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紅小札：還「曹雪芹」以「人」，還「紅樓」以「紅」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郁達夫《懷魯迅》
寫下這個題目，再抄了一段關於魯迅的話，算作開頭。忽地想起前幾天看過的一個歷史故事來。古時候有一位將軍，在一次衝鋒結束後，抓住自己手下的幾個士兵就要殺頭，這些士兵當然就不服氣了。那個將軍說：「看你們頭上的皮斗笠就知道，我在後面喊衝鋒的時候，凡有後退的士兵，我就會在他們的皮斗笠上砍上記號。」當然以後，士兵就再也不敢後退了。這位將軍就自然地在歷史上留下了赫赫的名字。
但我是記不住的。眼見著一排排屍首在迎著大刀和長矛或翻捲或鈍禿的鋒刃上濺著濃濃的血倒下去的時候，後面的黃羅傘蓋下，並不一定會是一位將軍發了狂似的揮著什麼刀劍，而是一個人若諸葛孔明狀搖著鵝毛扇，輕輕拈著三縷長髯，在那裡喝著玫瑰花露，微微笑呢？這當然只是我惡意的一種猜測，而歷史上確實有不少仁人志士，譬如說岳少保，譬如說文天祥，再譬如瞿秋白罷，更是死在自己同志那或軟或硬的屠刀下。難怪作者要借寶玉發話了：「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可見，曹公在寒夜著書的時候，是太明白這些「大字報」和「大口號」背後的蹊蹺和緣故了。
怎麼辦？周汝昌老先生曾針對眼下「紅學」的現狀，提出「要還『紅學』以學」的路子上來。這意思倒還不錯，在「政治」或「經濟意識」在一切領域掛帥的時候，要象盲翁陳寅恪「為真正之學術，做獨立之人格」那樣談何容易？何謂「學」？在辛亥革命的志士眼裡，「《紅樓夢》是「排滿」；在「革命文學家」的斧頭和鐮刀下，《紅樓夢》成了「階級鬥爭的範本」，是「反封建」；而在封建士大夫的案首，在細細地賞玩了三四遍之餘，《紅樓夢》是有傷風化的「淫書」，該禁；不過這一點我倒是確信：舊上海時的四馬路倒是狂打著《紅樓夢》的招牌廣攬生意，又何嘗不是發揮了「學以致用」的結果，賺了不少銀錢倒是真的。
於是，關於「曹雪芹」的身份也就開始微妙起來。他可以被的「狗頭軍師」，奉為韋小寶那樣的青木堂主以便成為利刃；也可以在一些「革命販子」的手裡作為隨時扔向封建堡壘的炸彈；而在那些「大紅燈籠半掩門」等私窠子的老鴇耳朵裡，也就等同於一個會調幾下絲竹的琴師……至於現在呢，名目越來越多，身份也越來越複雜，大概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重作用下的結果罷。筆者曾有意地問了問農村一些不識字的老大娘，竟是一種聲音回答道：「曹雪芹？寫《紅樓夢》的那個作者，不就是一個『你唱他唱大家唱』的說書人嗎？算不上什麼稀奇。」
看來這倒是無意間「還原」了曹雪芹的某些真實身份。在現在的中國，小老百姓就是小老百姓，土裡生土裡埋，「說書人口中的故事」就像他們耕種的土地一樣，沒有人整天捻著土疙瘩做白日夢，企圖刨出一些黃燦燦的金子。所以簡簡單單的一部紅樓裡，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指桑罵槐，那麼多含沙射影，那麼多借題發揮。幾句閒話，一陣瞎搬，無非是多了一些窮愁，一些憤激，一些千古不曾散盡的悲喜和蒼涼罷！
至於「曹雪芹」老先生還活著，也一定會固守於一個「說書人」的本份，並不是如某些「歇斯底里的想像」那樣，用「血滴子」或是「鶴頂紅」，要了雍正皇帝的人頭；或是超前「馬克思主義化」，武裝並淨化到每一粒牙齒；或是如某些「天方夜譚」的怪論，去萬歲爺的「寢宮」裡尋求素材，自剪綠蕉，寫就一部《紅樓夢》。而這些「別有用心」的「紅學家」，即使是搖著「鵝毛扇」，被冠以「學術權威」和「清史專家」的頭銜，我想他們的臉，並不一定就比四馬路遊蕩著的老鴇和龜奴的臉來得更平整一些；而他們的心，也並不一定就比那些頭綠銹到嗓子眼的心來得更坦蕩一些。李國文在一篇論紅的文字裡說過：「這才是埋葬大師最惡毒的手法。」
所以，在曹雪芹被「英雄」填補了大量泡沫的時代裡，而我僅僅希望把他還原成一個「人」，一個有些普通有些真實的人（而不是忽然地多了或少了某件東西）。因為只有這樣，才是對曹雪芹（中國文學史上一位真正的大師）最起碼的一點尊重。而《紅樓夢》，也只有作為一部小說，還「紅樓」以「紅」，才能真正地不為階級意識和經濟意識的限制，在任何時空裡，都能迸發出它那偉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