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成書新探
我對《紅樓夢》的研究興趣，是因讀了前五回的文字，始終不相信曹雪芹生前只寫出一個半截故事，就「淚盡而逝」；也不相信後四十回，是高鶚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後憑空補寫而引起來的，誰知問題一鑽進去就出不來了，常被困擾在「剪不斷，理還亂」的疑團之中。
大家知道，關於這部長篇歷史小說的成書經過，歷來眾說紛紜，甚而對曹雪芹的著作權也不斷有人提出質疑。如吳世昌先生曾認為在《紅樓夢》的成書過程中「最初有曹雪芹的《紅樓夢》和脂硯齋的《石頭記》（或《風月寶鑒》）後經曹雪芹把二書合併，增刪五次，不斷加工，遂有傳世八十回之書」。
對此，戴不凡先生卻列舉了大量例證，來說明《紅樓夢》「是曹雪芹在石兄《風月寶鑒》舊稿基礎上，巧手新裁，改作成書的」，但尚未「全部竣事」。
而紅學界的普遍看法則是「曹雪芹經歷了『十年辛苦』五次刪改，才寫定《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後幾十回有個初稿，還來不及改定，就被貧病奪去了生命，競使這部小說成為未完成的偉大作品」。
然而我的看法是：以上三種意見雖然都有一定根據和道理，但共同點則是把現存傳世前八十回的構成，都直接歸於曹雪芹的「十年辛苦」，「五次增刪」，這在研究上，大概是受了那位「前輩姻戚有與之（雪芹）交好者」的裕瑞的影響，故認為這三種說法在立論上都不是解釋疑團，說明真相的正確途經。因此一九八五年全國紅學討論會上，曾不揣冒昧地以《紅樓夢成書新探》一文提出來參加討論，當時的主要論點是：
一、曹雪芹早在生前十年，就已從頭至尾基本寫出了《紅樓夢》的整個事故，其手稿最初在他的至親好友之中秘密傳閱評論（「初評」）時，也原是一部內容直至末回《警幻情榜》的完整故事。而後幾十回的破敗悲劇過程，既不是「來不及改定」，也不是什麼「被借閱者迷失」，而是因涉及到當時建封統治階級內部的財產和權力再分配鬥爭，不敢讓它原原本本地流傳出來，被有意抽藏，刪棄的。
二、現存傳世前八十回，亦非雪芹原稿前八十回的結構面目，而是從原稿全書中抽選出來，經過脂硯齋重新組織，另行結構而成，所以一開始傳抄出來書名就叫《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這與曹雪芹於「悼紅軒」，中經歷的「十年辛苦」，五次增刪，實際是性質不同，不能相混起來推考的兩個階段。
三、後四十回，是在雪芹死後不久，其親友按照原著後半部的大致輪廓和情節線索加以改寫，並逐漸以百二十回之目錄正文流傳出來，為程偉元陸續搜得「集腋成裘」，再邀請高鶚一同「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的，並非二人在「冒名頂替」，憑空續補。
會後即分別以《論（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成書經過》。《「甲戍抄閱再評」之我見》，《曹家「再遭巨變」質疑》、《紅樓續書論小泉》等發表。此後上海師大徐恭時先生曾致函，按上述觀點可寫一篇專論《紅樓夢「初評」探源》的文章。貴州民院曾祥麟老師也建議，將「初評」面目「重新纂組」出來。但由於在收集有關曹雪芹家事材料中，意外發現與曹家關係甚密的尹繼善，在雲貴總督任上，曾寫有不少關於黔東南苗民反清鬥爭的《情形折》呈奏雍正、乾隆，而事件即發生在本人生活工作所在地，於是一直忙於收集有關史料，撰寫長篇歷史小說《苗王包利》（後改為《古州風雷》於2002年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現二十多年過去了，隨著紅學研究的深入和資料的積累，本人對上述觀點仍一直深信不疑，有些問題甚而越來越覺得明朗化，於是重新整理補充成這個小冊子，仍以《（紅樓夢）成書新探》之名，求教於廣大愛好者和專家們，並以此質疑於近幾年來劉心武同志陸續發表《紅樓夢揭謎》中的原型探佚。
因問題涉及面較廣，且錯綜複雜，為便於前後聯繫思考，有必要將本人對整個成書經過的看法先列一簡單圖示。文中凡稱「原稿」的地方，均意指書中情節的結構佈局有別於傳世前八十回，其中列舉的例證和引文，都為紅學研究者們熟悉並經常引用，本文只是從另一角度對其作不同的理解而已。故一般不另注出處或全引。
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及社會關係
由於《紅樓夢》給我們留下的「煙雲模糊處」實在太多，幾乎每一個問題的提出，都會引起兩種以上的不同看法。比如它究竟是曹雪芹的家事「自敘傳」？還是一部綜合社會現實的歷史小說？至今仍未得出統一的認識，故按本人的觀點，有必要先辟此一章，綜合論述如下：
一、關於曹雪芹的生年及血緣關係。
