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書名及其題名者考證
古今中外任何一部小說都沒有《紅樓夢》奇怪，居然有五個書名：石兄的《石頭記》，情僧的《情僧錄》，東魯孔梅溪的《風月寶鑒》，吳玉峰的《紅樓夢》，曹雪芹的《金陵十二釵》，並且還全部堂而皇之地寫在作品的開端（這還不算後期傳抄者所取的《金玉緣》、《大觀瑣錄》、《警幻情緣》等）。人們不僅要問：
１、作者為什麼要在作品正文中羅列這麼多書名？羅列這些書名有什麼特殊用意？是為了交代成書過程麼？如果是這樣的話，把這些異名放在序言、跋或者凡例中交代不是更合乎情理麼？
２、這五個書名是否真的存在？為什麼只有《紅樓夢》一個名稱正式流傳下來？為什麼《石頭記》在１９２７年甲戌本發現後方為人們知道，而其他三個名稱至今未見任何版本支持？
３、為《紅樓夢》題名的這五個人為什麼神龍見首不見尾？他們究竟實有其人，還是作者假擬妄托的虛構人物？為什麼紅學界在曹雪芹身邊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他們的蹤跡？
４、中國古典小說幾乎沒有一部是作者真實署名的，《紅樓夢》作者為什麼一反常態，不僅署名，而且要連署五個之多？其他四個名字如果是假托，為什麼單單曹雪芹使用真名？
５、曹雪芹為什麼要把自己說成是「披閱增刪」者？曹雪芹究竟是不是作者的真實姓名？如果是，那麼有這樣愚蠢地掩耳盜鈴式的「故弄狡獪」麼？
這些問題，在「胡適紅學」的範疇內是無法解開謎底了。筆者過去曾提出，紅學要想取得真實的突破，必須從「胡家店」突圍另闢蹊徑；離開了「胡家店」，「曹家幫」自然也就土崩瓦解了。這自然要引起紅學界中「曹家幫」鐵硬分子的一頓臭罵，但他們如果能提出什麼可靠的證據證明我的論斷錯誤，我還是服從真理的；但僅憑他們對曹雪芹的「樸素階級感情」來否定我的論斷，恐怕並不能走出紅學的困境。如果紅學界真的能勇敢地放棄胡適先生考證的曹雪芹著作權，及其對江寧織造曹家歷史的附會，《紅樓夢》研究可能會出現「眾裡尋她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嶄新局面。
（一）、對《紅樓夢》五位題名者的再考證
紅學界公認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生活在清代乾隆中期，紅學界諸位高居掌門地位的大師，經過了比「經院哲學」還要煩瑣的考證，也沒有找到石兄、情僧、孔梅溪、吳玉峰這幾個人，當然更說不清這幾個人同《紅樓夢》及曹雪芹的關係了。筆者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推斷《紅樓夢》根本不可能產生在道學氣氛濃郁的乾隆朝，而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運動的產物，是明朝中後期艷情通俗文學的延續。脫離開紅學界幾乎挖地三尺的乾隆朝，到明末清初的文學大觀園中，去考證《紅樓夢》的五位題名者，很容易就一目瞭然了。
１、所謂「石兄」，其原型就是著名文學家、史學家張岱。張岱，字宗子，又字石公，號陶庵，又號會稽外史，蝶庵，六休居士。浙江山陰（今紹興）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五（１５９７）年，卒於清康熙二十八（１６８９）年，享年九十三歲。張岱出生在一個仕宦之家，早年生活奢華，用他自己的話說：「少為紈褲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自為墓誌銘》）可謂集紈褲子弟的豪縱習氣與晚明文人的頹放作風於一身，也可謂集官宦子弟的沒落生活與多才多藝的良好教育於一身。
受晚明王陸心學的影響，張岱的祖父從小便要求他，讀四書不要讀「朱注」，只讀白文，其內容靠自己去理解。在那以程朱理學為正統的時代，張岱養成了強烈的異端思想，也注定了他科場屢屢失利的必然下場。明亡以後，張岱堅持民族主義觀念，拒絕出仕，臨死前還鄭重要求在墓碑上寫明「明人張岱」字樣，決不做清朝順民。正由於他的這種處世原則，世人都稱呼他為一塊頑石，他自己也「人呼為石公，便以石公為號」。張岱具有「補天」之才能，卻生逢天塌地陷的時代，一生「志在補天」，卻始終被社會所遺棄，近代研究張岱的學者，都把他稱為「一塊被遺棄的補天石」！
