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紅」—作者有幾生？
總之，《紅樓夢》的作者確實不是雪芹，而究竟是不是寶玉的原型——永瑢呢？
根據文本陳述，再結合第三章第一節「一石三生」中結尾的論述可知，雖然寶玉生於1736年6月5日（乾隆元年丙辰四月二十六日庚寅日），原型為同年出生的乾隆六子永瑢，但是在紅樓陳述時，標記過生的日子就有了三個：一、出生當年1736年陰曆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二、1747年6月6日，乾隆12年四月二十六日（應為二十九日），未時13：16交芒種節；三、1750年的五月初五日，卯時06：36交芒種節。此可謂「一石三生」也——當然都在「芒種節」這一天。
於是乎，如果作者隱匿的寶玉就是自己的影子，作者會改變一部分歷史真實的。譬如，在早期纂作時安排的生日自然就是自己的生日，仍然是暗示「一石三生」——當然都在「芒種節」這一天，但是真巧了，在他出生時、賈敬升天日和「眾艷壽怡紅」時都在五月初五節——才合乎歷史現實生活中過生的規矩！而且，這些改動的時間，並不影響以前推斷的「「一逝三生/升」的時間結構框架。因為推論其他三個的年歲和日子所選定的樣本元素，相互之間都是獨立的，具有系統論證是集合分類標準的互斥性、純粹性和完備性。所以改動寶玉一生日，並不會影響其他三人論斷的結果，即前面文本考量的1723年、1745年、1753年和1760年等標誌文本系統結構模型的特性時間毫無改動，所以由此構建的《紅樓十三月》系統模型二也無變化。只是把十二釵的年譜按照此差時間同時調整即可。所以下面假設改動寶玉生日不會改變前面論證的120回《紅樓夢》是一個和諧的系統等結論，而且這個和諧系統所顯現的系列信息——紅樓真本事，依然有效。特此註明。
於是推測，在《紅樓夢》草創之期沒有考慮那麼多避諱，作者亦可能自然安排寶玉真實的生日為端午節（逢交芒種節）為標誌。因為鑒於歷史顯示——其出生當年（雍正12年）逢五月初五（時間是1734年6月6日端午節，此日09：50：36交芒種節）；而在第63回怡紅院眾艷為其過生日也在端午節，時間是1753年6月6日，癸酉年戊午月庚申日；而且，在第27回餞花節時（查民俗無此節，猜想作者是仿寶玉參悟道禪杜撰一樣，特意安排的），應為1736年四月二十六日（原本應為四月二十九），此日21：25：01交逢芒種節，所以《紅樓夢》文本內說此日逢「芒種節」，尚古風俗——「餞花節」。
由此推得，寶玉生於1734年6月6日，從文本陳述看，亦契合一個和諧的系統。（按照系統論要求集合的部分元素必須服從系統總體特徵原則，可以推論1734年也似可取。我推測後來批閱纂作時考慮到寶玉的形象和寓意，黛玉為二月十二日「花朝節」生日，安排寶玉生日為「餞花花王」，故意又改為生日四月二十六日生日的。）
此問題在第四章「夢解十二釵」探討探春生日時，不顧及討論暫時按下。在這，我們又舊話重提——
我們推測在早本中，如果他生於（雍正12年）1734年6月6日端午芒種節，貌似也合乎系統時間。我們不妨考量一下，如果把第5回的判詞中「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理解為探春生日為清明時節，清明指代探春，看有矛盾否？我們查查萬年曆，可是我發現從1720年—1745年，並沒有一年清明節是逢上三月初三日的。只有1734年4月5日清明節為三月初二日9：00交節；1737年清明節為三月初六 ；1742年4月5日 清明節為三月初一 ；1740年4月5日為三月初八。其餘差距太大了。
但是，如果寶玉生日為1734年6月5日端午節，探春生日為1734年4月5日（雍正12年三月初二日清明節），彷彿更合乎文本第49回所要表達的意思：「鳳姐兒、迎春、寶釵為3個同年；寶玉、探春、湘雲、李紋寶琴、邢岫煙5個同歲；黛玉、惜春、李綺3個同年。」
而且第102回探春出嫁也在寶玉結婚之前呢——看起來《紅樓夢》第49回確是作者元本的早期定稿，探春生日為1734年三月初二日的。但是這樣探春要大幾個月，是否就違背了《紅樓夢》文本的敘述意圖呢？基本上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有先例可以援引證明。
譬如先例之一，第87回《感深秋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正說著，忽聽得忽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眾人聞著，都說道：「這是何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桂花呢。」 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只說似乎象呢。」湘雲道：「三姐姐，你也別說，你可記得『十里荷花，三秋桂子』?在南邊，正是晚桂開的時候了。你只沒有見過罷了，等你明日到南邊去的時候，你自然也就知道了。」探春笑道：「我有什麼事到南邊去? 況且這個也是我早知道的，不用你們說嘴。」李紋李綺只抿著嘴兒笑。
黛玉道：「妹妹， 這可說不齊。俗語說，『人是地行仙』，今日在這裡，明日就不知在那裡。譬如我，原是南邊人，怎麼到了這裡呢?」湘雲拍著手笑道：「今兒三姐姐可叫林姐姐問住了。不但林姐姐是南邊人到這裡，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就不同。也有本來是北邊的；也有根子是南邊，生長在北邊的；也有生長在南邊，到這北邊的，今兒大家都湊在一處。可見人總有一個定數，大凡地和人總是各自有緣分的。」眾人聽了都點頭，探春也只是笑。又說了一會子閒話兒，大家散出。黛玉送到門口，大家都說：「你身上才好些，別出來了，看著了風。」
——文本中前後系統文本多次明確陳述應為「林妹妹」的，而探春還稱呼林黛玉為「林姐姐」呢。所以推論「姐姐妹妹」的形式好像是套話了，不那麼頂真的。
再如先例之二，第22回《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制燈迷賈政悲讖語》：