在《紅樓夢》的成書研究中，首先接觸到的是作者生年問題，由於缺乏確切的資料記載，人們長期以來都只能從他的卒年推斷（關於卒年，無論「壬午」說，還是「癸未」說，因僅一年之差，並非關鍵，此不辭費）卻又因此而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根據雪芹好友敦誠的《挽曹雪芹》詩：「四十簫然太瘦生」，「四十年華付杳冥」，認為雪芹晚年與敦敏、敦誠兄弟一直保持著交往，而且敦誠又親自參加過送葬，故他說的「四十年華」應基本可靠，由此上推雪芹應生於雍正二年（1724）左右，活了四十來歲，持此說者多半主張他是曹兆頁 之子。但其中的疑問是：他若生於雍正二年，那麼雍正五年江寧織造曹家被抄時，僅三歲左右，雍正元年其祖舅蘇州織造李煦被革職抄家時，他尚未出生。這顯然又與敦氏兄弟說他「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揚州舊夢久已覺」「廢館頹樓夢舊家」的生活經歷不切實，同時也與他在《紅樓夢》中「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的描寫，以及在其中運用許多江南方言，風土習俗不吻合。故多數研究者按他另一好友張宜泉的詩注「年未五旬而卒」，說他生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享年四十八歲左右，持此說者又多半主張他是曹禺頁 的遺腹。
其實在紅學研究中，我們既然一致將雪芹曹霑，作為江寧織造曹寅之孫，那麼根據有關曹家檔案資料及《曹氏宗譜》的發現，這個生年血緣問題，就應基本得出結論，因為曹禺頁 既是曹寅嫡生獨子（乳名連生，後雖「連生」一弟珍兒不幸早殤），他自己也曾在奏折中說其父「只生奴才一人」，而曹寅於康熙五十一年七月病故後，其子曹禺頁 繼任江寧織造不足三年。又於康熙五十四年初病死於北京。康熙為維持曹家不敗及予令 全骨肉之意，才特地指使李煦選擇曹寅堂弟（註：不是胞弟）曹荃的第四子曹兆頁 ，過繼並襲任江寧織造。從血統上看，本來曹寅一支已經絕後，但曹兆頁 卻在接任江寧織造這年三月初七日的《代母陳情折》上說：「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孕，已及七月，恐長途勞頓，未得北上奔喪，將來尚幸而生男，則奴才之兄嗣有在矣」，幸好「皇天護佑」，當年六月左右馬氏果然生男，曹禺頁 不但有嗣，曹寅也終於沒有絕後，而這個遺腹子無疑就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和《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裡明載的：「十四世，天祐，禺頁 子，官州同」。同時這兩種《族譜》曹兆頁 名下，都未見載有子嗣。
既然前有曹顒奏折中「只生奴才一人」之說，後又有曹頫\ 「奴才之嫂馬氏，因現懷孕，已及七月」之奏。加上《曹氏宗譜》裡明載，（註：《族譜》只有漏記，決無弄虛作偽，否則就亂了血緣行輩關係）倘若這還不足以證明 「顒子，天祐」，即雪芹曹霑的話，我們又憑什麼更翔實的資料，將《紅樓夢》作者坐實為曹寅之孫，並連篇累續地推論呢？按照當時的封建觀念「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個馬氏遺腹於曹寅，曹禺頁 統緒有繼意義非同一般，故取名「天祐」，實有「受天之佑」「皇天護佑」之意，正如王利器先生所說的與曹霑之名，即「沾恩撫循」「聖主之養民也，仁沾而恩洽」的義取完全相同。
此外，一些口碑傳聞也可為曹禺頁 遺腹佐證，如力主雪芹為曹頫\之子的周汝昌先生，就曾在《曹雪芹與蘇州》一文中提到：「有人說曹雪芹根本不是生在南京，而是出生坐落在蘇州帶城橋 的蘇州織造衙門裡」。吳恩裕先生也曾提及有一則口碑說曹雪芹生於蘇州織造府。特別徐恭時先生提到一九六二年，聽一位在蘇州圖書館工作多年的陳子彝 先生，說抗戰前蘇州老一輩人都說雪芹是生在蘇州織造府。當地還有一小報記述曹雪芹出生在蘇州織造府中之事。為什麼會是出生在蘇州織造李家？據徐恭時先生搜查到的另一條材料說是：因「李煦之妹在兒子故世後，雖然康熙帝指定把曹兆頁 繼承為子，因看到媳婦馬氏有孕，如果生孫，將產生曹家繼業者的衝突，為了寬慰媳婦之心，所以帶她去李家居住，而生下的孩子正是雪芹」。這倘若不是在根據所發現的曹家檔案資料進行編造臆斷，而真是來自當地抗戰前的傳聞，總不會是空穴來風，即按「自敘說」推測，「寶玉」不正是那一僧一道帶到 蘇州城「閶門」外去「幻形入世」的麼？再結合史料，也許正因為雪芹是出生於蘇州織造李家，曹寅後繼有人，其祖母李氏才欣喜得競親自赴京「恭謝天恩」，李煦得知才立刻「騎馬」攔截，「行至滁州地方」，方把其妹攔回來。
關於曹顒遺腹說的爭議，除敦誠的「四十年華」可能記憶有誤或指成數之外，有的研究者又從脂評中找出一些所謂的硬證加以否定。我們承認脂評對《紅樓夢》及作者生平研究雖有不可否認的資料價值，但批者多人（僅署名的就十人）前後加批從甲戍前的「初評」至「甲午八月淚筆」達二十年之久。其中許多不僅用意不明，含混不清，並有不少批語是在成書問題上替作者進行掩蓋，如不加分析地一概引以為證，同樣會陷入無法索解的矛盾之中，故對此有必要申說如下。
例如甲戍本第一回那條針對那段書名演變過程，並對作者問題引起爭議較大的眉批：「雪芹舊有《風月寶鑒》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
