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紅樓夢》脂評與「警幻情榜」
一
從《紅樓夢》第五回和脂評透露的信息看，原書的結尾處有一張警幻情榜。這張情榜不但對全書的重要女性做了檢閱式的歸結，列出了一份名單，而且對每一位女性，以「情～」這樣的雙音節詞，從人的情感角度，對女性進行了一次細分和評價。這樣，錄入情榜的到底有多少女子？她們排列的次序依據了怎樣的標準？有關每位女子的評語究竟是如何的？這一情榜的出現，在作品中顯示了怎樣的意義，或者說，體現了作者的怎樣創作意圖？更進一步來說，這樣的構思對整個文學史或文化史來說，意味著什麼？都引起了不少學者參與探討。
就已有的研究來看，學者們大致是從考證角度切入，探究警幻情榜一份可能的名錄，因為材料的有限和理解的不同，其得出的結論也大不相同。（1）
雖然筆者也曾斟酌前輩學者的結論，對這份名錄有過一番細較，（2）但就目前來看，真要拿出一份令大家都信服的名單是相當困難的。
首先，情榜中究竟是36人還是60人學術界就有很大的爭議（且不說尚有周汝昌的108人說）。這種爭議的最直接源頭，是作品與脂評的不同而引起。看《紅樓夢》第五回，確實只說有三冊，每冊12人，且各有例說，而對賈寶玉疑惑人數太少，還做了一番解釋，並斷言是「餘者無可錄」。但從庚辰本的第十七、十八回脂批看，似乎應該有五冊60人。所謂：
樹（數）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系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三、四副芳諱。（3）
那麼，他所說的「皆系漫擬」，是否也包括了第五回的文字呢？是否也可說是對多處行文不確定的歸結呢？而且，在第五回中讓賈寶玉看到的金陵十二釵的冊子，是否就完全等同於結尾處的警幻情榜呢？
其次，即便是我們確定了人數，比如60人，我們又以怎樣的標準來對紅樓中的女子進行篩選和對分列五冊的序列進行組合呢？如果我們依據的是人物的身份和地位，那麼，像為迎接元妃省親而買來的十二位演戲的女子其地位角色幾乎一致，且正好是一冊的人數，雖然小說和脂硯齋的點評都沒有明言，但將她們列入地位最低下的四副冊，應該是最不成問題的。但我們也不得不看到，在小說提到的十二人中，芳官、齡官、藕官和菂官，似乎要比另八位遠為重要，關於後八位，書中很少有關於它們的直接描寫（至少在前八十回是如此）。如果僅僅因為身份的相似而被列入，那麼其作為小說的結尾而對人物性格和故事情節的總結性意義又如何體現？同樣的問題也體現在大丫頭抱琴上，既然賈府四姐妹往往要相提並論，跟隨她們的大丫頭抱琴司棋侍書入畫四人似乎也不應拆開來。如果四人一併入冊，那麼於抱琴來說似有不妥。她跟從的是元春，隨元春而入宮，只是在元春省親時，露了下臉，在小說中幾乎看不到有何描寫和影響，而且其性質跟元春還不一樣。元春在賈府中露臉不多，與三個妹妹也不好相比，但她的特殊地位，是這一不出場的人物也不時對賈府中人物的行為以及賈府的盛衰發生了深刻的影響，而抱琴顯然不具有這樣隱含位置和潛在作用。
再次，一個更為棘手的問題是，也許在《紅樓夢》原稿，其名單也有個變動過程、比如，俞平伯認為，脂硯齋評語關於香菱在副冊還是又副冊有二種說法，（4）這種矛盾可能表明了作者把她到底列入哪一冊有過猶豫的。而且，提出這一名單在特殊情境下的變動，有時候倒恰恰是能夠反映一類人物的心態的，在這變動中，我們發現，由賈寶玉所看到的女子名錄和其他人提出的名錄會有所不同，也應該有所不同，所以，對任何一張名單我們也不必過於拘泥。如在第四十六回，當鴛鴦在向平兒說心裡話時，連帶舉出自小在一起的丫環，道是：
這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釧兒、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
從這樣一個特殊視角提出的十二位女子，其名單與從賈寶玉視角看到的一份又有怎樣的微妙關係呢？對類似名單的迷離恍惚，連脂硯齋都要感歎道：
「余按此一算，亦是十二釵，真鏡中花水中月雪中豹令（林）中之鳥穴中之鼠，無數可考，無人可指，有跡可追，有形可據，九曲八浙，遠響近影，迷離煙灼，縱橫隱現，千奇百怪，眩目移神，現千手千眼大遊戲法也。」
無怪乎脂硯齋要把數處出現的名錄稱為「漫擬」，要提出結尾的那一張可能的情榜名單來進行對照。
