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評曹雪芹祖籍
在《紅樓夢》研究中有很多爭論不休的問題，曹雪芹祖籍問題，即是歷年頗有爭議的問題之一。儘管曹雪芹祖籍在遼陽的文獻史料證據很多，紅學界絕大多數學者均取「遼陽說」，但堅持「豐潤說」的學者卻毫不退步，尤其近兩年來爭論漸趨激烈，以致祖籍問題之爭成為當前紅學研究中的熱點話題之一。為了便於廣大讀者對這個問題的爭論有更為全面清楚的瞭解，本文擬就曹雪芹祖籍問題論爭的歷史與現狀做一簡要的述評。
一、 祖籍問題的提出
曹雪芹祖籍問題，是曹雪芹家世研究中的一個內容，而在紅學史上第一個對曹雪芹及其家世進行較為全面認真研究並作出重大貢獻的是胡適。1921年，胡適《紅樓夢考證》發表，次後又陸續撰寫了《跋紅樓夢考證》、《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等文章。當時胡適研究的重點是著者與版本，在上述的文章中他搜集到了當時所能見到的有關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各種資料，並進行了相當深入的考證與研究。胡適的研究幾乎涉及到曹雪芹家世的各個方面，雖然他沒有單獨提出曹雪芹籍貫或祖籍問題，但他在《紅樓夢考證》一文的第二部分中摘錄了《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的一條資料：「曹錫遠，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月無考。其子曹振彥，原任浙江鹽法道。」這裡實際上已把曹雪芹祖籍問題十分清楚地擺出來了，這就是「世居瀋陽地方」。在胡適看來，曹雪芹的籍貫或祖籍有切實可靠的史料記載，不存在什麼問題，所以他也未就曹雪芹祖籍問題多講什麼話。
曹雪芹祖籍問題的提出，是從李玄伯先生開始的。
1931年，《故宮週刊》第84、85兩期刊載了李玄伯先生《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文，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李玄伯先生提出了「曹寅實系豐潤人而占籍漢軍」的觀點，這可謂是曹雪芹祖籍豐潤說的源頭。李玄伯根據什麼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呢？他是這樣說的：
清入關以前，漢人而從軍有功者，多半派入漢軍旗內，曹氏即其一也。尤西堂侗與曹寅甚有關係，寅在蘇州時常與唱和，集內並有祝寅母之壽序、祝寅之壽詩、壽詞、《楝亭賦》、《御書贊》、《曹公虎邱生祠記》，故西堂之言當可信也。《艮齋倦稿》文第十三卷《松茨詩稿序》：「司農曹子荔軒與予為忘年交。其詩蒼涼沉鬱，自成一家。今致乃兄沖谷薄游吳門，因得讀其《松茨詩稿》，則又體氣高妙，有異人者，信乎兄弟擅場，皆鄴下之後勁也。予既交沖谷，知為豐潤人。」觀此則知寅與河北豐潤之曹沖谷為同族弟兄也。在這一段文後，李玄伯又提到「曹寅之外，豐潤曹氏仍有入旗籍者。」並舉出《豐潤縣志》卷五《人物傳》中的曹邦為例。縣志云：「曹邦，字佇清，咸寧裡人。明崇禎二年隨清兵出口，及定鼎後，占籍正紅旗。」由此李玄伯進一步得出了「曹寅實系豐潤人而占籍漢軍」的結論。這就是「豐潤說」的提出。
李玄伯提出曹寅是豐潤人，主要依據兩條資料，即尤侗《松茨詩稿序》中的一段話和《豐潤縣志》中有關曹邦的記載。曹邦入旗籍這件事與曹寅是不是豐潤人根本毫無關涉，他們之間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因而不能說明任何問題。至於說尤侗的話，李玄伯先生顯然理解錯了，因為尤侗說「余既交沖谷，知為豐潤人」，這明明是指曹＠１，並非說曹寅是豐潤人，怎麼能由此得出曹寅實系豐潤人的結論呢，尤侗與曹寅是忘年交，他當然不會不知道他是哪裡人。有趣的是，尤侗卻不知道曹＠１是何處人氏，以致結交了曹＠１以後才知他是豐潤人，這不恰恰證明尤侗並沒有把曹寅和曹＠１看成是一家子的兄弟，否則與曹寅「忘年交」的尤侗怎麼會不知曹＠１是哪裡人呢？這表明，豐潤說從一開始就建立在一種錯誤的理解之上，而缺少可靠的直接的文獻史料依據，正是豐潤說的致命弱點。
李玄伯提出豐潤說之後，在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並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故沒有什麼討論，直到1947年12月4 日北平的《新民報》「北海」版刊登了守常的《曹雪芹籍貫》一文，豐潤說才被重新提出。守常文中說：
清末入關時，遼東漢人之歸附者，多隸漢軍旗籍，《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即其一也。《皇朝通志》及《八旗世族通譜》皆謂其世居瀋陽，而不知曹氏本籍河北之豐潤焉。尤侗《艮齋文集·松茨詩稿序》：「曹子荔軒，與余為忘年交，其詩蒼涼沉鬱，自成一家。今致乃兄沖谷薄游吳門，得讀其《松茨詩稿》，則又體氣高妙，有異人者。信乎兄弟擅場，皆鄴下之後勁也。余既交沖谷，知為豐潤人。」云云，按荔軒名寅字子清，雪芹之祖也。沖谷名＠１，也為豐邑望族，觀此可知雪芹上世本為豐潤人，其稱瀋陽，殆為寄籍。蓋當時遼、沈一帶漢人，絕少土著，多系內地人商賈是鄉，或仕宦之謫戍者；而以冀、魯籍為尤多。研紅學者，謂《紅樓夢》為一具民族色彩之說部，則亦非無因矣。守常這篇短文，並沒有能為豐潤說增添一點有價值的東西，沒能提供一條新材料，基本上是重複李玄伯的文章，只是舊話重提。「殆為寄籍」云云，明顯是一種猜測之辭。
守常的文章發表之後，同年12月23日，青島《民言晚報》又將文章登出，署名「萍蹤」。「萍蹤」與「守常」是否同一人，或是有人抄襲了守常的文章，不得而知。但這一次有人對豐潤說提出了不同意見，反駁者是胡適。原來，山東大學的楊向奎先生看到了「萍蹤」的文章後給胡適寫了一信，問《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家是不是河北省豐潤縣人，並引了「萍蹤」文中的一段話。楊向奎信中說：
豐潤在明末清初有四大姓，為谷、魯、曹、陳。而明末滿人入關，豐潤為必經之地，被虜人民必多。曹家或即在此時被虜為包衣，遂稱瀋陽人。……漢軍旗本為豐潤人而說為東北人者，又有端方。端方姓陶，豐潤城北人，後在旗，乃訛為瀋陽。曹家或亦類此。對楊向奎的信和「萍蹤」的文章，胡適於1948年2月14 日在上海《申報》「文史」第十期上發表了《曹雪芹家的籍貫》一文，作了公開答覆。胡適指出：「我檢讀《松茨詩稿序》，才知道萍蹤先生讀錯了這篇文字。這序裡並沒說『曹子荔軒豐潤人』。」胡適認為：
