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蘆案」探源——紅樓故事底色研究
作者創作《紅樓夢》時，隱去了故事發生的「朝代年紀、地域邦國」，時間地點都沒有明確交代。紅樓故事究竟是發生在什麼時間的故事？恐怕不能僅靠曹雪芹這個人來證明，用作者生平反推作品中故事的發生年代是不可以的，就像不能用羅貫中反推《三國演義》是明朝發生的故事一樣。更何況曹雪芹的作者身份尚有爭議。
那麼我們究竟要根據什麼來認定紅樓故事的大背景呢？怎樣搞清紅樓故事的時間地點底色呢？恐怕還要到《紅樓夢》書裡去找，讓內證說話。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必然打上時代的印記，也必然留有地域的特色，無論作者怎麼隱瞞也不能完全掩蓋。就像《聊齋誌異》，即使我們不知道蒲松齡的作者身份，從那些鬼狐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清初的時間底色，山東的地域底色。
《紅樓夢》作者在主體故事正式展開之前，曾通過「葫蘆廟」失火、「葫蘆案」亂判、甄士隱出家、賈雨村沉浮，描寫了那麼多與紅樓故事並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和事。有人認為這些都是蛇足，有人認為這些都是敗筆，這未免太小瞧了《紅樓夢》作者。其實，這些都是作者對紅樓故事發生的「朝代年紀」、「地域邦國」的隱性交代，這些看似蛇足的內容，正是作者為紅樓故事塗抹的濃重底色。「甄士隱」和「賈雨村」兩個人物，決不僅僅就代表著「真事隱去」、「假語村言」那麼簡單，這兩個為《紅樓夢》開場並收場的人物，正代表著紅樓故事發生的時代和社會背景。
一.《紅樓夢》中的甄賈寶玉，隱寫清初兩樁「真假太子案」。
朋友們可能對《紅樓夢》中描寫的甄、賈寶玉都有些奇怪，作者為什麼在賈寶玉之外，還要搞一個南邊金陵的「甄寶玉」當影子呢？作者為什麼對「真假」（甄賈）二字那麼感興趣、特意交代「假作真時真亦假」呢？其實你要細讀南明和清初的那段歷史，從中不難找到原因。
清朝初年，在清廷定鼎的北京和南明盤踞的南京，確實分別發生了一起震動天下的「真假太子」案，兩案相繼發生，時間間隔不出三個月，並引發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
據清宮順治朝實錄記載：順治元年（１６４５）十二月二十七日，「有劉姓者，自稱明崇禎帝太子，內監楊玉為易服，送至故明周後父周奎家，時崇禎帝公主亦在奎所，相向掩面泣，奎跪獻酒食」。既然公主和皇后的父親都認為是真太子，似乎假不了。但奇怪的是，似乎有人唆使，崇禎帝的袁妃和「東宮官屬」卻「皆以為偽」。結果，這個不知真假的太子和侍侯他的太監、隨從都被清廷處死。
北京的「偽太子」案尚未理出頭緒，南京又出現了一起「偽太子」案。弘光元年（順治二年，１６４５）二月，一個自稱崇禎太子的少年抵達金華，是崇禎朝著名監軍太監高起潛護送南來，隱匿在金華的。誰知這個「太子」不知韜晦，元宵節夜，竟一個人偷偷跑到大街上觀燈，被路人指認出來，報告了朝廷。弘光皇帝得知消息，立刻派兩名當年在「東宮」服務的太監前去辨別真假。兩個太監一見那位少年，便「抱足大哭，見衣薄，各解衣衣之」。文武百官聽說太子來到，「踴躍請謁」，「投職名者絡繹」，似乎這個太子是真的了。但奇怪的是，南明的弘光皇帝卻不問青紅皂白，立命將兩名太監活活打死，並將這個不知真假的「太子」「送至興善寺」軟禁，隨後又宣佈其「詐稱太子」關進監獄。