張岱在明亡之後，長期避居深山，偌大家產被焚掠一空，整個後半生過著極為困苦的生活，但茅簷竹屋、瓦灶繩床，更堅定了他創作的襟懷，一生著作等身，在中國文學史、史學史、哲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他獨立修撰的《石匱書》，《石匱書後集》、《古今義烈傳》煌煌五百萬字，被當時史學界稱為可以與司馬遷《史記》相媲美的著作。他撰寫的散文集《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立意新穎，文筆優美，膾炙人口三百多年，至今仍為文壇奇葩。
２、所謂「情僧」，其原型就是著名文學家、出版家馮夢龍。馮夢龍（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子猶，又字猶龍，自號「情僧」，別署龍子猶，又號墨憨齋主人，詹詹外史、顧曲散人等。長洲（今江蘇蘇州）人。馮夢龍自小崇拜李卓吾的「異端」學說，言行常出於名教之外，明天啟年間曾兩次因言獲罪。明亡，他堅持民族氣節，撰寫了《甲申紀事》、《中興偉略》等著作，寄希望於南明朝廷。順治三年（１６４６）春，清兵南下，大義凜然殉國自殺。
馮夢龍是「情教」的創始人，一生都在參悟一個「情」字。他自封「情主人」，自稱「情僧」。他視「情」為宇宙之本體，認為「萬物生於情，死於情」，人而無情，生不如死，只要人人有情，就會締造一個和諧社會。他認為人間萬物循環的第一鏈、也是最關鍵的鏈就是情，有了情，萬物才能生生不已。他創立了與儒家截然相反的婦女觀，激烈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觀念，極力張揚婦女的才智，認為「光岳氣分，磊落英偉，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他在生活中理解女性，尊重女性，體貼女性，一生紅顏知己甚多。他極力倡導男女之間以情結合，宣揚情與淫的統一，反對無情的「皮膚濫淫」。他認為「欲」是「情」的基礎，但欲決不是情，有欲的情是情，無慾的情也是情，而且是更高層次的情。他提出情是禮教的前提，禮教是情的內化，把情上升到世界觀和宗教的高度來認識。
馮夢龍在中國古典文學史上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他一生大量收集整理短篇通俗小說，先後出版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即「三言」）和《情史》、《古今譚概》、《智囊》、《智囊補》、《笑府》等名著，還修訂出版了長篇小說《新平妖傳》和《新三國誌》。他一生熱中傳奇劇本的創作和改編，先後獨立創作了《雙熊記》、《萬事足》，改編修訂了《女丈夫》、《風流夢》等十二種，通稱為《墨憨齋定本傳奇》。他一生興趣極為廣泛，曾大量收集民間笑話、燈謎酒令，並極為重視民歌的收集整理，先後編輯評點並出版了《桂枝兒》《山歌》等民謠專集，對民間文學有重大貢獻。
３、所謂「吳玉峰」，其原型就是著名的西昆體詩人吳喬。吳喬（１６１１——１６９５），又名殳，字修齡，江蘇昆山人。昆山別稱玉峰，故當時文人多稱吳喬為吳玉峰。吳喬在明末清初詩名甚著，詩宗西昆體，著有《圍爐詩話》、《西昆發微》、《答萬季野詩問》等專著。
吳喬青年時學詩師從陳子龍，與復社諸詩人往來密切，時相唱酬，以艷體詩名冠一時。入清後生活困厄，息交絕游，唯與著名文人王士禎、徐乾學來往密切，經常在一起論詩。吳喬提倡「詩中有情」，「詩中有人」，「詩由心生」，「人之境遇有窮通，而心之哀樂隨生」。
４、所謂「東魯孔梅溪」，其原型應為著名文學評論家王思任。王思任（１５７５——１６４６），字季重，號謔庵，又號遂東。四明人。與張岱祖孫三代都關係密切。曾任明南京刑部主事，南明魯王監國政權之禮部侍郎、尚書。順治三年（１６４６）清兵下江南，紹興城破，王思任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絕食殉國。