至晚散時，賈母深愛那作小旦的與一個作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益發可憐見。【庚辰雙行夾批：是賈母眼中之見、心內之想。】因問年紀，那小旦才十一歲，小丑才九歲，大家歎息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果與他兩個，又另外賞錢兩串。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庚辰側批：明明不叫人說出。】你們再看不出來。」寶釵心裡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說。【庚辰雙行夾批：寶釵如此。】寶玉也猜著了，亦不敢說。【庚辰雙行夾批：不敢少。】史湘雲接著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庚辰側批：事無不可對人言。】【庚辰雙行夾批：口直心快，無有不可說之事。】【庚辰眉批：湘雲探春二卿，正「事無不可對人言」芳性。丁亥夏。 笏叟。】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眾人卻都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不錯。一時散了。（程本、甲戌、己卯、庚、戚本均同）
小說文本在第20回和第32回已經是「林姐姐」了。但是，張愛玲在《紅樓夢魘：四詳紅樓夢<改寫與遺稿>》中說：
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來。」寶釵心裡也知道，便一笑。寶玉也猜著了，亦不敢說。史湘雲接著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樣兒。」──庚、戚本同 。看來早本湘雲比黛玉大，在第二十、第三十二回就已經改為「林姐姐」了，此處是個漏網之魚。
其實，她這裡對各種「改寫與遺稿」版本猜測的「看來早本湘雲比黛玉大」、「此處是個漏網之魚」 的推論，應是判斷的證據的不足憑信，舉證錯了。
再如先例之三，第98回《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這裡黛玉睜開眼一看,只有紫鵑和奶媽並幾個小丫頭在那裡,便一手攥了紫鵑的手,使著勁說道：「我是不中用的人了。你伏侍我幾年，我原指望咱們兩個總在一處。不想我——」說著，又喘了一會子，閉了眼歇著。紫鵑見他攥著不肯鬆手，自己也不敢挪動，看他的光景比早半天好些，只當還可以回轉，聽了這話，又寒了半截。半天，黛玉又說道：「妹妹，我這裡並沒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你好歹叫他們送我回去。」說到這裡又閉了眼不言語了。那手卻漸漸緊了，喘成一處，只是出氣大入氣小，已經促疾的很了。（120回通行本）
——《紅樓夢》文本陳述，黛玉進府時六歲左右，那時雪雁十歲。賈母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故將鸚哥給黛玉使喚。鸚哥是賈母給黛玉做丫環的，就是紫鵑（之所以出現前後不一的現象，大約是歷次改動未能統一的緣故。這在紅樓夢中還有別的例子的，例如彩雲與彩霞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呢？應該是同一個的）。因此紫鵑應比雪雁大，更應比黛玉大幾歲了。但這裡，黛玉叫紫鵑「妹妹」，可能是作者的深意罷——都是有混叫，不太頂真的。
現在，筆者在120回裡，都找到一到兩個例子，包括前80回和後40回均存在這樣的現象。說明作者在設計年歲時，未必是前後多次改稿所造成的失誤罷。
所以探春要大幾個月，並不違背《紅樓夢》文本的敘述意圖。文本中即使有寶玉「探妹妹」的稱呼陳述，但是援引先例，當不得真的是人物實際年齡大小的標準。
再結合寶玉生日仔細考論，可以推論作者如果把探春生日確實設計為1734年三月初二日清明節（筆者推測文本陳述的「三月初三日」為「三月初二日」過錄之誤），許多疑惑也就冰釋了。
那麼文本中陳述的「三月初三日」為「三月初二日」過錄之誤，還有別的旁證麼？當然有。譬如，在第70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雲偶填柳絮詞》寫到黛玉寫了一篇《桃花行》之後，眾人來到稻香村：
「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頑器。」
由此結論：探春生日確實為三月初二日清明節的（1734年4月5日），所以寶玉生日為1734年6月5日端午節。
現在我們可以說，按照《紅樓夢》文本陳述習慣的先例，不考慮寶玉稱呼「探妹妹」的文本敘述話，按照「寶玉生日為1734年6月5日端午節」，它可以滿足上論第1回、第5回判詞和第49回、第70回文本等顯示的系統時間。按照局部服從系統整體的系統論原則，完全可以推斷：作者的真實意願是表達自己（寶玉是其影子）自然的生日為每年的端午節，探春其實與寶玉是在同一年出生的——正如文本第49回敘述的「那五個共歲」。也反證他們倆是同年，就不是同胞的血緣關係了。所以小說中探春只能是其異母的姐姐，而不是同胞，就像書中陳述的是趙姨娘「庶出」的。
但探春的歷史原型也許是現實的真實——正像元妃的原型乾隆六太子永瑢之母「純惠皇貴妃蘇佳氏」，作者是不是暗示探春的現實原型也為乾隆的某個貴妃呢？筆者從生辰上初步類比一下，可能是容妃和卓氏，即河北遵化清東陵的香妃。
香妃是維族回民，生於1734年九月，在1760年3月入宮封為和貴人。按照筆者《紅樓十三月》結構推論，《紅樓夢》第102回時間應為1761年左右（乾隆25年），其中寫到探春遠嫁（按照判詞和占花令暗示，應是王妃級的人物），兩廂對照似乎雷同。就這麼多的資料，僅作探佚參考。筆者不能妄言肯定，也不可傚尤那雨村「判斷葫蘆案」也。
新疆也有個香妃墓，是怎麼回事？按照清宮禮制，皇妃是不可能在死後送往千里之外的新疆去下葬的。因此有人推斷，新疆的香妃墓，不過是那種只葬衣物不存屍首的「衣冠塚」。這是否就是《紅樓夢》作者感歎的「清明涕送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呢。
