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贄對曹雪芹的影響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明末清初，隨著資本主義萌芽和西方文化的傳入，出現了一股啟蒙主義思潮，給令人窒息的明清思想文化領域帶來一股清新的空氣。這個思潮在思想上的代表就是被封建統治階級稱之為「異端之尤」的李贄。李贄的驚世駭俗之論，如射向理學王國之箭，正中時弊。儘管統治階級對其著述大加焚禁，可是「焚書不焚藏不藏」〔（１）〕，當時士人「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２）〕。明末著名戲曲家湯顯祖在《李氏全書》總序中高度稱讚說，李氏之書可以「訓世、經世、濟世、駭世、應世、傳世」。「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在《中郎先生行狀》中傳神地記錄下李贄對袁宏道的影響：「先生（袁宏道）即見龍湖（李卓吾），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於是浩浩焉，如鴻毛之遇風，巨魚之縱大壑；能為心師，不師於心；能轉古人，不為古轉；發為語言，一一從胸襟流出。」不但明末「公安三袁」、湯顯祖、馮夢龍等明顯受到李贄思想的影響，就是清初三大著名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雖然對李贄有不同的貶斥之辭，但在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上，也都一定程度地受到李贄「異端」思想的影響。這種影響直到清朝建國百年之後，雖經文化專制主義的禁固，也依然存在。這突出地表現在曹雪芹的《紅樓夢》這一偉大現實主義作品中。由於歷史的原因，現在保存下來的有關曹雪芹的資料極少，我們還未能看到曹雪芹自己說的受到李贄影響的言論。但從《紅樓夢》所表現的思想內容及創作原則上看，說曹雪芹受到李贄的深刻影響，那是言之有據、論之成理的。
一 李贄對曹雪芹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帶有一定新因素的社會理想的追求上。
明清時的理學與當時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牢牢地箝制著人們的思想，扼制著早熟的資本主義萌芽，鋦補著這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李贄是中國思想史上敢於把「德禮政刑」一起否定的第一人。他認為：「有德禮以格其心，有政刑以摯其四體，而人始大失所矣。」〔（３）〕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統治階級的「德禮政刑」只不過是套在人們頸上束縛人們身心的無形枷鎖。「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的李贄無情地揭露被儒學及統治者尊為「經典」的六經、語、孟，只不過是「道家之口實，假人之淵藪」〔（４）〕，嘲諷那些「平居無事，只解打恭作揖」的道學家，實則是「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５）〕。李贄在對虛偽的儒學及統治者藉以實行統治的「德禮政刑」的無情批判中滲透著個人理想。為了反對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禁錮與統治，李贄提出「因乎人」、「因性牖民」的「至人之治」，而反對「本諸身」的「君子之治」〔（６）〕，鼓吹：「千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者，各遂其千萬人之欲，是謂物各付物。天地之所以因材而篤也，所謂萬物並高而不相害也。」〔（７）〕表現出要求尊重人的自然之性，實現人人順其本性、隨心所願的理想政治局面。為此，李贄還從哲學思想上提出「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８）〕這一平凡而偉大的命題，使人們從「六經、語、孟」的天理中回歸到人間，為發展人的自然之性奠定了理論基礎。
如果說李贄是明清啟蒙主義思潮的思想先驅，那麼曹雪芹就是這一思潮中的文學主將。被譽為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的偉大現實主義傑作《紅樓夢》傾注了作者曹雪芹的全部思想感情。《紅樓夢》開宗明義，既不寫「大賢大忠理朝庭治風俗的善政……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而是對「閨閣中一飲一食更加瑣碎細膩的描寫」。這就奠定了《紅樓夢》反對虛偽的「德禮政刑」，將文學創作由代聖賢立言的「天理」中拉回人間，走向與李贄提出的「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的命題一脈相承的基調。