當然，探究人物的名單還僅僅是第一步，而要由此更進一步，還要對入榜的人物寫下以情為特徵的評語，也可說是把六十人分為五大類別後的下一級分類，也有很大的困難。
對人物的分類可以上溯至孔門四科，但從情的角度來對情自身進行細分，較早的大概是王戎的忘情、鍾情和不及情的三分法。周汝昌認為，到馮夢龍的《情史類別》，才有了對情的更細緻的二十四種的分類，並對曹雪芹的情榜評語產生了直接的影響。（5）可惜的是，我們除了獲知脂硯齋透露給我們的寶黛兩人的評語外，其他則無所知曉。我們當然也可以借助於人物在作品中的表現而懸擬一些，例如，秦可卿可能是「情幻」，金釧是「情烈」，情雯是「情屈」，鴛鴦是「情絕」，夏金桂是「情妒」，齡官是「情癡」，芳官是「情豪」，妙玉是「情矯」，薛寶釵是「情冷」，惜春是「情空」，紫鵑是「情慧」等等。類似的懸擬各位研究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理解而繼續補充，但對於那些在前八十回幾乎沒有刻畫到的人物就無法杜撰了。除非我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悟，來對情進行下一級的細分，但要別人完全接受，如對十二位演戲的依次下一評語，顯然不太可能。
基於這樣的困難，我覺得對情榜的探究在考證無法深入的前提下，不妨從另一角度來進行探討，也就是在承認警幻情榜存在的前提下，來探討其特具的思想意蘊。而我這裡的探討是，從脂評入手，看脂評在怎樣的語境中提到了情榜，其提出的情榜包括情榜中人的評語又有何意圖，藉此引發我們的進一步思考。
二
就現存的脂硯齋評語看，其涉及到的情榜內容，概括地說，主要有三方面的意義：
其一是點出了最末一回情榜的存在及粗略的名單，例如：
第十八回：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釵，以賈家四艷再加薛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煙李紋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段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余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鴛鴦、苗雲、平兒等人無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墨。（己卯夾批）
第十八回：樹（數0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系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三、四副芳諱。（庚辰本眉批）
其二是特別強調了書中一些重要或者容易被忽視的人物所處情榜中的位置，並以情榜中位置地重要來說明其在正文中應該所佔有地重要位置。
例如關於英蓮和黛玉的：
第三回：甄英蓮乃副十二釵之首，卻明寫癩僧一點。今黛玉為正十二釵之貫（冠），反用暗筆。蓋正十二釵人或洞悉可知，副十二釵或恐觀者忽略，故寫極力一提，使觀者萬勿稍加玩忽之意耳。（甲戌本眉批）
第六回：觀「警幻情榜」，方知余言不謬。（靖本眉批）
又如，關於平兒：
第六回：著眼。這也是書中一要緊人，《紅樓夢》曲內雖未見有名，想亦在副冊內者也。（甲戌本夾批）
這其中更是強調了寶玉的特殊性：
第四十六回：通部情案，皆必從石兄掛號，然各有各稿，穿插神妙。
其三，點明了情榜中主要人物賈寶玉和林黛玉的評語並闡釋這兩人活動的具體場合所顯示的意義，例如：
第八回：按「警幻情榜」，寶玉系「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今加「大醉」二字於石兄，是因問包子問茶順手擲杯，問茜雪攆李嬤，乃一部書中未有第二次事也。襲人數語，無言而止，石兄真大醉也。余亦云，實實大醉也。難辭碎(醉)鬧，非薛蟠紈褲輩可比。（甲戌本眉批）
第十九回：這皆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以謂今古未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終是何等人物。後觀「情榜」評曰：「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之上，亦屬囫圇不解，妙甚。（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雙行夾批）
