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的角度論索隱與考證《紅樓夢》
一
《紅樓夢》之「紅學」，好比莎士比亞之「莎學」。其開篇設問：「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此一問，絲毫不遜於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雖乃模擬說書人的口吻，但「狡獪」得很。致使此書問世二百年來，「發掘文墓和揭開文幕」的「好事者」絡繹不絕，歧異繁出。在研究領域內，不斷圍繞「從何而來」的諸多「可能性」進行學術與非學術的探索，煌煌高論者，以索隱派和考證派最領風騷。當然，也有人說考證派與索隱派雖不是「同出一轍」，但也是「殊途同歸」——限於「本事」的考證也是索隱。
二
《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以賈寶玉為主人公，以賈府為背景描寫個人性格與家族命運的小說。
但關於本書的由來，眾說紛紜：
「索隱派」主張「他傳說」，於此發明多多。古人有「明珠家事說」，「和珅家事說」，「傅恆家事說」，「張侯家事說」,「順治帝董鶚妃故事說」，「康熙朝政治說」，「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說」等等。近人則有「順康宮廷隱史說」，「康雍乾政治權利爭奪說」，「曹雪芹竺香玉刺殺雍正說」，以及「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故事說」等。
「考證派」主張「自傳說」。「自傳說」又分兩派：一派認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於此建立「自傳說」的是胡適，周汝昌等；還有一派認定《紅樓夢》的作者不一定是曹雪芹，而是另自有人，古人有「吳梅村說」，「曹一士說」；近人有「抄寫勤說」，「曹頫\說」，「石兄說」，「洪升說」等等。
上述這些主張，都引起了紅學界的爭辯，結論無疑都是錯誤的。但從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主張者固然是牽強附會，反駁者亦是徒勞無功——偏離了文學批評的範疇，被「作俑者」牽著鼻子忙不迭的走。
三
《紅樓夢》是一部文學作品，這是研究討論的前提；用文學批評的方法研究《紅樓夢》，乃是題中之意。
但文學現象是複雜的。有文學理論一門學科。作家子出機樞進行文學創作，文學理論家希冀通過作品的歸類把握、綜合分析，總結出創作經驗或創作規律。如自然科學一樣。嚴格說來，文學理論是不具備科學性的學科。幾乎文學理論的每一個定義都有歧義，每一個例證都有例外，每一個實證都有反證。例如，作品中的人物塑造，歷來都有「典型說」和「雜取說」。同樣是作家，捷克裔的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卻說：「一個作者企圖讓讀者相信他的主人公們都是曾經實有其人，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不是生於母親的子宮，而是生於一種基本情境或一兩個帶激發性的詞語」他坦白其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兩個主人公的來歷：「托馬斯就是Einmal ist keinmal（德國諺語，意思是：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像壓根沒發生過）這一說法的產物，特麗莎則產生於胃裡的咕咕的低語聲。」當然，昆德拉說的也是一個特例，但問題就在這裡。所謂科學，就是具有規律性，確定性，可以重複實驗在現。而這恰是與文學藝術創作相排斥的。文學藝術的獨創性、不可重複性、不確定性、多義闡釋性等等，才是藝術的價值所在。