後補：據記載，容妃深得皇帝寵愛，她曾隨乾隆南巡江漸，東巡到泰山曲阜，還到過盛京（今瀋陽）去拜謁清朝祖陵。在乾隆的35位后妃中，只有容妃是回族人。她在宮中被允許穿著本民族的服裝。在封妃前夕，曾特地為她製作全部妃子冠服，如天鵝絨朝冠、染貂朝冠、吉服袍褂及項圈、耳附等飾物。為尊重她的民族習慣，宮內專為她設有回回廚師。容妃多次把回回廚師的拿手名菜呈獻給皇帝品嚐。乾隆三十六年，時皇后已死數年，因為乾隆不再立皇后，所以容妃在宮中的地位更加提高，已是受寵的六妃之一。唯獨容妃另賞鹿肉和狍子肉。每次宮中賞賜哈蜜瓜時，皇帝總是把最上品的花皮回子瓜單獨賞給容妃，其他妃嬪只賞給二等青皮瓜。在圓明園和熱河澹泊敬誠殿的盛宴上，容妃都排列在顯要的座次，初時為西邊頭桌，進而為東邊頭桌，在各妃中已名列第三了。
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容妃病逝，終年55歲。臨終，她把後事安排得很有條理。她把幾十年來在宮中所積存的物品，分贈給各位妃嬪、傭人和家鄉的親人們。因容妃信仰伊斯蘭教，故她的棺木上刻有《古蘭經》的經文。
容妃葬於河北遵化清東陵的妃子圓寢內。1979年10月，在清東陵中所傳為香妃墓的容妃墓中出土了一批殘碎物品，其中最有價值的資料計有：棺木上描金的阿拉伯文字，譯成漢文即「以真主的名義」；花白頭髮，扎有辮繩的長辮子；朝服與朝冠的殘片；帶有少數民族文字的八寶花綾以及帶有江蘇、江寧織造人名的妝花衣料等。考證這些物品，並和傳世的史料相對照，可以證實乾隆確實有一位香妃，而且頗為寵愛。1983年5月1日，園寢正式開放，並在享殿內舉辦了「香妃」展覽。
附：容妃和卓氏（1734—1788），生於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回族人，即香妃。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入宮封為和貴人，時年二十七歲。深受皇太后喜愛，進宮第三年乾隆27年九月，冊封為容嬪，時年二十九歲。
附一：容妃和卓氏（香妃）畫像。
左圖：容妃和卓氏（1734-1788年）清宮油畫肖像（文中賈探春原型），此油畫收藏於台灣故宮博物院。右圖：新疆喀什「香妃墓」，青翠欲流。
乾隆三十年隨夫君、太后、皇后、令貴妃、慶妃以及孝賢皇后之弟傅恆等人南巡，一路上乾隆還遵照維吾爾族伊斯蘭教的習俗賞賜給容嬪特製的飯菜。後來她在宮裡有一位回族廚師怒倪馬特專門侍侯。三十三年六月在皇太后的賞識下晉陞為容妃。此後她在宮中深得寵愛，得到無數有別於其他妃嬪的眷顧和賞賜， 就在她臨去世的幾天前還得到了乾隆皇帝單獨賞賜的十個春橘。可惜，她已經不能享用了。五天後，即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容妃薨，終年55歲，葬於裕陵妃園寢寶城東側第二排首位墓穴地宮中。（據裕陵妃園公佈資料）
附二：故宮香妃遺物。
左圖：系有一根紅色頭繩的容妃和卓氏的髮辮；
右圖：嵌有一塊紅寶石的香妃吉祥帽。
附三：故宮香妃檔案資料
左圖：壽皇殿所存乾隆油畫像檔案； 右圖：清東陵「香妃墓」。
§9.2 「拷紅」—作者系何人？
聯繫前面論證情況，筆者在6.2章節探討「芹系何人」時論到脂批筆者「甲午月八日」說時，滿足甲午月八日絕筆的情況，其實還有一個合乎此條件而又貌似不合程甲本出世的歷史實際的年份——1791年6月6日，（乾隆56年五月五日）辛亥年甲午月己卯日（04：35交芒種節）。但筆者經過仔細考論，此年冬至日為12月22日（十一月廿九日03：45交節）才有程甲本「出山」，有沒有可能是此年芒種節（亦為端午節）之後的批語呢？在時間上是很有極大的可行性的。因為鑒於脂批說甲戌眉批：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常哭芹，淚亦待盡。每思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日淚筆。」
上面在6.2章節已經論證了「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對榫的時間為芹逝世於1763年2月12日（乾隆28年癸未年甲寅月戊午日，此年寶玉27歲，寶釵29歲）壬午年除夕。其中的「甲午八日淚筆」是1791年6月6日（乾隆56年五月五日）之後五月初八日，似乎更合乎實際情況：1791年6月6日端午節逢芒種節（04：25交節），正是作者所暗示的生日特徵「一石三生」：芒種節/端午節相逢；況且在此年五月八日淚筆，正說明批閱者/作者蠟油晚燭而逝，幾個月之後即12月22日冬至後，程甲本開始活字刊布，「出山」流世了。此時的刊布或許就是作者的遺願呢。從最早的己卯本元本子來看，這也說明甲戌本的「母本」根本不是1754年就有的早本，而是至少在1771年後的本子。直到1791年6月9日（乾隆56年辛亥年甲午月壬午日五月初八日）才有脂本的第1回哪個絕命的「淚筆」！
所以早期草創原本中（筆者推測應為脂評《石頭記》版本，其中批語提到的《風月寶鑒》，「乃其弟棠村序也」），石頭的選擇原型就是三子永璋的生年——雍正十三年五月，生日定位於端陽節。但永璋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逝世，因此，初期文本設計的寶玉生辰和其原型永璋是吻合的。那麼《紅樓夢》的作者在1771年之後還活者，結合筆者在第二章時間的考論，這個和諧系統的120回文本的作者，唯一的可能就是乾隆六子永瑢。
（附錄：《紅樓夢》第1回中脂批入正文時說的：
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鑒》。【甲戌眉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甲戌眉批：若雲雪芹披閱增刪，然則開捲至此這一篇楔子又系誰撰？足見作者之 式 猾之甚。後文如此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 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甲戌雙行夾批：此是第一首標題詩。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常哭芹，淚亦待盡。每思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月淚筆。】）