按這條批語，說《風月寶鑒》究竟是雪芹的舊作呢？還是他人寫的一本舊書？「故仍因之」又是什麼意思？這不僅在作者問題上引起了許多推測，並被引以為證說：「遺腹子哪來的其弟棠村為舊有的《風月寶鑒》作序？」而筆者的理解是：此批所針對的那段書名演變過程，《風月寶鑒》不過是作者按書中的內容為印證「五次增刪」，所題的五種書名之一，也是他在成書經過上故設的一道迷障，其中的題名者除「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同，則題曰《金陵十二釵》」的曹雪芹實有其人之外，其他題名者連化名都不是，純係作者本人虛擬。如果按照書中「卜世仁」（即：不是人）。「姓賈名化，字時飛」（即：假話實非）；「甄士隱」（即：真事隱）「賈雨村」（即：假語存）「英蓮」（應憐）、及元（原）、迎（應）、探（歎）、惜（息）等等，這種慣用的協音取義來附會的話，那個改《石頭記》為《情僧錄》的空空道人，自然是小說中的虛構人物，而題曰《風月寶鑒》的東魯孔梅溪，則是第十二回《賈天祥正照風月鑒》中的「空美妻」或「恐霉妻」，未必真是孔聖人的後代？因那塊「寶玉」並非來自大荒山青埂峰，故題曰《紅樓夢》的吳玉峰，亦為「無玉峰」，而實際就是曹雪芹在「悼紅軒中」，「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同樣又哪來一個於「十年辛苦」披閱增刪之前，（應為「甲戍抄閱再評」的十年之前），就已逝的雪芹兄弟棠村為舊有的《風月寶鑒》作序？這不顯然是在騙人？遺腹子當然沒有其弟，所以《曹氏宗譜》及其他資料也查無此人。再說這個其弟棠村既在。「甲戍抄閱再評」的十年之前已逝，究竟多大年紀，小其兄雪芹幾歲？既早逝為什麼後來又在脂本上冒出了那條暑名「棠村」的批語？
此外，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合回，寫到寶玉聽說父親賈政進園，便帶著奶娘小廝一溜煙就跑，側批云：「不肖子弟來看形容，余初看之不覺怒焉，蓋謂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因思彼亦自寫其照，何獨余哉？」同一回寫賈政帶寶玉遊園後喝道：「你還不去！難道還逛不足？也不想逛了這半日，老太太必懸掛著，快進去！疼你也白疼了」，此句下雙行夾批云：「如此去法，大家嚴父風範，無家法者不知」。
又第二十二回寫賈母帶全家人在家常取樂，因有賈政在場，平時長談闊論的寶玉便「惟唯而已」此句下雙行夾批云：「寫寶玉如此，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斷寫不出此一句」，接著在史湘雲也「甘 口禁言」下批道：「非世家經明訓者，斷不知此一句」。後面又在眾人皆因賈政在場，使一席家常取樂，反見枸束下批道：「非世家公子，斷寫不及此」。
以這類批語作為否定曹禺頁 遺腹的所謂硬證，說曹雪芹如果真是一個連父親也沒見到的遺腹子「非世家曾經嚴父之訓者」，何來這些親身經歷，「自寫其照」。這完全是按照家事「自敘說」，將小說中的寶玉與作者等同起來了，如按此推論，那麼曹雪芹還得被捕下獄，最後出家當和尚，死時就沒有敦誠所謂的「淚迸荒無寡婦聲」。其實《石頭記》評點中的一大特色是：批書人無論是否雪芹的至親好友，幾乎都不是以一個局外人的口吻，而是為了使此書「不失其真」。基本都在按開卷第一回的「作者自雲」將書中「所記何人何事」，也以其中一個角色來進行評點，故批語中常出現所謂「作者與余實實經過」，一同「領略過乃事，迷陷過乃情」，「真有是事」，「實有其人」「蓋此等事作者曾經，批者曾經，實系一寫往事」等等，甚而使人感覺批書人曾直接參與寫作，為作者提供素材，彷彿《紅樓夢》是一部共同創作出來的家事自敘傳。
實際上這一類批語所指的往事，又多半系當時一般仕宦人家常有的生活細節，而那種嚴父慈母的「大家風範」作者也完全可以從現實生活中信手拈來加工塑造，難道一個出生在封建世家，後曾與上流社會有過廣泛接觸交遊的遺腹子「非實實經過」那種「嚴父之訓」就「斷寫不及此」也「寫不出此一句」？若以這類批語為證否定遺腹說，豈不連「逢敘說」和曹雪芹的著作權也否認了？
總之，筆者認為除非另外發現有明載雪芹或曹霑不屬「禺頁 子」的《族譜》，或者另外發現這個「天祐，官州同」的其他社會活動資料，否則這個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六月左右的曹禺頁 遺腹，便可基本肯定就是乾隆十年後，曾在虎門「宗學」當過差，並結識敦氏兄弟等人的君圃曹沾，其祖舅蘇州織造李煦革職被抄時他已六，七歲，曹家被抄遷回北京時已十三、四歲，不僅與他經歷的「秦淮舊夢」等幼年往事合拍，也與張宜泉說他，「年未五旬而卒」完全吻合。
二、《紅樓夢》中的家世素材
由於「自敘傳」的先入之見，長期以來無論是在紅學或曹學的研究中，往往只著重於把江寧織造曹家的興衰際遇，悲歡離合同書中的賈府聯繫起來，結果發現不少的家事素材實際對不上號，曹家也不像賈府那樣徹底敗亡，一蹶不振。於是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仍按自敘說，把問題引向乾隆初的曹家中興再振，後又因政治上受牽連而「再遭巨變」。
其實要全面瞭解曹雪芹的創作意圖，以及探索書中所反映的家事素材和時代背景，就不應忽視蘇州織造李家的興衰及徹底敗亡過程，因雪芹的祖父曹寅與祖舅李煦，不僅是親密的郎舅關係，並在康熙眼中二人「同事一體」。《紅樓夢》的不少重要素材，有可能直接或通過其祖母取自蘇州織造李家。
（一）從所發現的資料看，康熙與蘇州織造李家的關係，較與江寧織造曹家更為密切。因李煦母舅王國楨之女，約在康熙三十年被選入宮，封為「密嬪」，後稱順懿密妃，這就是湯右曾在《贈兩淮巡鹽》李煦詩中提到的：「琰琬韞已輝，椒房香可紉」，大家知道，「椒房」指漢代后妃住的宮室，因用花椒和泥塗抹四壁，取其溫暖香氣，又因花椒結子多而兼取多子之意，故後世均以椒房指後宮嬪妃居處（周汝昌先生據此推測，可能李煦還另有一女被選入宮），這王密嬪曾為康熙生了三個皇子，即十五子允禺 ，封愉親王，十六子允祿封莊親王，十八阿哥允介 ，按李煦奏折於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初四日早殤，年僅八歲。這說明李煦之父李士禎應稱這位王密嬪為內侄女，她與李煦系表舅兄妹，而王密嬪稱李煦之母文氏為姑母，李煦稱王密嬪之母黃氏（病死於蘇州織造府，此事李煦有專奏）為舅母；康熙即是李煦的舅表妹夫，允禺 ，允祿兩位親王同李煦則是表舅關係。而在所發現的資料中，曹家除曹寅曾為康熙侍讀，其母孫氏為康熙乳母，其長女嫁與平郡王納爾蘇為福晉，次女另嫁一郡王之外，整個曹氏家族還沒有發現有被選入宮為嬪妃的資料，這不僅說明李家與康熙的關係較曹家更為密切，更沾「皇親國戚」的邊，同時也說明《紅樓夢》中，有關賈元妃省親的素材，有可能取自李家，而不是曹家。