南京出現的「真假太子」之爭，直接造成南明小朝廷滅亡的導火索。當時，南明抵禦清兵南下的主力，主要依靠所謂「江北四鎮」，其中實力最強的是駐守九江的左良玉部。「真假太子」案發生後，他以「清君側」、「救太子」的名義，帶領三十萬大軍，順江而下，直逼南京。南明君臣認為，「寧君臣同死於清，不可死於左良玉手」，大敵當前卻打起了內戰。就在此時，清軍攻克揚州，乘勝渡江，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迅速灰飛煙滅了。
南京和北京出現的兩個所謂的「偽太子」，最後都沒有分出身份真假，就被南北兩個皇帝不約而同地砍掉了腦袋。是因為「太子」難以甄別真假麼？決不是！因為南京和北京當時都有絕對可靠的證人作證。難道崇禎皇帝十六歲的「長公主」不認識她的親哥哥麼？難道東宮太監不認識他的舊主子麼？原因就是南北兩個皇帝都不願意看到真的崇禎太子出現！清兵進關，打的是為明朝皇帝復仇的旗號，明朝真「太子」出現，影響清政權的合法性。南明弘光皇帝，即位前的身份是洛陽的「福王」，他是崇禎皇帝的族弟，他的父親老福王在李自成攻陷洛陽後被農民起義軍處死，方由世子繼福王位，又被南明政權擁戴為「監國」。如果真的崇禎皇「太子」出現，也影響他的皇位的合法性。所以南北兩個「太子」不論真假，其下場都是注定的悲劇，就像當時南明大學士王鐸所說：「千假萬假總是一個假」，這真是《紅樓夢》中說的「假做真時真亦假」了！
南明弘光元年確實是個多事之秋，「真假太子」案尚未了結，緊接著又出來一個「真假王妃」案。三月初九，一個自稱是福王在洛陽時的「王妃」的女人，來到南京，要求面見皇帝，「一睹天顏」，欲與弘光帝朱由崧「詳敘別離之情」。一個要求面見皇帝的婦女，顯然不是招搖撞騙。但弘光帝未見其人便一口咬定她是假冒的王妃，立即將其關入了監獄。在監獄中這個女人幾次「泣血而疏」，要求見一面就走，可以不要王妃的名義地位，但弘光帝卻始終不肯見其一面。由此，又引發了「真假皇帝」的猜測。弘光朝建立之時，朝中無人見過福王世子什麼模樣，證據就是他手裡有一顆福王的金印。來了「福王妃」，皇帝不敢見面，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們的懷疑。據《燔火錄》記載：朝野之中流言四起，「或言福王原是淮上無賴子，於舊貨攤獲福王印，因冒充福王，故不敢與王妃晤對」。連南明皇帝的「真假」都成了問題，可見「真假」二字在當時的流播之狀。
明末清初發生的一南一北兩個「偽太子」案，以及「真假福王」、「真假王妃」案，當時都轟動朝野，天下皆知。這應該是《紅樓夢》中描寫「大都」和「金陵」誕生了「甄賈」兩個寶玉的真正原因。朋友們可能都有這種感覺，《紅樓夢》中賈寶玉出生時口裡銜來的那塊玉，從其「莫失莫忘，仙壽恆昌」的刻字看，與皇帝玉璽上的「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刻字類似。如果作者對甄賈兩個寶玉的創作，靈感來源於真假兩個太子或真假皇帝、王妃，那麼，玉上的刻字也就不難理解了。至於作者為什麼要這樣寫，容後再議。
二.《紅樓夢》中的「葫蘆案」，隱寫清初的江南「三大案」。
《紅樓夢》中描寫，蘇州甄士隱家的「隔壁」，是一個「葫蘆廟」，廟名是因為地方狹窄而起的。「葫蘆廟」中的和尚，元宵節「炸供」，不小心「油鍋」火溢，引起一場大火。大火不僅燒燬了廟宇，還「接二連三、牽四掛五」地延燒，把一條街上的所有住戶，燒成一片白地。甄家就在隔壁，自然不能倖免。甄士隱逃到莊村，偏又「水旱不收，鼠盜蜂起」，活不下去，最後「漏出下世光景」，口唱「好了歌解」，跟著和尚道士走了。