那麼史料是如何記載永瑢的呢？
據史料記載：「純惠貴妃蘇（佳）氏，雍正十三年生皇三子永璋，乾隆八年生皇六子永瑢。於乾隆二年冊為純妃；十年十一月冊為貴妃，同年生皇四女。」。永瑢質莊親王永瑢，高宗第六子，有《九思堂詩鈔》行世，亦工畫，著《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八旗畫錄》、《歷代畫史匯傳》；「濟美紫瓊，兼通天算。」曾經和紀昀總編撰主編《四庫全書》，又是出身怡王府，於1760年1月18日後，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過繼給慎靖王允禧。逝世於1790年年底（五十五年底）。
此外，現在一些專家在考訂紅樓夢敘述的人物時，推測《紅樓夢》作者一定是大內總管，只有這樣作者清楚瞭解並且熟練的描寫皇宮的日常典故（更有論者纂文論證雪芹是皇宮太監，荒唐）。其實他們苯猜謎沒有想到《紅樓夢》作者是乾隆六子質莊親王永瑢！他曾經於1759年（乾隆24年臘月）過繼給慎靖郡王允禧（玉牒館總裁）。允禧與莊親王胤祿交好，皇十六子允（胤）祿曾經內務總管時也掌管皇宮玉牒，對於曆法和天文頗有研究。還曾上旨改過樂律，而且還很長壽，活了73歲。
史料記載，慎靖郡王允禧，為康熙二十一子，自號「紫瓊道人」，府邸為清代的恭王府（現在的什剎海後海的中國音樂學院），曾先後任職有：兼管御書處事（至雍正十三年）、兼管粘桿處事（至雍正十三年）、左宗正（雍正十三年至乾隆二十一年）、正黃旗漢軍都統（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乾隆三年至乾隆五年）、稽察興平倉、正白旗滿洲都統(管理)（乾隆五年、乾隆十二年至乾隆十七年）、玉牒館總裁（乾隆七年開始）、兼理米局事務。允禧逝世後，謚號「靖」，居住的恭王府花園內尚存「天香庭院」匾，有允禧的私自印章。由此可以想像，《紅樓夢》第13回標題「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之「天香樓」——其原型，猜測就是作者耳濡目染的「天香庭院」呢。
所以說，乾隆六子永瑢應該是120回《紅樓夢》的作者。從《紅樓夢》自況式小說的紀傳特性推論，石頭原型三子永璋應生於五月初五（1734年6月5日），逝世於1760年6月左右；作者永瑢應逝世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6月）後。可惜的是由於暫時官方公佈的史料語焉不詳，具體日子是否契合，筆者在此不可臆測也。
附錄一：孚郡王府——最初是怡親王的新府。因康熙皇帝第十三子怡親王允祥死後，捨原府改建成賢良寺，雍正又另賜此地給第二代嗣王弘曉。為和舊府有別，習慣稱其為怡親王新府。當傳至第六代襲王載垣，與鄭親王端華等同為顧命大臣，被慈禧皇太后奪爵賜死，府邸被朝廷收回。道光皇帝幼子道光三十年(1850)封為孚郡王，同治三年(1864)遷出皇宮居住於此稱孚郡王府。因其排行第九，俗稱九爺府。如今在大門外，已經很難看出舊日王府的一點蹤影。經過一位老爺爺的指引，我才找到了被掩蓋在樹枝下的「孚郡王府」的牌子。王府的院子很大，不過大多是居民區，頗為嘈雜。走到中院，才能看見一點王府的景象。不過裡面有八家單位在辦公，「謝絕參觀」的牌子掛的也很明顯。走進一看，最顯眼的是正殿(銀安殿)，以及前面蹲著的兩個大石頭獅子。《京華時報》
——其中「前面蹲著的兩個大石頭獅子」，讓我們油然想到〈〈紅樓夢〉〉中柳湘蓮說的賈府「只有門前的那兩個大石頭獅子，還算乾淨！」的話來。
附錄二：《清史稿》載，「怡賢親王允祥，聖祖第十三子。康熙三十七年，從上謁陵。自是有巡幸，輒從。六十一年，世宗即位，封為怡親王。尋命總理戶部三庫。雍正元年，命總理戶部。子弘曉，襲。乾隆四十三年，薨，謚曰僖。子永琅，襲。嘉慶四年，薨，謚曰恭。」
「慎靖郡王允禧，聖祖第二十一子。康熙五十九年，始從幸塞外。雍正八年二月，封貝子。五月，諭以允禧立志向上，進貝勒。十三年十一月，高宗即位，進慎郡王。允禧詩清秀，尤工畫，遠希董源，近接文徵明，自署紫瓊道人。乾隆二十三年五月（1758年6月），薨，予謚。……二十四年十二月，以皇六子永瑢為之後，封貝勒。三十七年，進封質郡王。五十四年，再進親王。永瑢亦工畫，濟美紫瓊，兼通天算。五十五年，薨，謚曰莊。子綿慶，襲郡王。綿慶幼聰穎，年十三，侍高宗避暑山莊校射，中三矢，賜黃馬褂、三眼孔雀翎。通音律。體孱弱。嘉慶九年，薨，年僅二十六。仁宗深惜之，賜銀五千，謚曰恪。子奕綺，襲貝勒。道光五年，坐事，罰俸。十九年，奪爵。二十二年，卒，復其封。子孫循例遞降，以鎮國公世襲。」
附錄三：史料載，「皇十六子胤祿，精數學，通樂律，曾協助康熙帝修數理精蘊。雍正元年，因莊靖親王無子，特命允祿繼莊靖親王博果鐸後，襲封莊親王。乾隆元年，命胤祿總理事務兼掌工部，食親王雙俸。乾隆二年，加封鎮國公，三年攝理藩院尚書。四年，因與理親王弘皙等結黨營私，被罷職停雙俸。二十九年胤祿七十歲，乾隆特賜詩褒之。三十二年薨，享年七十三歲，謚曰『恪』。」 〈〈清史稿〉〉
至於仔細考究永瑢纂寫〈〈紅樓夢〉〉的文學素養的問題，也是靠譜的——永瑢才華四射。永瑢工詩、能書、善畫（濟美紫瓊），兼通天算，其書法得徐浩筆意，山水學王時敏，花木師陸治，並上窺宋元諸大家，其花卉畫古淡蒼逸，著有《九思堂詩鈔》。歷史上，永瑢和紀昀曾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囊括百家，統馭萬類。卷帙之富，成就之高，為古典目錄學之絕無僅有者。學者莫不資其津逮，奉為指南。清人張之洞就曾有言「今為諸君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術門徑矣。」語雖若淺近，然實知甘苦之言矣。可見其能。因為立儲制和過繼給莊親王（出身怡王府，後過繼給慎靖王允禧），所以永瑢於皇位絕緣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他在〈〈紅樓夢〉〉中對「立儲」的深惡痛疾和當朝者的諷刺了。
譬如下面附錄，故宮考證的油畫《威弧獲鹿》手卷，從仿宋錦卷套，永瑢書山水套裡，手卷裝池，乾隆御題和鑒賞章等來看，是由乾隆命如意館外國傳教士與畫畫人合作畫後，由造辦處裱作裱褙，乾隆御書，鈐章，命永瑢繪套裡。容妃和卓氏來自回部，從畫卷容貌判斷，當在三十歲上下，正是由和貴人封為容嬪之後的五六年之內，由此可知乾隆還是比較看重此卷並妥善保存的，也可推斷乾隆還是肯定永瑢的多才多藝的。