（二）不但李煦生母文氏（李士禎之妾）與曹寅之母孫氏同為康熙乳母，其妻韓氏也曾多次陛見過康熙，如康熙五十三年八月初六日，韓氏臨終前曾說：「我屢屢蒙萬歲天恩，心中時刻感激，目下我的病勢如此，自然不能再見天顏的了，但受恩深重，不及親見兒子以鼎當差效力，我死了魂魄是不安的」。這與《紅樓夢》中所謂「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侯看視」也基本合切，而曹家則無此殊榮。故韓氏死後康熙也滿足了她的願望，准其兒子李鼎入宮當差。到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李煦亦在《謝命李鼎隨行南來照顧》折中說：「蒙聖心察知奴才邁母在堂，喜於膝下有孫，因將李鼎不留當差，命隨奴才回蘇，一家老幼無不蒙深仁體恤」，次年八月康熙欲往熱河避署，圍獵，又召李鼎隨駕，李煦亦在《謝召見李鼎折》中說：「又蒙聖恩准其隨駕出口……且蒙溫旨下詢及奴才，兼及奴才之母」。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其子回到蘇州，談及聖上行圍哨鹿時，如何騎馬射箭打槍射鹿之事，次日李煦再奏稱：「奴才之子李鼎，蒙允追隨哨鹿，因未得見所見，且蒙賞賜克食，恩榮已木亟，奴才九十三歲之老母，復蒙萬歲垂顏訊及，一家老幼疊受聖主天恩」。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其母文氏病故，次日李煦即以《生母病逝遵命代具謝恩折》奏稱：「其母病重時曾吩咐奴才：『我蒙萬歲隆恩，賞給誥封，就是歷年以來，汝面聖時節，必蒙問及，即今秋孫兒熱河見駕，又蒙萬歲溫顏垂問。我是至微至賤的人，竟受萬歲天高地厚恩典，倘我身子不起，汝要具折為我謝恩』」。從這些涉及家事的奏折看，可見康熙對李煦一家老幼那種非同一般的特殊關係，直到晚年對其乳母仍時時關切，每每詢及。
此外，文才方面李煦雖沒有妹夫曹寅那種造詣和名望。但李煦在監視江南官場，密報民情動態方面，也似乎比曹寅更盡心效力。如所奏《原任戶部尚書王鴻緒等探聽宮禁之事，搖惑人心折》，《王鴻緒等亂言目下東宮雖已復位，將來難定折》等，這類剌探「宮禁」，涉及太子廢立之事，康熙因「無可托人打聽」，才叫李煦密秘奏聞的，並咐「此話斷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爾即招禍矣」，李煦奏聞後，還擔心打發回去恐途中失落，而將此類奏折，「同毀不存，以免禍患」。至於經濟方面，李煦更是從織造事宜，兩淮鹽課，到江南米價，承辦銅角力 ，地方災情，天氣晴雨無不一報，僅他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蘇州織造任內，所呈奏折就比曹寅，曹禺頁 、曹兆頁 父子三人同期所奏多出好幾倍。
另在康熙恩准曹，李二人輪流兼任兩誰鹽課的問題上，曹寅於第三任病故後，第四任本應另遣他人，而李煦卻自恃與康熙的特殊關係和借口替曹寅彌補虧空，不僅要求代管了曹寅第四任，此後又一再為錢伸手要官，康熙亦對他一再破格天恩，先後准其兼理兩准鹽課肥缺達八任。
（三）《紅樓夢》中不僅寫了許多外國物品，並在第十六回借王熙鳳之口說：「那時我爺爺單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都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第五十二回薛寶琴亦說：「我八歲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子買洋貨」等，這類小說中的素材，也亟有可能是雪芹從祖母口中取自李家。因李煦之父李士禎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曾由江西巡撫調任廣東巡撫，二十四年清王朝政府對外開放海禁時，就在粵海、閩海、浙海、江海四外開設海關機構，當時多數外國貨物經港，澳由廣州輸入，李士禎任廣東巡撫期間曾發佈過「分別住行賦稅的報告」，並以官設牙行（指官商或皇商）與外國商人接觸活動頻繁，其中接待外國貢使，接受西洋貢品亦正是當地巡撫任內之事。
另李煦本人在康熙三十二年接任妹夫曹寅的蘇州織造之前，曾任寧波知府，而當時寧波也是一個與外商接觸的口岸。因此，李氏父子也可能曾替曹璽，曹寅承辦的皇家織造採辦過洋貨，即書中所謂的「領著內帑錢糧，採辦雜料」。
（四）關於書中借省親寫南巡之事，作者通過趙嬤嬤之口說是：「江南甄家，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過去我們一直以為就是江寧織造曹家單獨接駕了四次，其實，據史料記載康熙六次南巡，其中第三、四、五、六次，蘇州織造李家不僅都接駕過，而且其場面盛況有較詳細的資料可考。