這裡並沒有說曹寅（荔軒）是豐潤人，只說一位曹沖谷是豐潤縣人，是曹冠五太史的兒子。序文說：「今致乃兄沖谷薄游吳門」，只可以解作「曹荔軒介紹他的宗兄沖谷來游蘇州。」至於說：「兄弟擅場，皆鄴下之後勁」，那是泛用曹家的典故，並不是說他們真是一家。故尤侗是曹寅的「忘年友」，竟不知道這位「乃兄」的籍貫，直到「既交沖谷」才「知為豐潤人」。
那位「冠五太史」就是曹鼎望，是順治十六年的進士，選了翰林，做過三任知府。《進士題名錄》上說他是順天府豐潤縣的人。沖谷是他的兒子，當然不是曹寅的弟兄。曹寅的父親叫曹璽，包衣出身，做過二十二年的江寧織造。曹寅沒有哥哥，只有一個弟弟子猷，也見於尤侗的《曹太夫人六十壽序》與《楝亭賦》。他的家譜上沒有一個中進士點翰林的人。據《八旗氏族通譜》卷七四所說，曹寅的曾祖曹錫遠「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月無考」。尤侗作序在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西曆1696），數上去到曹寅的曾祖，應該是明朝崇禎以前了。我們只能說：曹雪芹的家世，倒數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豐潤縣人。（曹家世係引見《胡適文存》卷三，頁八四四）曹錫遠是否從豐潤去的，我們現在無法考定了。但尤侗這篇序不夠證明他家是豐潤人，只夠證明曹寅曾同豐潤詩人曹沖谷認作本家弟兄。
胡適的答覆乾脆明確，既糾正了某些人對尤侗《松茨詩稿序》的誤讀和錯誤理解，又否認了曹雪芹家為豐潤縣人的無根之談，這對正確地探討研究曹雪芹祖籍的問題是十分有意義的。
二、周汝昌與豐潤說
胡適對楊向奎等人的反駁，並沒有能為曹雪芹祖籍問題的討論劃上一個句號，李玄伯先生的說法仍對一些學者產生影響。如1951年7 月26日至31日、8月1日至7日上海《亦報》連載了余倉《曹雪芹》一文， 其文第二節《曹家是怎樣起家的》中又一次提到了曹雪芹的籍貫問題。文中說：
關於這位大作家的籍貫，我們必須先搞清楚。按照漢軍旗的通例，稱他為奉天人，是不對的。 八旗制度，原是滿清在入關以前所行的一種收降制度，初只四旗，後擴為八旗。漢人及早降順的，多編入漢軍旗，曹家大約是從雪芹的四世祖曹錫遠起始，編在漢軍正白旗。他家的原籍，乃是今河北省豐潤縣，這可以從尤西堂替雪芹祖父曹寅《松茨詩稿》作的序上取得證據。余蒼除再一次重複李玄伯文章的內容外，亦沒有什麼新東西，且文中有許多明顯的錯誤，如說曹家編在漢軍正白旗，說曹錫遠是曹雪芹四世祖，說尤侗替曹寅《松茨詩稿》作序等等，這都表明文章的作者對曹家的歷史根本沒有深入認真的研究，甚至連尤侗的《松茨詩稿序》是為誰寫的都沒看出來，指望這樣的文章怎麼能搞清楚曹雪芹的籍貫呢！
真正使曹雪芹祖籍豐潤說成為一「說」，並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影響的是周汝昌先生。
1953年，周汝昌先生的重要著作《紅樓夢新證》出版，在該書第三章第一節《豐潤縣人》中，周先生不僅肯定了李玄伯、守常提出的論點，而且還為豐潤說找到了新的「證據」。他說：
守常先生豐潤說，結論下得太快了。原文說：「余既交沖谷，知為豐潤人。」可見這只指曹＠１；如果是指曹寅亦為豐潤人，那麼上文早說過「曹子荔軒，與余為忘年交」，何待於交了曹＠１之後才知道他是豐潤人呢？至於尤侗稱二人為「兄弟」，則可能是「同姓聯宗」。清代官場習氣。是否即為血統弟兄，也難作為確證。
現在我要替守常先生找一點證據，證明這個說法，不無道理。《楝亭詩鈔》很有幾首關於沖谷的詩。《別集》卷二葉一：「沖谷四兄歸＠２陽，予從獵湯泉，同行不相見；十三日禁中見月，感賦，兼呈二兄」，有句云：「夢隔寒雲數斷鴻，」明以雁行喻兄弟。「二兄」指曹＠１的哥哥曹＠３，＠３字賓及，同卷同葉另一詩題即曰「賓及二兄招飲……兼示子猷」，內有「骨肉應何似，歡呼自不支……卻笑今宵夢，先輸春草池」的話。《詩鈔》卷二葉七又有一詩，題曰《松茨四兄，遠過西池，用少陵「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十字為韻，感今悲昔，成詩十首。》第二首說：「況從＠４角游，弄茲蓮葉碧。」第三首說：「恭承骨肉惠，永奉筆墨歡。」第五首說：「念我同胞生，旃裘擁戈寐」，這是兼憶子猷從軍的話（《別集》卷三葉七《聞二弟從軍卻寄》一詩，可證）。第九首則說：「伯氏值數奇，形骸恆放蕩。仲氏獨賢勞，萬事每用壯。平生感涕淚，《蒿里》幾淒愴。＠５哉加餐飯，門戶慎屏障。」又捲四有《兼懷沖谷四兄》一詩，云「＠２水不可釣，松茨聞欲荒。春風苦楝樹，夜雨讀書床。骨肉論文少，公私拂紙忙。」試看「＠４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等，無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口氣的懇摯，更不能說是泛泛的交誼。最可注意的是第三首兩句。閻若璩這位大師在《潛邱ｚｈā＠６記》卷六，有一首《贈曹子猷》的詩，首二句說：「骨肉誰兼筆墨歡，羨君兄弟信才難」，在第一句下便注道：「令兄子清織造有『恭惟骨肉愛，永奉筆墨歡』之句。」由此可證，被引用的兩句，總不會是本有他解而被我們誤認作指兄弟的。如此，則曹寅和曹＠１確有著「骨肉」的關係，自「＠４角」為童時，便在一起「弄蓮葉」，長大時「夜雨」連「床」而「讀書」，這絕不是什麼「同姓聯宗」了。
尤侗的《松茨詩稿序》，除了「乃兄沖谷」「信乎兄弟擅場」兩語外，在篇末還有一句話，說：「予既承命為序，而即以此送之；並寄語荔軒曰：君詩佳矣——盍亦避阿奴火攻乎？」阿奴火攻，本是周嵩的故事。《晉書》卷六十九周＠７傳上說（亦見《世說》卷中之上雅量門周仲智條）：「＠７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ｃｈēｎ＠８目謂＠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阿奴」是晉人呼弟弟的口語，這也是兄弟間的典故，尤西堂引用，足見「乃兄」「乃弟」等語皆非泛詞了。（而胡適當年在青島報刊上卻力圖否認這層兄弟關係。）在認定曹寅與豐潤人曹＠１確為同族的弟兄關係之後，周汝昌又繼續寫道：