《紅樓夢》的這些描寫，並非記錄的什麼發生於「葫蘆廟」的真人真事，而是有很深的寓意。清初順治年間和康熙初年，江南尚未完全征服，江南士大夫階層，對來自關外的異族統治，絕大多數人抱不合作心理，令朝廷十分惱火，必欲找個借口加以狠狠打擊為快。於是，江南「奏銷」、「哭廟」、「通海」三大案，就相繼發生了。
江南是朝廷財賦的主要來源地，當時朝廷正向福建、兩廣、西南用兵，急需餉銀和糧草。偏偏這些年江南水旱災害十分頻繁，加之軍隊搜刮，土匪擄掠，老百姓飢寒交迫。據《皇清奏議》記載：江南各省「地裂湖干，井泉皆涸」，以至「草木剝啖已盡，樹多無皮，兒女鬻賣無門，人將相食」，實在交不出賦稅。明朝三百年間，秀才例不納糧，江南的士大夫階層當然都是讀書出身，歷來是不納賦稅的，因此都比較殷實。在這種情況下，清廷便只好向江南的士大夫階層下手了。在取消了士大夫階層免賦稅的特權後，將歷年積欠一起徵繳，並下達了對欠繳者嚴厲處罰的命令。
面對朝廷的嚴令，江南世族一方面按照明朝的習慣，妄想拖一下，希圖不了了之；另一方面由於改朝換代的原因，好多家族也窮下來了，確實繳不起。朝廷對這些「抗糧」的縉紳採取了極為嚴厲的懲罰手段，從欠一毫銀子到欠千兩銀子的縉紳，一體對待，所謂的「奏銷案」便爆發了。據《研見堂聞見記》記載，凡名列欠冊者，在任官員「降二級調用」，「在籍者提解來京，送刑部從重議處」，「已故者提其家人」，「革職廢紳，照民例發落」，舉人、生員「俱革去衣項，照戶部所定例則處分」。欠冊所列共１３５１７人，幾乎覆蓋了江南所有的縉紳，大好江南幾乎成了一座陰森的人間地獄。這些人不是過去讀書當官的所謂「仕籍」，就是尚在學習的秀才舉人，江南的知識分子幾乎被一網打盡，「仕籍、學校為之一空」。
與江南「奏銷案」同時發生的，還有所謂的「哭廟案」和「通海案」，合稱江南三大案。「哭廟案」發因於當時蘇州吳縣縣令任維初監守自盜，侵吞「倉糧」三千多石換了銀子，然後向各戶攤派彌補虧空，拒繳者一律拉上大堂嚴刑拷打。當時著名文人金聖歎和十八位生員，為了反抗縣令的貪婪和殘暴，聚集了兩千多民眾，來到官學的孔廟集體痛哭，以示抗議。這一天恰好是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二月初一，順治皇帝剛剛去世，全省官員聚集在蘇州「哭祭大行皇帝」。江蘇巡撫聞訊後，立即以「驚動廟寢」的罪名，逮捕了帶頭的十八生員。後經過嚴刑拷打，把生員「哭廟」的原因，又鍛煉成「抗糧」之舉。這些生員就在劫難逃了。
所謂「通海案」，就是指暗通「海匪」鄭成功的案件。順治十六年（１６５９），鄭成功率水師十萬大軍進入長江，先後攻陷丹徒、鎮江、瓜州，兵臨南京城下。南京守軍在江南總督郎廷槐的指揮下，用緩兵之計，擊退了鄭成功。鄭成功敗退後，才開始向台灣進軍，擊敗荷蘭人，收復了寶島。鄭成功退出江南後，金壇的貪官污吏，把反對橫徵暴斂的十名生員，無中生有污蔑為「通海」要犯，說他們在鄭成功攻打江南時，與鄭軍裡應外合，從而製造了「通海」冤案。
「通海案」與「哭廟案」，是同時審結處理的。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七月十三日，「哭廟案」犯十八人，「通海案」犯六十五人，還有其他一些案犯，共一百二十二人，同時在南京三山街處斬！江南三大案，沉重地打擊了江南士大夫階層反抗新王朝的銳氣，從此江南知識分子的反抗行為在淫威下日見衰頹，直接的對抗行動日見減少。隨著清朝統治的鞏固，康熙朝又從開「博學鴻詞科」開始，加強了對江南知識分子的籠絡和重用，江南知識分子逐步歸心，一步步變成了清王朝統治機器的重要構件。至雍政、乾隆時代，江南知識分子的反抗，就完全停止了。
