪先生了然舊的常識，所堅持者卻是五四的常識。不妨說，以啟蒙的常識燭照舊的常識，在書中乃是一以貫之的。這一點，加上些許的論辯色彩（書中對索隱派王國維的「悲劇說」、胡適的考證以降的各種說法不同程度上均有詰問，但1954年《紅樓夢》大討論以來的種種高論還是構成了隱含的主要對話語境）使該書於沉潛含玩之外，更多了某種嚴肅性。
當然，有的時候，我也疑惑舒蕪先生是否忒嚴肅了點。記得多年前讀《璉、鳳的閨房》一篇，裡面說閨房中的第一個特點即是淫亂，舉偷娶尤二姐，私通鮑二家的和多姑娘的例子之外，又說道：「便是平常夫妻之間，如第八回所寫，以及第二十三回賈璉笑問鳳姐的一句話，就完全是『《金瓶梅》式』的。這種淫亂，當然談不上和諧美滿。」這裡「真事」隱去，語焉未詳，出於對「《金瓶梅》式」的好奇，當時取出《紅樓夢》翻到相關處復案。賈璉、鳳姐的淫亂，並無疑義，夫妻間的調笑戲語也歸為「淫亂」，就覺不免判得嚴峻了些。說這些並無「解構」之意，事實上我對隱現於全書中的那份嚴肅有敬意。其實作者不過是順便一提，文章的重心也不在這裡，我只是想起過去讀《說夢錄》時的情景，閒話一句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