王思任以文學和書畫名世，一生善為「小題文字」（小品散文），性通脫，喜謔浪，作品恣肆詼諧，毫不理會古文家的義理、體制，主張「不守父師成說，而獨寫性靈」，湯顯祖稱其「靈心洞脫孤游皓杳」，「能於筆墨之外，言所欲言」。他熱中評點以言情為主旨的南戲作品，先後評點過《西廂記》、《牡丹亭》、《春燈謎》等名著，以評論之精闢名世。其所作所論，在古文家中獨樹一幟，因而名重一時。
《紅樓夢》中為什麼要稱王思任為「東魯孔梅溪」呢？說來話長。魯王監國政權建立之前，封地在山東兗州，魯王監國政權建立後，主要活動區域在浙東，故稱「東魯」。梅溪是宋代著名文人王十朋的號，《紅樓夢》中賈母看了王十朋的戲，就曾說他「到哪裡哭不好，偏要到江邊哭」。「梅溪」代表的是王姓。所說的「孔」，代表的是孔子擔任過魯國的「司寇」、「宗伯」等職務，就是後來的刑部、禮部尚書。合起來就是「魯王政權的王大宗伯（或司寇）」之意，正是特指王思任。
5、所謂曹雪芹，其原型應為著名文學家、地理學家曹學全（有立人旁）。曹學全（立人）（１５７４——１６４７），字能始，號石倉，又號澤雁。侯官（今福建閩侯）人。明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廣西參議等職。因著書《野史紀略》得罪閹黨，被削職為民，家居二十年，潛心著書立說。南明唐王在福建建立隆武政權，出仕任禮部尚書；唐王政權覆亡，自盡殉國。
曹能始一生著作等身，著有《石倉集》、《室倉歷代文選》、《石倉十二代詩選》等。曹能始一生恭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古訓，幾乎踏遍祖國名山大川，親自考察訂正古代地理著作，寫下了《蜀中名勝記》、《輿地名勝記》等遊記，對後世影響很大。
《紅樓夢》之所以把曹能始稱為曹雪芹，不僅因為「學全（立人）」名字與「雪芹」諧音，還因為《紅樓夢》作者與曹能始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考證上的一段因緣，容後再議。
（二）、對《紅樓夢》五個書名的再認識
對《紅樓夢》中交代的五個題名者的考證至此，可能有的讀者忍不住要發問，這些人與《紅樓夢》有什麼關係啊？稍安勿燥，待在下娓娓道來。
《紅樓夢》肯定是清代的作品，不是明代人所撰，這一點沒有疑問。而上面所考證的「石公」張岱，「情僧」馮夢龍，「吳玉峰」吳喬，「東魯孔梅溪」王思任，「曹雪芹」曹學全（立人），都是明代晚期人。其中馮夢龍、王思任、曹學全三人都是在清兵下江南時便自殺殉國了；張岱、吳喬二人雖然得享高壽，一直活到清康熙年間，但其主要文學創作活動還是在明代，一般還把他們歸類為明人。「石公」張岱不可能在石頭上記錄「頑石歷劫」的故事；「情僧」馮夢龍也不可能傳抄問世石頭的故事；「孔梅溪」王思任、「吳玉峰」吳喬也不可能為石頭的故事另題書名。那麼，《紅樓夢》作者又為什麼要這麼寫呢？
《紅樓夢》書中交代的這五個人，一般說來都不難考證，當時都是鼎鼎大名的文人，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曾經留下光輝的一頁。可是為什麼紅學界對這五個人視而不見呢？一方面是由於受胡適考證的局限，眼光只盯著曹雪芹，只盯著乾隆朝，當然找不到這五個人；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五個人都是具有「遺民思想」的鐵硬分子，他們的著作都有強烈的異端思想，在清朝雍乾兩代，其作品都被列為「禁書」，遭到嚴厲查禁。就說馮夢龍的「三言」吧，今天可以說膾炙人口、婦孺皆知，但從清朝查禁時起，直到民國初年，人們都很難覓其蹤跡，就連魯迅撰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也沒有看到「三言」。是後來從日本皇家圖書館中找到「三言」本子，方才在國內印行的。張岱的《石匱》書，發現時間比「三言」還晚，也是從日本找到的。由於這些人的著作淹沒無聞，所以也使紅學界那些老一代學者難以考證出其真實面目。