第二十五回：玉兄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甲戌本夾批）
可以說，這些評語不但確定了情榜在最後一回的存在，而且也把情榜涉及到的主要人物及大致體例都做了交待，而這些有關情榜的評語在小說特定場合的出現，也為我們進一步分析情榜的特殊價值提供了重要依據。
三
在深入分析《紅樓夢》中的情榜價值之始，我們需要先對小說中榜的出現以及其特殊意義作一簡單回顧。對古代白話小說中的榜的現象，孫遜先生與宋莉華曾撰文進行了初步的探討，給了筆者以展開論述的基本立足點。（6）我的論述，可以從如下兩方面來進一步補充。
首先，我們可以認定，榜的傳統是與古代長篇白話小說的發生發展同步的。
一般認為，中國古代長篇白話小說脫胎於宋代的講史平話，而其中的《大宋宣和遺事》，已經具備了榜的雛形。
《宣和遺事》是雜抄了多種筆記小說並以講故事的方式連貫而成。其書從概述歷代帝王荒淫誤國開始，直到寫宋高宗定都臨安結束。中間穿插了宋代奸臣把持朝政致使生靈塗炭的故事，也為寫梁山英雄聚義作了對照。而梁山英雄的登場，就是以近似於榜的形式作了總起。書中寫宋江向劫取生辰綱的晁蓋通風報信而被其情人閻婆惜抓住了把柄，宋江殺惜後為躲避官軍而逃進他家屋後的九天玄女廟中，引出了有關榜的內容：
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才展開看了，認得是個天書，又寫著三十六個姓名，又題著四句詩道，詩曰：「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
……那三十六人道個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盧俊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裡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沖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槍手徐寧
撲天雕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撞直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著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為帥，廣行忠義，殄滅奸邪。」
後來，晁蓋戰死，宋江替代其頭領地位，帶其餘人縱橫天下，被官軍招安後，平定了各路寇盜，以封節度使而結束。
在《宣和遺事》基礎上而創作的《水滸傳》，則把這段情節作為一個具有結構意義的情節吸納進自己的創作構思中，用梁山英雄排座次的方式，作了總攬前篇的處理。
將梁山好漢的英名昭告於天下，正是在與奸臣誤國的對照中，來顯示出他們替天行道的不尋常的意義。這裡雖沒有以榜來直接命名，但從內容上來看，這裡的排座次，我們不妨把它稱之為是「忠義榜」。此後，明代神魔小說《封神演義》是最早以「榜」的名稱並來構架小說的，這就是所謂的姜子牙最後公佈封神榜作歸結。這樣，書中眾多人物的出場來去，神仙魔怪的鬥法鬥力，萬般頭緒，種種紛亂，都因為斬將封神的線索而獲得了統一。
《封神榜》問世以後，「榜」作為長篇小說的結構形式被運用更為廣泛。如《水滸後傳》、《女仙外史》、《說岳全傳》、《儒林外史》、《紅樓夢》、《鏡花緣》等都是較為典型的例子。這樣的榜，從宋代起，一直延續到明清兩代，與古代長篇白話小說的發展歷程相始終。
其次，如果說，《水滸傳》中的榜是「忠義榜」，《封神榜》中的「榜」是「神榜」，《儒林外史》中的是「幽榜」等，這一切，有其種種名目的區別的話，那麼，在更本質層面上，我們可以發現，從《宣和遺事》開始，對榜的揭示似乎總與一個神聖性人物相關，同樣，人之入榜而獲得的名號，也有了不同尋常的意味。
在《宣和遺事》中，類似於榜的形式是九天玄女揭示的載有三十六天罡星名號的天書。這些名號，特別是每個人物的別號，如楊志的「青面獸」、吳加亮的「智多星」、石秀的「拚命三郎」、李逵的「黑旋風」等等，原只是對人物從某一點上加以凸現，以對人物的複雜性有一直接提示，既適應了不斷流動的江湖中人或者說市民階層，送往迎來互相應酬的需要，也是對敘述有關他們故事的最簡捷的把握。而當這些別號出現在九天玄女的天書上時，神聖性和永恆性得到了確立。歷史的永恆性和人物的凝固性得到了和諧統一。
