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二十世紀的紅學風雨
清代有認為《石頭記》是淫書之最者
早在清代，《石頭記》即廣有淫書之說。這些淫書論者之中，絕大部分沒有讀懂《石頭記》，只覺得書裡面充斥著一股陰氣，一股邪味，一種陰盛陽衰的氛圍，一種淫蕩放浪的氣氛。僅一小部分人看出《石頭記》對滿清朝廷極端輕薄，對滿族親貴極盡蔑視，在欲禁不能而又有苦難言的情況下，借「淫書」二字曲貶《石頭記》，企圖減少它巨大的社會影響。
滿清親貴，間有讀懂《石頭記》者，雖然具體所指沒有弄清，但它侮辱朝廷的隱意還是理解的。梁拱宸《勸戒四錄》之四云：
「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為奇寶，往往向人誇耀，以為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出，演作彈詞，觀者為之感歎唏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為誣蔑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如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佚，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癢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剞劂，經我訪出，曾褫其衿，焚其版，一時觀聽，頗為肅然，羿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為邪說詖行之尤，無非糟蹋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牒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毛慶臻《考古雜記》云：「乾隆八旬盛典後，京版紅樓夢流衍江浙，每部數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兩。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巧於不露，士夫愛玩鼓掌。傳入閨閣，毫無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漢軍舉人也。由是後夢、復夢、翻夢，新書疊出。……然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然若狂者今亦少衰矣，更得潘順之……等捐貲收毀，請示永禁，功德不小。然散播何能止息？莫若聚此淫書，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煙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諸遠方，似亦陰符長策也。
陳其元《庸齋筆記》卷八云：「淫書以紅樓夢為最。蓋描摩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遊而意為之移，所謂大盜不操戈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某賈人女，明艷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綿惙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之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死。杭人傳以為笑。」
滿清統治階級中極少數人朦朧的看懂了《石頭記》的本質，因而痛心疾首，捶胸頓足，妄圖毀禁之，其切齒之聲如聞。但大部分滿清官民沒有看懂《石頭記》，因而喜歡它，甚至「串成戲出，演作彈詞，觀者為之感歎唏噓，聲淚俱下。」反對的人少，喜歡的人多。如何禁止？
漢族文人的情況也是如此。由於漢學文化隨著政治權利而轉移到滿族上層士大夫手中，所以，自嘉慶、道光、咸豐以後，雖然形成「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亦枉然」的熱鬧局面，但明白的沒有，糊塗的極多。最後，在漢族士大夫中形成了「才子佳人」「談情說愛」的結論，沒有人知道《石頭記》的真諦了。大家都認為《紅樓夢》「無非公子與紅妝」，誰都忽略了《石頭記》裡有一句畫龍點睛的話——「白骨如山忘姓氏」。