胡適先生考證出來的那個曹雪芹，生活在乾隆中期，此時「石公」、「情僧」的著作早已被朝廷查禁，並且距離明末也過了一百多年時間，曹雪芹不可能讓這五個人為《紅樓夢》題名，甚至連這五個人是誰都不可能知道，所以，這個曹雪芹不可能是《紅樓夢》的作者！那麼，《紅樓夢》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誰呢？他應該是清初順康兩朝的人，其時距南明覆亡時間不久，南明文人的事跡還在文壇傳誦；清王朝尚未開始查禁圖書，晚明文人的著作還在社會廣泛傳抄；張岱、吳喬等人還在世，與《紅樓夢》作者還有直接或間接見面的可能。
《紅樓夢》作者之所以要把晚明的這五個著名文人寫在《紅樓夢》前面，應該同《紅樓夢》的創作宗旨、創作思想有莫大關係。我們首先不談《紅樓夢》作者究竟是誰，先分析一下《紅樓夢》作品中表達的思想宗旨同這五個人的關係。
首先說《紅樓夢》同「石公」張岱的關係。張岱前半生過著紈褲公子哥的生活，後半生避居深山，生活極為困頓；一生多才多藝，拒絕仕途功名，晚年發奮著書；入清後拒絕與異族統治者合作，人們稱其為「石公」，他自己也取號頑石。張岱的人生經歷，與《紅樓夢》中主人公賈寶玉極其相似，與《紅樓夢》中交代作者的人生經歷也極其相似。張岱不可能是《紅樓夢》作者，但《紅樓夢》作者一定與張岱有著類似的經歷，方能引起心理共鳴，著《紅樓夢》一書。《紅樓夢》創作中，一定借鑒吸收了張岱青年時的一些事跡，這在小說創作上是通常的做法，任何作家都會如此。《紅樓夢》為什麼一定要說故事原來是刻寫在一塊「石頭」上呢？這也與張岱有關：我們今天所知道的張岱事跡，多數都來自於他自己撰寫的《自為墓誌銘》一文。所謂墓誌銘，就是刻在石頭上的文字吧？《紅樓夢》作者創作前，一定讀過張岱的《自為墓誌銘》，方能創作出書中「石頭自敘」、「自怨自歎」的情節。
其次說《紅樓夢》與「情僧」馮夢龍的關係。馮夢龍雖然同張岱關係密切，但早在清兵下江南時便死了，張岱的《自為墓誌銘》寫於清代康熙初，馮夢龍當然不可能為其「傳抄問世」。但《紅樓夢》作者為什麼一定要讓「情僧」為其「傳抄問世」呢？這應當與馮夢龍的「情教」思想有關。《紅樓夢》「大旨言情」，書中表現的「情癡」、「情種」思想，並非《紅樓夢》作者初創，而是繼承和發揚馮夢龍的「悠悠萬事，唯情為大」的「情教」思想。《紅樓夢》中的婦女觀、愛情觀、「意淫」觀，都是來自馮夢龍的作品，在《情史》一書中，《紅樓夢》中所有關於情的提法，都能找到出處。另外，《紅樓夢》中的諸多笑話和燈謎酒令，也似乎都與馮夢龍的相關作品有關，其中那個著名的「鏡子」謎語：「南面而坐，北面而朝，像憂亦憂，像喜亦喜」，便是直接抄自馮夢龍的《桂枝兒》中的「古鏡謎」。由此可見，《紅樓夢》作者之所以用「情僧」來承擔「抄錄問世」的任務，主要目的是告訴讀者，《紅樓夢》創作中，深受「情教」思想的影響，創作的目的，某種程度上甚至是為了宣揚「情教」。
再次說《紅樓夢》與「吳玉峰」吳喬及「東魯孔梅溪」王思任的關係。吳喬逝世於康熙前期，其時《紅樓夢》創作尚未告竣，因此也無可能為該書題寫「紅樓夢」一名。作者之所以要讓他承擔題名「紅樓夢」的任務，其意圖大概是因為他是當時最著名的「西昆體」詩人。《紅樓夢》書中寫進了大量女性詩詞，風格基本都屬於「西昆體」。另外，吳喬同明末著名詩人陳子龍、毛先舒以及清初詩壇領袖王士禎關係密切，這些人與《紅樓夢》作者有著特殊關係，因此與《紅樓夢》創作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容後再議。
王思任殉國於南明小朝廷覆亡之時，因此也不可能為《紅樓夢》題名《風月寶鑒》。《紅樓夢》作者之所以這麼說，也是假托之意。為什麼偏偏要假托王思任？一是因為他是個有民族氣節的志士，二是因為他的異端思想很有名，三是他評點言情作品名氣很大。不要以為「風月寶鑒」是個道學氣濃郁的名字，把「風月」視為「寶貴的鏡子」，應是明末清初言情思想的反映。王思任這個人很愛說玩笑話，《紅樓夢》作者故意讓他題寫一個嚴肅的書名，把他的名字莫名其妙地寫成「東魯孔梅溪」，似乎也有同他開個玩笑的意圖。
（三）、對《紅樓夢》作者真面目的再揭示
該說到曹雪芹了。這裡說的不是胡適先生考證出來的那個乾隆朝的曹雪芹，而是《紅樓夢》作者假托的那個曹雪芹，即明朝末年大文學家、地理學家曹學全（立人）。曹學全（立人）逝世於順治三年（１６４７），顯然不可能去創作什麼《紅樓夢》。那麼，《紅樓夢》作者為什麼要讓他來充當「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角色呢？要想說清這個問題，必須揭示出《紅樓夢》作者的廬山真面目了！