如康熙三十八年第三次南巡，以蘇州織造為駐蹕地，李煦曾為此大興土木「加辟而新增之，敞以亭閣，延以廊廡，翠竹碧梧，交蔭於庭，清風徐來，則颯爽衣袂間」，對此康熙還題了一幅「修竹清風」的遍額，四十二年第四次南巡，李煦為準備第二次接駕，又在原基礎上加以擴建，並增設戲台，看戲廳，內戲房。同時還召蘇州當地寒香，妙觀兩個戲班優伶排演《長生殿》、《千金記》等劇目，聖上觀後「甚見嘉獎」，並在戲班中各選二、三優伶，「供奉內延」。康熙四十四年第五次南巡，由李煦與曹寅郎舅二人各捐白銀二萬兩，在楊州三汊河修建行宮，當時李煦幕友張雲章在《贈織造李公二首》中，就有「三開閶闔作天門」之句，並注云：「公自居職，三遇皇上南巡駐驊織造府」。另有人在《聖駕五幸江南恭錄》一書中記載：「行宮寶塔燈火如龍，五色彩子鋪成古董，詩畫無記其數，月夜如晝」。其中並記有李煦在蘇州恭迎聖駕的詳細情景：「三月十七日午刻，（御舟）進蘇州閶門，泊舟，織造李奏准……沿途河邊一帶數里，設戲台演戲恭迎。過街五彩天蓬，張燈結綵，由大街至蘇州織造，內備行宮駐驊，又獻故事孩童抬閣七座」，「四月十二日自杭州回，午刻抵蘇州……未時進葑門，抵達新建行宮駐驊，又織造府李進宴，演戲」。由此可見當時李家那種接駕盛況。
其實康熙幾次南巡並非一處而返，因李煦、曹寅二人輪流兼任兩淮鹽課，每次除自備行宮恭迎之外，還得隨同前往揚州、杭州等地侍候。李煦另一友人張符驤在《竹西詞》中說：「難遇揚州六度春」，指的就是康熙四十六年最後一次南巡，他們第四次接駕。《紅樓夢》中說的這種「虛熱鬧」在張驤符的詩中也被諷剌為：「五色雲霞空外懸，可憐錦繡欲瞞天；玉皇鬧裡凝雙眼，真說家余跨鶴錢」。「三汊河干築帝家，金錢濫用比泥沙」。這正是書中借見過那種「大世面」的趙麼麼，之口說的「好勢派……銀子成了土泥」。從這些資料看來，李煦在奉迎鋪張上似乎比曹寅更為放手，也確象書中說的，為買這個「虛熱鬧」「拿著皇家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
實際與其說書中借省親寫南巡，不如說作者在借省親寫建造大觀園。曹家既無人入選嬪妃，那麼其中「修蓋省親別院」等素材，也就顯然不是來自江寧織造曹家。故「京華何處大觀園」曾引起了種種猜測，有的說是南京隋園故址，有的說是北京恭王府，有的說是「折遷改造」，也有說是其中很多景物，取材於蘇州園林建築的各種特景，如拙政園，倉浪亭，東園及李煦在葑溪構築的園宅等等。實際上小說卻明明說是一個「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是作者綜合南北各地園林建築特色，加上自己的藝術結構而成。
三、蘇州織造的徹底敗亡
雍正剛一即位於元年三月，為何首先就將蘇州織造李煦作為重點懲治的對象？從有關資料看來，這不單純是經濟上的虧空，而主要是因虧空牽涉到政治問題，這也是由於康熙與他的特殊關係，一再遷就容隱的必然結果。如前所述，李煦預備南巡接駕一次「金錢濫用比泥沙」，而四次接駕究竟濫用多少，奏銷了多少，康熙對此未必心中有數。據他對各位臣工說：「曹寅、李煦用銀之處甚多，朕知其中情由」。故恩准二人輪流兼任兩淮鹽課的肥缺，就是有意讓他們用所獲的余銀填補。即所謂「朕屢次南巡，地方官預備縴夫，修理橋樑，開竣河道，想皆借用帑銀，原翼陸續補足，而三次南巡為期相隔不遠（幾乎三年兩巡）填補不及，遂至虧空如此之多，爾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故對大臣們的種種異議，他卻說是：「錢糧冊籍，皆有可考，地方官因借公挪用之名，盈千累萬，饋送於人，若加嚴訊，隱情無不畢露，朕意概從寬典，不更深求」，什麼隱情畢露，不便深求？以李煦、曹寅的身份地位，究竟「饋送」於何人？言外意即指向諸皇子打點「饋送」，只要將李煦的經濟虧空賬框算理順一下，即可看出他越到康熙晚年，為剌探到的官禁動態，以防不測而向諸皇子打點之事就越嚴重。
至於曹寅卻似乎不像李煦那樣貪婪和有恃無恐，他對於兼任鹽課之事早想洗手，曾向康熙哀奏：「臣身內債負，皆系他處私借，況兩淮事務重大，日夜悚懼，恐成病廢，急欲將錢糧清楚，脫離此地」。故他於康熙五十一年臨終時，據李煦奏報遺言說：「江寧織造衙門歷年虧欠錢糧九萬餘兩，又兩淮商欠錢糧，去年奉旨官商分認，曹寅亦應完二十三萬兩。而無貲可賠，無產可變，身雖死而目未瞑」。李煦便乘機奏請代管一任，以所獲余銀填補。康熙亦批道「曹寅與爾同事一體，此所奏甚是，帷恐日久爾若變了，只為自己，即犬馬不如矣！」，說明康熙亦知其性貪先打招呼，然而僅代管這一任的結果，按李煦在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折中自報：
今臣於十月十二日已完代理一差之事，謹遵旨意，不敢自圖已私，凡一應余銀，臣眼同兩淮商人親交曹禺頁 ，而計所得之銀，共五十八萬六仟兩零，內解江、蘇二織造錢糧二十一萬兩，解江、蘇二織造買辦，修理機房，自備船支，水腳錢糧共五千兩，解江寧織造衙門備辦誥命，神帛，養匠錢糧一萬二千兩零，代商人完欠歸收運庫二十三萬兩，又解補江寧織造衙門虧九萬二千兩零，共五十四萬九千兩零，臣俱眼同曹禺頁 解補清完訖，尚餘銀三萬六千餘兩，俱曹顒收受。
幸康熙先打招呼，故有餘銀三萬六千餘兩，俱曹禺頁 收受，而年底曹禺頁 卻奏稱「恭送主子，添備養馬之需或備賞人之用」。康熙便對此批道：「當日曹寅在日，帷恐虧空銀兩不能完，身沒之後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余剩之銀爾當留心，況織造費用不少，家中私債，想是還有，朕只要六千兩養馬」。
按李煦的自報，僅代理曹寅鹽政一任所得盈餘，就不但已把曹家虧空，欠公欠私，內賬外賬，甚而兩家織造錢糧費用全部解補結清，還有剩餘要送主子養馬，由此看來李煦連續幾任後有關接駕虧空也早應清完。但他饋送打點究竟挪 用了多少不知底細，僅七個月後在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初一的《請再派鹽差以補虧空折》中又說：