《石頭記》竟然在「驅逐韃虜，光復中華」的事業中沒有發揮直接作用。這才是這部千古名著的真正的悲劇。這種結局使作者死不瞑目，實在難以含笑九泉。因為漢族文人已經遲鈍到麻木的程度。紅學不但與《石頭記》初衷南轅北轍，後來竟發展成腰斬紅樓，狗尾續貂，貓尾續狗的轟轟烈烈的紅學研究。你讓《石頭記》作者如何瞑目？如何含笑？
《石頭記》畢竟不是發洩個人怨憤情緒的小人之作。對滿清入關早期罪行的隱射與揭露，並非作者的主要目的。主要宗旨乃是主張化干戈為玉帛，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決不是簡單的反清復明。《石頭記》記載的歷史事件大致結束於康熙三十年左右。其前五十年的滿漢戰爭的大事，幾乎囊括無餘。而最後十五回主要預寫清朝的滅亡。而一百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直接隱寫了對滿清皇室的抄檢與處理——不是掃地出門，而是優撫並給出路，表現了漢族新皇室對下台的兄弟民族王朝的寬容與團結。對滿清末代皇帝（賈赦）大赦。無罪釋放，削職為民（賈雨村）。追認順治皇帝賈寶玉為「文妙真人」（文廟真人——指明他是孔子的後裔）。讓他的後人出關繼續擔任東北地區民族自治政府的領導人（賈蘭得中130名舉人）。比較廉正的多爾袞類型的滿族官吏（賈政）繼續留任中央部門。發還滿清皇室的老宅（瀋陽故宮與北京後宮與皇家林苑），僅沒收非法所得（圈地的地契與放帳的銀票）。
《石頭記》的這個主題思想，清朝人士竟然無人理解。而民國政府的《優待清室條例》基本符合《石頭記》一百五回所寫的政策。
清末與民初——有頭腦清醒的紅學家
《石頭記》中的石頭，專指由大荒頑石變幻而成的「通靈寶玉」——「通」者，有效也。「靈」者，權利也。「寶」者，國寶也。「玉」者，玉璽也。一百二十回甄士隱說：「寶玉者，「寶玉」也」——就是指寶玉者，玉璽也。
錢靜芳《紅樓夢考》云：「前清研究紅學者，不一其說，有謂紅樓一夢乃影清初大事者。林薛二人爭寶玉，即指康熙末允祀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璽耳，故作者明言頑石也。」錢靜芳將明亡清興的《石頭記》推到雍正朝是錯的，但認為是玉璽之爭，卻十分了不起。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雲，是書全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王夢阮的觀點，說到點子上去了。
因為「通靈寶玉」實乃多爾袞得之於察哈爾蒙古的元順帝傳國玉璽也。
孫渠甫《石頭記微言》云：「正面「通靈寶玉」四字即是「皇帝之寶」四字，反面「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八字即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云：「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真乃真知灼見。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鄙意甄賈二字，實因古人有正統偽朝之習見而起。」——否定了清朝的合法歷史地位，顯然是一種歷史偏見。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云：「通靈玉及金鎖贊文，均與傳國璽文相似，亦隱指身份處。」
潘夏引用《三國誌·孫堅傳》注引的傳國璽證明：「我們試一比較，「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裴注引）不是「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紅樓夢語）的簡寫嗎？
第二十二回，黛玉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是『寶』，至堅者是『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
第二十五回云：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一別，展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可羨你當時（天聰九年）的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心頭無喜亦無悲；
卻因鍛煉通靈後，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歎你今日（順治五年）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綺櫳晝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冤孽償清好散場！