筆者經過多年精心考證，證明《紅樓夢》作者不是乾隆朝的那個曹雪芹，而是康熙朝的大文學家洪升！洪升（１６４５——１７０４），字方（日旁）思，號稗畦，錢塘（今杭州）人，著名傳奇《長生殿》劇本的作者。洪升出生在一個「詩禮簪纓、溫柔富貴」的百年望族家庭，至明末清初已是「末世」了。洪升出生時正是清兵下江南的兵荒馬亂時期，母親逃難途中，在一個姓「費」農婦的茅棚裡生下了洪升。洪升從小生活富裕，就像張岱那樣「好美婢，好孌童，好歌舞，好鼓吹，好鮮衣，好美食」等等，過著紈褲公子的生活。青年時由於家庭內部矛盾，不得已逃離了家庭，在北京國子監就學，後半生過著極為困頓的生活。其父母受三藩之亂牽累，被朝廷革職抄沒，充軍塞外，家庭隨之落敗，弟弟妹妹們都在痛苦煎熬中早死。洪升的詳細經歷，見筆者的考證文章《懷金悼玉訴情種，寂寥傷懷話石頭》。
洪升創作《紅樓夢》，與曹學全（立人）又有什麼關係呢？原來，康熙二十八年，洪升因在「國喪」期間聚演《長生殿》，被朝廷革去國子監生籍，並逮捕下獄，永遠斷送了功名之念。康熙二十九年出獄後，洪升萬念俱灰，一個人騎頭毛驢跑到京東盤山去出家「逃禪」。盤山就是《紅樓夢》中交代的「大荒山」，山上有女媧廟，據說是女媧煉石補天的地方。洪升落腳在盤山的「青溝寺」，這裡有康熙親筆題名的「戶外一峰」金匾，故又稱「青溝峰」。洪升在盤山期間，偶然閱讀了曹學全（立人）撰寫的描寫盤山的遊記，遊記中記載盤山的「沙嶺」有陡峭的懸崖，而洪升所見的沙嶺，卻是一條坦途，因而認為曹學全所說的懸崖是個「無稽崖」。看，「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的出處都有了吧！詳細考證見筆者的考證文章《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新證》。
洪升在盤山期間，認真回憶總結了自己的一生，決心用自己的經歷為藍本，寫一部小說。由於小說的構思是在盤山青溝寺完成的，所以書中一開始就交代一塊石頭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講述自己「造凡歷劫」的故事。洪升頭腦中的「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的概念，是在曹學全（立人）著作的啟示下形成的；曹學全字能始，洪升自方（日旁）思，「方（立人）」與「始」字是一個意思，都是「起始」之意。既然《紅樓夢》創作是在盤山起始的，書中內容又是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起始的，何妨就用曹學全的音轉「曹雪芹」，作為該書的「披閱增刪」者，寫在書的前面呢？
其實，中國古典小說，都是不交代作者姓名的，《三國》、《水滸》、《西遊》、《金瓶梅》莫不如此。《紅樓夢》為什麼一反常態，開始要交代作者和題名者呢？通過以上分析，讀者諸君不難看出，《紅樓夢》根本就不曾交代真正的作者，其假托的五個人物，都是明朝末期的人。《紅樓夢》的創作雖然受他們影響很深，但他們本人與《紅樓夢》創作，根本沒有關係，都是洪升的假托，與中國古典小說的創作習慣是完全一致的！
脂本《紅樓夢》中那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脂硯齋」，令紅學界頭痛不已。其實，這個幾次「抄閱再評」《紅樓夢》的脂硯齋，應是洪升妻子黃蕙的化名！洪升在康熙三十一年回到故鄉杭州後，潛心《紅樓夢》創作。他在西湖邊的孤山蓋了一座茅屋居住，名之為「稗畦草堂」。孤山是宋朝著名隱士、「梅妻鶴子」的林和靖隱居的地方，林的墳墓也在這裡。元朝時地方官僚挖掘林和靖的墳墓，從中只找到一支釵一方硯。釵和硯合在一起，不正是「脂硯」麼？洪升在「脂硯」之地搭蓋的茅棚，其妻命名「脂硯齋」，取其「紅粉」加隱士之意，不是再貼切不過了麼！