弟兄關係既然確立，那麼籍貫問題便有意思。李恩篤《受祺堂文集》卷二葉二十二《曹使君淡齋初度序》說：「公（曹鼎望）嫡繫上溯濟陽王（按指宋曹彬），忠勳炳然，具載宋紀。厥後諱伯亮者，永樂中從豫章北渡，占籍漁陽之全縣，世擅儒宗。……」原來他家是曹彬的後裔。（曹彬週歲時家人給他「試ｚｕi＠９」時，他唯取一戈一印。而曹雪芹寫寶玉「抓周」時，則唯取簪環脂粉。大概是有意對比罷？）《施愚山先生文集》卷十九葉十三，《封中憲大夫曹公暨王恭人合葬墓誌銘》也說：「豐潤曹氏……先世出宋武穆公。後累遷至豐潤，自明永樂間伯亮公始。亮三傳始以仕顯不絕。」這是豐潤曹氏的譜系歷史。「武穆公」是彰武軍節度使曹瑋，魯國公濟陽郡王曹彬的第三子，靈壽人。明初由豫章北遷，伯亮隨至豐潤落籍。三傳，有了出身，以後仕宦不絕，是明朝「舊家」。……曹雪芹的遠祖，當時明永樂以後由豐潤出關。是商賈離鄉呢？還是仕宦謫戍呢？那就不好說了。以上即是《紅樓夢新證》中有關曹雪芹祖籍豐潤說的主要論據和論點。在以後的幾十年中，周汝昌先生曾多次闡述了他的豐潤說觀點，如他在《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中曾很具體地描述了豐潤曹家一支的歷史。文中說：
話說北宋開國時，有一著名的良將，姓曹名彬，字國華。……他本是真定靈壽（今河北省正定縣西北的靈壽村）人氏；封魯國公，卒後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由曹將軍第三子曹瑋四傳到一位名叫孝慶的，在南宋時官知隆興府（今江西省南昌市），因此就落戶在宦地，卜居在府東南的武陽渡（一名辟邪渡）。…… …… 江西武陽渡的曹孝慶，四傳至一對兄弟，長名端明，次名端廣。在大移民的風氣之下，兄弟雙雙渡江北上，要到北方來「發展」。他們早已忘記了京西靈壽老家一帶，卻流落到京東三百里外的豐潤縣去。長兄後來決定留在豐潤，在咸寧裡八甲落戶了。可是不知什麼原由，二弟並未一同留下，卻又單人獨騎、擔筐荷簍地走向關外——遠遠地跑到鐵嶺衛去了。 …… 真是光陰易過。自從曹端廣流落遼東，轉眼就是一百五十年。……鐵嶺曹氏生有一個七代孫，名喚世選（後改錫遠）。……周汝昌先生雖然用很生動、很通俗的語言描繪了從江西曹到豐潤曹再到鐵嶺曹、遼陽曹的歷史，但他卻未能向人們提供一條直接的可靠的證據，比如從曹端廣到曹錫遠中間相隔一百五十年，至今沒有任何資料能將他們之間聯繫起來，那麼周汝昌先生怎麼就能斷定曹雪芹的上祖曹錫遠就是曹端廣的七代孫呢？重要的是要有文獻史料的依據。最近周汝昌先生在《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4期和《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上分別分表了《曹雪芹家世考佚》《曹雪芹家世考實》兩篇文章，可以說是他多少年來關於曹雪芹祖籍豐潤說論點的集中概括和總結。他認為：
我們所說的曹氏祖籍，有其特定歷史時限，即緊緊圍繞上述「身世悲深」的來龍去脈之表現於祖籍變遷的這一特定概念，不指歷史分明、無待考研的曹氏上古的、中古的祖籍（如濟陽、沛、譙、鄴、京口、池州、靈州、汴州……等等）。
這就是說，要探討的是雪芹上世如何由中原內地漢人而淪為遼東女真（滿洲）旗奴（包衣人）的歷史原由與經過，——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弄清楚：他家是從什麼地方而播遷到遼東去的。這才是研究的主要內核，而祖籍是一個大有關係的歷史地理標誌——好比一塊碑碣。（《曹雪芹家世考佚》）這一段話清楚地表述了周汝昌先生對「曹雪芹祖籍」概念的認識，按照這樣的思路，他很自然以曹家「是從什麼地方而播遷到遼東去的」作為研究的主要內核，因此他得出這樣的結論就不難理解了：
曹雪芹是武惠、武穆之後。
武穆之後幾世單傳，落戶在江西南昌以南四十里武陽渡。
到第八世端明因水災攜幼弟端廣北遷，卜居在京東豐潤（譜中猶書曰「順天豐潤」，是明初遺語也）。
永樂中後期，由於「北關」馬市日益興旺，端廣成人後隨眾到關外謀求發跡，遂占籍開原南關馬市以南的鐵嶺衛。
他是曹家入遼之始祖。以後江西武陽族人還有投奔而至者。端廣後代的曹錫遠（世選）於明末後金陷鐵嶺而被俘，成為滿洲旗中皇族的「包衣老奴」。
曹錫遠一支，後隨宦累遷遼、沈，諱言鐵嶺之事，只報遼、沈為籍貫。
錫遠之後代誕生了曹雪芹（名ｚｈāｎ＠十，字芹圃）。
曹雪芹在明清時代的祖籍實為河北豐潤，已由種種文獻綜合證明，脈絡的清晰度已充分昭顯。（《曹雪芹家世考實》）通過以上的引述，使我們對周汝昌先生的豐潤說有了較為全面地瞭解。周先生雖然將曹雪芹祖籍的「脈絡的清晰度已充分昭顯」，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不過是「空中樓閣」「太虛幻境」，都是建立在周汝昌先生想當然的基礎之上，而沒一點直接可靠的文獻依據。比如說，周汝昌認為曹錫遠是曹端廣的後代，於明末後金陷鐵嶺而被俘云云，請問這有什麼根據，在那一部文獻史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既然一點根據都沒有，怎麼可以隨便下結論呢！所以，雖然周汝昌先生的觀點曾產生過很大的影響，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新的文獻史料的發現，周汝昌先生所代表的豐潤說越來越顯露出立論基礎的空白。人們在拜讀了周汝昌先生的著作和文章之後，不禁要發出這樣的疑問：什麼是「祖籍」？祖籍與祖先、祖宗有沒有區別？研究曹雪芹祖籍有必要追溯到十幾代以上嗎？我們到底是在研究曹雪芹的祖籍還是去研究曹雪芹祖宗的祖籍？人們還會有這樣的疑問：為什麼豐潤曹氏族譜沒有曹雪芹上世的一點記載？豐潤人曹＠１跟曹雪芹的爺爺曹寅不是稱兄道弟嗎，豐潤曹氏族譜為什麼將曹寅等人排除在族譜之外？曹端明的弟弟曹端廣在豐潤住過嗎？為什麼族譜上沒有任何記載？曹端廣算是江西武陽人還是豐潤人？他如果連豐潤人都不算，那麼他的後人能將豐潤認作祖籍嗎？曹端廣是怎樣到鐵嶺的，到鐵嶺是怎樣生活、都有哪些經歷？如按周汝昌的說法「他們是窮漢，不過是被官府分發到京畿、遼東去作開荒墾業的苦農罷了」，那麼他的後人又怎麼能當上世襲的「瀋陽指揮使」呢？如此等等，問題太多了，這表明豐潤說是很難立住的，如果再將曹雪芹祖籍在遼陽的諸多文獻史料擺一擺，事情就清清楚楚了。
三、賈宜之與「遼陽說」的提出
正是由於豐潤說存在這麼多的致命弱點，所以在周汝昌先生較系統地提出豐潤說之後，曹雪芹祖籍的論爭就不可避免了。而首先對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中的論點提出批評的竟是豐潤人賈宜之先生。