此時正是順治五年（1648）孝莊再嫁前夕，從天聰九年多爾袞獲璽（1635）算起，到孝莊下嫁多爾袞的前一年孝莊（王熙鳳）與順治（賈寶玉）患癔病，正好十三年。從崇德元年皇太極改元璽為清璽而稱尊，到孝莊下嫁多爾袞的順治六年二月八日，也正好十三年。
第九十四回《失通靈寶玉寶玉知奇禍》，襲人說：「真要丟了這個，比丟了寶二爺還利害呢。」除了國家玉璽，哪一塊玉比人命甚至比皇帝的生命還重要？
探春說：「這件東西在家裡是寶，到了外頭，不知道的是廢物，偷它作什麼？」因為國家玉璽，不能賣錢，誰偷了去都會喪命。
《石頭記》第九十四、五回寫的是死元妃而後失通靈，其實是孝莊死後清璽就不靈了。賈寶玉皇帝才出現神志不清的譫妄狀態。只好起用處於「待選」狀態的薛寶釵脖子上掛著的那把金鎖——後金傳國金璽。「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親就臭皮囊。」——賈寶玉要換人了。所以「好知運敗金無彩，堪歎時乖玉不光」了。第九十七回《薛寶釵出閨成大禮》，賈寶玉娶寶釵，以後金璽代替通靈寶玉，隱射孝莊與滿蒙親貴改變了順治皇帝的既定國策換成恢復祖制了。但當時的賈寶玉（彌留期間的順治皇帝）昏昏迷迷，身不由己的在遺詔上蓋了章。南明堅持抗清十九年。一百三回賈雨村對甄士隱云：「離別來十九載，面色如舊…」（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年，為十九年）。
一百二十回賈政云：寶玉「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崇德八年到順治十八年，順治做皇帝恰好十九年）。
賈寶玉曾經表示：「縱有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於是，一僧皇太極的化身便在百十五回將清璽通靈寶玉送回，讓賈寶玉在百十九回攜帶此玉出家。「寶玉仰面大笑道：「走了，走了！不用胡鬧了，完了事了！」賈寶玉又說：「走來名利無雙地，打出樊籠第一關。（源於「兩京鎖鑰無雙地，萬里長城第一關。」）賈寶玉出了山海關，出家為僧，通靈寶玉回到察哈爾，後金金璽歸後代賈蘭使用（「光燦燦胸懸金印」），滿清復為後金地方政權。全書交代了石頭的來龍去脈——廢元璽變清璽，清璽又變廢石頭，《石頭記》才算結束。
賈寶玉出家（出山海關），賈蘭過河（遼河），說明滿清的中央政權結束了，恢復到地方自治政權了，大致相當於明朝的政治格局。甄士隱露面收場，說明漢族的中央政權光復了。但中國不是漢族一家的，而是所有兄弟民族共有的「大觀園」。「太虛幻境」終於「假去真來」，回歸為甄家的「真如福地」，賈家也「善者修緣，惡者悔禍，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漢滿蒙回藏一家親，大家都不是「茫茫白地」，而是道路曲折，前程似錦。這個結論在五四運動以前，就應該是紅學的共識。可惜被胡適的新紅學派攪亂了。
《石頭記》作者開頭說甄家（明朝）敗落得家破人亡了，十分痛惜愧悔。新紅學家說《石頭記》結束時賈家（曹家或某家）也應該徹底敗落，越家破人亡越好。最後的下場是甄家賈家共同完蛋——都「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才符合歐洲的「悲劇美」。否則，就是褻瀆了《紅樓夢》。否則，大家就心理不平衡。
這種心態決不是康乾盛世寫《石頭記》的偉大作家的光明心態，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落拓文人的陰暗心態。紅學是反紅樓夢的社會科學——原因很簡單，康熙作家與後代專家不是站在一個平台上。前者是康熙盛世怨而不怒的正直愛國之士，後者是歷經戰亂驚魂未定的落魄文人。
《胡適之後紅學進入南轅北轍時代》
清亡民興，忌諱解除，紅學形成了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索隱派的歷史貢獻在於：肯定了《石頭記》是隱書，開闢了揭開紅樓隱秘的道路。索隱派的弊端是牽強附會多，碰對的部分太少。
一九二一年，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由此形成新紅學。新紅學的歷史功勞是將紅學研究推到了顯學的高度。新紅學的歷史罪過在於：否定《石頭記》裡有隱，腰斬《紅樓夢》，說高鶚無能——狗尾續貂，說自己有才——要貓尾續狗。將紅學研究引向南轅北轍的錯誤方向。新紅學的主要麻煩是一頭鑽進曹家巷，後來竟鑽進了曹家的垃圾坑，說要搞什麼探佚學。腰斬《紅樓夢》的社會影響極大，高鶚、程偉元整理補訂《紅樓夢》的功勞被一筆勾銷，還成了「狗尾續貂」的歷史罪人。趙岡與陳鍾毅等紅學家曾多次著文為高鶚、程偉元平反昭雪，但難以扭轉一邊倒的勢頭。
