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沈治鈞先生討論曹雪芹享年
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40週年,不久前在揚州召開了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沈治鈞老弟提交了他的近作《曹雪芹年壽辨》(見會議《論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10版,348-376頁)。因為是辨駁我所主張的觀點的,事先還特地與我打了招呼。其實,學術上觀點不同是十分正常也有益的事,我很樂意聽取。一經發現自己錯了,也定會毫不猶豫地修正,不會因持見有異而影響彼此間的友誼。
沈文贊同曹雪芹是曹顒的遺腹子曹天祐,活了48歲,而不贊成他是曹祐之子,只活了40歲的說法。我則主張後者。我不認為雪芹是曹顒遺腹子的理由是多方面的:與敦誠說的年壽不合,下面說的主要是這一點,此其一;凡涉及雪芹名字號的史料,從未見有人提及「天祐」二字,此其二;《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說天祐「官州同」,《八旗滿州氏族畫譜》說他「現任州同」。州同,為知州(州的行政長官)的佐官,分掌糧務、水利、海防、管河諸職。沒有可信史料能證明「風塵碌碌,一事無成」的曹雪芹做過官,他也不像做過這樣的官的人,此其三;脂評雪芹有「弟棠村」,又是「曾經嚴父之訓者」,不像是遺腹子,此其四;也還有別的理由。但這些都非沈文論述之重點,姑不詳說。
沈文的重點在討論敦誠輓詩與張宜泉詩序在說到雪芹年壽上,哪一種文字更可作為依據。我以為敦誠輓詩更可作為依據,而沈文認為應當「一視同仁」。他說:
在曹雪芹年壽問題上,我們大可以不必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而應當對曹雪芹的兩位朋友一視同仁。目前情況下,應該把考辨的基礎建立在最大可能性上,即敦誠、張宜泉都確切地知道曹雪芹的年壽。換言之,應該對他們的證人身份同等重視,把他們所提供的證詞當作具有同等可信度的重要材料,不偏不倚,一切全靠證詞本身來說話。
「應該把考辨的基礎建立在最大可能性上」,這話我完全同意,可是接下去說，「即敦誠、張宜泉都確切知道曹雪芹的年壽」,這我就不敢苟同了。因為是朋友未必就「都確切知道」對方年齡。每一個人都會有很多的朋友,你能「都確切知道」他們的年齡嗎?至少在我能確切知道其年齡的朋友少,大致知道(可能有幾歲的上下)或完全不知道只能憑估計的居多。有的朋友因為說起過或有某種機緣恰巧知道,但過了些時日又記不清了,說不准了,這是很普通的現象。有可能性並不等於最大可能性。可能性的大小,是必須具體分析種種有關跡象才能判定的,這實在不是厚誰薄誰的問題,無所謂是否一視同仁,就好比偵察人員想破案,總要先分析情況,對各種可能性的大小進行比較!排隊,然後才能作出最接近真相的判斷。
敦誠與雪芹交往甚久,這從他「當時虎門數晨夕」「三年下第曾憐我」等詩句便可知道。宜泉的結識就晚了,大概在雪芹移居西郊以後,這也可從他的詩作中看出。敦誠不是一個人,也不只是他和兄長敦敏兩個人,而是有包括雪芹在內的一批人,有的是宗室子弟,有的不是;他們常聚集一起,飲酒高談,做詩聯句,文字往來。敦誠還編了個《聞笛集》,是「追念故人錄輯其遺筆而作」的,其中就有雪芹的筆墨,可惜至今未發現這個集子,不然,必能提供更多關於雪芹的直接的第一手材料。敦氏兄弟居城西,如在太平湖畔的槐園,就是雪芹常到的地方,與西郊山村相對較近,他們較早得噩耗而去西郊,是在情理之中的。說敦誠參加了葬禮,這「葬禮」只能是廣義的,未必是跟著靈柩去送葬(因輓詩有「哀旌一片阿誰銘」的問句,故有人疑其沒有參加送葬),但在殯殮前去看了他好友的遺體,則是肯定的;否則怎麼會寫下「四十蕭然太瘦生」的話呢?「蕭然」,即小說16回最後寫秦鍾「蕭然長逝」之意,是說他遺容看去瘦得驚人。這是最能確知死者年壽的時間段,我想不用多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