這個「最教子有方」的「詩禮簪纓之族」－－賈府，從表面上看來，「晨昏定省」禮法井然。但是在賈府老僕人焦大的眼裡，府上這些身著峨冠禮服的達官貴人們，卻是「每日家偷狗戲雞，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到處是虛偽禮教掩飾下的醜惡。就賈敬仙逝的情節來看，作者筆墨輕輕一蕩，就拂去了賈府這個詩禮簪纓之族的聖潔光環。賈珍父子聽到賈敬仙逝的噩耗，「星夜馳回」，「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可謂至誠、至孝、至禮。可是熱孝在身的賈珍父子轉過臉來，賈蓉就和自己的兩位姨娘及小丫環調情，賈珍則聚眾狂賭。難怪柳湘蓮說：「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這些達官貴人與李贄所描寫的那些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道學家們如一丘之貉。
科舉仕進發展到明末清初早已陷入了一種僵化的模式，成了士人登堂入室的階梯。李贄早已看透了「堂堂天朝行頒《四書》、《五經》於天下」，不過是以科舉取士來籠絡讀書人。而讀書人熱衷於科舉考試，「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９）〕。八股取士不但不能為國家選拔人才，而且束縛了人們思想，結果孽生出一批「口談道德，而志在穿窬」〔（１０）〕，只解打恭作揖的道學家。李贄反對把科舉考試當作登堂入室的敲門磚。他雖然為了家計不得不去參加他所厭惡的科舉考試，但是他只不過「取時文尖新可愛玩者，日誦數篇，臨場得五百。題旨下，但作繕寫譽錄生，即高中矣」。李贄參加科舉考試態度的本身就是對科舉制度無情嘲諷和批判。
李贄反對科舉和仕途經濟的思想，在《紅樓夢》中找到了知音。曹雪芹筆下那位「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的寶玉最厭仕途經濟。他說：「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它誆功名混飯吃也罷了，還要說代聖人立言。」當薛寶釵勸他幾句仕途經濟的話時，寶玉十分反感道：「好好一個清淨潔白女兒，也學得釣名沽譽，入了國賦祿鬼之流。」並一針見血地指出，科舉考試「不過作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這與李贄認為科舉考試不過是「以博高爵重祿，顯榮家世」的觀點，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賈寶玉自從誕生於這個「詩禮簪纓之族」，封建家長就為他安排好一條科舉仕進－－榮宗耀祖之路，可是，寶玉偏偏不想走這「餌名釣祿之階」。在賈政看來，最要緊的是「四書、五經」，可是寶玉連「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接背的」。賈政教子「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寶玉卻最厭與士大夫結交。在寶玉看來，科舉仕途經濟統統是一些「混帳話」。這並不是一個「游手好閒」的公子哥兒在茶餘飯後以標清高的閒談，而是生活在「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累代公卿之家的貴族公子在他所處時代中的真實感悟。這與他追求真情反對假理的思想性格相一致，包含著鮮明的叛逆性。
有人撰文說，賈寶玉攻擊「文死諫、武死戰」，「更無來由，而且可笑。這話原是《紅樓夢》作者從李贄言論中借來，但拿它放在寶玉嘴裡說出，可謂不倫不類。」此論觀點正確與否姑且不論，但卻舉出了一個曹雪芹直接受李贄影響的例證。
李贄說：「夫君猶龍也，下有逆鱗，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諫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諫之名，則志士亦願為之，況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勝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顧，況無其害而且大有利乎！」〔（１１）〕賈寶玉說：「必定有昏君，他才諫，他只顧邀名，猛拼一死，將來棄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拼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看來，李贄和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抨擊封建統治階級視為最高倫理準則的「文死諫、武死戰」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旨在揭露「文死諫，武死戰」只不過是博取名利的工具和手段。
