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鶚的詩詞
高鶚以與程偉元合作補訂《紅樓夢》後四十回而聞名，其詩詞反倒湮滅而不彰，歷來很少有人論及。其實在乾嘉詩壇上，他雖不能躋於袁枚、趙翼、蔣士銓和沈德潛之列，但與同時知名的鄭燮、張問陶、黃景仁相去不遠。故不論為研究《紅樓夢》後四十回的藝術，為弄清乾嘉詩風的全貌，抑為瞭解高鶚其人，都不宜無視他的詩詞。
高鶚，字蘭墅，別號紅樓外史，祖籍遼寧鐵嶺。清兵入關後，流寓北京。大約生於乾隆十八年左右，卒於嘉慶十九年冬至廿年之間。據《國朝歷科題名碑錄》，知他是「漢軍鑲黃旗內務府」人。查明朝萬曆四十七年，鐵嶺自被清兵攻佔後，漢軍人高家多隨清兵始而角鹿關外，繼而轉戰關內，頗立軍功，以至有的後來競出將入相，煊赫於順、康、雍、乾四朝。雖然我們迄今還暫無確鑿的材料證實高鶚家世屬於鐵嶺高家哪一支，不知他的父祖究竟是誰?但是，我們說他家是清朝政權建立後的新貴是不錯的：第一，他是鑲黃旗內務府人。八旗是一種軍事編制，本為特權階層，而況又是清宮內務府的上三旗；第二，他的女兒高儀鳳在嘉慶、道光間頗有詩名，當非升斗小民之家所能培養得起；第三，乾隆四十九年冬前後，他能續娶清初張相國文端公鵬翮的玄孫女張筠為繼室，亦足證他決非門戶低微的人。
最能提供關於他的家世大致輪廓的，還是他的詩詞。
他父是讀書人(見《硯香詞‧一枝春》)，有田產，住在京郊(見《行酒》和《題竹雪擷芳詩卷》詩)。他少年喜冶遊，常同「少時酒伴」，「趁蝶隨蜂，浪贏兩袖香留。」(見《硯香詞‧聲聲慢》)。三十歲左右曾遠離北京，到京西北長城附近某地教家塾，也可能做過幕賓。這就是嘉慶六年張問陶在《贈高蘭墅鶚同年》詩裡所謂的「俠氣君能空紫塞」。在考場上折騰了很久後，他終在乾隆五十三年中舉，六十年成進士。歷任內閣中書、漢軍中書、內閣典籍、內閣侍讀、江南道監察御史、掌江南道監察御史、署給事中，刑科給事中。
他青少年時比較放蕩，不太遵守儒家禮教。他這時期寫的一部份詩詞就留下了這種生活烙印。後來他竭力追求功名，就逐漸形成了以儒家正統思想為主導的世界觀和藝術觀。當然，他也和封建社會的其他作家一樣，思想是比較複雜的。他的思想雖以儒家為主，卻也具有不少佛家思想。唯獨對於道家思想他不太感興趣。他多寫近體詩，而尤工七律。雖也寫了不少有關制藝的詩文，但內容清新者少，大都平庸陳腐。
如果可以給高鶚的創作分為前後期，我以為乾隆丑十三年他在順天中舉便是分界限。前期多寫詞，詞風近於五代的花間派，多香艷輕麗之作；後期逐漸轉化為封建士大夫，因勤職，而一再得到上司「操守謹，政事勤，才具長，年力壯」的考語；故而他晚年作品，就很難見到浮艷之詞。雖然世界觀是屬於儒家思想體系的，但藝術觀卻能汲取儒家注重修辭立誠，表情達意的那積極一面，不受當時神韻說、格調派、肌理論的影響，不盲目擬古；而在寫景詠物、題贈弔古上，尚能繪聲繪色，表達真情。
現在見到的高鶚詩詞顯然不全：其一，麟慶在《鴻雪因緣圖記》裡記載嘉慶十七年四月沈春皋邀高鶚等人賦的芍葯詩１，未見；他的摯友薛玉堂、徐潤第、妻弟張問陶都有贈他的詩，但卻未見一首他酬和的詩；其二，詞只有乾隆五十三年以前的，自那以後，卻未見一首；詩只有五律、七律、七絕，而無一首五絕，恐怕都有散佚；其三，高鶚的門人華齡「手抄遺詩一帙」(指《月小山房遺稿》)，增齡說它不過是「吉光片雨」，可見丟失甚多。
《清史稿‧文苑傳》著彊?高鶚有《蘭墅詩鈔》、楊宗羲《八旗文經》著錄高鶚有《高蘭墅集》，今均未見。這裡僅就見到的《硯香詞‧簏存草》和《贈麟慶》詩以及《月小山房遺稿》詩集，略申管見如次：
《硯香詞》共收四十四首詞，看來還不是初稿本，因為詞不依時間順序。而是按小令、中調、長調依次排的。這恐怕只有二稿才能做到。
詞的內容大體分四種：一，塾師生活；二，感事詠懷；三，冶遊；四，與畹君偷戀。這些詞多半纏綿繾綣。
他的《憶王孫》，稱道西施多情，為她鳴不平，頗有新意：
年年春恨滿春湖，漂泊芳魂逐子胥。
若把傾城罪粉奴。問狂夫：越女如何卻沼吳?
