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珍何罪之有」
「賈珍何罪之有」
從發問「賈珍何罪之有」到否定《紅樓夢》敘事結構
劉心武先生認為：賈珍何罪之有？因為導致賈珍和賈蓉被拘、寧國府被抄的罪責，遠不如賈赦、賈政的罪惡深重。賈赦逼勒石呆子謀取古玩、通過賈璉跑動交結平安州外官，賈政隱藏欽犯甄家被抄財物，這些在封建時代都是滔天大罪，必然導致榮國府「家亡人散各奔騰」，因此八十回以後必寫到榮國府的「樹倒猢猻散」，賈政必被治罪，絕不可能有高鶚筆下的那些「復世職政老沐天恩」的敘事內容。那麼《紅樓夢》開篇：「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開端實在寧。」「萁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言外之意是沒有道理的，「高鶚實在無法寫圓」。可見，劉心武先生是把「賈珍何罪之有」作為切入口，直接伸向《紅樓夢》敘事結構的設置和安排，特別是對後四十回敘事內容的否定。這與我們前面分析寧國府在《紅樓夢》整個敘事結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對此，也不能簡單地從欣賞的角度看待它們的差別。這裡牽涉到對後四十回敘事結構如何安排的大問題。劉心武先生認為，如果按照百二十回《紅樓夢》文本的設置，寧國府被抄，賈珍父子被拘是不合乎道理的，因為從《紅樓夢》文本的描寫來看，賈赦、賈政、賈璉他們比賈珍父子罪過更大，理應比賈珍父子受到的懲處更要嚴重。而現在《紅樓夢》的文本描寫恰恰相反，因此，他才說出「賈珍何罪」 之有？《紅樓夢》文本後四十回之所以存在著這些問題，直接的原因是「高鶚實在無法寫圓」，因為他沒有能吃透和領悟「曹雪芹的構思」。於是自然導入劉心武先生「秦學」研究的目的就是尋找曹雪芹曾經寫過，或打算寫的那個構思。
到此為止，我們已經明白劉心武先生沒有從《紅樓夢》文本中找到任何根據，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一書中也很少談到賈珍形象，而卻能構思所謂秦可卿是皇室的後裔，「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這一情節，關鍵是憑借想像去探佚「曹雪芹的構思」。於是產生了劉心武先生的主觀判斷，他說：「我以為第七十五回所明寫的榮國府賈政替被罪的甄家藏匿財物一罪，確實還不是整個賈氏家族的『首罪』，更非『造釁』的開端，因為寧國府的賈珍，藏匿的不是一般的罪家，也不僅是其財產，而是大活人——秦可卿，這本來也是寫得比較明白的……按曹雪芹原來的計劃，他是要寫出寧國府賈珍冒死收養皇帝政敵的遺孤秦可卿這一情節的，但這樣寫太容易釀成文字獄了，不得不按脂硯齋的意見大刪大改」。
像如此重要的情節，劉心武先生只用「我以為」便立論了，正像孫玉明先生所指出的「『想當然爾』，存在於劉心武解讀《紅樓夢》立論與求證的諸多環節之中。『他往往先是腦子裡面武斷地存有某種想法，然後去找證據。那些證據很多都不是硬證、鐵證，有些竟然是歷史上根本查不著的。』」「學者和小說家還是有一條嚴格的分界的：揭秘《紅樓夢》和百家講壇讓劉心武從一個小說家變為一位做學問的學者，學者與小說家遵循的幾乎是完全不同的原則，前者需要虛構、誇張、想像，而後者則需要實事求是、有板有眼、一絲不苟。劉心武提出的『學術小說』的口號，對於小說是不是有些枯燥，而對於學術是不是有些不嚴肅了呢？」 ３孫玉明先生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同時引發我們思考一個問題，劉心武作為一個著名的小說家，他明知《紅樓夢》文本沒有這樣的根據，那麼他為何「想當然爾」呢？是分不清什麼是創作和學術的界限，顯然不是這麼簡單。看來我們要搞清這個問題，還應當思考雙方對話是否在一個平台上？言語是否在一個範疇內？ 否則爭論來，爭論去，往往形成各說各有理，各唱各的調。
我從一位從事探佚學研究的學者的文章，受到了啟發。梁歸智先生說：「探佚學把『續書』的創造性工作交給每一個認同探佚的讀者，實在是探佚學的最佳命運和最具神韻之處。探佚學因此獲得了不竭的生命力與永恆的青春。當然不能因此降低對具體探佚時的『科學性』要求，也就是要注意探佚的限度。但最耐人尋味的是，探佚學激發了每一個認同探佚讀者的閱讀能動性，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他們的文化積累、藝術想像和思辯思考，使《紅樓夢》成為一個閱讀的『空筐結構』，從而拓展了閱讀的空間，這正是一種極富有能動性創造性的閱讀，也從一個方面增加了《紅樓夢》的意義和魅力。」４
說明白些，探佚空間要有創造性，要在《紅樓夢》閱讀「空筐結構」中拓展。如此說來，探佚是二度創作。探佚學與文學創作趨於合流，已成為當代新索隱派的一個特徵。當然劉心武先生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加之小說家創作的優勢，一下子就成為新時期新索隱派的的代表人物，推出了「秦學」，推出故事新編中秦可卿、賈珍、賈元春等一系列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