自孔夫子「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１２）〕的觀點問世，再經宋明理學家的點化，「男尊女卑」的思想像一條沉重的鐵鏈拴在中國封建社會婦女的身上。似乎只有「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安民」，「女子無才便有德」，「只該做些針黹紡績的事」，成為家庭的奴隸，才符合「三綱五常」的天理。 李贄建立在「天下無一人不生知」〔（１３）〕，「天下之人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１４）〕的「天賦平等」思想基礎之上的婦女觀，反對「男尊女卑」的封建教條，主張男女在智力上平等，一吐千百年來婦女心中的一口惡氣，代表著資本主義萌芽時期要求個性解放、同情婦女疾苦的新思想。李贄認為：「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１５）〕他大聲為婦女鳴不平，並在《初譚集·夫婦篇》中列舉古代二十五位有膽有識的婦女，認為「男子不如」、「過男子遠矣」。李贄的這一婦女觀對曹雪芹有明顯的影響。
曹雪芹在《紅樓夢》開篇中說：「忽念及當日所有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在「男尊女卑」、理學盛行的年代裡，曹雪芹借助塑造賈寶玉這個冠絕千古的人物形象，把滿腔純潔美好的感情，傾注在大觀園裡潔白無瑕的女兒們身上。寶玉認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子，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所以寶玉見了女兒就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了。此論決不能停留在兩性相吸的天性上來理解。寶玉將「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倒了過來，他認為：「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這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這無疑是對「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的無情嘲弄和批判。這裡如果沒有桀驁不馴的叛逆精神是不會有此言行的。從寶玉對芳官、五兒、司棋等小丫環的同情、愛護中充分體現出作者的婦女觀是建立在尊卑平等基礎上的。從《林瀟湘魁奪菊花詩，薛蘅蕪諷和螃蟹詠》等情節中，表現出作者對黛玉、寶釵等才華橫溢的大觀園中女兒們的無限讚美之情。從寶玉對黛玉和寶釵的感情差異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婦女觀和全書追求真情、反對假理的思想是一致的。寶玉傾心愛慕黛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黛玉從不像寶釵那樣，說一些仕途經濟之類的「混帳話」。寶玉不願和賈雨村之流的士大夫交談，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是，在寶玉看來，賈雨村之流只不過是一些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鬚眉濁物。正是由於男人被「六經、語、孟」熏染，被虛名薄利所累，所以，寶玉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了。
綜上所述，《紅樓夢》中所體現出的對詩禮簪纓之族的批判，對科舉仕進制度的諷刺，對「文死諫，武死戰」的封建倫理準則的揭露，對「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的嘲弄，無不閃耀著對新的社會理想的渴望與追求。而這一切，又無不受到李贄啟蒙思想的啟迪。
二 從創作思想來看，李贄的「童心說」、「發憤說」以及反對摹擬、倡導創新的主張，對曹雪芹的《紅樓夢》創作也有明顯影響。
李贄以「童心說」為核心的文學觀的實質是提倡真情，以格假理。何謂「童心」？李贄說：「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若失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１６）〕有人認為「童心說」把抽像的超階級的「童心」視為創作本源，這不免將文學創作從一種天理陷入另一種唯心。列寧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１７）〕李贄的「童心說」崛起於明代理學盛行、復古主義文風猖獗之時。「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在《文說贈王生黼》中，開宗明義說：「明道之謂文，立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此論再經丘ｈｕi＠１等理學家渲染，便把文學創作變成了時代精神的傳聲筒了，就連一反「程朱理學」的王陽明亦鼓吹，文學創作應該「只取忠臣孝子的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１８）〕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文壇上代聖賢立言、點綴昇平的「以時文為南曲」的逆流，「ｔāｎ＠２緩冗沓」、粉飾現實的「台閣體」，以及矯枉過正的前後七子的「模擬塗澤」之風等，亂哄哄，你方歌罷我登場，都脫不出理學教條和八股文風的影響。