此外，另據新華網載——福建閩侯縣發現乾隆皇六子手書楹聯：
新華網福州2004年１２月２日電 （綦芬）福建省閩侯縣博物館最近在南嶼水西林發現乾隆皇六子的一對手書摹刻楹聯。專家稱，乾隆皇六子的手跡極為少見，該手書摹刻楹聯頗有文物和藝術價值。據閩侯縣博物館館長曾江介紹，這對楹聯木刻長1.75米，寬0.25米，行楷體，聯句為「瑤林藻吐瓊章絢；銀籀光依紫露華。」字徑約７厘米。落款為「書奉，毅庵師傅政畫，皇六子」。款後上下鈐蓋兩方印，上陰文「皇六子章」，下陽文「綿音敏志」，逕５厘米。該楹聯是稱讚毅庵（葉觀國的別號）師傅文章酣暢絢麗，書法超逸華美。落款是恭請毅庵指正書法。
皇六子即清親王永瑢（1743-1790年），是清高宗乾隆帝弘歷第六子。永瑢通曉天文歷算，工詩能書善畫。此對楹聯書法得唐徐浩書法之精髓，是永瑢楹聯書法中一副上乘之作。葉觀國（1720-1792年），世居福清，順治間遷閩縣（今福州），乾隆辛未年（1751年）中進士，授翰林編修。
該楹聯木刻現保存在南嶼水西林當地名人、明六朝元老林春澤的後裔家中。據稱，該木刻為林家祖傳。
由此看出，很少題字的永瑢居然還有文物遺留給林家。所以，〈〈紅樓夢〉〉中人物賈寶玉之與林黛玉的親密關係，正是影射歷史生活中六子永瑢與林家（明六朝元老林春澤）的水乳交融的關係。至於他們是否有愛情糾葛，或者林家有女服侍過皇六子永瑢的藩邸，筆者在歷史上暫時無查呢。
那麼還有個關鍵問題是紅樓旨義，即認為早期版本《石頭記》寶玉的原型為永璋，那麼，永瑢創作《紅樓夢》的動機是什麼呢？筆者仔細探究了一番。
我們可以將《紅樓夢》打平安醮和五月端午從民俗文化角度加以考察。認定農曆五月在我國古代是極為不吉的一個月。
至晚在戰國時代,人們就已把五月五日視為「惡月」、「惡日」。《大戴禮》云：「五月五日蓄蘭為沐浴」，《風俗通義》記載：「俗雲五月到官，至免不遷」，「五月蓋房，令人頭禿」，不但此惡月萬事不吉利，甚至連五月五日所生之子也視為不祥之兆。王充《論衡‧四諱》就記載當時風俗，「諱舉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舉也。已舉之，父母禍死」。
出於對五月的慎重，人們從一進入五月就開始了一系列除邪、厭疫的活動，端午節也就成為一個祛病驅瘟、辟邪去毒的節日。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清代。譬如，《燕京歲時記》記載：
「京師諺曰：善正月，惡五月。」
「每至端陽，市肆間用尺幅黃紙，蓋以硃印，或繪畫天師鍾馗之像，或繪畫五毒符咒之形，懸而售之。都人士爭相購買，粘之中門，以避祟惡。」
又據《帝京歲時紀勝》記載：
京俗五月不遷居，不糊窗隔，名之曰惡五月。以艾葉貼窗牖，謂之解厄。五月多不剃頭，恐妨舅氏。
由此可見，在清代，「惡五月」的觀念還是深入民心的。至五月初一，其實就已經進入端陽，避惡、除邪的活動就已開始。《紅樓夢》中也記載了賈府的種種端午節的避邪活動。由此可見，五月實在是一個需要祈福的日子。於是元春在賞賜端午節禮物的同時，順便給銀子，為自己（甚至皇室）、娘家打醮以祈福。——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乾隆在世幾番立儲，都不予考慮出生在「惡五月」的三子永璋的傾向。
據《清史稿》載：清朝皇帝的傳位制度與歷代皇帝的專位制度不同，既不一定傳位給長子，也不預立太子而是實行一種秘密的建儲制度。太祖、太宗世祖生前都未預立太子，至聖祖康熙皇帝才預立太子。雍正帝即位後，他吸取了歷代預立太子發生的皇子、后妃之間為爭儲位明爭暗鬥，傾軋不休，骨肉相殘，造成混亂的教訓，建立了一種新的皇位世襲制度，即秘密建儲。其方法是皇帝親寫立儲諭旨一式兩份。一份封藏於秘密立儲的這個鐍匣，安放在乾清宮中「正大光明」匾額之後，另一份則由皇帝保存。待老皇帝死後，大臣們將在兩份諭旨取出對證。雍正帝就是用這種新的秘密建儲制度立皇四子弘歷為太子，是為乾隆皇帝。
乾隆也曾三次立儲。第一次是1736年(乾隆元年)，乾隆秘密選立的儲君為永璉（端慧皇太子永璉為乾隆第二子，生於1730年，即雍正8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時，乾隆嫡皇后富察氏所生，雍正給其取名為永璉「隱示以承宗器之意」），但在1738年，乾隆三年十月十二日因「偶感風寒」僅9歲就病死寧壽宮。第二次是1746年（乾隆十一年），乾隆又內定儲君為永琮（悼敏皇太子永琮為乾隆七子，生於1746年四月初八日，為皇后富察氏所生第二個嫡子。永琮出生這當天正逢亢旱之後大沛甘霖,又值「佛誕」——佛家指農曆四月初八為佛生日，乾隆特頒諭旨：「皇七子永琮敏粹中宮，性成夙慧，甫及兩周，岐嶷表異。聖母皇太后因其出自正嫡，聰穎異常，鍾愛最篤，朕亦深望教養成立，可屬承祧。今不意以出痘薨逝，深為軫悼。」）但是在1747年的除夕，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痘的永琮僅立了兩年就病亡了。第三次是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立儲君為顒琰（嘉慶睿皇帝為乾隆第十五子，生於1760年，即乾隆25年十月初六日，母親魏佳氏，後尊為孝儀純皇后）。以後的嘉慶、道光也均以此法建儲。至咸豐時，因國事紛擾，又只有一子，故無須秘密立儲，不久病死於避署山莊。同治、光緒均無子嗣，不需要立儲，秘密立儲制度遂告終結。（附四：清王陵端慧皇太子永璉太子墓，如右下圖）
附錄：乾隆對 「惡月」 生的皇子永璜、永璋似乎深具戒心——
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乾隆皇帝的第一位皇后富察氏病死在皇帝東巡歸途的路上。這一事件卻在朝廷的政治生活中掀起很大波瀾，使大批皇族和官僚措手不及，蒙受突然的災難。
兩個年齡最大的皇子——大阿哥永璜、三阿哥永璋仍是由於沒有表露哀傷的感情而遭斥責。皇帝的口氣非常嚴厲：
「試看大阿哥年已二十一歲，此次於皇后大事，伊一切舉動尚堪入目乎？父母同幸山東，惟父一人迴鑾至京，稍具人子之心，當如何哀痛，乃大阿哥全不介意，只如照常當差，並無哀慕之忱。……今看三阿哥亦不滿意，年已十四歲，全無知識。此次皇后之事，伊于人子之道，毫不能盡……伊等俱系朕所生之子，似此不識大體，朕但深引愧而已，尚有何說！」