所以，我們不妨說，所謂榜，不單單是《封神演義》中封神才算是神榜，可以說，大多數榜，從廣泛意義上說都是神榜，都是一種神性的證明，是不朽的追求，而不是人性的展開或者說任憑其速朽的結果。這些榜，都可以納入到神性的系統中去。
在小說中，如果偶爾也有「人榜」出現的話，那也不過是神榜的變種。從《宣和遺事》到《紅樓夢》，長篇小說從題材到表現形式都有了較大發展，但榜的神性這一基本特徵卻沒有大的變化。
從另一方面說，隨著小說創作經驗的積累，塑造人物向著縱深處不斷拓展，人物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被理解得更具體、更現實。這樣，通過榜還有榜中人別號的提示，對作品中人物的經驗和感性的認識有了一個更為宏觀的理性的法則來總括，並以這種總括，打通了與作品主旨上的本質聯繫。在《紅樓夢》中，關於情榜的人物特點概括，作用大抵如此，而在情榜的領軍人物、惟一的男性賈寶玉身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賈寶玉向來是以他的性格複雜性而著稱的，這種複雜性，不但讓我們讀者難以對其下一斷語，也曾讓評論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第二回，賈寶玉還未露臉，賈雨村和冷子興在閒聊中，已經從不同的層面，提出了對賈寶玉的不同看法。接下來是第三回，林黛玉進賈府，尚未與寶玉相遇，由王夫人向黛玉介紹寶玉，是所謂的：「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而因王夫人的話，黛玉又回憶起自己的母親對寶玉的看法，是「雖極憨頑，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顯然與王夫人的評價有差異，而引出的這樣的讚賞口吻，立即遭到了王夫人的反駁，「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這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許多事來。」如此針鋒相對的話，使我們對賈寶玉的形象更不能加以簡單化的理解了。
至此，作者已經借助於筆下的人物從倫理、哲學、日常生活等不同視角對賈寶玉作了多方觀照，但還不是直接的感知而是間接的介紹。賈寶玉的出場，是由他的真正知己林黛玉來直接感知，在林黛玉看到了他的兩種裝束時，又產生了一見如故的感覺，所謂：「好生奇怪，倒好像在那裡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這是黛玉心理的預期與實際眼見的一種衝突。也使賈寶玉這一形象更趨於迷離恍惚。但作者還不就此罷休，最後，他又引了後人的兩首《西江月》來批點寶玉：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褲與膏梁，莫效此兒形狀。
而這裡所謂的「後人」，也只代表了小說中的一種觀點，其實與王夫人等的視角並無二致。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一評價是緊接著黛玉觀察他的目光，「看其外表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而來的，這又使後人之目光與黛玉的發生了衝突。而賈寶玉究竟為何等樣人，卻無法得到確切說明。就這樣，其性格的矛盾本質，從小說一開始就定下了基調。
過去，我們總是習慣於以性格塑造上的多元化美學準則，來解釋《紅樓夢》中如同賈寶玉式的性格現象，現在來看，這樣的解釋尚不夠深入。
因為我們所看到的，包括別人對他的種種評價和猜測都是現實中的一面、是世俗的一面，是在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視角的互相碰撞中來折射出他性格的多樣性和複雜性的。在這紛擾的生活表象背後，在這塵俗的視角底部，還有更本質的一面，有更洞穿一切的神聖目光，作者是以其本質的一面，來變幻出現象的許多面的，如同佛一身而幻化出憶萬種變相，或者說，是在現象的充滿分歧的矛盾中，在假相與假相的互相顛覆中，讓本質翻騰到生活的表面，讓神聖的目光把本質的一面照亮在我們的面前。這就是在作品的結尾才為我們讀者揭示出的謎底，就是警幻情榜所歸納的，評價賈寶玉的，是「情不情」。