從以上對清初江南三大案的研究可以看出，江南三大案可以統稱為「葫蘆案」。所謂「葫蘆」，既有「葫蘆提」的意思，更有「胡虜」的暗示。當時清初江南士大夫把異族統治者稱為「胡虜」，是最常見的提法。按照中國古典文學的提法，把逝世的皇帝稱為「廟」，逝世後所上的尊號稱為「廟號」，順治的廟號就是「世祖」，諸生的罪名也是「哭廟」驚動了死去的皇帝。因此，《紅樓夢》中的「葫蘆廟」，就代表著「胡虜」的「大行皇帝」之「廟」，暗示正是「大行皇帝」死亡的時候。「胡虜廟」「炸供」，就是祭奠死去皇帝的儀式。「炸供」時候失火，正是暗示在「哭祭」「大行皇帝」的時候，發生了儒生鬧事，被官府逮捕。「接二連三」、「牽四掛五」地延燒，正是指一個案件連著一個案件，牽連甚廣。把一條街幾乎燒成「白地」，也正是隱指江南士大夫階層連續遭受三大案的嚴重打擊，幾乎被清廷一網打盡！
三.《紅樓夢》中的賈雨村，其原型就是江蘇巡撫朱國治。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中出現的甄士隱和賈雨村這兩個人物，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人物。甄士隱象徵著清初遭到沉重打擊的江南士大夫階層，賈雨村象徵著在江南三大案中翻雲覆雨的凶狠殘暴清朝官僚。但問題並不這麼簡單，《紅樓夢》作者確實是個文學巨匠，在普遍象徵意義的基礎上，這兩個書中人物還有具體的人物原型做襯托，進一步交代清楚了《紅樓夢》的背景底色。
我們先說一說賈雨村這個人物。從《紅樓夢》的描寫中不難看出，就像賈雨村自己所說的，他是個亦正亦邪、「正邪兩賦」的極為特殊的人物。書中剛剛出場時的賈雨村，還是一個生得「雄壯」，著裝「藍縷」，性情正直、豁達的窮儒生，接受甄世隱饋贈時不說一個謝字，進京趕考時也不看「黃道黑道」。當了官之後，判決「葫蘆案」之前，心中還有正義感，要「拘拿兇犯」當堂審問。可是，在「葫蘆廟」小和尚的引誘和教唆下，這個人一步步變成了惡魔！先是枉法「亂判」了「葫蘆案」，然後又為了搶奪「石呆子」祖傳的「二十把古扇」，訛他「拖欠錢糧」，搞得人家「家破人亡」。因此上司參奏他「生性狡猾，擅篡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皇帝也因此給了他「革職」的嚴厲處分。革職後他又通過投機鑽營，「補授了應天府」，後來官運亨通，直做到「大司馬」高位。
《紅樓夢》中賈雨村的原型，應該就是一手製造了江南三大案的江蘇巡撫朱國治！江蘇巡撫的駐地就是南京「應天府」。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明朝的原首都南京被設為「應天府」，因此，「應天府」就是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朱國治這個人，確實是個「正邪兩賦」的特殊人物。在「哭廟案」中，他不僅冤殺了十八個天下聞名的儒生，還親自主持抄家，搜刮了大量錢財珠寶。當時蘇州首屈一指的著名望族顧家，其戶主顧予鹹又是退休致仕的朝廷官員，僅僅由於同情哭廟的儒生，就被朱國治下獄抄家。顧家幾代積攢的大量古玩、古硯、古扇、古壺、銀器、名人字畫等，都被朱國治個人侵吞。這似乎就是《紅樓夢》中「石呆子古扇案」的原型。那些名人字畫，朱國治竟然是從畫軸上撕扯下來，揣在懷裡，直接帶回自己家中的。可見人品之極端卑劣！