1957年，賈宜之先生在《文學遺產增刊》第五輯上發表了《曹雪芹的籍貫不是豐潤——評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一文。賈宜之所依據的主要是《豐潤縣志》和《＠２陽曹氏族譜》，通過對這些歷史文獻的考證，賈宜之指出：「我們看不出豐潤曹氏宗族裡有曹雪芹這一支，同時經查找《豐潤縣志》和豐潤曹氏明清兩代墓誌銘等，也找不出曹雪芹的祖先原籍是豐潤的任何痕跡。」他的結論是：
曹雪芹的祖籍問題，由父而祖，祖而曾祖，曾祖而高祖，都是世居遼陽。再者從《八旗通譜》裡，我們知道曹雪芹的祖先自可能追考的始祖起，一直是世居遼陽地方的，文獻足征，鐵證如山，故遼陽者，其雪芹之祖籍也。賈宜之先生是第一個明確提出曹雪芹祖籍遼陽說的人，這是很有意義的。
1962年8月29日， 《文匯報》上發表了李西郊先生的《曹雪芹的籍貫》一文。李先生是堅持豐潤說的，他認為：「曹雪芹本來是原籍豐潤，寄籍遼陽，生於南京。這是很對的。但賈宜之先生卻提出曹雪芹的籍貫不是豐潤（見《文學遺產》增刊第五輯），曹寅與曹＠１沒有骨肉關係。為了明確說明這一問題，我們不妨從根本上談一談。」李西郊文隨即從宋初的曹彬談起。他指出：
曹端明字伯亮，在明永樂初年，遷居到河北省的豐潤縣，卜居城內咸寧裡。三子曹端廣從兄北來在豐潤住了一個時期，又移居遼寧省的鐵嶺。……到了明朝末季，清太祖努爾哈赤興起於東北，於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七月，攻陷鐵嶺，此時曹端廣的後人曹雪芹的遠祖曹世選被俘，被編入滿洲籍正白旗包衣旗。……李西郊文中還提到，豐潤曹氏與遼東曹氏「明朝時代，常有聯繫。」還說豐潤人曹邦赴遼東避兵，曹譜所載「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薦」的話，這族人就是曹世選等等。其實這些並不是李西郊的新發現，而是重複周汝昌《曹雪芹家世生平叢話》（1962年1月—9月連載於《光明日報》中的內容。文中所謂「曹端廣從兄北來在豐潤住了一個時期」呀，豐潤曹與遼東曹明朝時代就常有聯繫呀，以及曹世選引薦了曹邦呀！不知從何而來，至今我們也沒見到這方面的可靠依據，顯然是一些沒有根據的猜測。儘管如此，這次討論畢竟比當年胡適批評楊向奎等人的那一次更進了一步，對後來的曹雪芹祖籍問題的研究和論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四、《五慶堂譜》的發現與「遼陽說」
儘管在曹雪芹祖籍問題上產生了兩種不同意見，即豐潤說與遼陽說，但很長的一段時間周汝昌的豐潤說影響很大，被很多人接受。但這種情況到了一九六二年卻發生了變化，這就是《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的發現，從根本上動搖了豐潤說。
1962年在北京籌備「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展覽會」，當時「五慶堂」曹家後人捐獻了一部宗譜，即《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並在1963年8月17日至11月17日故宮文華殿舉行的展覽會上正式展出。 這部宗譜的出現，引起了紅學家們的極大關注，著名紅學家朱南銑先生撰寫了《關於〈遼東曹氏宗譜〉》一文，對宗譜進行了認真的考證，他的結論是：
《遼東曹氏宗譜》大體上是可靠的，它有不只一次的舊譜作為底本。…… …… 曹雪芹一房的祖籍會不會也是豐潤呢？這又不然。曹雪芹一房情況顯然有所不同。曹雪芹系十四世，上溯至九世曹錫遠，均與豐潤無涉。……曹寅和曹＠１等互認同宗（或者曹璽和曹鼎望等互認同宗），其事殆與曹士琦等和曹邦互認同宗相類，無非官場習氣，在籍貫方面沒有更多的內容。今譜載明瞭曹雪芹一家的房分，從曹錫遠再上溯到三世曹智，均屬遼東四房，並無來自豐潤的痕跡。故就曹雪芹本人來說，固然是滿族人，北京籍；若就曹雪芹上代來說，遠至明初，祖籍仍是東北。朱南銑的文章雖然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但據說曾在1963年召開的「曹雪芹卒年問題座談會」上分發給與會者，他的基本觀點被展覽會的組織者和多數紅學家所接受。劉世德先生在《再評「豐潤說」》一文中曾特意提到了這件事。他說：
1962年，北京發現了一件重要的文物——《遼東曹氏宗譜》抄本。我正在參加文化部、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作家協會、故宮博物院主辦的「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展覽會」的籌備工作，對《遼東曹氏宗譜》進行了初步的研究，確認了它的可信性。經過籌備小組的研究和決定，《遼東曹氏宗譜》終於作為正式展品，陳放在故宮文華殿的玻璃櫃裡，供人們觀看。由我起草的展覽會文字說明中，明確地以遼東為曹雪芹的籍貫。展覽會還特意向紅學界人士散發了朱南銑先生的論文《關於〈遼東曹氏宗譜〉》的內部排印本。《遼陽曹氏宗譜》不僅被作為正式展品展出，而且展覽會的文字說明中還確認曹雪芹籍貫為遼東，這個事實表明曹雪芹祖籍遼陽說在當時已為多數專家接受，而豐潤說未被承認。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問題已完全解決，但《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的出現，畢竟為遼陽說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宗譜與其它文獻史料一道為遼陽說奠定了雄厚堅實的基礎。
五、馮其庸與遼陽說
