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誡命，昭如天日——從通靈寶玉銘文談起
一部《紅樓夢》，地負海涵，包羅萬象，指出其中有這樣那樣的思想並予以論證，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但全面闡述《紅樓夢》的思想體系，理解其中各種思想傾向之間的先後、主次關係，則是困難的。而要在歷史的階段性、連續性、終極性的動態過程中理解這些關係及其消長演變，更為困難。應該說，紅學史上，尚未有人朝這一方向努力。
通靈寶玉是打開《紅樓夢》迷宮的總鑰匙。第八回作者開自古說部未有之先例，以「多媒體」的形式描繪的通靈寶玉圖形、銘文，還有詠通靈寶玉的那首七律，是對讀者最重要的提示，也是作者對一個被征服、被奴役，健忘、萎靡、散漫、苟且，痼疾深重的民族最嚴厲的批評，最沉痛的叮嚀，最神聖的誡命。
毫無疑問，通靈寶玉是作為記憶、思想、情感、意志主宰的心靈的象徵。《紅樓夢》是一部喚醒記憶、譴責遺忘的偉大小說。通靈寶玉正面「莫失莫忘」的四字銘文，也是對滿清統治者撕裂、踐踏、歪曲歷史記憶基本國策的嚴正抗議。
通靈寶玉背面的三句銘文：「一除邪祟，二療冤疾，三知禍福」，道出了記憶——歷史的功用。歷史記錄罪惡，抨擊暴行，揭露謊言，譴責遺忘，喚醒迷茫，激發義憤，號召復仇，撥亂反正，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此所謂「除邪祟」；原始要終，懺悔自新，表彰善良，安慰無辜，「千紅一哭，萬艷同悲」，忠魂冤鬼，各有其歸，此所謂「療冤疾」；「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鑒往所以察來，記住黑暗所以遠離黑暗，掌握歷史規律與其趨勢，斡旋氣運，革故鼎新，補弊起廢，變法改制，自強不息，日進無疆，為萬世開太平，此所謂「知禍福」。——這就是《紅樓夢》作者的萬難心事，這就是《紅樓夢》的思想體系。
據小說第一回，全書事跡，本來是刻在通靈寶玉的前身——補天未用的頑石之上的，而洋洋百萬字的鴻篇巨製，化繁為簡，最後凝成了寥寥數語的銘文。這幾句銘文，是中國文化史上內涵最豐富、最深刻的文字，任何一個紅學研究者都不應輕易放過。我們今天研究《紅樓夢》，完全可以由這幾句銘文向百二十回巨著輻射，如董仲舒之讀《春秋》，「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 ，「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伍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綱舉目張。《紅樓夢》之全體大義，必將大明於天下。
人類一切知識、思想，都和記憶的母體有關。但《紅樓夢》的「莫失莫忘」卻有其特指的內容。「失去幽靈真境界」，「白骨如山忘姓氏」，在悲憤而嚴厲地譴責遺忘的同時，也告訴了我們不應失去、不應忘記的是什麼。只有不喪失民族良知，只有牢記民族歷史上的災難和恥辱，才有「仙壽恆昌」的希望。所謂「仙」，在這裡是自由和尊嚴的象徵。
一部《紅樓夢》，以甄士隱成始成終。甄士隱姓甄名費字士隱，取典於《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而察乎天地」一節。作者自稱《紅樓夢》「大旨言情」，僅就言情而言，其深刻纏綿，亦為上下古今小說之冠，但這只是小說一端。其實作者是從言情出發，以兒女律士大夫，闡述「君子之道」、歷史規律，乃至民族的命運，懲創人心，補天濟世。其理論基礎和衡量是非、予奪褒貶的標準，則是被作者批判地繼承了的、具有歷史進化和強烈社會變革思想的儒家今文經學（而不是被滿清統治者閹割了的、作為奴化、桎梏漢民族精神工具的偽儒學）。
說《紅樓夢》是一部反對禮教的小說，這必將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遺臭萬年的命題。古聖先賢，緣情制禮，「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這是一個社會正常發展的必然要求。中華文明之所以能長期領先於世界，正是禮教維持的結果。禮教正如所有的政治制度一樣，其具體條目都有一定的時效性，都必然的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弊端。所以又有今文經學與時損益，變法改制之說。至於禮教的基本精神，被銘刻於聯合國大廈之上的孔子格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誰如果反對，就無異於喪心病狂。對於曹雪芹來說，禮教不僅不是殺人的工具，而且是審判「邪祟」的神聖而嚴峻律法和治療「冤疾」的總藥方。中華民族之所以在近世成為「病夫」，不是由於禮法太嚴厲，而是禮法太寬鬆。禮法的寬鬆，使國人如一盤散沙，對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缺乏責任感。於是曹雪芹把弘揚禮教，並使之成為每個國民嚴峻的、內在的律法，作為自己的使命，以加強民族自尊、自強意識。否則，「禮不下庶人」，《紅樓夢》對一個丫鬟襲人的出嫁，謚之為「破蓆子」，律之以「孽臣孤子」，即使是封建社會最頑固不化的道學家，也要指責他「以戕賊為仁義」。