他的組詞《好女兒》《錦帳春》《怨東風》和《酷相思》，所共同塑造的少女堅貞形象，鮮明逼真，富有時代氣息，是較為可取的。
他的冶遊詞，如《聲聲慢》，卻留下了他年少時和貴族子弟出入歌樓舞榭的放浪痕跡，不足為訓。
他在詞中寫得最多的，是與名為畹君的遺孀的偷戀。
詞裡明寫他與畹君偷戀的，有《南鄉子》《唐多令》《江城子》「秋光新洗玉闌干」《臨江仙》《金縷曲》和《惜余春慢》。這位畹君慧而多才。從《惜余春慢》裡，可知她上有老母，下有幼兒，因遭遇不幸而信佛。在《金縷曲》裡，高鶚極力刻繪他與畹君的悱惻哀艷之情，如泣如訴，百轉千回，往事歷歷，含情真摯，很能體現封建士大夫逾閒的一些特點和弱點。這表明他與程偉元共同補訂《紅樓夢》後四十回，也有他過去不正當的情史做為言情的依據之一。雖然他的續絃張筠因受到不是婆婆，便是他的冷淡而悒鬱以終，但由於封建道德的不能容忍，以及他中舉後所處社會地位的略有提高，他和畹君的偷戀，很可能是一場春夢。
同一高鶚，填詞不免失於輕艷，但吟起詩來卻迥然不同，這固然是受了詞曲多寫艷情，詩則宜莊的傳統影響；同時也為高鶚前後期所走的不同生活道路所決定。
他寫詩以盛唐為宗，旁及其他，從他成功地化用杜甫的許多詩句看，知他學杜特別用力。如果說他的詞是受了晚唐五代詞人，特別是他們的香軟詞風的影響，那麼他的詩，卻能一洗脂粉香澤的氣息，擴大了題材的範圍，無論思想和藝術的成就，都遠比他的詞要大。可惜他出身名族，念念不忘於制藝；後來做二等京官，所接觸多封建社會中上層人物，長期局囿於京城，沒有象杜甫那樣，湖海飄零，目睹時艱，這就決定了他的詩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不可能很廣闊。當然，在乾隆盛世，並非只有高鶚如此，而是相當普遍的現象，如名詩人沈德潛、翁方綱、趙翼、蔣士銓等就也是因為接觸廣大的社會少，因而反映的生活面不夠寬。
雖然高鶚於小說、戲曲、繪畫和金石之學亦靡不通曉。他的同年徐潤第說他「天才明敏」２，非為過譽。不過，他主要還是從事詩創作的。他的七律可以稱得上是其詩作中的佼佼，特別是抒發興亡之感的，不單氣象恢宏，用事肯綮，聲調和諧，意境高遠；而且由於越出了個人的狹小境界，觸及了重大的歷史主題，多少有點群眾場面，含有朦朧的民族意識，這就非常可貴。如《晚過三忠祠》：
扶天只手竟無功，漢室淪胥宋室終。
火德不炎亡兩代，赤心相對剩三忠。
雲旗鐵馬村農賽，落日啼烏古木風。
千載孤臣同灑淚，溪毛誰為薦靈宮。
這「三忠」指的是：漢諸葛亮，宋岳飛和文天祥。三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一腔愛國熱忱，卻是可以與天地共存，同日月爭輝的。故而賽神之時，廣大農民懷著無限敬意去隆重紀念他們，從而使詩人發出「千載孤臣同灑淚，溪毛誰為薦靈宮」的浩歎。在這浩歎背後，恐怕隱含有作者不敢明言的民族感情。
《題雲亭山人傳奇》三首當亦如此。這三首包含了一部《桃花扇》的基本內容。高鶚對南明，無疑是哀其不幸的，其第三首寫得尤為聲情激越。結句的「可憐三百年宗社，輕逐煙火付逝波」，暗藏著對南明覆滅的一片惋惜之情。
高鶚在生活上尚屬平靜，故常有閒情逸致詠物或題贈，現存一百三十二首詩中有不少屬於這類作品。但其中也有一定的牢騷或感慨，如《幽蘭有贈》便可為例。
由於他在詩上功夫較深，其吟詠文房四寶，和花、酒、茶、煙等物的詩，雖沒多大社會意義，但體察之深，刻繪之工，卻也值得稱道，如《煙》：
別創餐霞術，還成吐火奇。
呼龍種瑤草，紉佩剪蘭絲。
薄靄徐縈座，濃薰微沁脾。
淡巴菰好詠，辱荷尚書知。
這裡將明萬曆前後，從南洋群島傳來，而後在清初上層社會盛行吸食煙草的情景，寫得有聲有色，維妙維肖，使人得以瞭解當時煙草流行的情況。應該說，很有史料價值。
作者還有一種寫人物的詩，雖然不是用的工筆細描，但是由於他善抓住人物的本質特徵進行勾畫，故而能繪其形而傳其神。如《嬌女》：
束髮即清新，居然小玉人。
愛聽誇絕代，自分美無倫。