文學創作，是人類的主觀高級精神活動，其模糊性、混沌性、神秘性、複雜性，說一句悲觀的話，就我們現在關於人類精神活動、大腦機制掌握的程度，不但我們讀者、批評者、理論家、科學家等探究不出，就是作者自己也很難以說得清楚明白。人類的頭腦是否能完全瞭解人類的頭腦，是一個科學的懸疑。我們能說寫作時「靈感所致」，「有若神助」，「神遊八極，心馳萬仞」等創作狀態是什麼素材、經驗、想像、夢幻、靈感乃至理性、推理、思考、演繹、判斷所致嗎？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非爾德有一段關於「知道不知道」的言論：「據我們所知，我們已經知道一些。我們知道，我們已經知道一些；我們還知道，我們有些並不知道；也就是說，我們已經知道一些；我們還知道，我們有些並不知道；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事情我們還不知道。但是，還有一些我們並不知道我們不知道，這些我們不知道的，我們不知道。」中國有句老話，叫作：「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我們「知道」，拉氏英語的「知道不知道」，與漢語的「知不知」這句話，正是互相對譯。窮究根底，勇氣可嘉；為學知止，亦理性可許也。
所以，文學批評的研究只能是自圓其說的個案研究。所以，紅學作為一門「顯學」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四
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時，歷來有作家本位與作品本位之爭。作家與作品的關係，由於批評流派的分歧，簡單說來，有兩個觀點：一是魯迅式的態度，認為批評作品應論及作者，否則，則進於說夢，這是考證派的存在理由。另一個是錢鍾書式的態度，說，你認為雞蛋好吃，吃就是了，不必認識那個下蛋的老母雞。這是接受美學的立場。雖然流派在後，但作品在前，此中糾纏也莫衷一是，難解難分。
其實，這兩者之間，雖不能相融，但也不必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要看具體情況而言。
比如，《紅樓夢》開篇第一句話，是「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還是「此開卷第一回也」？現在我們認為是前者，而後者只是「回前批」或「楔子」。這就是版本考證得來的。再比如，通過考證，我們知道了《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紅樓夢》在「甲戌」1754年已經至少完成了前八十回。這是胡適的貢獻，也是王國維關於有限考證的主張。知道了《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和作者寫作的時代背景，無可否認會對我們領會和欣賞《紅樓夢》有所幫助。但我們不知道「蘭陵笑笑生」是誰，至今還是照樣看《金瓶梅》，也不影響對《金瓶梅》的學術研究與藝術欣賞。美國作家海明威說：「只要是文學，就不用去管誰是作者」又有西方文論不雅的比喻：「藝術作品是私生子，不問爹媽是誰。」由此可看出，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說，考證的原則是１需要也可能考證時，考證是必要的；２考證不出來，也不妨礙作品的閱讀。３有總比無強。４考證也不必過於繁瑣枝蔓。例如，我們考證了《紅樓夢》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好得不得了；後四十回是高鶚續補的，壞得不得了。奈讀者何？我們能屏棄後四十回，僅抱著八十回殘本看這「斷尾巴蜻蜓」或「斷臂維納斯」嗎？我想，讀者是不會理會這類專家學者的意見或建議的。或者說，高鶚的後四十回是「狗尾續貂」，我們通過探佚學已經考明瞭符合曹雪芹設計的後四十回情節，但問題是，情節與作品之間缺的是什麼啊，不正是文學嗎？那還不如續補之作呢。正如魯迅所說：「早在冊子裡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我所說的還包括曹雪芹的家世和《紅樓夢》的關係，儘管爬梳出什麼「赫赫百年」、「樹倒猢猻散」、「《續琵琶記》」、「鼎鼐」等等曹家歷史的東西，只能說是作者涉筆成趣的由頭，或者說是專家由考證得來的欣喜。就靠這麼點自己家的東西，是寫不出《紅樓夢》的，也不能產生《紅樓夢》的。你開了一張菜譜，並不等於經營了一桌饕餮大餐啊。
更遑論捕風捉影、空穴來風的什麼「索隱」了。
五
紅學索隱與考證在文學批評方面的糾纏，主要在於對文學作品持與文學批評根本無關或稍有關係卻煩瑣枝蔓的態度和方法。大體可以概括為「刻舟求劍，抱殘守缺」；「膠柱鼓瑟，死在句下」；「煩瑣考證，違背常識」與「倒行逆施，惡紫奪朱」四個方面。下面分別一說。