黃蕙字蘭次，是當朝大學士黃幾的孫女，工詩善畫，妙解音律，是個才女，由她來為丈夫抄錄評點作品，再合適不過了。脂批中透露的女性親暱口吻，也和妻子的身份相稱。至於那個「畸笏叟」，應該是洪升小妾「鄧氏雪兒」的筆名。「雪兒」為洪升生次子洪之益，被洪升過繼到早死的二弟洪昌名下，「鄧雪兒」正所謂「繼戶嫂」！為了證實這一點，我們來看一則「畸笏叟」的批語：當芹、脂死後，她感歎道，「但願造化主再生一芹一脂，余二人亦可大快遂心於九泉」。「一芹一脂」是兩個人，再加上「余」（我），是三人，不可稱為「余二人」，「余」尚未死，也不能到九泉「大快遂心」。這句話只有什麼情況下才能成立呢？就是「余」與「脂」是「芹」的一妻一妾，如果「一芹一脂」能夠再生，「余」與「脂」繼續同事一夫，方能「余二人大快遂心」。洪升的妻妾關係十分親密，平時生活中洪升「工顧曲」，「大婦調冰弦，小婦和朱唇」，其樂融融。洪升和黃蕙死後，難怪「繼戶嫂」要發出這樣的感慨了！
如此看來，「脂硯齋」與乾隆朝的那個曹雪芹也沒什麼關係，而是此前整整一個甲子時間的洪升創作《紅樓夢》的書齋名。其實，曹雪芹這個名字中，也隱含著夫妻三人的名字：因為「方」（日旁）與「始」同義，所以洪升為「曹」，鄧氏雪兒當然是「雪」，黃蕙字蘭次，名字中三個草頭，當然是「芹」，合起來正是曹雪芹！這方面的考證，見筆者的文章《還脂硯齋真面目》、《〈紅樓夢〉的女性觀是從哪裡來的》等。如果把脂批中那句「乾隆二十一年」字樣剔除，其他脂硯齋、畸笏叟的批語全部是干支紀年，有什麼理由一定說是乾隆干支，而不是康熙干支呢？其實，古代紀年根本沒有廟號加數字的做法，「乾隆二十一年」的批語，一定是後人竄入的，不可為據。
回過頭來再談張岱、馮夢龍、王思任、吳喬同洪升的關係。這四個人在明朝末年，都是著名的封建正統文人結成的「復社」的骨幹成員。洪升的父親是否參加過復社，已不可考，但洪升的老師毛先舒，卻是復社成員，洪升另一啟蒙老師陸繁昭的父親陸培、叔父陸圻（字麗京），也都是復社骨幹，他們與張岱等四人時相唱酬，對四個人的事跡知之甚詳。洪升青年時代學詩的老師王士禎，在任揚州推官時，與江南復社成員也關係密切。受老師的影響，洪升閱讀過他們的詩文、熟悉他們的事跡，是完全可能的。洪家藏書甚豐，號稱「學海」，著名古典文學書籍《夷堅志》、《清平山堂話本》都是洪家祖先雕版印刷的，當時江南好多著名文人都曾向洪家借書閱讀。張岱編撰《石匱書》，馮夢龍編撰「三言」話本，都可能向洪家借閱過資料。「三言」中的好多故事，就是從《夷堅志》、《清平山堂話本》中摘錄改編的，便是明證。
洪升創作《紅樓夢》，受四個人的影響很深，石頭的故事骨架取材於張岱的《自為墓誌銘》，情本思想和婦女觀套用的是馮夢龍的「情教」思想，西昆體詩詞明顯受吳喬影響，「風月」鏡子的觀念來自於王思任評點《西廂記》、《牡丹亭》的批語。但是，《紅樓夢》的主要內容，還是洪升自己的「夫子自道」。《紅樓夢》一開始就交代，創作此書的目的是把自己之「罪」「編述一記普告世人」，是寫的自己的「親歷親聞」，創作中「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著書的另一目的，是使姐妹們的事跡得以「閨閣昭傳」，這些姐妹的生活原型，便是洪升的妻子黃蕙，兩個早死的聰明漂亮的親妹妹，以及眾多的表姐妹林以寧、錢靜婉、馮又令等。這些女孩子在清初都是著名的女詩人，曾出版過自己的詩詞專著。她們曾結成著名的「蕉園詩社」，在清初文壇赫赫有名。她們也都沒有逃脫「紅顏薄命」的悲劇命運，幾乎全部青年夭亡。洪升對這些姐妹一往情深，創作《紅樓夢》為姐妹作傳的理由是充分的。此方面的考證見筆者的《大觀園詩社與蕉園詩社》、《蕉園絳雲，紅香綠玉》等文章。
《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原型，就是洪升的故鄉杭州西溪。西溪從宋朝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躲避紅塵的好地方。大觀園中探春居住的蘆雪庵，就是現在西溪的秋雪庵；惜春居住的藕香榭，今天建築雖已不存，但其名稱仍在；寶玉住的怡紅院，原型就是洪家當年的「洪園」；黛玉居住的「瀟湘館」，原型應是高士奇的西溪山莊，這裡曾接待康熙皇帝游幸一次，康熙為其題名「竹窗」；寶釵居住的蘅蕪苑，原型應是西溪的「花塢」，這裡面積比較大，歷來是鮮花繁盛的好去處。另外，《紅樓夢》開篇交代的「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說的應是西湖靈隱寺的三生石，「樓台高起五雲中」，指的也應是杭州五雲山。杭州西溪這麼多景點名稱與大觀園契合，也間接證明了洪升的《紅樓夢》作者身份。關於西溪的考證，見筆者的文章《大觀園的原型就是杭州西溪》、《落紅沁芳》等。