學坐千金重，微挑半字嗔。
看渠矜貴氣，渾是性情真。
這裡用「矜貴」詞形容美貌幼女的動態，既把人的本質特點概括出來了，又把這個幼女的形神都寫活了，可謂要言不繁。
此外，清初統治者為遴選為其政權效勞的得力人才，無論對他所依靠的八旗，還是一般的知識分子，都極力提倡走科舉的道路，並視此為正途。這就使漢軍高鶚為不能早日取得功名而苦惱。他和禪宗打交道，恐怕是為了尋求解脫這種精神上的苦痛。他的《悟真觀》《晏坐》《太平庵》《行酒》和《重訂紅樓夢小說既峻題》，就是他或因羞慚下第，或因其他因素消沉時，退而到佛學的麻醉中尋覓精神安慰的寫照。
高鶚基本上是積極用世，不懷疑現存秩序的人(這是他補訂《紅樓夢》後四十回難以很理想的基本因素)，並非真的「淨心皈古佛」的。所以他在科舉上是失敗了再干，不達目的誓不休。他有少量詩詞，如《看放榜歸感書》《庚戌三月寓齋枕上聞風雨聲》《荷葉杯》《小遊仙》等就真實地刻繪了他從屢困場屋，到終於金榜題名的真實圖景。其中《小遊仙》二首寫他一旦成進士被皇帝接見時，那種近乎范進中舉的神魂顛倒勁，活極。茲錄第二首：
大羅天上會群公，偷飲流霞氣似虹。
不道玉階真個滑，致教臣朔笑兒童。
是真的玉階滑嗎?游過太和殿的人，沒誰會有這樣感受。這是他興奮過了頭的自我解嘲。
由於他曾備嘗過屢試不售的痛苦，到他再授生徒時，他是熱情而積極地傳道授業解惑的。《竹素來謁又贈》寫他對弟子的教誨，委實熱情而不遺餘力。
也由於他深悉落榜的難堪辛酸，到他嘉慶六年做鄉試同考官時，他從給封建統治階級遴選真才著想，評卷非常認真。在《燈下閱卷作呈那繹堂諸同年》詩裡，自道他兢兢業業，不顧勞乏，「品花深恐太匆匆，摘艷尋香午夜中」的情境，真是寫出了多少熱心的考官為考生熬盡心血的情景。做到這點實在是難，但卻不是自誇，而是公認的。後來陳康祺在《燕下鄉脞錄》裡，就記下了這個流傳甚久的掌故。
最後，再談談現存的十九首試帖詩。這類詩寫的雖工整、概括、簡練，但往往是刻板而匠氣重，難以激起人的共鳴。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其中四首表述他文學創作主張的文論詩，就可以看出在乾嘉詩壇上，他不主張復古，強調寫真實，就和江左三大家的袁枚、趙翼和蔣士銓的標榜性靈，重獨創有相通的地方。
他指（？）出的文學見解，主要是根據陸機的《文賦》、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和韓愈的《答李翊書》。如《修辭立誠》詩，一開頭就提出「辭必端其本，修之乃立誠」，「質以剛中健，文緣篤實生」，以說明意和辭的主從關係，強調了文以意為主的正確原則。這和陸機說的行文要有高潔的心靈是一致的。另關於構思、遣辭和謀篇等說，亦多祖述陸機，所差的是多些道學氣味。同時他過多地化用《周易》的詞句，也使有些詩句晦澀，是其不足之處。
在《陳言務去》詩裡，他是以韓愈《答李翊書》之「唯陳言之務去」為題旨的，正確地提出了無論立意或遣辭，不去陳言終無新意的合理主張；並且辯證地說，陳言並非完全不可用，關鍵在於能否化陳腐為神奇。這些立論也無疑是很可取的。由此可見，高鶚能在詩詞上反映一定的生活真實，特別是在近體詩上寫出一些清新可讀的作品，和程偉元在補訂《紅樓夢》後四十回上，還能差強人意地續完原著的悲劇結局，是同他在文學創作方面有較為正確的主張分不開的。
總之，高鶚詩詞的藝術成就雖然有時代的、階級的局限，但在乾嘉詩壇上，既不因襲模擬，也不存門戶之見，而是基本上遵循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這就使他能作出一定的貢獻。他的詩莊雅豪放、語言雄勁有力。這是詩人的生活經歷、思想個性以及時代特色的有機統一。他的詞艷多姿，稍似溫庭筠，但還不像溫的過於輕浮。他在藝術實踐上講究創新，注重立意，用典上善於翻新，也都是很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