所謂中國小說源自歷史，舊稱稗官野史，這好像是一個定位。強調者以此為依據將「紅學」定位於「新國學」，認定只能把「曹學」、「脂學」、「版本學」與「探佚學」歸於「紅學」範疇，不能將「紅學」模糊為由文學批評作為研究對象的普通「小說學」。因此「紅學考證是根本」（周汝昌觀點）。這就是「刻舟求劍」。說小說源自歷史也許可以成立，說歷史小說、傳記小說本自歷史更是不錯的。但歷史不等於小說，小說更不等於歷史。當其「源」「流」到了《紅樓夢》產生的年代，例如，小說《水滸傳》源自歷史，《金瓶梅》卻猶如夏娃，是從亞當身體裡抽出的一根肋骨罷了，開篇後就與《水滸傳》毫無關係了。何況《水滸傳》本身已經是由歷史筐架融入藝術虛構的「文學歷史」。《西遊記》就更甭說了。小說是什麼？小說是「以敘事的方式對小說各種元素的縫合，對小說外的破碎世界的縫合，小說是以文字和書卷的排列組合方式製造的一種內在的時空的幻覺。再客觀、再真實的小說也不能忽略他不過是小說家的虛構這一基本前提。小說只是真實的幻象而已」。
《唐?吉苛德》第二部第三章中，唐?吉苛德聽說他的故事被寫成了小說，懷疑自己的事跡寫得是否真實，引出了關於小說和歷史的觀點。學者認為詩人可以「不按往事實況，而按往事理當如何發生來敘述或吟唱」；而歷史學家卻：「必須描繪往事一如其所發生，而不是應當如何發生」。
將紅學「國學化」、「特殊化」，以「小說源自歷史」的定論抱殘守缺，除了畫地為牢，抱梁溺水，排斥異己，抬高個人外，並不能為《紅樓夢》增添什麼光彩；反之，把《紅樓夢》看作世界文學之林的一部小說，以普通「小說學」的方法界定「紅學」，也無損《紅樓夢》的「旖旎和纏綿」。
現今紅學界，在輿論一片「回歸文本」的呼籲中，中國紅學會秘書長孫玉明先生偏偏反對此論。我理解他的意思，中國的主流紅學一直以《紅樓夢》文本作為主要研究課題和研究方向的，何來今天的「回歸文本」。只不過反常的總是離奇的索隱與無據的考證，因為其「奪目紅」，具有「新聞性」、能「吸引眼球」而得到拚命追求「發行量」、「收視率」、「收聽率」、「點擊率」等諸媒體的青睞。專家明星化，顯學庸俗化，這是紅學的「悲劇」還是紅學的「喜劇」。誰知道呢？
六
自胡適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可能是為了學術的嚴密性，在紅學界，什麼是「自傳」就說不清楚，道不明白了。我們且看一看專家學者的困惑：
在《紅樓夢辨》出版兩年後，余平伯發表了《〈紅樓夢辨〉的修正》，首先修正的是「《紅樓夢》的為作者的自敘傳這一句話」。他說：「《紅樓夢》系作者自敘平生，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慮。現在所應當仔細考慮的，是自敘平生分子在全書究有若干？換言之，《紅樓夢》一書中，虛構和敘實的分子其分配比例若何？」
1952年，俞平伯把《紅樓夢辨》改定成《紅樓夢研究》，聲稱他進行修訂的原因之一，即是「原來的編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的生平跟書中賈家的事情攪在一起，未免體例太差。《紅樓夢》至多，是自傳性質的小說，不能把它徑作為作者的傳記行狀看啊」。
胡適說：「《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胡適說：「我的研究，是要指出《紅樓夢》描寫的故事和人物，不完全是假的，許多是有事實作根據的，《紅樓夢》是一本寫實的小說，雖然也有許多虛構的成分，但實人實事總是最基本的主題。當然，我如果說《紅樓夢》是一個自傳性質的小說，不單單說是自傳，也許就不會引起許多誤會了。不過，我說的自傳，那時從主要部分來說的。」
1949年，周汝昌《真本石頭記之脂妍齋評》：「《石頭記》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實寫，那只是文學上手法技術的問題，而絕不是材料和立意上的虛偽。譬如大荒山下的頑石，寶玉夢中的警幻，秦鍾臨死時的鬼卒……等等，我雖至愚，也還不至於連這個真當歷史看。但除了這一類之外，我覺得若說曹雪芹的小說雖非流水帳式的日記年表，確是精裁細剪的生活實錄，這話並無語病。」