雖然在1963年由於發現了《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人們普遍接受了遼陽說，但在其後較長一段時間裡，沒有人對這一部宗譜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而在文革期間，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周汝昌先生的豐潤說重新崛起，並一時被普遍認可。直到七十年代，馮其庸先生對有關曹家文獻史料和《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作進一步深入研究，遼陽說才得以重新確立。 1976年，馮其庸先生發表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發現》一文，他根據康熙二十三年江寧知府於成龍撰修未刊稿本《江寧府志》中的《曹璽傳》和康熙六十年上元縣知縣唐開陶等纂修《上元縣志》中的《曹璽傳》，提出了「著籍襄平」及「宦瀋陽，遂家焉」等曹家的祖籍問題，認為「這些情況，對於研究曹雪芹的家世來說，同樣也是很重要的，值得進一步加以研究。」1978年之後，馮其庸又陸續撰寫了《〈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題名考》、《〈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考略》、《〈五慶堂曹氏宗譜〉的重見和曹氏祖墓的發現》等文章，明確提出了曹雪芹祖籍遼陽說。1980年7 月馮其庸先生的重要學術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出版，標誌著曹雪芹祖籍遼陽說進一步得以確立。他在《序》中將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歸納為七條，即：
（一）證實了五慶堂的始祖曹良臣和第二代曹泰、曹義都不是真正的五慶堂的始祖，而是撰譜人強拉入譜或訛傳竄入的。
（二）證實了五慶堂的真正的始祖是曹俊。
（三）證實了曹雪芹的上祖與五慶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慶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
（四）證實了三房以下大批譜上的人物都是有史可查的，連五慶堂所載從龍入關的人員的墓葬地點都是真實可靠的。
（五）證實了曹家在天命、天聰、崇德之間，原是明朝的軍官，他們是在當時的明與後金的戰爭中歸附後金的。
（六）證實了曹家在天命、天聰時期原是漢軍旗，後來才歸入滿洲正白旗。
（七）證實了曹家的籍貫確是遼陽，後遷瀋陽，而不是河北豐潤。馮其庸先生研究《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的收穫是多方面，而確認了曹雪芹祖籍在遼陽，則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學術成果。為了全面地論證曹雪芹祖籍問題，馮其庸先生還對《＠２陽曹氏族譜》和《豐潤縣志》進行了研究。他指出，《＠２陽曹氏族譜》中的《曹氏重修南北合譜序》是曹鼎望撰寫的，「曹鼎望的第二子曹＠３及第三子曹＠１，都是與曹寅有很深的交往的，曹寅的詩集裡留有涉及他們的詩多首。從這些詩句看，他們是很小的時候就在一起的。這就是說第六次重修豐潤曹譜的『監修』曹鼎望的兩個兒子都是曹寅的至交，因此曹鼎望對曹振彥、曹璽、曹寅一家是必然很瞭解的。這裡就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豐潤曹氏宗譜的監修者曹鼎望對曹振彥、曹璽、曹寅這一家關係很密切，如果曹寅一家確是豐潤曹分出到遼東鐵嶺去了，曹璽、曹寅的東北籍貫確是鐵嶺，曹寅與曹沖谷、賓及等確是同一始祖分支下來的，那麼曹鼎望在監修此譜時為什麼把這一支就在眼前的同宗兄弟不編修入譜而要排除在這個譜外呢？這一點應該作何解釋呢？我覺得反過來它只能證明曹振彥、曹璽、曹寅這一支確實不是由永樂年間流轉到鐵嶺去的曹端廣的後人，除此以外，就很難解釋這個問題。」（第九章《關於〈＠２陽曹氏族譜〉》171—172頁。）馮其庸先生在本書的第十章《關於〈豐潤縣志〉》中，還針對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徵》對《楝亭詩鈔》裡有關曹＠３、曹＠１的詩的分析，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
我們認為論證曹寅與曹＠３、曹＠１的關係是同宗的血統兄弟還是同姓聯宗，關鍵不在於他們互相之間用了什麼樣的字眼來稱呼對方，我們不能光從這些字眼來尋求和論證他們之間的關係的性質，相反我們卻應該努力弄清他們的真正的關係，從他們的真正的社會關係來論證分析這些字眼的實際含義。……如前所論，我們查核了康熙九年由曹鼎望、曹首望監修的《＠２陽曹氏族譜》，曹鼎望卻沒有把稱自己的兒子為「骨肉」（指稱曹＠１）的曹寅編修入自己的族譜。同樣，我們又查核了康熙三十一年由曹鼎望參與纂修由曹＠１（沖谷）參與訂正的《豐潤縣志》，在這部《豐潤縣志》裡，又隻字不提曹寅這一家，這樣兩部反映＠２陽曹氏的宗法關係和籍屬關係的書，又是被曹寅稱之為「骨肉」的人參加編修的，卻把曹寅一家置之於族譜和縣志之外，這一事實，難道不能啟發我們反過來反思一下曹寅對曹沖谷所用的「骨肉」「四兄」之類的字眼的實際含義究竟是什麼嗎？」……
其次，我們再來具體地看一看曹寅所用的「骨肉」的字眼。在《楝亭詩鈔》裡，首次對曹＠１用到「骨肉」兩字的卷二《松茨四兄遠過西池……》十首裡的第三首，原句是「恭承骨肉惠，永奉筆墨歡」。……我認為這末兩句是值得分析的，如果說曹寅與曹沖谷確是同宗血統關係，那末這種關係的由來，決不是因為「恭承」「沖谷四兄」的「惠」，而是繼承他們祖宗的血統關係。如果一定要說「恭承」「惠」的話，那也只能是他們共同受他們上祖的「惠」。現在詩句卻對沖谷說「恭承骨肉惠」，用白話來說就是：承蒙你把我當骨肉一樣看待的恩惠。是同宗的血統兄弟就是同宗的血統兄弟，根本不存在「恭承」「惠」的問題，這「骨肉」的關係，並不是可以「惠」的東西，既說「恭承骨肉惠」，則恰好是表明了他們原來不是「骨肉」，不是同宗的血統兄弟，不過因為關係特別好，特別親密，又是同姓，因此說承你把我當作「骨肉」兄弟看待。何況此詩一開頭就表明了是「閒居吟《停雲》」，是「思親友」的詩，那麼這「恭承」兩句的意思不是更清楚了嗎？馮其庸先生對豐潤說的反駁及對曹寅詩的理解，我以為是正確的。當然，馮其庸主張曹雪芹祖籍在遼陽，並不僅僅依據一部《五慶堂譜》，用他自己的話說：「雪芹祖籍遼陽，家傳所載，宗譜所記，文獻可考，碑石可證，雖萬世而不移也。」這幾句話簡潔明瞭地概括了曹雪芹祖籍在遼陽的四個方面的證據，真是既有文獻史料，又有實物為證，可謂證據充分，是駁不倒的。相反，豐潤說則一條直接的可靠的證據也沒有。
六、九十年代的新論爭