巡鹽所得余銀，每年約五十五，六萬兩不等，內應發江，蘇現年織造錢糧二十一萬兩，代補商人積欠二十三萬兩。除此之外存剩者止十萬餘兩……明年無可再補。因此曹寅「日夜悚懼，恐成病廢」之事，他卻乞求「再賞差數年」，並說是「臣思曹寅虧空雖補，其子將來當差尚慮無銀，而臣於存剩之十餘萬兩內，應幫助曹禺頁 辦差銀若干兩，伏侯批示遵行」。
這明顯為錢要官找借口，故康熙未批，並說道：「此件事甚有關係，輕易許不得」，辦差所需錢糧，卻叫新任巡鹽御史李陳常代補，但到了次年正月，李煦又在《奏安排曹禺頁 後事折》中說：「江寧織造虧欠未完……當親至江寧與曹兆頁 將織造衙門賬目的徹底查明」。
此外，李煦原在布政司每年領取錢糧十六萬兩採辦布匹，康熙四十四年後因內庫布多，戶部題奏停辦。這次要求「再派鹽差」數年以補虧欠未獲批准後，便於次年六月十五日，又以原採辦布匹遺留虧欠為由奏請「仍賞奴才採辦」，對此康熙亦批道：「這事難行，還有一折留下再察」。（指江寧織造虧欠未完折）然而到了年底經他查明奏報，竟然冒出江寧、蘇州兩織造處尚有欠銀共八十一萬九千兩。由此可見李煦在處理兩家錢糧上，也是一本說不清，道不明的糊塗賬。為此，次年七月李陳常病故後，康熙於九月二十六日不得不又破格天恩：「兩淮鹽課著李煦再監察一年」。並在他的《謝再監察兩淮鹽課一年折》上批道：「此一任比不得當時，務須另一番作去才是。若有疏忽，罪不容誅矣」。而這一任滿後兩家所欠八十二萬兩仍未清結，康熙又不得不借口以「九卿奏請將李煦再留一年」。直到五十六年十一月七日，李煦才在《本任鹽餘除補虧項尚剩二萬餘兩存庫折》中奏稱：兩家所欠「照數全還」。
在康熙一再徇私容隱之下，李煦先後兼理兩淮鹽課達八任，按他自報每任所獲余銀五十五，六萬兩，八任計獲余銀的四百五十萬兩，加上李陳常代補虧空，合收鹽課餘銀約五百萬兩（註：採辦織造布匹一項，卻是每年在布政司領的十六萬兩），除接駕虧空早已奏銷外，按理所有內債外欠也應全部結清，然而在康熙五十九年下令清理直隸，各省錢糧虧空，並諭戶部行文各督撫確議具奏時，他又奏《請以滸墅關賞與兼營折》懇求恩准兼理蘇州滸墅關錢糧，並明說是：「容奴才每年奏銷時，以余銀奏明，如少，求賞奴才作當差用；如多，即當進獻以佐公費」。而康熙對他這種貪婪，一再要官為錢慍言回絕道：「監督回時，還當許多差使，況爾年老多病，當靜養無事，方保殘年，倘若被蘇州騙子所欺，悔之無及矣，名聲也要緊」。但因督撫清查情迫，他哪還顧得自己的名聲和年逾七旬的高齡，於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初八日，又奏《請再賞滸墅關差折》，並翻出陳年老賬說：
康熙四十七年奉部裁減段匹，蘇州每年止用銀六萬兩不等，下剩四萬銀有零，除五十二年以前已經奏明補還外，自五十三年起至五十九年止，共該存剩銀三十二萬兩零，奴才因歷年應酬眾多，家累不少，致將存剩銀兩借用……伏求主子終始大恩，再賞滸墅關差十年，每年於正額錢糧之外，原進銀五萬兩，再補還存剩銀三萬二千兩零。
按他自報的這筆陳年老賬，如每年補還三萬二千兩，需兼理滸墅關差十年之久，至八十餘歲才能補完。然而此時康熙因皇儲之爭，已弄得晝臥不寧，連自己的飲食起居，也被皇子派人監視探聽，李煦伏求之事，已再也顧不得了。
通過上述對李煦錢糧虧空問題的大致疏理，他兼理鹽政八任所獲的余銀數百萬兩，除彌補接駕虧空和部分織造費用之外，究竟濫用於何處？若說是置家產，據後來查抄，「全部估銀」也才「十二萬八千四百餘兩」，由此可以看出所謂「歷年應酬眾多」，雖不敢明奏，康熙卻知底細（如他死後，雍正五年查出用銀八百兩賣五個蘇州女子送阿其那，僅其中一例）故曾告誡過他「爾向來打點處太多，多而無益，亦不自知」，指的即是他「亂投門路」向諸皇子應酬，打點（其中也不排除諸皇子為奪嫡之用向他勒索），而那位「系四十年閱歷世情的雍親王，更是洞查情由。所以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駕崩雍正剛即位於元年三月，對他空虧之事既不先經清查，也不寬限時日，就下令將他革職查辦，不僅逮捕其婦孺家人十四口，連蘇州織造署中一些文士也被入獄嚴審。倘若這不是因錢糧虧空牽涉到政治問題，那麼據查抄其家產的兩江總督查弼納奏稱：李煦虧空三十八萬兩，除沒收蘇州在京的全部家產，僅估銀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七兩外，還欠二十五萬一千五百餘兩，怎麼不按雍正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宣諭各省督撫清厘虧空時，所諭令的寬限三年歸還，就把他定為「奸黨」？連他那表外甥莊親王允祿，也像書中探春說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竟奏稱要將他「處斬」，後雍正雖然對他網開一面「著寬免處斬，發往打牲烏拉」，也終於落到象原稿中寶玉後來那種「寒冬噎酸韭，雪夜圍破氈」的悲慘境地，一個年逾古稀的老人獨自處在那冰天雪地中「敞衣破帽，恆終日不得食」，受盡饑寒折磨，熬不到兩年便已身亡。其家人奴僕二百十七口，先是在蘇州變賣，因是旗人無人敢買而統統押解上京，除挑選十餘口送給年羹堯之外，其餘「變價」出售不知流散何方。這正如《紅樓夢》原稿中的賈府，最後「家亡人散各奔騰」，「落了片茫茫大地真乾淨」。
四、曹家被抄並非受政治牽連
關於江寧織造曹家被抄的原因，不少研究文章也把它與康、雍年間的那場皇室內部鬥爭聯繫起來，以為主要是「政治罪案」。其實只要將曹家被抄前後過程梳理一下，亦可看其性質與蘇州織造李家完全不同，不過問題得從雍正上台說起。