賈寶玉銜玉而生，其事神怪荒誕；通靈寶玉上的銘文，若符若菉。這可能是「五四」以來，標舉「現實主義」的國學大師們對其不屑一顧的原因。而孤臣孽子，操深慮危，詭詞以明義，巽詞以免禍，若執相而求，真正是「欲追尋，山萬重」，咫尺千里，甚至南轅北轍。
銜玉而生這個超自然的情節，還有另一個象徵意義。那就是民族自覺、自尊、自強的意識，應該是這個民族成員先驗的、絕對的命令。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生而為人，就應該具有這種意識；即使文學史上從來沒有《紅樓夢》這部作品，也應該保持這種意識。而《紅樓夢》之所以創作，則是因為這種意識極端的失落。並且正是由於這種失落，造成了漢民族「白骨如山」的浩劫，使整個民族處於「首崇滿洲」的壓迫和歧視的深淵。
《紅樓夢》思想體系中有深沉的民族主義思想甚至民族偏見，這是絕對的，必然的，不能為之諱亦不必為之諱；《紅樓夢》會超越狹隘民族主義，這同樣毫無疑問。對我們而言，小說中「療冤疾」（即漢民族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救贖）的內容，遠比「除邪祟」（即對滿清統治者罪行暴政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民族復仇傾向）更為重要。《紅樓夢》中變法改制、避禍求福的思想，也會據亂世而昇平世，指向儒家消除一切民族隔閡，遠近大小若一的太平大同世界。
歷史上那些人為的災難，無論對承受者還是製造者，都是沉重的、難堪的記憶。何況還要涉及複雜而敏感的民族問題。1998年***主席訪問日本，在早稻田大學作《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重要演講，對過去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予以譴責，曾招致右翼分子的擾亂和一些媒體的攻擊。但江主席卻把講述史實當作自己的責任——每一個有良知的現代人都應該履行這個責任，公正而勇敢的面對歷史，把《紅樓夢》「莫失莫忘」的神聖誡命化為內在自律。
忘記歷史意味著背叛；忘記歷史的災難，必遭災難的重演甚至升級。二十世紀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民族浩劫，與「五四」以來對《紅樓夢》致命的誤讀，與對待民族文化遺產的魯莽滅裂的虛無主義態度，有著必然的聯繫。並且完全可以這樣說，如果我們而今而後繼續違背《紅樓夢》「莫失莫忘」的嚴峻誡命，比南京大屠殺、「文化大革命」嚴重百倍千倍的災難，仍會是中華民族難以擺脫的宿命。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從這個意義上說，二十世紀所謂新紅學對《紅樓夢》致命的誤讀，是中國文化史上永遠的恥辱。俞平伯先生在去世前以其大智大勇，表達了自己的大徹大悟：「胡適、俞平伯腰斬《紅樓夢》，有罪。」而腰斬小說結構，必然導致割裂小說思想，導致對小說作者神血丹誠的的誤解和褻瀆，這才是真正意義的「罪」。
一個人的心靈，能夠通過記憶、通過對歷史的瞭解、感悟，使自己與自己的民族甚至全人類的智慧、命運聯繫起來，從而不斷超越自我。這顆心靈具備萬物，含弘諸法，它能迷、能覺，能獸、能人，能凡、能聖，變態無常。偉大的心靈，偉大的作品，必能自覺覺人，引導人們擺脫愚昧、野蠻，走向文明、進步。「欲明大道，必先為史」，無論是賈寶玉太虛觀冊，還是薛寶琴新春懷古，抑或是曹雪芹在悼紅軒翻閱「歷來的古史」，都和《神曲》中但丁遊歷三界一樣，都是在對記憶、歷史進行檢閱、感悟，從而尋找走向真理和至善的道路。而不是在為寫自傳或家譜搜集材料。
所謂紅學，是《紅樓夢》文本與紅學研究者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是作者心靈與研究者心靈之間不斷交互作用的過程。《壇經》云：「一燈能除千年暗，一智能滅萬古愚」，對中華民族而言，《紅樓夢》，也只有《紅樓夢》，才配稱這樣的智慧之燈。《紅樓夢》又是一面鏡子，研究者會借助研究對象，認識自己本身。我們生活的時代，尤其是大部分紅學家生活的環境，雖然表面上豫大豐亨，繁華盛麗，但距離大同世界仍然非常遙遠；《紅樓夢》所批判的漢民族的種種痼疾，在我們身上仍然有著遺傳，甚至變本加厲；對《紅樓夢》乃至傳統文化的致命的誤讀和歪曲，還在繼續。當西方紀元的新千年到來之初，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正在全球蔓延，道德倫理正面臨著世界性危機；國人正為全球化的幻境、為追求財富而瘋狂，為出格離譜地渲染鋪張滿清征服者雄才大略、威福驕橫的肥皂劇和通俗小說而垂涎陶醉；甚至對日本右翼分子、日本政府否定南京大屠殺、美化侵華戰爭採取無原則寬容。當海內外有良知的炎黃子孫在哀歎著民族生命的漂泊無依，民族精神的徹底失落，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作為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天誘其衷，揭示《紅樓夢》的廬山真面目，重申其嚴峻而神聖的誡命，為失去的民族良知招魂，這是對《紅樓夢》作者為時已晚的謝罪，也是一種自我救贖，而不是賈雨村（還有「莫怨東風當自嗟」的林黛玉）式行險僥倖、進退失據以「求善價」的作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