我們把《紅樓夢》中上司參奏賈雨村的罪名，與朱國治的所作所為對比一下，就會看得清清楚楚：朱國治在三大案中，以「哭廟」為罪名，擅殺儒生，確實是「擅篡禮儀」；「擅篡禮儀」這四個字的罪名，在《紅樓夢》中的賈雨村身上，並沒有著落，只有隱指朱國治製造的「哭廟案」才說得通。朱國治維護貪黷殘酷的下屬吳縣、金壇縣令，確實是「暗結虎狼之屬」；不這樣理解，《紅樓夢》中賈雨村的這條罪狀也沒有下落。江南連續發生三大案，把朝廷的財賦重地搞得哀鴻遍野，民怨沸騰，也確實是「地方多事，民命不堪」！所以，可以推斷，《紅樓夢》中所寫的上司參賈雨村的奏本，實際就是當時兩江總督郎廷槐參奏江蘇巡撫朱國治的奏本。皇帝接到奏本後，也確實是給了朱國治以「革職」處分，與賈余村也完全相同！
朱國治這個人，後來確實在康熙十年朝廷起復舊員時，被朝廷「補授」了雲南巡撫職務。「三藩之亂」發生時，這個人還是有點骨氣的，他先是殺掉了自己的老婆孩子，然後趕到「平西王府」，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大義凜然，當面斥責吳三桂造反，結果被吳三桂起兵時砍頭祭旗！《紅樓夢》中為什麼要說他官升「大司馬」？因為吳三桂造反時，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與「兵馬大元帥」在一起的雲南巡撫，自然就是所謂的「大司馬」了！《紅樓夢》中為什麼要讓賈雨村作出「報負不淺」的「天上一輪才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的好詩？因為平定「三藩之亂」後，朝廷把朱國治列入了萬民景仰的「忠義」死難臣子之列，加以褒揚優恤。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江南三大案中被冤屈的江南仕子，有清一代始終不得平反，以致冤沉海底！《清史稿》「忠義傳」中，有朱國治的傳記，把他作為正面人物對待的。
清初，江南士大夫階層恨透了朱國治！請看處決「哭廟案」犯人時的情景：按慣例處決犯人一般要等到辰時方可行刑，行刑前還要遊街示眾。但江蘇巡撫朱國治明知是冤案，老百姓不服，為防備不測，竟在「寅卯之交」時刻，就把犯人口塞栗木，押解到法場。一到法場，立即行刑，什麼儀式都取消了。一代文豪金聖歎，同一百二十二名江南知識分子，就這樣不清不白地血灑南京三山街！南京市民對巡撫的卑鄙做法怒不可扼，紛紛罷市，大街小巷一夜之間就搭起十里潔白的祭奠長篷，像「壓地銀山」一般。行刑時，人流從四面八方湧來，吼聲驚天動地！在全副武裝的清軍彈壓下，行刑方得倉促進行。行刑完畢，監斬官和劊子手都狼狽逃離了法場。我們對照《紅樓夢》中的有關描寫，似乎不難看出其中的蛛絲馬跡。
四.《紅樓夢》中的甄士隱，代表著江南士大夫的典型形象。
甄士隱三個字，不僅有「真事隱去」的意思，恐怕還有真正的「士大夫」隱去的意思。清初江南的士大夫階層，都抱著深重的亡國之痛，不肯同清朝統治者合作，拒不肯出仕當官，也不肯參加科舉。好多人由於官府逼急了，乾脆出家為僧為道，或者雲遊名山大川，不知所終。《紅樓夢》中的甄士隱就是這樣一個形象，作為一個「望族」出身的讀書人，他卻「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顯然是一個不肯與朝廷合作的前朝「遺民」！
遭到「葫蘆廟」失火牽連之後，甄士隱全家逃到了鄉下，偏又「水旱不收，鼠盜蜂起」，只好賣房典地，家產一空，實在生活不下去了，無奈遁入空門。這正是清初江南士大夫階層普遍的命運。由於改朝換代的原因，他們失去了朝廷俸祿；再由於天災、戰亂、土匪等原因，他們的土地收入急劇減少；最後由於「奏銷案」的發生，他們中的大多數家破人亡,由望族變成了一片白地。甄士隱在窮途末路之際，一痛決絕，跟著和尚道士走了，不知所終。當時好多江南士大夫確實都是如此。洪升在回答老師王漁洋詢問杭州名士陸講山下落時，就作了這樣一首詩：「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一缽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蕩間」。詩的意境很美，但其中隱含的江南知識分子的沉痛際遇，世間幾人能解？清初此類事情的歷史記載實在太多了，恕不例舉。