乾隆似乎對永璜、永璋深具戒心，競談到立儲續統問題，斬釘截鐵地宣稱：
「此二人斷不可承續大統……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若不自量，各懷異志，日後必致弟兄相殺而後止。與其令伊等弟兄相殺，不如朕為父者殺之。……今滿洲大臣內，如有具奏當於阿哥之內，選擇一人立皇太子者，彼即系離間父子，惑亂國家之人。朕必將伊立行正法，斷不寬貸。」（《清史稿》）
又附：「惡月」生的皇長子、三子《封爵考》——
永璜（23歲）：乾隆長子，生於雍正六年（1728）五月二十八日，乾隆十五年（1750）三月十五日申時薨，追封定親王。
永璋（26歲）：乾隆三子，生於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一說五月初五日）乾隆二十五年（1760）七月十六辰時薨，追封循郡王。
永琪（26歲）：乾隆五子，生於乾隆六年二月初七日，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初八日午時薨。嘉慶時追封榮親王。
永瑢（48歲）：乾隆六子，五十四年十月封質親王，五十五年卒。（原載《吉祥滿族網》）
可以看出，在1738年、1746年和其後的1773年的36年期間，乾隆從未考慮儲君之議題。所以出生 「惡五月」的三子永璋按照 「惡月」 古法，即使多才多藝（《紅樓夢》中北靜王形容的寶玉「龍駒鳳雛」），但始終幾次都不在乾隆皇帝考慮儲君之列位。猜測立儲君時故意避開永璋，推測主要原因就是乾隆對其生辰八字有忌諱。
可以想像到，早本《石頭記》的石頭原型為出生「惡月」的三子永璋（長子永璜早薨），包括在乾隆二十四年因過繼而最終無望皇位繼承權的六子永瑢，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無才去補天」的慨歎和憂憤——「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歎，日夜悲號慚愧。」（第1回）——這也許就是《紅樓夢》多次點出眾多主、次要人物的生日但僅僅隱晦寶玉（石頭的原型為作者）生日的心理。這也是創作《紅樓夢》的潛在的深刻動機罷。
但是，史料記載，端午節又稱女兒節，此種風俗自明代就已存在。清代的北京，此風俗更為濃郁。據《宛署雜記》卷十七載：燕都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出嫁女亦各歸寧，因呼為『女兒節』。」又據《康熙大興縣志》載：端午節當地少女須佩靈符，簪榴花，已嫁之女亦各歸寧。故俗又稱端午為「女兒節」。此外，《帝京歲時紀勝》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可見端午節又稱「女兒節」是清代北京的一個普遍的習俗。在這個特別的節日裡，已嫁之女子都回娘家。假如元春不是嫁與帝王家，她自然也可以在此時與親人團聚。但深居宮闈，她唯有讓太監送去禮物，同時，送銀子讓家人打平安醮，以表達對家族的眷顧之情，這是元春在女兒節期間思家的一種方式。因此，選擇五月初一至三，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所以，後期的《紅樓夢》作者六子永瑢認為寶玉綽號「絳洞花王」，具有護花使者的意蘊——而設計黛玉生日為二月十二「花朝節」，意義頗深。
附四：清宮現存容妃和卓氏（香妃）和《威弧獲鹿》油畫。
左圖：《威弧獲鹿》手卷——《威弧獲鹿》是唯一由故宮專家研究得出結論：目前最有可能留下歷史上香妃真容的一幅畫像。畫中時間，地點，人物外貌和服飾等，均可與史實吻合，所以這個推斷現在被史學界廣泛採用。
（▲此為左圖）
下圖：畫中女子身穿西洋長裙，左手扶一木質小鏟，右手提一花籃，頭戴西式小帽。畫上同樣沒有任何款識，鈐印，但題有一行小字「香妃戲裝像」，原藏故宮。畫上服飾與乾隆後期（十八世紀下半葉）歐洲女子服飾是一致的。
（此為下圖）
畫中的香妃高鼻深目，膚白如雪，身穿傳統的維族服裝，與乾隆帝一前一後策馬逐鹿，弘歷搭弓，香妃遞箭，甚是和諧。從這幅圖可以看出乾隆與香妃之間的感情絕不像他人所說只是政治婚姻，他們之間是有著濃厚的感情的。
附錄： 故宮權威明清繪畫研究專家楊伯達相關論文——清代回裝嬪妃像（節錄）
回裝妃嬪像是《威弧獲鹿》手卷中的一個人物。全圖以楓柞松柳，坡砣山崖為背景，描繪乾隆皇帝馳騎挽弓而射，矢中鹿肩，即將倒斃。一回裝妃嬪騎馬緊隨弘歷並遞上一矢。從弘歷，回裝妃嬪面相和駿馬來看，當出自西方傳教士手筆，而坡石樹木是由如意館畫畫人所繪，就是傳教士與如意館畫畫人合筆構幅。可能是乾隆木蘭秋獮，有一次獲鹿的真實記錄。雖然宮內表現弘歷射鹿之圖尚多，但由妃嬪陪同射獲的木蘭秋獮圖，僅此一件，尤其表現回裝妃嬪追隨弘歷秋獮，更是難能可貴了。
手卷，青玉雙龍別，背面碾「乾隆御賞」，「威弧獲鹿」隸體陰文泥金款，系如意館蘇州玉工特製。引首藏經紙，弘歷御書行楷「威弧獲鹿」四字，右上鈐「乾隆宸翰」篆朱文方章，尾紙無跋。仿宋錦卷套，貼香色紙簽，題「威弧獲鹿」四字，附雙鳳青玉別。白綾裡，繪仿黃公望淺絳山水，右下題「子臣永瑢恭書」，楷體墨款，下鈐「子臣容」白篆印，「敬書」朱篆印共兩方，右上鈐「乾隆御覽之寶」橢圓篆朱文鑒賞章。
從仿宋錦卷套，永瑢書山水套裡，手卷裝池，乾隆御題，鑒賞章等來看，是由弘歷命如意館外國傳教士與畫畫人合作畫後，由造辦處裱作裱褙，乾隆御書，鈐章，命永瑢繪套裡。可知弘歷還是比較看重此卷並妥善保存的。可能因涉及他與妃嬪行秋獮之禮，不便公開而未著錄。過去，曾通檢造辦處檔案，不見有此記錄。故此畫的作者，時間，女主人公等考證，只能根據現已掌握的繪畫資料和經驗，進行對比研究，得出相對的結論。
此圖弘歷面龐稍豐滿，三綹須，現存《馬技圖》弘歷四十四歲，面容清瘦。三綹須稀疏。萬法歸一殿畫屏，描寫乾隆會見土爾扈特部一事，弘歷已六十一歲，面容龍鍾，鬚髮稀薄。以此二像比較《威弧獲鹿》圖上的弘歷面像，它介於其間，正當五十至六十之間，五十幾歲之時更為恰當。