針對這股逆流，「不以孔子是非為是非」的李贄，從商品經濟日趨發達的時代中感悟到，「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李贄提出文學創作要表現童心，就是要把文學由代聖人立言的「天理」中，從「模擬塗澤」的復古主義文風中，拉回到人間的日常生活及人的心靈描寫中來。李贄認為「童心」即真心，是絕假純真、沒有受過「六經、語、孟」理學侵蝕過的人的最初一念之本心，是造化於天地靈秀、與生俱來的人的純真自然的情性。李贄說：「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這便是創作「天下之至文」的根基。如果「童心既障，於是發而為言語，則言語不由衷」，「著而為文辭，則文辭不能達。」李贄把「義理」與「童心」相對，指出障礙童心，「皆自多讀書，識義理而來」。而人們的童心，一經「道家之口實，假人之淵藪」的「六經、語、孟」所侵蝕，便被名利所累，走上欺世盜名的虛偽道路。於是「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變得滿場是假。人間自有真情在，文學創作應是對「童心」的披露，也就是對現實人生的真實反映，對人的內心真情的抒寫。
李贄的「童心說」雖導源於老莊的自然觀，又吸收了漢代劉劭「人物之本，出乎情性」，（《人物誌》）和嵇康「超名教而任自然」（《釋仇說》）等觀點，但又具有其鮮明的時代特色，是當時資本主義萌芽、要求個性解放、追求真誠人生的表現，是具有戰鬥精神的新理論、新思想。如果我們把「童心說」放在明代理學盛行的複雜社會背景中去觀察、思考，就不難看出它對令人窒息的社會現實的強大批判力量。李贄以「童心說」為核心的文藝觀，可以說是我國文化價值由儒家道德價值中心論向以人的生命價值論的轉化，是文學領域中的大＠３，吹響了明清「以情格理」、抒寫真實人生的文藝思潮的號角。
李贄從「童心說」出發，要求文學以自然為美。他在《焚書·讀律膚說》中說：「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之外復有惱可止也。惟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之為美耳。」李贄提倡順應人們的自然之情，以自然之情來反對假理。這「發於情性，由乎自然」的觀點，是為「童心說」作的一個很好的註腳，是李贄以「童心說」為核心的文學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曹雪芹在李贄以自然為美、以情格理、抒寫真實人生的文藝思想影響下，創作出橫絕千古的《紅樓夢》，將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推向了光輝的頂點。
曹雪芹在《紅樓夢》一開始就宣稱，他創作的《紅樓夢》，「其中大旨談情」，是「將女兒真情發洩一二」。書中第五回是全書的綱領所在，其中「太虛幻境」宮門上的對聯寫道：「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橫批是「孽海情天」。在第一回，曹雪芹寫道：「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第十七回又提出「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這都表明《紅樓夢》的創作，是以抒寫人們的自然之情為主旨，與李贄「發於情性，由乎自然」、「以自然之為美」的文學觀點是相似的。
這個「情」字集中表現在曹雪芹對人物的塑造、尤其是賈寶玉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開闢鴻蒙，誰為情種？」曹雪芹通過寶玉「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行為偏僻性乖張」這一典型性格在賈府這個典型環境中形成的過程，揭示了《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假語村言」是「真」與「假」－－「情」與「理」的抗爭。第六十六回，興兒對三姐談論寶玉時說，寶玉自幼受「老祖宗」的寵愛，因此，「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上過正經學。」正是由於寶玉沒上過「正經學」，沒有過多地受「六經、語、孟」的熏染，才使他童心不滅。童心不滅的寶玉，「率性而行」，追求真誠之人生，被世人看做「行為偏僻性乖張」。而「行為偏僻性乖張」的寶玉在「無故尋愁覓恨」中浸著一縷真情，並把他一腔真情傾注在大觀園中潔白美好的女兒身上。 李贄還是「發憤說」的鼓吹者。「發憤說」雖然可以上溯到屈騷、司馬遷，唐宋亦有「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和「詩窮而後工」之說。但是，在理論上和文學實踐中極力鼓吹，使「發憤說」成為「感時發己」、面對現實人生、敢於衝破明清理學桎梏的一面旗幟，李贄確有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李贄的《忠義水滸傳序》，是被公認的我國小說批評史上的開山之作。