但《紅樓夢》中甄士隱身上，還隱含著清初江南的另一大案，就是「丁酉科場案」。這個案件，實際上也是清廷打擊江南世族的一系列大案之一，在當時影響極大。順治十四年（１６５７，農曆丁酉年），適逢大比。鑒於明末科場舞弊現象嚴重的教訓，清廷對丁酉科舉提出了極為嚴厲的要求，除了嚴禁收禮受賄的規定之外，還做了一條特殊的規定，即不許「立分房名色」，不許「投拜門生，枉托師生」，保證「惟才是求」。但是，由於科場陋習的慣性作用，當年在順天、江南、河南、山東、山西等省的科場，還是發生了一系列舞弊案件。皇帝龍顏大怒，對這些科場的主考、考官、舉子，都加以嚴厲處罰，其中對江南科場的處分尤重！
江南科場的正副主考方猶和錢開宗，以及二十位房考，全部被押赴刑場砍頭；他們的妻妾子女，一律發配到寧古塔賜給「披甲人」為奴；所有中舉的舉子，一律押解到北京複試。複試時如臨大敵，每個舉人用兩名帶刀士兵貼身監督，嚇的好多舉人連筆都握不住，有的著名文人乾脆交了白卷。凡複試成績不佳者，也全部發往寧古塔充軍效力。
為什麼說甄士隱身上暗示著江南科場案呢？《紅樓夢》中甄士隱的女兒英蓮丟失後，被拐子分別賣給了書生「馮淵」和「皇商」薛蟠，薛蟠打死了馮淵，強奪了英蓮。書生「逢冤」「應憐」，顯然影射科場案的書生。那個所謂的「皇商」，正是影射江南科場官員的「貨殖家風」。當時向朝廷告發江南科場主考副主考的人，就是用「貨殖家風」罪名控告的，意思是他們不是正派的考官，而是做買賣的商人。要想考取進士，憑「子曰詩雲」無用，只有送禮行賄才好使。皇帝就是憑「貨殖家風」四個字，把江南科場考官判的罪，他們的身份當然就成了「皇帝」御封的「商人」了。《紅樓夢》中描寫四大家族的「護官符」時，不厭其煩地描寫每一家在「都中」多少「房分」，在原籍多少「房分」，似乎就是影射皇帝為丁酉科場制定的不許「房分」拜師的規矩。否則，這些描寫就完全屬於蛇足。這些在筆者的《為冷美人診治熱毒症》一文中有詳細考證，這裡不再重複。
《紅樓夢》中的「葫蘆案」，並非單指某一案件，而是對當時發生在江南的一系列案件的籠統影射。這些案件從政治上看，都是滿清「胡虜」朝廷打擊江南世族的案件；從案件本身看，都是「葫蘆提」似的冤假錯案，稱之為「葫蘆案」實在是再巧妙不過了。
五.《紅樓夢》作者為什麼要這樣交代作品的背景底色？
曹雪芹作為乾隆時代人，顯然寫不出「葫蘆案」，因為曹雪芹生前，距離江南一系列大案發生的時間，已過去了將近百年，加之雍正乾隆兩朝，為了掩飾祖先所犯下的過失，對記載這些冤案的書籍，統統進行了銷毀或抽毀，曹雪芹時代的人，一般是接觸不到這些史料的。只有清初的當事人，才有可能創作出《紅樓夢》，並在其中用「葫蘆案」隱寫清初江南系列大案。筆者通過多年精心考證，證明了《紅樓夢》的作者，是生活在順治、康熙兩個朝代的江南文人洪升。洪升正是江南一系列大案的當事人和見證人，他完全可以在《紅樓夢》中寫出「葫蘆案」。
有的朋友可能要問，洪升創作《紅樓夢》，主要是寫一個情字，為姐妹們記載當日繁華風雅的生活經歷，他在《紅樓夢》中，寫這些亂七八糟的案件幹什麼？請不要忘記，《紅樓夢》的作者不僅要寫情，還要寫恨！《紅樓夢》開篇的「作者自雲」中，不是充滿了家仇國恨麼？這些貌似與《紅樓夢》主要內容顯得游離的「葫蘆案」，正是作者洪升的「恨」之所在，也是大觀園中「美」之毀滅的根本原因，洪升為什麼不能把他們當作《紅樓夢》的背景底色，用影射的方法大寫特寫呢？