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馮其庸等紅學家重新確立遼陽說之後，雖不時有人提出豐潤說，如韓進廉《曹雪芹祖籍是河北豐潤》（《文論報》1984年9月10日）、韓輯《曹雪芹與河北》（《河北日報》 1986年5月20日）、張建強《曹雪芹祖籍考察記》（《河北日報》1986年5月20日）等，但總的來說，未出現真正的論爭，但進入九十年代遼陽說與豐潤說則再度形成論爭的局面，直到今天這場論爭也沒結束。
一九八九年八月，周汝昌、周建臨父子合著的《紅樓夢的歷程》重提豐潤說：
曹操→一子封中山王，封地即是現今河北靈壽縣→曹彬，靈壽人，父祖皆是北朝時代的武官→曹彬的第三子曹瑋，後代有一支流寓江西新建縣→明代永樂初，江西曹氏北遷，卜居河北豐潤→其中一支，在遼東歸入滿洲旗籍，是為雪芹的上世。
1990年，《河北師院學報》第4期發表了周汝昌、 楊向奎《關於曹雪芹家世及其有關問題的討論信札》，信函中曾把《紅樓夢》中的「青梗峰」「通靈寶玉」與豐潤的陳宮山、＠２河、花斑石聯繫起來。 1991年7月29日至8月2日，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 《紅樓夢學刊》編輯部、遼陽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遼陽市聯合舉辦了「紀念《紅樓夢》程甲本問世二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與會代表在遼陽市博物館考察了刻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彥名字的石碑及其他文獻史料，進一步確認曹雪芹祖籍在遼陽。
1991年10月18日，《人民政協報》發表了周汝昌先生《寫給管樺委員的信》，主要針對7 月召開的遼陽紅學研討會上「進一步確認曹雪芹祖籍在遼陽」的問題進行了反駁。周汝昌先生認為曹雪芹一支沒載入豐潤曹氏族譜，是因為「豐潤譜編於清初，那時諱言滿漢問題（牽涉明清政治大變動和民族糾紛），故缺而不錄——但譜內又明白提出：『至遼陽一支，缺焉未修』，即還有東北一支，未及編載。這就叫做『不載之載』，也就是『無字處有文章』。」在談到康熙寫本《江寧府志》中的《曹璽傳》時，他認為：「豐潤譜明載，他們出武惠王曹彬之後，……璽（雪芹曾祖）即曹彬之後。我提出的『豐潤說』，是從明初算起，得此又增良證。」在這封信中，周汝昌還對《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提出質疑，認為：「反觀『遼東譜』始祖是明朝人曹良臣，他與曹彬是風馬牛不相及；此譜內，在空白了好多代的某一支下突然楔入了曹璽這一支，材料的來源是照抄清代官書，全不是族譜的體例。」即過去『修譜』的劣風氣，『亂拉名人』的壞做法，舊日習見，但今時人不太知道了。」
1992年1月17日， 《人民政協報》又發表了周汝昌《曹家的「老底兒」——再致管樺委員》一文，文中主要談曹家的旗籍問題，認為「曹家的歸旗，很可能是在鐵嶺等地陷落時而被俘為奴者。」
1992年7月，在河北豐潤召開了「曹雪芹學術思想研討會」， 與會者進一步認定曹雪芹祖籍為豐潤。
1993年6月，在豐潤舉行了「曹雪芹祖籍問題座談會」， 並由唐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豐潤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了一本《曹雪芹祖籍在豐潤》（天津人民出現社1994年12月出版），書中收集了《河北豐潤的光輝——曹雪芹世系考略》（周汝昌）、《曹雪芹世家》（楊向奎）、《中國紅學的重大事件——河北省豐潤縣關於曹雪芹祖籍研究的重大發現》（王家惠）等人35篇文章和資料。王家惠文中稱：「時間進入本世紀的最後十年，在河北省豐潤縣這塊小小的土地上，居然欣起一股對於曹雪芹祖籍問題重新考察研究的熱潮，並在短期內取得巨大進展，獲得震動紅學界的重大成果。」
1994年6月， 又在豐潤召開了河北省曹雪芹研究會成立大會及學術研討會，會後，由曹雪芹研究會編輯出版了《曹雪芹研究》一書。主要文章有：《遼陽五慶堂曹氏族譜的十點問題》（周汝昌）、《曹淵即曹顏——曹雪芹上世與豐潤曹家關係的一點探討》（王家惠）、《曹雪芹祖籍問題考論》（王暢）、《從曹秉楨說開去——兼論曹雪芹祖籍問題研究的分歧》（辰戈）、《豐潤、遼陽兩曹關係及其演進——兼評曹雪芹祖籍研究》（許建平）等十餘篇文章。在周汝昌先生的文章中，他對《五慶堂譜》的疑問雖然有十點之多，但沒能提供直接的證據，來證明《五慶堂譜》是偽造的。比如他提出《五慶堂譜》中關於曹寅一支記載的用紙、墨色、筆跡，都是與全譜通體所有紙、墨、筆迥然不同，「明顯是另一手另一時所抄寫的痕跡」，是「又用另紙、另墨、另筆『配抄』而『補夾』進去」的云云，這就完全不符合事實。按《五慶堂譜》共有兩部，一部是清抄後「恭請叩求賜序」的，用的是《五慶堂譜》專用紙，周圍是瓜瓞籐蔓圖案的朱絲欄，另一部是錄副本，封面和封底用的是乾隆庫瓷青紙，裡面是隆紅格紙，據有關專家鑒定，這種紙只有乾隆宮中用，外間很少流傳。這兩種本子的曹家四房曹錫遠一支，在馮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書中有全部清晰的照片可以查對。馮其庸先生在「第十四世」「天祐」下，還特意說明：「《五慶堂譜》正本此兩行字墨色稍淡，與前面的墨色和筆跡不同，似為後來補添。」馮其庸先生指的是「天祐，ｙoｎｇ＠１１子，官州同」那行字，周先生卻將它誇大為「『夾配』進譜的這一部分的人名，恰恰與官書《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中所載曹氏的幾個世次人位全然不差，一個不少，一個也不多。這就奇了。」這真正是奇了！明明只是曹天祐一個名字的墨色與前不一致，周先生卻擴而充之，誇大成為全部曹錫遠這一支系的先後世系的記載都是「夾配進譜」的，這樣的誇大敘述，還有一點實事求是之意嗎？幸虧兩種原譜的照片具在，可以查對，否則讀者如何來擺脫這種誤導呢？再如，說曹智之下五世空白的問題，順治十八年重修遼東曹譜時，曹士琦在宗譜的敘言裡說得十分清楚：「後因遼沈失陷，闔族播遷，家譜因而失遺，兵火中從前世系宗支，茫然莫記焉。」而對這些問題，馮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新考》一書中已有詳盡的考證，特別是《曹氏譜系全圖》中的「鼎」字與《五慶堂譜》所記曹爾正「另譜名鼎」「一譜名鼎」的記載完全相合，以及曹寅稱甘國基為「表兄」兩條資料的考證，充分證明了《五慶堂譜》中關於曹寅一支記載的可靠性。這裡我們還需要指出的是，周先生對《五慶堂譜》中的「五世空白」一再質疑，說什麼「突接九世曹錫遠，何所根據？譜中並無交代。」但他卻對曹端廣從永樂二年起到康熙九年共268 年《＠２陽曹氏族譜》中的全部「空白」卻不置一詞，不作任何說明和「交代」，毫無根據地斷定曹錫遠是曹端廣的七代孫，這又作如何解釋呢？難道曹端廣的全部「空白」比曹智到曹錫遠之間的「空白」時間還少嗎？難道周先生硬將曹端廣和曹錫遠接起來，又有什麼根據和什麼「譜」作交代嗎？