這裡涉及的概念有「自敘傳」、「自敘生平/平生」、「敘實」、「自傳性質的小說」、「自傳」、「百分之百寫實」、「生活實錄」等。請注意，這些概念，定義的都是「生活的真實」，而不是指「藝術的真實」。那麼，這裡的糾纏在何處呢？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郁達夫說「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是自傳」。這是作家在什麼意義上這麼表述的？難道聽不懂，說不明白嗎？如果再說到錢鍾書先生以「佯謬」寫作技巧定義的「自傳就是別傳」，就更加讓某些人不知所云了。
而我們的紅學家，費了多少口舌，浪費了多少時間，討論的不過是一個文學常識的問題。說其「膠柱鼓瑟，死在句下」不為過吧。
當然，這些紅學家如此強作解人是情有可原的——他們都不是小說家且不懂文學批評。你看看胡適考證曹雪芹的生年，非得讓其過上一段繁華的日子，而周汝昌又堅持曹家必須「復甦」，否則《紅樓夢》無從寫起，就知道他們對於小說創作是多麼外行了。其實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過：「然謂《紅樓夢》一書，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
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個極大的弱點，那便是搞紅學的人，自胡、蔡、陳、錢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規、余英時……他們都是批評家、考據家、哲學家、思想家，卻很少見作家；所以紅學家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從美感、幻想、經驗……等等到構思、佈局、創作、增刪……等等艱苦的歷程。所以，他們每每為『文章是自己的好』這一不知不覺的潛意識所支配，而亂下雌黃。胡適之、周汝昌都范這種毛病。周汝昌在書中那種與高鶚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明顯的例子。」
七
「繁瑣考證，違背常識」，最突出的表現，是在《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祖籍「豐潤說」和「鐵嶺說」的考證上。（94年95年此論甚沸）
從文學批評的角度，曹雪芹的祖籍當然可以考證。但曹雪芹的祖籍本來確定無疑，由「祖籍」概念的限定、歷史傳記的記載、文物與文獻的互證，其祖籍就是古「襄平」，今「遼陽」。但某些紅學家依舊鬧得沸沸揚揚，蓋棺難定。專家學者詳實有據的批駁不必重複了。我們僅從常識判斷：弟弟的後代能否以伯父的居住地為自己的祖籍？端明、端廣兄弟倆「永樂年間」從江西出來，一個到了豐潤，為「豐潤曹」的始祖；一個到了鐵嶺，為「鐵嶺曹」的始祖。怎麼「鐵嶺曹」的祖籍就是「豐潤」了呢？「豐潤譜」不載「遼東曹」，「遼東譜」也載「豐潤曹」，曹雪芹祖上歷史記載是「著籍襄平」，我們的專家學者們怎麼就能夠考證認定「豐潤曹」與「遼東曹」是「同族同宗」，怎麼就可以否認曹雪芹祖上的自報家門呢？有意思的是，主張「豐潤說」的也感覺到論點根基虛設，理屈詞窮，於是就千方百計的憑空演繹端廣在豐潤的端明處住了一段或很長時間，從而將端廣在豐潤的住籍歸於豐潤，這是應當與合理的歷史考證嗎？更有意思的是，「新豐潤說」的「過籍說」與「鐵嶺說」的「搬家說」，什麼《紅樓夢》的作者是豐潤的曹淵，後來過繼給曹寅，改名為曹顏，以後又回到了豐潤。什麼「三韓」是鐵嶺，「襄平」是鐵嶺，「千山」、「長白」、「瀋陽地方」等等七處都是鐵嶺。他們怎麼也不想一想，說一兩個地方是鐵嶺可能性還有一些，說這些地方都是鐵嶺，從常識上判斷，這可能性還有嗎？（有興趣者可參看有關此說資料及95年的《紅樓夢學刊》）
這些考證，客觀說來，都逸出了文學批評對作者與作品的關注範圍，都談不到什麼學術研究，也用不著學術討論，思維正常的人用基本常識就可以並且應該判斷是非了。專家學者，如此作學問，不是匪夷所思嗎？
八
最後說一說「倒行逆施，惡紫奪朱」，這正是我基於文學批評的立場，對「索隱派」紅學的看法。