真假「太子」案從表面上看，似乎與洪升無關，但仔細分析起來，關係卻大得很。洪升出生於順治二年（１６４５，也是南明弘光元年）清兵下江南的兵荒馬亂中，這一年正是南北兩個「太子」案發生的年份。洪升出生的時間是七月初一，正是兩個不知真假的「太子」掉腦袋之後不久。洪家是江南著名的望族，「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聞」，他的父母親長，能不對他講述他出生那年發生的「真假太子」這樣的重要事件麼？「林四娘」的故事，也是發生在順治二年山東青州的事情，《紅樓夢》中明確加以記載。既然《紅樓夢》作者能夠記載山東的事情，為什麼不能暗寫同年發生在身邊的、比林四娘影響大得多的「真假太子」案呢？《紅樓夢》書中的寶玉當然是作者自況，他出生時口裡就銜著一塊美玉，口中銜玉是個國字，玉上字跡又類似皇帝的玉璽，能說不是對「太子」案的暗示麼？說不定有的長輩同洪升開玩笑，說他就是在出生前剛剛死去的皇「太子」托生的呢！否則，那塊玉為什麼成了寶玉的「命根子」？一旦丟失為什麼寶玉就會「失魂魄」？洪升一生醉心於研究皇帝貴妃的愛情，丟了這個「命根子」如何了得？
「丁酉科場案」與洪家的關係更為密切。那個掉了腦袋的副主考錢開宗，就是洪升的表丈；他家被押解進京的子女，都是洪升的表兄弟姐妹。《紅樓夢》中寶釵兄妹，就是以他們為原型創作的。寶釵所患的莫名其妙的「熱毒症」，實際就是暗示對科場案的怨毒心理。除了錢家以外，洪升的老師丁澎，當時是河南科場的副主考，也因科場案被發配充軍。因科場案被發配的好多舉人，如吳兆騫等，也都是洪升的朋友。洪升這麼多親友因科場案家破人亡，洪升自己日後也因為科舉功名被朝廷「斥革」，終身仕進無望，造成「百年望族」家庭徹底衰亡，怎麼能對科場案不產生怨毒心理呢？洪升完全有理由把科場案暗寫進《紅樓夢》！
至於「奏銷案」，與洪家的關係就更直接了。「奏銷案」不止發生在江蘇一省，浙江、江西等江南富庶地區，全數波及到了。洪家作為一個「百年望族」，土地、奴僕在當地都是比較多的，追繳欠糧的黑名單上，能少了他家麼？「奏銷案」應該是洪家生活由優裕轉向拮据的轉折點。家貧亂事多，「奏銷案」後，洪家家庭矛盾必然進一步加劇，最後導致「家難」的發生，洪升與二弟洪昌逃出家庭，造成了「子孫流散」；又由於「三藩之亂」的牽連，洪升的父母被發配充軍，家庭被官府查抄，最終落得「大廈傾覆」的可悲下場。
另外，在與「奏銷案」連帶的「哭廟案」中，被冤殺的金聖歎，對洪升的文學生涯影響很大，洪升的言情思想，很大程度上來源於金批「第六才子書」《西廂記》。《紅樓夢》中寶黛花下讀《西廂》的場景，顯然就是根據金批「《西廂記》必與美人並坐讀之，」「驗其纏綿多情也」的批語創作的。其實，《紅樓夢》開篇，「石兄」與「空空道人」對坐，一起閱讀討論石上文字記載的故事，這個情節也似乎來源於金聖歎的《西廂記》批語。批語之六十八條說：「《西廂記》必與道人對坐讀之。與道人對坐讀之，歎其解脫無方也」。《紅樓夢》不正是作者感歎自己命運「解脫無方」的作品麼？
《紅樓夢》中的賈雨村，說自己與四大家族的賈府是從東漢賈復時一家的宗族；他被撤職後重新起用，完全得力於賈政和他的大舅子王子騰。《紅樓夢》中為什麼要這樣描寫呢？《紅樓夢》作者洪升與朱國治顯然不是什麼宗族，但不要忘記，朱國治姓朱，與明朝皇帝卻是同姓；洪升姓洪，洪紅同音，紅與朱不是同義麼？這是一個半開玩笑的寫法，否則，即使聯宗，也聯不到東漢賈復那麼遙遠。至於朱國治的起復補授官職，是否與洪家有關呢？沒有直接證據。但洪升的外祖父黃幾，此時正是朝廷的吏部尚書，正是管理全國官員的「中央組織部長」兼「人事部長」，洪升的舅父兼岳父是黃幾的兒子黃彥博，當時也在京中任庶吉士之職。有這爺倆的力量，朱國治難道還不能「輕輕謀得順天府尹」的職位麼？《紅樓夢》中四大家族的王家，原型就是洪升的外祖父和岳父家——當時權勢極大的黃家。洪家與黃家的兩代姻親關係，與《紅樓夢》中賈王兩家的關係完全相同。