《五慶堂譜》本身存在某些的問題，誰也沒有否認，馮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也正首先是從五慶堂譜真偽的問題上入手，經過去偽存真的考證研究，確認了五慶堂譜的可信性和重要的史料價值。儘管周汝昌先生提了這麼多疑問，但要徹底否定五慶堂譜是不可能的。在本書序中馮其庸先生已經做了有力的回答，沈治鈞先生的《關於曹雪芹祖籍問題之爭》及其他文章均有很好地論證。
1994年1月8日，《文藝報》登載了王家惠《曹淵即曹顏——曹寅曾過繼曹＠３之子》、周汝昌《王文讀後》和劉潤為《曹淵：〈紅樓〉的原始作者》三篇文章。王家惠文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把豐潤人曹＠３的兒子曹淵過繼給遼陽人曹寅，劉潤為似乎覺得這還不夠，乾脆把曹雪芹分配給了豐潤，曹雪芹不僅「出於豐潤曹」，而且「當屬曹淵兄弟行（曹淵的一個遠房小弟？），而絕不是曹寅之孫。」曹雪芹的籍貫變了，甚至連輩份也變了，你要問他有什麼根據？那只有天曉得。現存的有關曹雪芹的史料記載統統扔到一邊，只憑我發揮想像力和編造的功夫，總之，只要是跟豐潤能拉上關係，愛怎麼說就怎麼說。而周汝昌的《王文讀後》則對王家惠大加讚賞，稱其文：「立論有創見，考證剖析，周詳細密，又能謹嚴而審慎，學力文風，俱為近年來治曹氏家世論著中難得之作」。並說：「今讀此文，果見義理斑斑，不同逞臆之妄談」。這三篇文章的發表，很快在北京紅學界引起反響，正直的學者們震驚了，這樣經不起推敲的文章不僅堂而皇之地登在一家很有影響的報紙上，而且得到如此高的評價，文風如此，令人悲哀。正是由於王家惠文毫無根據地提出了「曹淵即曹顏」說，於是有人進一步提出了豐潤人曹淵即是《紅樓夢》「原作者」的更荒唐的說法，人們很自然要把這些無根之談與周汝昌對王文的高度評價聯繫在一起，在很被動的情況下，周先生又在同一家報紙上發表了《〈紅樓夢〉作者新說之我見》一文，態度、語氣作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轉變，文中說：
曹淵可能曾為曹寅繼子，也還只是一個假設，尚待佐證……我自己曾為王家惠同志寫過一小段「讀後」，目的只是為了繼續探求兩曹骨肉同根的關係，其餘與我在觀點上就沒有什麼關涉，恐讀者不明原委，引起誤解，略作說明於此，企盼亮察為幸……既然是一個「尚待佐證」的「假設」，怎麼能稱其為「考證剖析，周詳細密」呢？又怎麼能說是「謹嚴而審慎」「義理斑斑」呢？原本就是「逞意之妄談」，卻要捧為「難得之作」，現在又作如此「說明」，人們對周汝昌先生之「學」真是無話可說了。在強烈的反響下，1994年4 月20日，中國作協《文藝報》理論部與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聯合召開了《紅樓夢研究方法問題討論會》，與會十幾位紅學家對這三篇文章的論點和治學態度、治學方法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指出王家惠、劉潤為、楊向奎等人的文章，名為考證，實為無根據的猜測，這對廣大讀者是極不負責的，這對學術事業有害無益，不僅不是什麼「新進展」，而是一種倒退。對這次討論會，《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4 輯刊載了連柱的報道文章，客觀地報道了會議討論中與會紅學家對王、劉等文章一致批評的真實情況，不想王暢先生對此十分不滿，他在《曹雪芹祖籍考論》一書中指責道：「這篇報道一連用了三個『一致認為』，我們只要拿它與《文藝報》上對於同一個會議的報道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新聞報道應如何堅持客觀、公正的原則了。」看了這種指責，使我不好理解的是王暢先生憑什麼批評連柱的報道是不公正的？是憑事實，還是憑感覺或是感情？據我所知，王暢先生並沒有參加這次討論會，他自己也承認：「這是不是這次討論會上的『與會專家們一致認為』，我不得而知」，既是「不得而知」，王暢先生怎麼就認準了《文藝報》的報道是客觀公正的，而《紅樓夢學刊》的報道就不公正呢？不知就不要隨便亂說，雖然王暢先生一再聲稱自己是「嚴肅認真，客觀公正」的，但建立在「不得而知」基礎之上的「嚴肅認真，客觀公正」能靠得住嗎？這裡我負責地告訴王暢先生，那次討論會上應邀與會的紅學家們的確「一致」地對王家惠等人的文章進行了嚴肅批評，這個事實不會因王暢先生的「不得而知」而能改變的。
1995年3月14日晚，中央電視台播放了由中央電視台、 唐山電視台、豐潤縣委縣政府聯合拍攝的電視專題片《〈紅樓夢〉與豐潤曹》。這個片子既宣揚周汝昌的豐潤說，又摻雜了楊向奎等人新豐潤說的荒唐觀點，它的播出引起人們的強烈反響。3月29日，中國紅樓夢學會、 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紅樓夢學刊》雜誌社在北京聯合召開了「關於曹雪芹祖籍、家世和《紅樓夢》著作權問題」研討會，《首都紅學家在研討會上的發言》全面反映了研討會的情況，讀讀這些發言，相信人們會對這部片子做出公正的評價。