脂硯齋在對賈寶玉的評價提出一連串「說不得」後，才引出了「情不情」這樣的評語的。這樣一來，他把自己的點評從兩個層面上予以了展開。第一是緊隨著小說的進展過程，是在世俗的層面，借用賈寶玉周圍人的目光，試圖以理性化、概念化的詞語評價賈寶玉，試圖一勞永逸對賈寶玉下一定論，而這樣做的結果，遭到了脂硯齋的否定，也引起了起自身的困惑。在這一層面所流露的困惑中，又轉出了第二個層面，引入情榜中的評語，力圖改變原有的評價體系。「情不情」的評語，既改變了常人在評價人時所容易採用的道德評價體系，也超越了最終從情感角度給出的「情癡」「情種」這樣的評語，因為相比之下，「情不情」所蘊涵的意義更為深廣。「情不情」這一評語雖被脂評說成是「囫圇不解」，但他還是在第八回的批語中作出了明確的解釋：所謂：「按警幻情榜，寶玉系『情不情』。凡世間之無知無識，彼俱有一癡情去體貼。」就是說，我們首先可以把「情不情」視作是一個動賓結構的短語，前一「情」字是賈寶玉的一種癡情的體貼行為，而後之「不情」，則是「世間無知無識之物」。也因為有對無知無識之物如此之態度，所以對有情之物就不用說了，猶如脂批說的，「玉兄每『情不情』，況有情者乎？」言下之意，這個「情不情」理應把林黛玉的「情情」也包含在內。但這僅僅是脂硯齋解讀出的一層意義。而且如果我們執定了這一層含義，那麼脂硯齋對這一評語的大加讚歎，就有點過甚其詞。其實，脂硯齋以為這一「情不情」是「囫圇不解」，更是強調了其語言本身的復義性，而這種復義性，是在情節進展的不同場合，有多樣化解釋的可能性。而脂硯齋在提出了其一種解釋後，並不是規定了我們解釋的不可更改性，當他暗示我們對賈寶玉的性格不可言說時，也從另一方面暗示了我們去多樣化的言說的可能。而根據其行為人的不同場合來對人物性格進行判斷，或許這也是符合佛教的「因緣性起」根本命題的吧？所以，在我們可見的脂硯齋對這個詞語的一種靜態式的理解外，我們也可以從賈寶玉這樣的一個鍾情之輩走向出家的道路，來把「情不情」理解為是代表了他性格發展的一個動態過程，一個時間上的變化的展開，是由「情」而走向「不情」。但更進一步，則也可說是在同一空間內的二元對立，是「情」與「不情」的兩種態度的並峙，是肯定與否定的互為衝突。正是這一本質意義上的對立衝突，使得同一個人物在生活中體現的種種變相，有了萬花筒式的目不暇接，也很難讓讀者下一簡單的判斷了。而性格本質屬性上的互相對立，也見證了作者創作人物的一種理性化的思考方式。
四
在小說中，對人物性格用榜的形式予以凝固，以理性的方式來規定制約人物發展的無限可能，是與小說總體上的理性追求相協調的。
在上文，我們追溯榜這一結構方式的源頭是以《宣和遺事》為基點的。成書於宋代的《宣和遺事》，用現在的標準來看，作為長篇小說實在很粗糙，一部完整小說所要求的結構上的有機性、材料的均衡性、協調性和語言的統一性等因素都不具備。但我們也能從小說中看到作者的一種努力，就是要把多樣化的材料盡可能容納到一種理性的框架內，在歷史沉浮、世事難料的變化中求得一種永恆的規律、一種穩定的保證。在這一點上，宋學中，那種探求宇宙規律的想法和結論在宋以來的的長篇白話小說中有了直接的當然也是最粗淺的反映。
《宣和遺事》的開頭，這種影響一目瞭然：
茫茫往古，繼繼來今，上下三千餘年，興廢百千萬事，大概風光霽月之時少，陰雨晦冥之時多；衣冠文物之時少，干戈征戰之時多。看破治亂兩途，不出陰陽一理。中國也，天理也，皆是陽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皆是陰類。陽明用事的時節，中國奠安，君子在位，在天便有甘露慶雲之瑞，在地便有醴泉芝草之祥，天下百姓，享太平之治；陰濁用事底時節，夷狄陸梁，小人得志，在天便有彗孛日蝕之災，在地便有蝗蟲饑饉之變，天下百姓，有流離之厄。這個陰陽，都關係著皇帝一人心術之邪正是也。
寫下《皇極經世》的邵雍，在為類似於《宣和遺事》這樣的小說確立基本思想框架中，享有提綱挈領的特殊的地位：
且說英宗皇帝治平年間，洛陽郡康節先生因與客在天津橋上縱步閒引，忽聽得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先生道：「洛陽從來無杜鵑，今忽來至，必有所主。」客曰：「何也？」先生曰：「不過三年，朝庭任用南人為相，必有更變。天下自此多事。」又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