我也看「索隱派」的文章和著作，有時還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我是看熱鬧、看疑惑。我看這些研究者又從《紅樓夢》中「索隱」出什麼新鮮玩意？我看同樣是研究《紅樓夢》，這些研究者的思維怎麼就這麼奇怪？但百思不得其解。近來，特別是對唐德剛關於作家介入到紅學的祈望感到遺憾。關於歷史與文學，素材與作品的關係，就文學批評的作用與目的來講，關注的理由是為了通過學術研究來加深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欣賞並進而對作品的藝術性下判斷。所以，研究的興趣只能立足作品，對照已經掌握並確切可靠的歷史與素材，或者作者的手稿，研究作者的藝術創作經過和成就。孫紹振教授曾提出還原法：素材+藝術創作=作品。如符?日丹諾夫通過研究列夫?托爾斯泰的手稿，撰寫了《<復活>的創作過程》。蔡義江先生、沈治鈞先生通過《石頭記》的手抄本及相關資料研究分別撰寫了《紅樓夢是怎樣寫成的》、《紅樓夢的成書研究》。但不能倒行逆施，作減法：作品-藝術性=素材/歷史，然後考證作品的「本事」。因為這不是文學研究，也不是歷史研究。如果說是歷史研究，也是錯誤的、行不通的歷史研究。試問，一個虛實相間的文學作品，把藝術性濾掉，尋找其中真實的歷史或素材，好比從齊白石畫的大白菜中去找出老先生寫生的那年秋天那條壟溝中的大白菜，這樣的歷史或者生活素材能令人相信嗎？開什麼玩笑！所以「索隱派」的學問不必恭維，他們的謬誤也不值得批駁，他們的問題不在於對與錯，有與無，是與非，真與假；他們由表及裡，由此及彼的聯想、幻想、想像力是「相當的」不錯。我是懷疑，他們自己是否真相信、肯定相信他們考證或者索隱的結論。他們在「玩兒」呢，玩「平民」，玩「草根」，玩「自樹旗幟」的作秀，玩「另開門戶」的意氣，玩「老鼠捉貓」的遊戲，當仁不讓的紅學家還一一駁難辨證，您幹嘛那麼認真啊，查典冊，熬燈油，費口舌，還以為真理在我的手上，您犯得上嗎？
所有的「索隱」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說，都是與文學批評、學術研究、藝術欣賞不搭邊的「倒行逆施」的行為，對《紅樓夢》的研究而言，是瓦釜雷鳴，是惡紫奪朱。
九
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聖.加爾達被閹割的陰影》裡說：「一切關於卡夫卡的，並不一定是卡夫卡學。如何給卡夫卡學下定義，用一種同語反覆：卡夫卡學是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學化的論說。用卡夫卡學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論者進而列舉了五方面「關於卡夫卡」的「不一定是卡夫卡學」：其一，不是在文學史（歐洲小說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幾乎僅僅在傳記性的微觀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書；其二，在卡夫卡學者筆下，卡夫卡傳記成了聖徒傳記；其三，卡夫卡學將卡夫卡一步步逐出美學領域。其四，卡夫卡學無視現代藝術的存在；其五，卡夫卡學不是一種文學批評，卡夫卡是一種詮釋。這樣一種學問它只會在卡夫卡的小說中看到隱喻，而無其它。試把引文中的「卡夫卡」換成「曹雪芹」，相信我們的紅學家會會心一笑的。俞平伯先生一輩子研究紅學，且受盡政治迫害，晚年痛定思痛，大徹大悟。他在《紅樓新解》中激然說到：「人人皆知紅學出自《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越昌，紅樓愈隱。」又說：「一切紅學都是反《紅樓夢》的。即講得越多，《紅樓夢》愈顯其壞，其結果變為『爛斷朝報』，一如前人之評春秋經。筆者躬逢其盛，參與此役，謬種流傳，貽誤後生，十分悲愧，必須懺悔。」孟德斯鳩《波斯人的信札》中寫了這樣一件事：他走進一家專賣詮釋《聖經》的圖書館，館員對琳琅滿目的關於《聖經》研究的書說：「這些作者，並未在《聖經》中尋求應當相信的，卻尋求了他們所相信的。他們絲毫沒有把《聖經》當作教義的經典，從而接受這種教義，卻把他看作一本可以給他們的意見增加權威的書。因此，他們歪曲了書中的一切意義，折磨盡了書中所有的篇段章節。這是一塊土地，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闖進去，如同打劫一樣。這是一片戰場，敵對的國家可以在那裡相遇，在那裡打仗，有人衝擊，有人做前哨戰，方式很多。」試觀當今「紅學」，不用說索隱了，即使是考證，是否也有人將《紅樓夢》看作「一本可以給他們的意見增加權威的書」，「用紅學化的曹雪芹代替曹雪芹了」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