1996年6月，王暢《曹雪芹祖籍考論》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這部四十餘萬字的「考論」，周汝昌先生給予了高度評價，稱其「神完氣足，理備義充」，「翔實的確，並無空談虛論」，「條條項項，一概憑的是擺事實，講道理」等等。看到周汝昌先生對王暢《曹雪芹祖籍考論》一書的大加讚賞，人們自然會聯想到他對王家惠文「考證剖析，詳細周密，又能謹嚴而審慎」、「義理斑斑」等讚美性的評語。說實在的，要說王暢的《曹雪芹祖籍考論》是「翔實的確，並無空談虛論」，實在是評價太過了。這本名為《曹雪芹祖籍考論》的書，連什麼是祖籍都沒搞清楚，那還談得上「翔實的確」，「理備義充」呢？翻開這本書，我們會很快發現，作者在「祖籍」的概念上很混亂，書中反覆出現「遠世祖籍」「近世祖籍」「曹家祖籍」「曹雪芹及其上世祖曹錫遠的祖籍」「曹雪芹上世祖籍」等等，這讓人搞不明白了，作者到底是在研究什麼，是在研究曹雪芹祖籍呢？還是在研究曹雪芹祖宗的祖籍？下這麼大的功夫研究曹雪芹幾百年前的祖宗（其實找的並不對），這對研究曹雪芹與《紅樓夢》有多大關係？更為重要的是，這部寫了四十餘萬字的書，並沒能為豐潤說提供一條直接的可靠的論據，主觀猜測的東西太多，內容上並沒有超出周汝昌以往論述的範圍。雖然作者一再表白他是「本著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原則進行切磋、探討」，但在《考論》中他卻無視曹雪芹祖籍在遼陽的大量文獻史料，對「遼陽說」百般挑剔，對「豐潤說」百般辯解，那有一點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意思。當他極力攻擊「石證如山」說的時候，卻根本不提《山西通志》等多部文獻史志記載曹振彥「遼東遼陽人」，這難道是實事求是嗎？他對新豐潤說表現出相當的大度和寬容，而對反駁新豐潤說的文章極力指責，這又是哪一家的「實事求是」「客觀公正」？更為有趣的是，在這部洋洋四十萬字的《考論》中，作書者對豐潤說者宣傳的沸沸揚揚的曹＠１墓碑、曹鼎望墓誌銘卻隻字不提，諱莫如深，請問在這些關於曹雪芹祖籍論爭的是是非非面前，作者的「客觀公正」都扔到哪兒去了？在這部書中王暢還認為：
曹雪芹上世之籍貫，確實有一個流動、變遷的過程，不可只以一個固定的地點而定是非。從宋初的武惠王曹彬，到清代的曹雪芹，這一曹族之籍貫的歷史變遷過程應為：
靈壽——武陽——豐潤——鐵嶺——瀋陽——遼陽——北京。
其世系傳承為：
曹彬——曹瑋——曹佚——曹詁——曹實——曹孝慶——曹善翁（弟美翁）——曹子義（弟子華）——曹端廣（兄端可、端明）——佚名——佚名——佚名——佚名——佚名——佚名——曹錫遠——曹振彥——曹璽——曹寅——曹ｆǔ＠１２（或曹＠１１）——曹雪芹。王暢的結論又是重複周汝昌的觀點。看到這樣一大串地名和人名，我們真弄不明白了，曹雪芹的祖籍到底在哪裡呢？曹雪芹該有多少個祖籍？按照王暢「上世祖籍」「遠世祖籍」「近世祖籍」的說法，到目前為止，曹雪芹至少該有七個祖籍，即從河北靈壽到北京。王暢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曹雪芹祖籍是靈壽》（載《河北工人日報》1994年9月10日）。照此邏輯，再查一查宋朝大將曹彬的上世祖籍， 比如查到曹操、曹參，不得了，曹雪芹的祖籍該有多少？更糟糕的是，王暢等人為曹雪芹找的十幾代以上的「祖宗」曹端廣，他自己都沒取得豐潤的籍貫，他的後人怎麼能是豐潤籍呢？我認為，這樣地去研究曹雪芹祖籍問題已失去了意義，沒有什麼學術上的價值。 由於九十年代以來豐潤說者大力張揚和大量發表文章，《紅樓夢學刊》從1994年第四期開始，陸續發表馮其庸、劉世德、李廣柏等學者反駁豐潤說的文章，澄清了許多問題，堅持了正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這些文章都收錄在我們編的這本書中，在此就不多說了。
這裡我要特別提到是，在九十年代的祖籍問題論爭中，除豐潤說外，還有一個「新豐潤說」，這個說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楊向奎先生。他們借豐潤發現的曹鼎望墓誌銘和曹＠１墓碑大作文章，聲稱曹雪芹祖籍在豐潤已成定論。新豐潤說似乎覺得光說曹雪芹祖籍在豐潤還不夠勁，乾脆把曹雪芹的籍貫也搬到了豐潤。如1993年6月6日的《光明日報》上登載了《豐潤發現曹氏重要墓誌銘和墓碑》的報道，稱：「據著名清史專家楊向奎教授研究認定，曹鼎望為曹雪芹祖父，曹＠１為曹雪芹的父親……」這樣一來，豐潤不僅僅是曹雪芹祖籍，竟變成了曹雪芹的出生地，這真是了不起的發現。南京嚴中先生曾說「曹雪芹為曹＠１之子」之說，致函周汝昌和楊向奎先生，周汝昌先生回信說：「『＠１子』之說，乃楊向奎教授之新解，與我無涉——我未見他具體論據何在，因此，不敢妄言是非。但覺若如此，則芹之旗籍輩份、年歲……皆難與現有史料吻合」。楊向奎先生的回信則說：他在論述曹雪芹家世的文章中，「沒有一條證明說曹＠１是曹鼎望之嫡孫，只是根據各種材料作這樣的歸納，而得此結論。」「所以那種結論只是一種Tendency（意向），而不必是Reality（現實）。」（見《南京社會科學》文史版1996年8期）看了楊向奎先生這一段話，真令人哭笑不得，已是成名的老教授怎麼能以這種態度對待學術問題呢？任何證據沒有，竟有膽量敢隨便亂說，這哪是做學問，簡真是開玩笑。更要命的是，楊老先生竟提出《紅樓夢》中的寧國府當指豐潤曹，榮國府當指遼陽曹。楊向奎是豐潤人，這位老先生竟沒有仔細想一想，《紅樓夢》中的寧國府是個出了名的淫亂之家，怎麼能隨便地就把豐潤曹家同寧國府扯到一起呢？難怪王利器先生批評說：「楊老先生這樣亂來，我很不贊成。年紀已經很大了，成了名，何必這樣亂說呢！」真是不該亂說呀。有關「新豐潤說」的討論，在馮其庸先生《再論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和〈紅樓夢〉的著作權》一文及逍海《「新豐潤說」論爭述評》中都有論述，在此就不再具體介紹了，讀者可以在我們編的書中看到這些文章。
1996年9月13日至16日，在遼陽市召開了』96 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上，許多專家就曹雪芹祖籍論爭進行了認真地回顧和總結，多數專家認為，對曹雪芹祖籍問題的研究是有意義，但我們研究祖籍問題不是為了給曹雪芹尋找一個遙遠的祖宗，而是為了通過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使人們能對曹雪芹和《紅樓夢》有更科學的認識。因此大家普遍認為，對「祖籍」的概念應有一個界定，不能無限地尋根刨底。同時，大家還深感到，在學術研究中，尤其是學術考證，一定要注重證據和資料，不能以想像、猜測代替學術考證，不能向壁虛構，隨心所欲。一定要實事求是，尊重歷史事實，這樣，紅學才能沿著健康正確的道路發展。
總結起來，堅持遼陽說的學者是在研究曹雪芹的祖籍，而豐潤說則是在研究曹雪芹上世是從什麼地方遷到遼東的，即研究曹雪芹祖宗的祖籍。遼陽說證據充分，而豐潤說則拿不出一條可靠的證據。通過《曹雪芹祖籍在遼陽》一書，人們不難得出正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