蔡元培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賈寶玉，言偽朝之帝系也。」
引申出來的結論自然就是——賈府隱射滿清王朝，賈寶玉隱射滿清皇帝。江南甄府隱射南明政權，甄寶玉則隱射南明諸帝。
蔡元培正確的觀點，也很快就被「雨後春筍」般的新紅學家搞得焦頭爛額。留學幾年的北大洋教授，用引進的外國文學理論，三下五出二，就輕而易舉的戰勝了國學大師北大校長。胡適借用了二十世紀的那股東風——崇洋媚外，數典忘祖，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外國的燒餅比中國的月亮都要圓。
關於胡適和他的《紅樓夢考證》，似乎沒有什麼可談的，無非從頭至尾，大方向都是錯的。胡適硬說《石頭記》作者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而曹氏家譜裡曹寅的孫子叫曹天祐，從六品州同，沒寫過《紅樓夢》。曹寅字曹雪樵，《石頭記》作者曹雪芹，如果真是爺爺與孫子，豈能都用同一個雪字命名？那不是目無尊長嗎？《紅樓夢考證》發表前半年，顧頡剛即在致胡適書中說：「所怪者，《八旗氏族譜》於雍正十三年修起，至乾隆九年修成，竟沒有曹霑的名字。」（《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
自稱曹學家的紅學大師周汝昌，其《紅樓夢新證》是胡適考證派的經典著作，也是顛峰著作，對《紅樓夢》歷史背景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堅信曹雪芹是曹寅的孫子。這部著作使他變成了康熙包衣奴才的家譜專家，與明末清初的《石頭記》成書過程的關係不大。根本原因在於追隨了胡適南轅北轍的錯誤方向。
由於胡適考證派不能自圓其說，索隱派非但沒有被壓服，近年來反倒方興未艾起來。繼一九一五年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提要》，一九一六年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一九一九年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之後。六十年代以來又湧現出潘重現、李其然、高陽、霍國玲、顏也之等一大批新索隱派。《紅樓夢》裡隱射著「白骨如山忘姓氏」的明亡清興史，再一次引起廣大讀者的高度重視。
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紅學新觀點——曹雪芹陰謀情殺雍正論。
解夢派認為秦可卿出殯與元妃省親應該理解為一個女人的故事，先省親，多少年以後又出國殯！時間先後錯錯位就行了。霍國玲姐妹考證出此人就是曹雪芹的幼年伴讀、丫鬟、情人，後來入宮當了雍正貴妃與皇后的竺香玉！而《紅樓夢》就是曹雪芹為竺香玉皇后立的傳。
這是讓國人感到石破天驚的結論——荒唐絕頂，但透露出一線新的生機。霍國玲姐妹在紅學研究中發現了珍珠，但卻將珍珠製成了謀殺雍正皇帝的毒藥。
一線新機是認識到《紅樓夢》隱射國家的頭等大事，而不是單純的曹家家事。《紅樓解夢》的研究方法很好，提出了「正確認識索隱派」的學術問題，認為「索隱」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之一，充分肯定了索隱派產生的積極意義，並指出了索隱派錯誤的方法論。正確評價了考證派的功過。認為考證派為突破《紅樓夢》研究桎梏打下了基礎。指出評論派的研究特點是就小說論小說，否認小說中有真人真事，抹殺了《紅樓夢》的歷史意義。《紅樓解夢》提升了曹雪芹與《紅樓夢》的歷史地位，提升了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價值。
荒唐絕頂是讓《紅樓夢》作者與女主角成了陰謀殺人犯，還是情殺犯。兩個殺人犯都被霍國玲姐妹說成民族英雄。中國第一古典名著竟然成了陰謀殺人的大百科全書。
《紅樓解夢》最重要的貢獻是將紅學研究從曹家巷引回到清皇宮。這是一個方向性的巨大進步。僅此一點，就足以算得上新紅學的里程碑。
紅學呼喚歷史索隱派與藝術評論派的通力合作——首先索解出《石頭記》隱射的所有歷史真相，然後研究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高度的文學藝術技巧。
新紅學派令人敬仰的學者俞平伯
新紅學家當中最令人敬仰的就是俞平伯。俞平伯堅持了《紅樓夢》本位，不大搞紅外線。錯的光明磊落，敢於懸崖勒馬，承認錯誤徹底，令人扼腕感佩。俞平伯大體上認可「夢魘文字論」。他對謬誤太多的索隱派評價為：「東鱗西爪亦彷彿似之，徐按之又都不能自圓其說。」研究三十年後他又說：「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糊塗。」此乃身在迷魂陣中常有的感覺。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給新紅學帶來了一線生機與希望。