回裝妃嬪像，頭戴紅紐纓冬冠，長辮垂於背後，膚白，前額稍突，目深陷，翹鼻，高顴，唇厚，身穿正黃色地拜丹姆紋長袍，外套立領背子，胸前掛一長方形盒。冠，清制；衣服形式花紋均系回部即維吾爾族。查乾隆妃嬪，只有容妃和卓氏來自回部。乾隆二十五年入宮。從畫卷容貌判斷，當在三十歲上下，正是由和貴人封為容嬪之後的五六年之內。這樣，便與弘歷五十幾歲像大體相符。（《紫禁城》第1期，作者：楊伯達）
另附：文學上的永忠：在〈〈紅樓夢〉〉中寶玉的形象，又酷似康熙的嫡長曾孫永忠。
康熙十四子允題嫡子弘明，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生子永忠，是為其嫡孫。弘明向為皇祖所喜愛，康熙五十八年（1719的）夏，康熙帝曾為之一手操辦婚事。弘明之子出生數月後，雍正帝去世，允題隨即獲釋。允題為嫡孫命名永忠，體現出他對皇考康熙帝的深深懷念與忠誠不貳之志，同時，也透露出他決意改弦更張，謹慎行事，以度餘生的想法。皇位繼承製度變革中的巨大波折，致使允題與皇位失之交臂，而皇權的強大威懾力與強制力，又迫使他不得不深藏心中積憤，貌似恭順，以苟全性命，求得善終。此中感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9.3「拷紅」—秦可卿原型
據歷史記載，慧賢皇貴妃高佳氏（？—1745）滿洲鑲黃旗，河道總督、洊升大學士高斌女。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命玉牒內改書為高佳氏。初隸包衣，雍正年間，高氏就成了弘歷的側福晉。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剛即位二十一天的乾隆帝就封高氏為貴妃，同時下令將高氏母家從包衣佐領下撥歸滿洲鑲黃旗，當時因為是世宗大喪期內，所以冊封禮推遲了二十七個月，到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才舉行。貴妃高佳氏（乾隆10年乙丑年）於1745年2月1日元旦（正月初一）生病，初四日立春開始重病臥床，正月二十三日晉陞為皇貴妃，正月二十五日（填倉日）病逝。
再對照萬年曆，可知此年1745年12月21日23：41交節—12月22日子時冬至（十一月三十日）。正與《紅樓夢》第11回文本陳述的秦可卿逝世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的節令接榫。看起來，歷史中的慧賢皇貴妃高氏就是小說的秦可卿的形象原型。
120回《紅樓夢》第10回標題「金寡婦貪利權受辱、張太醫論病細窮源」，描述了御醫「張太醫」給秦可卿開方看病，以及其和賈珍有「扒灰」的嫌疑等等暗示，我們進一步猜測，作者是在隱語雍正和兒媳高氏有愛昧關係呢。而且《紅樓夢》第13回「秦可卿死封龍禁蔚」 中寫了賈珍親自找到「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 為秦氏請誥封。此回敘述時間，按照筆者考量的《紅樓十三月》推算正是1745年。「戴權」似乎諷刺雍正皇帝在位時（雍正13年）「代替」乾隆下詔冊封兒媳婦入貴人地位（晉陞貴人）的事件——「龍禁蔚」即乾隆即位的詔書。這也和120回《紅樓夢》第110回「王鳳姐力絀失人心」中「力絀」諷刺立儲制的荒唐的嘲諷，遙相呼應。作者表現了他一貫的排滿思想。
此外，文本陳述的「金寡婦貪利」（金貴人）告密事件，還暗示對當時歷史生活的金貴妃爭寵抬滿籍的諷刺。它牽涉到乾隆朝時另一位對后妃母家抬旗的還有貴妃金氏，但她從乾隆元年始冊嘉嬪至十四年封為貴妃，冊文中都只稱「金氏」，直到嘉慶四年三月才命「淑嘉皇貴紀一族抬人正黃旗滿洲旗分」——再一次表現了作者他一貫的排滿指罵的才能和藝術。
可是說「賈珍親自」、「戴權」等等隱語有無史料所指呢？我現在可以查到歷史文獻記載。譬如，乾隆朝的嫡後與繼後母家都為滿洲大族，不存在抬旗問題，但對貴妃母家也實行過抬旗，清朝首次關於抬旗的上諭，即是針對貴妃的：「雍正十三年九月奉旨：貴妃之外戚，著出包衣，入於原隸滿洲旗分，欽此。」此時雍正剛逝，乾隆初政，這條上諭所指當然不是「先帝」貴妃。因乾隆不能對其母妃直呼「貴妃」，但當時乾隆自己僅即位數日（雍正暴斃），皇后尚未冊立，更無論貴妃。分析他在即位之初便下此上諭，為的是給他的寵妃大學士高斌之女高氏晉封做準備。
乾隆二年，共冊后妃5人：皇后富察氏、貴妃高氏、純妃蘇氏、嫻妃那拉氏、佳嬪金氏。皇后和嫻妃母家為滿洲大族，高、蘇、金三妃母家為漢籍，高氏曾祖「高名選，鑲黃旗人，世居遼陽地方，原隸包衣。」要使包衣出身的高氏封號高於滿洲大族出身的嫻妃，確有必要做點文章，抬旗之舉便成為很恰當的措施。
此年1745年12月22日子時冬至（十一月三十日），《紅樓夢》第11回陳述的現實歷史的「慧賢皇貴妃高佳氏」的影子——秦可卿逝世。可惜的是，歷史對其生年語焉不詳，無從查詢了；而文本和對其也無法探佚了。要知道，《紅樓夢》的女一號人物「元春」的現實原型——「純惠皇貴妃蘇佳氏」，直到乾隆10年（1745年）十一月，才冊封為貴妃，在第17回、18回，作者極盡能事，作了 「花團錦簇、烈火烹油」熱鬧場面的描寫。歷史又載，純惠皇貴妃蘇佳氏又於乾隆25年（1760年）四月，始晉陞為皇貴妃，同月十八日立春，十九日薨逝。
可見，120回《紅樓夢》在安排歷史人物和事件，指桑罵槐，又是如何極盡苦心之能事也。
附五：《紅樓夢》人物的歷史原型。
左圖：賢惠皇貴妃高佳氏（？-1745年）油畫肖像（文中秦可卿原型）；
右圖：純惠貴妃蘇佳氏（1713-1760年）油畫肖像（文中賈元春原型）。
附註一：慧賢皇貴妃高氏，滿洲鑲黃旗人，初隸包衣，滿州河道總督、大學士高斌女。雍正年間，高氏就成了弘歷的側福晉。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剛即位二十一天的乾隆帝就封高氏為貴妃，同時下令將高氏母家從包衣佐領下撥歸滿洲鑲黃旗，當時因為是世宗大喪期內，所以冊封禮推遲了二十七個月，到乾隆二年十二月初四才舉行。