這一段傳聞插入小說，在整篇小說中顯得有些突兀，但是，在確立歷史事件的意識框架過程中，把邵雍的故事吸納進來，似乎是作者有意要把基本框架滲透至內容的肌理。並形成了從人物性格到情節總體佈局的理性化的基調。這樣的傳統，在以後的小說中得到了強有力的延續。
如毛宗崗本的《三國演義》之開頭結尾概括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此之類，是最典型的理性追求的體現。
同樣，當《紅樓夢》是以結尾處的「警幻情榜」對人物的性格和命運作一理性化的歸結時，其在小說的起始和之後的行文，在眾人還在做各自的夢幻時，又總是不失時機地把一種夢醒的理性化的意識提示出來。不論是空空道人的覺悟，一僧一道的點撥，還是深入到小說肌理的秦可卿或者是史湘雲等人物的議論，乃至戲曲的隱喻等，都可以說明這一點。
而脂硯齋以一個局外人的清醒立場在相關的段落，也為讀者一一道破了。這不僅僅因為評點家包括（所有的讀者）有對一部小說瞻前顧後的超越具體故事發展的優勢，是比小說中人能夠更容易看到生活的未來，同時，作為與作者對生活經驗的分享，他的評點視角又超越了普通讀者和一般意義上的評點家。
所以，儘管他在評點時，顯示出比一般人遠為豐富的感情色彩，與作者同悲喜同落淚，但是，在脂硯齋引用情榜來對人物故事進行評價、說明時，卻顯示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理性意識。這不但表現在脂評不止一次來引用情榜中人名錄，要對小說中展開的紛繁複雜的人物關係進行清理，要幫助讀者明確人物在情節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理性化的態度，使得脂評不但過早把結論性的情榜提前向我們讀者攤牌，而且，他更擔心我們讀者不能把握重要人物的本質特點，擔心我們會被一些表象所迷惑。所以他不但用一連串的「說不得」阻止了我們的判斷，並以情榜中的評語來提示我們，讓我們注意其更本質地一面。同樣，當第八回，賈寶玉在醉中擲杯，問茜雪攆李嬤時，似乎顯示了他貴公子的頑劣性格。在此，脂評特意解釋了其「情不情」的富有人情味的涵意，並反覆強調他是因大醉而鬧，「非薛蟠紈褲輩可比」。又一次要求我們不能被一種特例所迷惑，而要從中發現其更具本質性、恆常性的一面。
如果說，《紅樓夢》的大旨談情似乎讓小說的情節變得難以捉摸，讓人物的個性變得飄忽不定時，一張情榜，使小說最終被納入到理性的框架，並使脂硯齋的理性意識有了基本的依托，也不致讓我們讀者過於沉迷到紅樓的夢幻中而迷失了方向。在這一條預設的理性通道上，我們發現了，在《紅樓夢》的創作過程中，不論是作者自己還是與他的朋友，情與理、夢與醒的對話始終是存在的，情榜以及脂硯齋在評點時對情榜的充分利用，就證明了這一點。
註釋：
（1）參見徐恭時《芹紅新語》，文載《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一期。
孫遜《紅樓夢探究》，台灣大安出版社。1991年12月，第50頁
宋淇《紅樓夢識要》中國書店，2000年12月，第342頁
（2）拙著《紅樓情榜》，台灣時報出版社，2004年7月，第29頁。
（3）陳慶浩編《新編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輯校》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7年8月，第316頁。本文所引脂評均錄自此書，下不一一註明。
（4）參見《俞平伯論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712頁。
（5）參見周汝昌《紅樓夢與中華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第150頁
（6）孫遜、宋莉華《榜與中國古代長篇小說》，文載《學術月刊》1999年11月
（這是詹丹教授出席揚州2004紀念曹雪芹逝世240週年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
【原載】 《河南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