大概因《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之故，過去（尤其以階級鬥爭論主導學術研究時期），一提到它的作者曹雪芹家被抄，便對雍正加了許多不實之詞，如「陰謀篡權」「窮治政敵」「好抄人之家產」等等。平心而論，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雍正算得是一個既奮發有為，又精明苛嚴的君主，他的即位對康乾盛世承上啟下，起著重要的，可能其他皇子都起不到的歷史作用。故在他統治幾年後曾說：「朕返躬內省，雖不敢媲美三代以上聖君哲後，若漢唐宋明之主實對之不愧」。這並不完全是他在自我標榜。從大量有關他的史料看，在短短十三年的統治中，確是惟日孜孜；勵精圖治，始終抱定興利除弊的改革宗旨。在振興經濟，澄清吏治，整飭官場寬嚴相濟方面，更勝其父康熙 和兒子乾隆一籌。關於這個歷史人物的是非功過已有公論，也不是本文要討論的目的，但為了說明曹家被抄純屬經濟問題，不是因受什麼「政治牽連」，這裡僅就他一上台便針對康熙遺留的官場時弊，談談他那種整飭吏治，清厘虧空，以至形成當時那種「凡系舊家大抵皆破」的社會現象。並以此證明《紅樓夢》的家事素材和反映的時代背景，主要是在康、雍年間，扯不到乾隆初什麼曹家中興再振，又捲入皇室內部鬥爭而「再遭巨變」上去。
首先，我們從雍正剛上台不到一月的日理萬機中，於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就立刻宣諭各省督撫清厘虧空的全文看：
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揆劂所由或繫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漁，豈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正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軋 盈千累萬，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隱，乃至萬難掩飾之時，又往往改侵欺為挪移，勒限追補，視為故事，而完全者絕少，適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著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盤，彼既畏大吏之勢，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啟傚尤之心，遂借此挾制上司，不得不為之隱患，任意侵蝕，輾轉相因，虧空愈甚，庫藏全虛。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應，關係匪淺。朕悉此弊，本應即行徹底清查，重加懲治，但念已成積習，姑從寬典。除陝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總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及未曾參出者，三年之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苛派民間，毋得借端遮飾，如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完之後，若再有虧空者，決不寬貸。其虧空之項，除被上司勒索及因公挪移者分別處分外，其實在侵欺入已者，確審具奏，即行正FA。倘仍循私容隱，或經朕訪聞得實，或被科道糾參，將督撫一併從重治罪。
這道嚴詞宣諭，對當時官場種種時弊可謂瞭如指掌，切中肯絮，在實施處理上條理分明，措施得力，寬嚴有序，與康熙於李煦，乾隆對和坤那種一味姑息，寬典養奸截然不同。接著次年又諭九卿詹事科道：
歷年戶部庫銀虧空數百萬兩。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此乃國帑所關，亟為重大。故朕特令怡親王管理清查，並諭怡親王：「爾若不能查清，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清，朕必親自查出」。
由此可見雍正那種「經國用而教後人」的吏治決心。所以他剛一登位，一面在政治上平息「逆黨」，一面在經濟上採取清厘虧空，攤丁入糧，耗羨全數歸公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因早洞悉蘇州織造李煦在虧空問題上與「逆黨」有關連，故既不經督撫稽查，也沒有對他實行「三年補完」的寬典，一上台就將他從重治罪。
至於曹家的錢糧問題，曹寅遺欠已早用鹽課餘銀補完，並有結餘要恭送康熙養馬，後又查出兩家合欠的八十一萬九千兩，李煦也早奏稱「照數全還」，可怎麼在雍正五年底下令查抄時，還說是「虧空甚多」呢？這如果是曹兆頁 後來挪用，也應當先經稽查得出究竟是因公挪用，還是侵漁入私的結果，並有「三年補完」的寬限，可曹兆頁 怎麼早在雍正二年元月初七日的《謝恩折》上，情詞悲切地說是「身負重罪，碎首無辭」，惟有感泣「待罪」，分三年將織造補庫帶完呢？這指的顯然不是老賬，而是因所謂「行為不端」造成的新賬虧空。其原因就是兩淮鹽政謝賜履在雍正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奏明解過織造銀兩折》中說的：