洪升的「遺民思想」很強烈，對南明時期那些閨秀名士的事跡很熟悉，《紅樓夢》創作中，不可避免地要寫進一些耳聞目睹的當時故事，這是小說創作的通則，不足為怪。南明著名抗清志士陳子龍，與洪家親友關係密切，《紅樓夢》中的「木石前盟」故事，借用的就是陳子龍與名妓柳如是的愛情故事。陳柳曾在「小紅樓」同居，後來無奈分手。「紅樓夢」一詞，就出自陳子龍的詩。陳子龍號「無瑕詞客」，書中就說他是「美玉無瑕」。柳如是與陳子龍痛苦分手後，嫁給了老名士錢謙益，這正是《紅樓夢》中「金玉良緣」的出處。柳如是號「河東君」，書中的寶釵性薛，薛與柳均為河東望族，寶釵稱「蘅蕪君」，亦可稱「河東君」。錢柳結合後居住在「絳雲樓」，書中就讓寶玉居住的地方叫「絳雲軒」。
《紅樓夢》中的「甄賈寶玉」借用的是南明時期的「真假太子」；所謂「四大家族」，借用的是南明朝廷「馬史王錢」四個權臣；所謂「元妃」和「三春」，借用的是南明「三帝一監國」，元春生在大年初儀正是顯示《春秋》所說的「春王正月」身份。尤堪注意的是，《紅樓夢》中姐妹們的好多詩詞，都是套用的南明時期名士名妓的詩詞，黛玉的《題帕三絕》，套用的是李香君的《訣別口占》，寶玉、黛玉、湘雲的詠菊詩，從題目到內容，都是直接搬用的冒辟疆、董小宛和楊龍友之間唱和的《詠菊詩》。以上考證的詳細內容，見筆者的論文《〈紅樓夢〉與南明小朝廷》等。
筆者懷疑，洪升創作《紅樓夢》的過程，曾經歷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康熙初期洪升逃出家庭前，這時由於受家庭和師友的影響，民族主義情緒濃烈，生活又很優裕，所以是用南明志士及秦淮妓女悲歡離合的故事來寫《紅樓夢》的，書中所說的「末世」，指的是南明殘餘政權，書中描寫的「金陵十二釵」，當然是以「秦淮八艷」等名妓為原型的。這一時期的《紅樓夢》，當然是寫妓女的小說。袁枚、明義所見到並題詠的那本《紅樓夢》，就明確說「其中某校書猶艷」，應該就是前期的《紅樓夢》。紅學界說袁枚「此老慣會欺人」，說明義沒有讀懂《紅樓夢》，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有厚誣古人之嫌。
後一時期是康熙二十八年洪升遭遇人生重大打擊之後，盤山逃禪，舉家南返，見到家園殘破，姐妹夭亡，悲從中來，以自己和姐妹們的人生悲劇為基本素材，重新創作《紅樓夢》。凡是熟讀《紅樓夢》的讀者，都知道該書有兩套神話系統，一個是絳珠神瑛還淚的故事，一個是頑石造凡歷劫自述的故事。前一個神話系統，與洪升的代表作《長生殿》的神話系統基本相同，似乎應是早期《紅樓夢》的遺存。後一個神話系統，則是在「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奈何」心情下創作的神話架構，這正是洪升經歷了一系列「家難」之後心情的必然流露。
《紅樓夢》中揭示姐妹們命運的「判詞」與「曲子」，好多難以理解，好多與姐妹們的命運並不符合。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應該也在於《紅樓夢》前後兩個時期的創作內容之不同，「判詞」與「曲子」是早期就有的，而姐妹們的原型變了，所以變得不可理解或與命運不吻合了。其他如「真假兩個寶玉」，「絳洞花王」 、「瀟湘妃子」的諢名等等，也似乎是早期作品的遺存。
洪升逝世於康熙四十三（１７０４）年，是偶然落水淹死的，死前《紅樓夢》大概沒有最終改寫完成。洪升死前人生的最後一站是在江寧織造曹寅的家裡，《紅樓夢》手稿落在曹家是有很大可能的。曹家被查抄後舉家回到北京，曹寅的孫子，也就是胡適先生考證出來的那個曹雪芹，曾借給明義、永忠一個「寫妓女」的《紅樓夢》手稿，又曾拿出今天流傳的脂本《紅樓夢》稿傳抄賣錢，據書中脂批記載，他手中還有一個「其弟棠村序」的《風月寶鑒》稿。這個曹雪芹死時只有「四十年華」，據說創作《紅樓夢》開始於乾隆九年，當時只有二十來歲，如果此前還曾寫過什麼「寫妓女」的《紅樓夢》和《風月寶鑒》，大概一出娘肚子就得開始創作生涯，這是絕無可能的！
