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空間的「學術共享」問題（1）
紅學空間的「學術共享」問題（1）
不要在《紅樓夢》外探討所謂「歷史真相」
——兼談紅學空間的「學術共享」問題
趙建忠
作家中評論《紅樓夢》的很多，張愛玲、王蒙、李國文等，還有不久前去世的巴金老人；儘管他們不是專門的紅學家，但他們的紅學著述，往往更能溝通人們的心靈也就能給人種剝骨剔髓的明爽感，有時還是紅學家們說不出來的，尤其是魯迅對賈寶玉的評論，一句「愛博而心勞」，至今沒人比這概括的更精闢。箇中原因，恐怕還是由於他們真正地深入到了作品內部，是把《紅樓夢》當作文學作品來詮釋的。近十年來，以《班主任》一炮打響的當代小說家劉心武也轉向了《紅樓夢》研究，起先，我也沒太注意，以為他不過是一時興趣所至去借《紅樓夢》抒發自己的感慨，但劉心武卻認為他寫的那些系列《紅樓夢》小說為「學術小說」而非泛泛「戲筆」，是他多年來紅學探佚研究成果的結晶或載體，他並且宣稱開創了「紅學」中又一新學派——「秦學」。最近，他又應中央電視台「科學教育頻道」《百家講壇》欄目邀請，錄製了系列紅樓節目，還將《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作為書名，以書面結集形式由東方出版社公開發行。從2005年8月至今，該書銷行以來，竟再版多次，甚至出現了盜版現象，這也可以說是創了紅學著述的記錄了！
劉心武真的解開曹雪芹「之謎」並「揭秘」了《紅樓夢》麼？如果真是那樣，我們當然有理由奉獻對他的敬意，因為他完成了兩百年來紅學研究者們前赴後繼都未竟的事業，百年尋夢，一旦「揭秘」，怎不令吾人歡欣鼓舞？然而遺憾的是，我在通讀了劉心武的一系列「學術小說」和紅學論著之後，得出的感覺卻是：他不僅在具體的情節描寫方面漏洞百出、經不起推敲，而且在人物形象刻畫上也背離了《紅樓夢》原著形象的性格發展邏輯；很多具體結論更是荒誕不稽，於史無據；尤其是在研究方法、治學態度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隨意比附、主觀臆斷的問題。由於劉心武本人作為著名作家的轟動效應，加上他那支生花妙筆的煽情渲染，更有新聞媒體、報刊的大張旗鼓地宣傳造勢以及出版社出於商業利益考慮的「隆重推出」，那些危言聳聽的所謂「揭秘」已經和正在愚弄、誤導著千千萬萬個讀者和聽眾。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幾代紅學家們篳路藍縷開創「紅學」的艱辛成果以及為這門「顯學」所做的正面普及的努力將化為笑談。紅學界的師友們常常感慨：兩百年來辛苦積累的紅學著述在民間的影響和普及，還抵不上一部《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的熱播。可見傳播載體和輿論導向是多麼重要！
劉心武是如何「揭秘」《紅樓夢》的呢？他聲稱是「從對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紅樓夢》本文背後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權利之爭」，儘管他認為這樣做並不是其終極目的，而是把秦可卿的研究當作一個突破口「去進入《紅樓夢》這座巍峨的宮殿」；但通觀他的紅學著述，給人最深印象就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歸納的「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那一套路數。雖然他並不願意承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索隱而是「原型研究」，並特別強調「原型研究是一種世界很流行的文學研究模式」，但從實質上看，劉心武的研究思路其實也不過是傳統的「自敘傳」與當代新索隱糅合後的產物而已，並且在鑽牛角尖的具體研究過程中，比舊索隱派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說流行世界的「原型研究」模式，這種方法本身也並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有所恃必然有所失，每一種研究方法對文學作品的解讀都有其獨特的視角，但也因自己的立足點而導致偏差，問題的關鍵在於： 劉心武的所謂「原型」，並不是研究者和公眾普遍認同的而是他主觀臆測的「原型」，何況作家在塑造某一形象時「原型」也未必是一個。試問： 把秦可卿看作是康熙朝廢太子後裔弘皙之妹，究竟有什麼過硬的史料支撐？其實，只要查閱愛新覺羅宗譜、皇室玉牒以及清代養生堂的有關文獻，這個問題並不難弄清楚。因為涉及到皇室血統，從懷孕至出生直到死亡就都必然會有專門記載；再者，曹家乃百年望族、曹寅系海內名士，平日裡賓客輻輳、門庭若市，而且交往的多是些「通天」人物，在這樣的複雜政治背景下，曹家人長著幾個腦袋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私藏欽犯的骨肉？