高氏是名門淑女，通情達理，盡心盡力侍奉皇帝。有時皇帝因水旱災情而擔心農民種不了地，打不了糧食，心情鬱鬱不樂，高氏就陪在皇帝身邊，婉言勸慰。她還經常用古代名妃的言行來要求自己，二十年如一日。乾隆十年元旦，正是佳節喜慶之日，未想到高氏竟得了重病，臥床不起，乾隆帝去看望她時，高氏語重心長地囑咐乾隆帝要自愛，不要悲傷，當皇帝很不容易，情真意切，使乾隆皇帝很受感動，雖經全力醫治，但病勢日漸沉重。為了報答這位侍奉自己二十年之久的愛妃，在正月二十三晉封高氏為皇貴妃，可是剛過兩天，就在正月二十五填倉日這天，高氏病逝了。第二天乾隆帝就賜謚她為慧賢皇貴妃。為了悼念愛妃，乾隆帝寫了多首輓詩。她的金棺暫安在靜安莊殯宮，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七隨孝賢皇后入葬裕陵地宮。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嘉慶皇帝命將玉牒內慧賢皇貴妃母家之姓改為高佳氏。（鐵血讀書網等）
附註二：乾隆朝的嫡後與繼後母家都為滿洲大族，不存在抬旗問題，但對貴妃母家也實行過抬旗，首次關於抬旗的上諭，即是針對貴妃：「雍正十三年九月奉旨：貴妃之外戚，著出包衣，入於原隸滿洲旗分，欽此。」此時雍正剛逝，乾隆初政，這條上諭所指非「先帝」貴妃。因乾隆不能對其母妃直呼「貴妃」，但當時乾隆自己僅即位數日，皇后尚未冊立，更無論貴妃。分析他在即位之初便下此諭，為的是給他的寵妃大學士高斌之女高氏晉封做準備。乾隆二年，共冊后妃5人：皇后富察氏、貴妃高氏、純妃蘇氏、嫻妃那拉氏、佳嬪金氏。皇后和嫻妃母家為滿洲大族，高、蘇、金三妃母家為漢籍，高氏曾祖「高名選，鑲黃旗人，世居遼陽地方，原隸包衣。」要使包衣出身的高氏封號高於滿洲大族出身的嫻妃，確有必要做點文章，抬旗之舉便成為很恰當的措施。
乾隆二年，在冊封高氏為貴妃的冊文中，仍稱「爾庶妃高氏，篤生名族」，這表明此時高氏家族尚未被抬旗。但是到乾隆十年，已稱「皇貴妃高佳氏」了。單姓：「高」與複姓「高佳」的差別是漢姓與滿姓的差別，也是高氏家族已由鑲黃旗包衣抬入上三旗的標誌。
乾隆朝對后妃母家抬旗還有貴妃金氏，但她從乾隆元年始冊嘉嬪至乾隆十四年封為貴妃，冊文中都只稱「金氏」，直到嘉慶四年三月才命「淑嘉皇貴紀一族抬人正黃旗滿洲旗分」。足見雍正十三年九月之上諭只是對慧賢皇貴妃高佳氏所言。另婉嬪陳氏、芳嬪陳氏也都被賜滿洲姓為陳佳氏。（原載《老北京網》）
§9.4「拷紅」—賈敬原型
賈敬原型是寶玉原型皇六子永瑢的叔伯——弘晝。
《紅樓夢》中，賈敬作為寶玉的叔輩吞金丹升天，隱語弘晝（乾隆３５年1770 年時）作道場死去。
據史料記載，弘晝與乾隆同歲，兩人從小同吃同住，同窗讀書，關係最為親密。但乾隆登位後，就越來越對弘晝態度嚴厲，使他明白兩人的關係不再是兄弟關係，而是君臣關係。一次，弘晝與弘瞻一起到皇太后宮中請安，跪坐在皇太后座旁的籐席上，而此座正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乾隆立時責備兩個弟弟「儀節僭妄」，並給了弘晝罰俸三年的嚴厲處分。
還有一次，弘晝與幾個皇親奉命清點倉儲，做事有些敷衍了事。不想一點小錯竟被乾隆抓住不放，嚴飭了一番不算，又被罰俸一年。面對兄長的深深的戒心，弘晝常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來發洩內心的不滿。那就是自己裝成死人，由家人演習喪禮。經常是他高坐院中卻假扮死去，由王府的護衛侍從等陳設好各種冥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則一邊吃著供品，一邊觀賞家人侍從的哭相，以此為娛。
弘晝一而再，再而三演練自己的死儀，精神幾近失常。乾隆三十五年，弘晝終於死去，終年 60 歲。
本章總結：
一、如果不考慮寶玉稱呼「探妹妹」的文本敘述話，考慮到作者迴避 「生日為1734年6月5日端午節」的情況來看，它可以滿足120回《紅樓夢》文本等系統時間，按照局部服從系統整體的系統論原則，完全可以推斷作者的真實意願是表達自己（寶玉是其影子）自然的生日為每年的端午節。在論證寶玉生於1736年6月5日（四月二十六日芒種節）的範圍上，進一步延伸，論證了《紅樓夢》的作者皇六子永瑢——寶玉的原型，生於1734年6月6日（五月初五日/芒種節），打破了紅學屆公認的作者逝世於1763或1764年的「壬午除夕」說，而應該至少在1771年後還活者，確切的說作者逝世於乾隆56年，即1791年。所以，在歷史或文學史上〈〈紅樓夢〉〉第一回中的曹雪芹，與歷史上的曹寅毫無血親關係，基本上和這些文獻記載可能是另外的人。否則結論是荒唐的。
二、120回《紅樓夢》是一個和諧的整體，是一件嚴肅的歷史現實主義的百科全書。筆者嘗試的系統論方法，考證《紅樓夢》是一個和諧的信息系統；論證時所構建的《紅樓十三月》系年表和系統模型，具有科學意義上命題可證偽性的要求，證明了120回是一個嚴密的和諧系統，各個元素必具備集合的三個特性，進一步論證和諧系統所顯現的信息系列——紅樓真本事。譬如，元春的原型是純惠皇貴妃蘇佳氏，早本《石頭記》的石頭原型為乾隆三子永璋，秦可卿的影子是慧賢皇貴妃高佳氏」等等。這符合作者的歷史現實經驗。
三、《紅樓夢》開創了紀傳體或日記式「自況小說」。之所以不說是科學史料，因為創作品還有文藝的特質，就像漢司馬遷作的《史記》，雖有「一字之褒貶」、「春秋筆法」，但終究作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存焉。這正區別西方嚴格的歷史文獻，所以叫中華文化現象——但「中學西學，心理悠同；南派北派，道術未裂」也。所以國人看來，《史記》就是古人的史料，而「正因寫實，轉而新鮮」的《紅樓夢》傳記體作品，本身時間是合乎歷史的現實狀況的。其次，我們的「清史」不僅僅是故宮檔案館的那些「記載」，諸如古代的義理、民俗、星術，還有教、科、文、衛、文化、飲食、養生、藝術等等方面——《紅樓夢》正好補足了許多方面的歷史，以及或人為或天災造成的文化積澱的缺失。所以《紅樓夢》被譽為一部百科全書，並不言過其實。不能推論「因為它是小說（不是膠柱鼓瑟的刻板歷史文獻），所以就和歷史無關」的偏見。〈〈紅樓夢〉〉反映了作者的愛憎思想和世界觀，顯露了卓越的藝術才能，陳述的畫面豐富地展示了清代的一些歷史現象；
四、通過以上勘察，論證了120回《紅樓夢》作者並不是曹寅家族人，全本《紅樓夢》的作者是乾隆六子永瑢。質莊親王永瑢，高宗第六子，號九思堂主人（另有室名：桐華閣、凝瑞堂），乾隆八年癸亥冬十二月生，純惠皇貴妃蘇佳氏出，五十四年十月封親王，五十五年（1760年）薨，謚曰「莊」；早期早本《石頭記》的石頭原型為出生「惡月」的三子永璋。
陳傳坤 於三月十九日
四月十六日再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