文中說：「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文非感時發己，或出自家經畫康濟，千古難易者，皆是無病呻吟，不能工。」〔（１９）〕「世之真能文者」，「蓄極積久，勢不可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火。」〔（２０）〕《水滸傳》這部使封建統治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視之為「壞人心術」的「誨盜」之書，李贄卻高聲為之鳴不平。他精闢指出《水滸傳》是「施羅二公，身在元，心在宋，雖生元日，實憤宋事」的「發憤之所作」。獨具慧眼俠膽的李贄把「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的發憤之作《水滸傳》稱之為「天下之至文」，並把《水滸傳》與《史記》、《杜子美集》、《蘇子瞻集》、《李獻吉集》並稱為宇宙內五大部文章。這顛倒了千百年之是非的石破天驚之語，使「道聽塗說之所造」的小說步入了高雅神聖的文學殿堂。
李贄倡導「感時發己」、「訴心中不平」的實質，是要求文學家正視人生，不迴避現實，要敢於衝破一切束縛，抒寫內心真實感情。這與其「發於情，由乎自然」的觀點密切相聯，是在此基礎上更深層的發掘。在李贄看來，天下「至精至妙」的文章，是作者執著追求個人理想，在坎坷的人生長途中蓄極積久、勢不可遏，一旦見景生情而從心靈深入迸發出的真情。
李贄「感時發己」、「訴心中不平」的文學觀點理順了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感時」強調了客觀內容，就是要求文學創作要從作家所處的時代感受中出發，即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發己」強調了主觀情感，就是要求文學創作要抒發作家內心的真情實感，即文學應是作家對社會生活的能動反映。「感時發己」，就是這主客觀的統一，要求文學作品不但是作者真情實感的抒寫，而且是客觀現實的真實反映，應起到干預生活、針砭時弊的作用。古今中外的優秀文學作品大都是發憤之作。李贄「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盡磨難，一生坎坷，將大地為墨難以寫盡。」所以他對「發憤著書說」的理解尤為深刻。「發憤說」是李贄文學思想中極富戰鬥精神的組成部分。
「字字吟來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偉大現實主義傑作《紅樓夢》是「詩追李昌谷，狂於阮步兵」的曹雪芹滿腹才情、「半生潦倒」、終掙脫不出令人窒息的時代苦悶而創作的發憤之作。
「醉來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塊壘時」的曹雪芹主張為文「必須另出己見，自放手眼，亦不可蹈襲前人的套頭，填寫幾字搪塞耳目之文；亦必須灑淚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寧使文悲有餘，萬不可尚文藻而失悲慼……悲則以言志痛辭達意盡為止，何必若世俗之拘於方寸之間哉！」（《紅樓夢》第七十七回）他的觀點與「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的李贄的文學觀點是相通的。《紅樓夢》正是通過寶黛愛情的被毀滅，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壓迫和統治者荒淫腐朽進行了無情揭露，對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度進行了無情批判，寄寓了作者無比的憤慨。
曹雪芹筆下的賈府，名為「詩禮簪纓之族」，實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詩禮簪纓的背後，溫柔富貴之中，浸透著腐朽與罪惡。看上去「為人平靜中和」有賈赦，他頭髮花白，兒孫滿堂了，還硬要討賈母的丫環鴛鴦做妾。他為了奪取幾把扇子，就勾結官府把石呆子害得家破人亡。從《紅樓夢》第五十三回，莊頭烏進孝繳租的單子上看，山珍海味、飛禽走獸、各類糧食、乾果應有盡有，共折銀二千五百兩。可是賈珍看了卻皺眉叫苦道：「真真是又叫別過年了。」「成日家和樹林子作街坊，困了枕著它睡，乏了靠著它坐，荒年間餓了還吃它」的劉姥姥在溫柔富貴的大觀園中，雖然她認不出手中小小的酒杯是什麼木做的，但是她卻能算出大觀園中一頓小小的螃蟹宴的花費：「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大觀園中的貴族生活透著莊透人的血汗。至於從「嘴甜心苦，兩面三刀」的王熙鳳「毒設相思局」、「弄權鐵檻寺」和她設計陷害尤二姐的種種行徑中，已把詩禮簪纓之族的虛偽與罪惡充分地暴露出來。