更有甚者，《紅樓夢》第十一回的「園中秋景令」即「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通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疏林如畫……」，居然被認為是隱含著「秦可卿真實身份和家族企盼的信息」，劉心武指出這樣的寫景方式在全書中是個孤例，「奇的是用在一個似乎是最不必展開描寫風景的『坎兒』上」，他還進一步分析出了小令用在此處季節時令的某些不合榫現象，從而得出是隱語而非寫實之景的奇談怪論；需要說明的是，由於成書過程的異常複雜，《紅樓夢》中時令以及人物年齡的漏洞、破綻這些矛盾之處還有很多，前人已備述矣；從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進程考察，回前、回後或中間偶爾插入一段不見得很協調的詩詞是一種過渡現象，那些詩詞還有上引的小令之類，往往具有「鑲嵌」的沒經過完全融化的特點，當然，曹雪芹會在「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過程中盡量讓那些東西運用得自然協調，但「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我們今天的人怎能援此孤證去曲為解說呢！還有秦可卿臥室的陳設，所謂「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飛燕立著舞過的金盤，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等等，也被劉心武牽強附會地看成「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的實證，熟悉中國古典小說的人都知道，這些誇張的描寫大都是從詩詞中脫化而並非實境，不僅《紅樓夢》其他小說也有過類似語句的引用，它不過就是渲染和暗示居室主人的生活環境和態度罷了，豈可膠柱鼓瑟般地句句坐實？更滑稽可笑的是，《紅樓夢》中「張太醫論病細窮源」一回，本來是專為秦可卿看病而開的一張藥方，那頭十個大字「人參白朮雲苓熟地歸身」，竟然被劉心武用索隱式的拆字、諧音法強斷為兩句分讀，所謂前半句中「參」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白朮」理解為「半數」的諧音，後半句是「令熟地歸身」的諧音，也就是皇室奪權最終失敗後讓秦可卿在自小寄養長大的賈府自盡，連這麼一個普通的藥方都認為大有深意存焉，我們的大作家想像力可真夠豐富！如果《紅樓夢》是由這樣一些隱語讖言構成，還要靠後世讀者去如此「猜謎」、像破譯「密電碼」那樣才能讀懂，那麼這部作品也就不成其為充盈著宇宙人生形上思考的「滴淚為墨、研血成字」的曠世巨著了！《紅樓夢》的確有「隱」需要去「索」，但不管這部小說存在著多少真實的歷史信息，當它一旦進入作家的審美心理結構和小說藝術整體中時，就必然會被天才的曹雪芹所整合，從而又構造成為了新的意義單位，所以，單純用索隱和考證的方法去獲得《紅樓夢》的終極意義和精神向度，顯然是徒勞的。其實，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早就深刻指出過這個問題，陳獨秀在1921年寫《紅樓夢新敘》時還提出中國古典小說有一個悖論現象，就是既寫「人情」又寫「故事」，「這種不分工的結果，至於兩敗俱傷」！歷史傷了人情，研究者反而成了小說的傷害者，導致他們總要去小說中尋索「真事」。也恰恰是在這一年，胡適發表了著名的《紅樓夢考證》，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一個用吶喊用熱血用思想要催生新中國，一個沉入學術迷宮不談主義只談「問題」，導引著紅學研究一個世紀以來竟變成了在文學著作外去探討所謂「歷史真相」。遺憾的是，新紅學選擇了胡適而不是王國維、陳獨秀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這說明真正思想者的聲音總是孤獨、不合時宜的，所謂庸眾的沉淪與哲人的悲哀！同時也由於我國古典小說理論相對於豐富創作實踐的明顯滯後，從而形成了一種看小說、研究小說總要「文史合一」的思維定勢，這也不是劉心武一個人的問題，從蔡元培、胡適開始，這種研究路數已經形成，但蔡、胡的論點多少還有點史料文獻的支撐，對紅學也分別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而劉心武純係臆斷玄思，把蔡、胡的錯誤又發展到了極端，作為一個有著相當影響的新時代文化人，不能引領風騷反而與先進的價值文化體系背道而馳，做學術文化的促退派，這是很令人惋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