康熙六十一年，前任鹽臣魏廷珍曾兩次解過蘇州織造銀五萬兩，並稱：再本年六月內奉有停止江寧織造之文（指停止向江寧織造解交鹽政庫銀）查前鹽臣魏延珍經解過江寧織造銀四萬兩，臣任內解過江寧織造銀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兩，亦將情由咨明，部議行令臣向江寧織造催還，臣節次咨催，差催杳無一字回復。竊思行止之文若經知會江寧織造即不應混催，混收，即收之後，竟不回復，則銀錢從何著落？臣請將解過蘇州織造銀兩在於審查李煦虧空案內並追，將解過江寧織造銀兩，行令曹兆頁 解還戶部。
根據這份奏折，停止向江寧織造解交庫銀之文，應該是在雍正元年六月，即下令查抄李煦之後，說明曹兆頁 兩次混催，混收鹽政庫銀，是在雍正元年六月至十二月初一，謝賜履奏明此事之前的半年內，而這個直到雍正五年還被噶爾泰奏稱「年少無才，遇事畏縮「的曹兆頁 ，為何如此大膽竟敢在雍正諭令清厘虧空之後，還兩次混催混收了八萬五千餘兩鹽政庫銀，而屢次咨催，差催解還戶部，竟無一字回復？再則從混收到行令催還才短短數月時間，八萬多兩銀子究竟用到哪裡去了。也總得有個著落，這看來其中必有隱情，最大可能性是為給李煦填補虧空而混收的。因從李煦所奏的錢糧情況看，曹寅死後江寧織造錢糧，幾乎一直由李煦操縱掌控，如同兩家混用。李煦在雍正元年三月被下令革職查辦，其家人亦被捕入獄，此時正在嚴審追查，而原報的數十萬兩陳年老賬如何填補？對此曹兆頁 繼母李氏必心急如焚，在這種情況下，既是舅父，又是繼任江寧織造的推薦人，遭此大難即或繼母李氏不指使，曹兆頁 也礙著面子情非得已。恐怕這就是他大膽混催的真正原因。加上此事又發生在諭令全國除陝西省外，普遍清厘虧空之際，雍正見到謝賜履如此奏報豈不龍顏大怒，要立刻將他治罪，也許因其年少才恩准「待罪」分三年清補，因此才有曹兆頁 於次年正月初七日的那份《奏謝准允將織造補庫分三年帶完折》，並在其中情詞悲切地說：
奴才實系再生之人，惟有感泣待罪，只知清補錢糧為重，其餘家口妻孥，雖至饑寒迫切。奴才一切置之度外，在所不顧，凡有可以省得一分，即補一分虧欠，務其於三年之內清補，全完以無負。
雍正亦在此奏上批道：「只要心口相應，若果然如此，大造化人了」。這說明他「待罪」的原因既不是原遺留的虧空老賬，也不是他犯了什麼「政治罪」，所以才把他交給怡親王允祥監管，並在他雍正二年的《請安折》上告誡；要他「諸事聽王子教導而行……若有人恐嚇詐你，不妨你就求問怡親王，況王子甚疼憐你」云云。倘若他真與當時的皇室鬥爭有什麼關連，或以為他與平郡王納爾蘇的削職案有什麼聯繫的話，革職被抄之事就不可能直到雍正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才下令。何況在「待罪」三年中，曹兆頁 還每年上京解送織造緞匹，陛見雍正以及向兩淮鹽政噶爾泰口傳聖諭等。就被抄這年也還兩次上京。而問題就出在雍正五年十二月初，他第二次上京負責解送江寧，蘇州、抗州三處織造龍衣時，據山東巡撫塞楞額奏報：「抗州等三處織造運送龍衣，經過長清縣等處，於勘合外，多索夫馬，程儀騾價等項銀兩」。雍正認為「織造人員既在山東如此需索，其他經過地方，自必照此應付」。而曹兆頁 本系施恩「待罪」之人，錢糧未清又如此需索，行為不端，豈不火上加油？於是便著革去織造之職交部嚴審，並於當月二十四日下令：
江寧織造頫\，行為不端，織造款項虧空甚多，朕屢次施恩寬限，令其賠補，伊尚感激朕成全之恩，理應盡心效力。然伊不但不感恩圖報，反而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企圖隱蔽，有違朕恩，甚屬可惡！著行文江南總督范時繹將曹兆頁 家中財物閉封看守，俟新任織造官員隋赫德到彼之後處理。伊聞知織造官員易人時，說不定要暗派家人到江南送信，轉移家財，倘有差遣之人到彼處，著范時繹嚴拿，審問該人前去的緣故，不得怠忽，欽此。
這份諭令是曹兆頁 在京受審時下的，其中並未指責他犯什麼「政治罪」，所謂「行為不端」，即指他混收庫銀，多索銀兩及暗移財物等事。關於山東途中多索銀兩之事，也許是他們長期「混賬風俗慣了」以成積習，此次才被山東巡撫奏達天聽；也許因寬限三年將滿，想乘此機會多索得一分，即「可省得一分、補一分虧欠」。至於說他「反而將家中財物暗移他處，企圖隱蔽」。看來也是事實，並非雍正在找治罪的借口。這其中有兩種可能：一是曹頫\「感泣待罪」曾向雍正承諾「只知清補錢糧為重」，其餘家口妻孥雖至饑寒迫切，置之度外，在所不辭。而繼母李氏和兄嫂馬氏兩代遺孀，此時卻不得不為日後生計考慮，在他幾次上京運送龍衣時，曾經轉移過部分家產，被人奏報。二是曹頫\僅靠一百零五兩織造年俸和月米五斗維持家人百餘口的開銷，此時並無其他經濟來源，分三年補完的八萬五千多兩庫銀，每年得籌集二萬八千餘兩，錢從何來？因此在待罪清補過程中，亟有可能曾變賣或典當過部分家產財物，也像書中王熙鳳那樣用以放貸取利籌措銀兩，曾被人指為暗移家產。關於這一點從抄家的結果看亦可印證。因據隋赫德在《細查曹兆頁 房地產及家人情形折》中說：「其房屋並家人住房十三處（包括曹寅原在北京、蘇州、楊州等處購置）共四百八十三間；地八處（包括原奏報的江南含山縣二百餘畝，蕪湖縣一百餘畝，通州典地六百畝等）共計十九項零六十七畝，家人大小男女共百十四口，余則桌、椅、床、杌舊衣零星等件及當票百餘張外，並無別項……外有所欠曹兆頁 連本利共計三萬二千餘兩」。另據《永憲錄續編》記載：曹頫\「因虧空罷任，封其家資，止銀數兩、錢數千、質票值千金而已，上聞之惻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