偉大的發憤之作《紅樓夢》的最感人之處，就是作者以寶黛愛情為中心線索，通過虛偽的封建禮教對寶黛純真美好愛情的摧殘和毀滅，表達了作者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家長制度的無比憤慨。寶黛兩顆純真無邪的心在追求真情、反對假理中找到了知音。從來不說仕途經濟「混帳話」的林黛玉成為寶玉唯一的知己。而生活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風霜刀劍嚴相逼」的賈府這個虛偽勢利環境中的林黛玉，寶玉便成了她感情的寄托、精神的支柱。黛玉渴望得到寶玉的愛情，可是每當寶玉向她吐露愛情時，她又不敢敞開心扉勇敢地接受，而總是哭哭啼啼說寶玉欺負了她。這正反映了她掙脫不出封建時代令人窒息的禮教規範的內心痛苦，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最後，賈府為了「家世利益」，中興的希望，演出了「瞞消息鳳姐設奇謀」的鬧劇，導致寶黛愛情的悲劇結局。這不但表現出歷史必然的真實，也飽含著作者無比憤慨之情。
李贄在文學思想上的另一重要主張，就是反對摹擬，反對復古，主張創新。明代文壇上，矯枉過正的前後七子的復古思潮，曾猖獗一時。與此相對立，李贄以「不蹈故襲，不踐往跡」的狂者之舉，樹起他要求衝破一切傳統束縛的旗幟，也為他在文壇上要求創新的主張，奠定了思想基礎。針對文壇上「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義思潮，李贄明確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曲》，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２１）〕李贄認為文學作品應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文學作品的好壞，不可以時代的先後而論，一代應有一代之文學。李贄的這一觀點，散論在其眾多的雜著之中。他反「依仿陳言，規跡往事」〔（２２）〕「一步一趨」〔（２３）〕的擬古主義文風，他在《藏書·德業儒臣》中說：「夫人之所以不成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跡為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跡，亦與其俱往矣，尚如何踐之？」如一步一趨，死於古人語下，必然陷於傳統文風、僵化模式而不能自拔。只有「下筆不作尋常語，不步入腳」〔（２４）〕，文學創作才能有新變，才能創作出古今至文來。
《紅樓夢》之偉大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它的獨創精神，正如魯迅先生所說：「自從《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曹雪芹反對「歷來野史，皆蹈一轍」，「不是假借漢唐名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小說創作的僵化模式，沿著李贄「不蹈故襲，不踐往跡」要求文學創新的道路，勇於開拓，創作出了「新奇別緻」的《紅樓夢》。《紅樓夢》「第一，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作者只將自己半世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按照自己的事體情理，按跡循蹤，將內容和形式完美統一，將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完美結合，創作出《紅樓夢》－－我國古典文學寶庫中的這株奇葩。曹雪芹用血淚和墨，借塑造賈寶玉等人物形象，提出文學創作不可「皆蹈一轍」，要「善翻古人之意」，「命意要新奇，別開生面」，才能創作出新奇有趣的作品來的文學主張，「若要隨人腳蹤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矣。」這些觀點與李贄「不蹈故襲，不踐往跡」，「不步人步」，「天下文章當以趣第一，即是趣了，何必實有是事，並實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豈不令人笑殺。」等觀點是一脈相承的。曹雪芹的文學創新主張不僅體現在《紅樓夢》全書的創作指導思想上，就是在其中的一些詩文中，也得到表現。如賈寶玉為悼念晴雯而寫的《芙蓉女兒誄》，「一字一咽，一句一啼」，淒絕哀婉，雖為歎芙蓉女兒的不幸，也是借此抒寫作者心底蓄極積久的憤懣，與一般的祭文絕然不同。因此，黛玉聽了感歎道：「好新奇的祭文！可與曹娥碑並傳的了。」寶玉回答道：「我想著世上這些祭文都蹈於熟濫了，所以改個新樣。」正是這種創新的文學主張及其在《紅樓夢》中的成功實踐，才使得《紅樓夢》成為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
今天，當我們把生活年代大約相距二百年的李贄和曹雪芹，放在一起加以研究，我們會驚奇地發現，李贄的社會理想和創作原則的許多閃光的思想，在曹雪芹的《紅樓夢》中都得到生動、深刻的體現。一個高於時代的啟蒙思想家，一個空前偉大的文學家，共同給我們留下了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值得我們深入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