1949年他試圖跳出胡適畫定的誤區的圓圈，還沒寫幾句反省與修正文章，就被當成胡適在大陸的活靶子，劈頭蓋臉的挨了三十年批判！國家調動學術界全部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對他壓了過來，他只有認錯認罪的份，還談什麼「胡適誤區」？他本身就是被攻擊的「誤區」！
1979年俞平伯提出「紅學是反《紅樓夢》的」新命題，認為「紅學愈昌，紅樓愈隱」，「即講的愈多，《紅樓夢》愈顯其壞」，「《紅樓》已成顯學矣，然非脂學即曹學矣，下筆愈多，去題愈遠」，對自己在其中的作用，表示「十分悲愧，必須懺悔」！
這是俞平伯靈魂的痛苦的呼號！是他對新紅學基本論點的大否定！並非平常檢討的套話！
1986年2月胡繩以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名義，代表國家對50年代以來圍攻俞平伯的政治運動予以徹底否定！在政治上給予俞平伯徹底平反。大快人心！
胡繩無意中講了這樣的話：「《紅樓夢》有多大傳記成分，怎樣估價高鶚續寫的後四十回，怎樣對《紅樓夢》做藝術評價，這些都是學術領域內的問題。這類問題只能由學術界自由討論」。
胡繩的本意是肯定俞平伯在這些問題上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對他進行政治圍攻是不正確的，但恰好肯定了俞平伯正想否定的東西—「曹雪芹自傳說」與「高鶚續書說」！俞平伯反而啞口無言，難以啟齒了！
難道要接受國家政治上的平反，同時公開拒絕國家學術上的平反麼？
俞平伯啞口無言，好心人就把他寫的「紅學是反《紅樓夢》的」的新觀點，看成在政治壓力下的「自誣」！因為俞平伯在近三十年的政治圍攻中寫了數不清的檢討與認罪！萬般無奈下經常向自己頭上扣屎盆子！
但1979年寫的文章決非檢討和認罪的性質，而是一個學術新觀點！竟然未能引起大家的注意。一九七八年，新紅學權威俞平伯在論及索隱新紅二說時，亦不得不承認：「齊則失之，楚亦未為得也。」
一九八五年俞平伯，在其《關於治學問和做文章》一文中，更進一步指出：「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出了什麼？」
看來俞平伯想跳出胡適和他自己畫的圈子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他對紅學研究的論點風行天下已久，師從者遍及中外，已經積重難返。用《紅樓夢》的話來說，就是「假做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早已從假設變成定論了。而信奉這些論點的後起之秀，業已自成家業，自立門戶。對俞平伯的悔悟與新觀點絲毫不感興趣。
這種無人理解的處境，使他陷入孤獨的苦悶中。他的臨終遺言，證明他老來大徹大悟，自己認為必須說出來才好撒手而去！否則將死不瞑目。
他說的是：「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又說「千秋功罪，難於詞達」！（春風文藝出版社《紅樓夢·前言》）
古人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俞平伯一輩子獻身紅學，敢於探討，敢於立論，勇於自我反省，勇於追求真理！其治學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他的臨終遺言是幾十年痛苦反思後的突破，證明他已掙脫了胡適新紅學的桎梏，跳出了如來佛的掌心。
證明幾十年的政治圍攻對他毫無影響，而真正讓他覺悟的是自身認識的昇華。
他不惜自毀畢生的業績以喚醒新紅學界，是20世紀成功的悲劇人物中，最悲壯的一位！
關於《紅樓夢》，毛澤東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觀點。李希凡《紅樓夢新探序言》云：「毛澤東同志曾稱譽《紅樓夢》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雖然引起一些紅學專家的非議，我卻以為，這也無妨作為一家之言。」
這一家之言，成了紅學的金玉良言，最符合「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的《石頭記》宗旨，是破解《紅樓夢》唯一正確的方向。
2005年陽春於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