洪升與他的姐妹們，前期生活的地點是在「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西湖靈隱）的杭州，洪升夫妻子女後期生活的地點是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京郊盤山）側的北京，並沒有在蘇州、南京居住過。《紅樓夢》中為什麼把其他「地域邦國」都隱去了，惟獨對蘇州、金陵（或石頭城）並不加以隱飾、公開暴露真實地點呢？一方面這是作者故弄狡獪的需要，對自己生活過的地方都隱去了，而對沒有生活過的地方直書其名，符合「真事隱去」的創作原則；另一方面，江南「科場案」、「奏銷案」、「哭廟案」、「通海案」發生的地點都在蘇州、南京這兩個地方，直書這兩個地名，有利於讀者看清《紅樓夢》故事的背景底色，這也正是洪升在《紅樓夢》中隱寫「葫蘆案」的目的所在。
《紅樓夢》的故事，發生的地點是江南，發生的時間是清初，決不是乾隆盛世，而是清初所謂的「末世」。對於大明王朝與南明小朝廷來說，這是當然的「末世」，對於江南士大夫階層來說，改朝換代，天崩地陷的時代，也當然是「末世」。所以，當時的文人筆下，把這一時期幾乎異口同聲稱為「末世」。《紅樓夢》在描寫賈雨村、王熙鳳、探春時，都使用了「末世」提法。尤其是甄士隱的「好了歌解」，「太虛幻境」中的「食盡鳥投林」曲子，都清楚地表達了改朝換代的「末世」情景。
如若不信，朋友們把這兩首曲子再讀讀看，試試能不能咀嚼出「末世」的味道？一面是急劇衰落的舊世族，一面是迅速崛起的新權貴，不是改朝換代的時期，何來如此驟貴驟賤、暴富暴貧的現象？不是改朝換代時期，何來「反認他鄉是故鄉」的社會情景？南明小朝廷在南京苟安，關外異族在北京定鼎，四個異姓王爺在雲南、廣東、廣西、福建開府，不都是「反認他鄉是故鄉」的行為麼？不是改朝換代時期，何來「為官的」、「富貴的」、「有恩的」、「無情的」、「欠債的」、「欠淚的」，全社會「冤冤相報實非輕」，統統得到不爽的報應？又何來「食盡鳥投林」，「落一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社會大悲劇結局？
明末清初的時代，文人藝術家的創作靈感，多來源於對南明滅亡的歷史反思，洪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萬樹、李玉等著名劇作家的傳奇雜劇，錢謙益、吳偉業、朱彝尊、王漁洋等著名詩人的詩詞作品，都是如此。《長生殿》表面上是寫唐朝的「安史之亂」，骨子裡何嘗不是暗寫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悲劇。作者洪升把「歷史警懲」和「至情理想」兩個維度的創作動機，在作品中重疊交織在一起，使《長生殿》的意韻顯得更更複雜、更深刻。其實，《紅樓夢》何嘗不是這樣的作品。書中寶玉和姐妹們在大觀園中的風流韻事，表達的是作者「至情理想」的創作維度，而「葫蘆案」等表現作品背景底色的內容，應該就是作者創作動機中的「歷史警懲」維度的體現。這兩個維度在作品中交叉疊合在一起，無疑使《紅樓夢》的宗旨更正大，內涵更豐富，意義更深刻，作品形象更輝煌！
２００４年９月於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