我們只能斷定，這個曹雪芹拿出的三個稿子，都是洪升的手稿。明義見到的「寫妓女」的《紅樓夢》稿子，就是洪升早期創作的《紅樓夢》稿本，這個稿本應該另有《風月寶鑒》之名，前邊有「棠村」所做的序言。棠村是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順康兩朝大學士梁清標，棠村是他的號。梁清標在順治年間，曾長期在南京任江南最高行政長官，十分熟悉江南志士的思想行為，也曾為保護錢謙益等人的抗清行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洪升的外祖父黃幾與梁清標同殿為臣，與洪升的關係也很密切。由梁清標為洪升早期那本題名為《風月寶鑒》的作品作序，是完全可能的。脂批中說的「其弟棠村」，「其弟」二字，有可能是「真定」二字之誤，「棠村首相」是真定人，常自稱「真定棠村」。這種誤會似是後來抄手造成的。
至於「夢稿本」和「程高本」的後四十回，現在已有充分證據證明非高鶚所續，其真正的續作者，似乎就是乾隆朝的曹雪芹。他姓曹名沾（雨頭），字芹溪或芹圃，這在二敦及張宜泉的詩中看得很清楚。至於他為什麼取「雪芹」之號（或字），大概是受洪升原著中所署之「曹雪芹（曹學全）」的啟示，出於仰慕之心，恰好又姓曹，書中事跡又與曹家故事類似，容易引起共鳴，所以才如此為自己取號（或字）的。按理說，他的祖父曹寅號「雪樵」，根據封建社會的避諱規矩，他青少年時代是絕不應該也無可能取號（或字）「雪芹」的；倘若是中晚年，曹寅去世已久，人們已經淡忘，再受到洪升的作品影響，這麼取號（或字）也是可以理解的。胡適考證的那個曹雪芹，不是這種情況麼？真正的曹雪芹，並不是他，而是康熙朝的大文豪洪升！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洪升是江南人，能否用「假語村言」創作《紅樓夢》？《紅樓夢》的語言是地道的「京片子」，《紅樓夢》描寫的室內的炕和室外的雪，也是北方的景物，作為江南人，能寫得出來麼？請不要忘記，洪升青年時代在北京生活過二十多年，應該絕對熟悉「京片子」。今天的南方大學生，在北京生活三四年，就會說一口地道的「京片子」，洪升浸淫了二十多年，為什麼不能用「假語村言」創作《紅樓夢》？用自己都熟悉的南北兩種景物描寫《紅樓夢》，應該也是洪升「故弄狡獪」的需要。
本文確實有顛覆傳統紅學的嫌疑，可能會受到一些「胡家店」、「曹家莊」忠實居民的反彈。真理是不怕壓制的，歷史不是胡適先生所說的任人塗抹的小姑娘。任何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只要能拿出證據，駁倒我的觀點，我都心悅誠服。如果駁不倒，我倒要發自內心地奉勸一句紅界同人：跳出「曹家莊」就那麼痛苦嗎？到明末清初時代來走一走，這裡的天地寬著呢！
附記：
《紅樓夢》是一部既寫「家仇」，又抒「國恨」的小說，從一個家族的命運出發，描寫了「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歷史大動盪悲劇，其主旨在於抒發民族主義志趣。目前有某些學者，將滿清入主中原，說成是中華民族內部之矛盾鬥爭，甚至花費許多筆墨去論證清政權取代明政權的合理性和進步性，這是地地道道的漢奸學說！。三百多年前的滿清入主中原，是一場毫無疑義的侵略戰爭，我們決不能以今天的情形去套歷史，泯滅歷史上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界限。有人以「愚忠」說來厚誣歷史上抗禦外侮的仁人志士，或以民族團結為借口為吳三桂一類漢奸翻案，真不知是何居心？明亡時期張煌言、陳子龍、夏完淳等一批民族義士，與宋金戰爭時期的岳飛一樣，是英名千古的民族英雄！明末政治黑暗，不等於滿清侵略正確，就像蔣介石政權腐敗，不等於日本侵略有理一樣，當然更不等於汪精衛賣國光榮。為漢奸張目不是什麼理論問題，是無須爭鳴、也不可以爭鳴的。
２００５年４月於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