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賈寶玉形象的塑造
一
真實，是藝術的生命。這是眾所周知，毫無疑問的。問題是藝術要求「真」，是否意味著藝術創作就排斥「假」呢?我認為，曹雪芹對於賈寶玉形象的塑造，為我們提供了以假求真、假與真對立統一的新鮮經驗。
我國小說是直接從史傳文學發展而來的。講求「真」，是我們一貫的傳統。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家，在「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揭露索隱派以「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1]等方面，確實作出了可貴的貢獻。但是，胡適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賈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2]，這跟索隱派把賈寶玉附會成清世祖，或康熙帝的太子胤礽，或納蘭性德，儘管所用的具體材料不同，但認定《紅樓夢》是寫真人真事這個出發點卻是共同的，可見講求「真」，這個傳統觀念之根深蒂固。
我認為，曹雪芹之所以偉大，賈寶玉等形象塑造之所以成功，恰恰在於曹雪芹能夠打破這個傳統的觀念。他不只是一味地追求「真」，他懂得假與真對立統一的辯證法，藝術創作可以而且必須以假求真。在《紅樓夢》開卷第一回，他就聲明他寫的不是歷史，不是真人真事，而是「編述」、「敷演」的故事，是「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第一回)。他把他的作品主人公叫做賈寶玉，就是要公然標明：賈者，假也。如在甄士隱出場時，甲戌本脂評所指出的：「真假之意，寶玉亦借此音。」夢覺主人在《(紅樓夢)序》中也說：「今夫《紅樓夢》之書，立意以賈氏為主，甄姓為賓明矣，真少而假多也。」曹雪芹不標榜他的作品主人公的「真」，而刻意渲染他的「假」，這該是需要多麼非凡的膽識，又該是多麼發人深省啊!
難道曹雪芹是忽視人物塑造的真實性麼?當然不是。他不但不忽視，而且在他的《紅樓夢》中首先就批判了那些「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公開宣佈他的創作是「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第一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賈寶玉是我國文學史上空前地達到了最大真實的典型形象。
既是竭力追求「真傳」，為什麼又公然標榜他的「假」呢?難道作者是故弄玄虛、掩人耳目麼?不，曹雪芹不是個賣弄詭異怪誕的小丑，而是個畢生為《紅樓夢》的創作嘔盡心血的偉大作家。以假求真，我認為這反映了曹雪芹的典型觀，是曹雪芹以賈寶玉形象塑造的卓越實踐，為典型化理論和典型人物塑造所作出的寶貴貢獻。
二
《紅樓夢》作者首先寫出賈寶玉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寶玉」是假，而本屬「無材補天」的「頑石」則是真。以「寶玉」是假，「頑石」是真，在封建與反封建兩條人生道路的尖銳鬥爭巾，使賈寶玉形象具有時代的典型性，這是賈寶玉形象塑造的一個重要特色。
在賈寶玉未正式出場之前，作者就介紹他本是女媧煉石補天之時，在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頑石之中，單單剩下的一塊無材補天的頑石。後經僧道大展幻術，將這頑石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投胎到榮國府成為賈寶玉，才被封建階級視為挽救頹運、傳宗接代、光宗耀祖、如寶似玉的「命根子」。
這個序幕顯然有著深刻的寓意，對於整個賈寶玉形象的塑造起了烘雲托月的作用。它把賈寶玉的出生和他所面臨的整個時代聯繫在一起，說明封建社會已處於末世，封建統治的「天」已在崩潰，亟待修補。在這樣一個沒落的時代，出現賈寶玉這樣一個叛逆性的小說人物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歷史的必然。它把賈寶玉的叛逆性格和他所出身的封建貴族階級的腐朽墮落聯繫起來，封建貴族階級的子孫已經一代不如一代，而被他們視為「命根子」的又是個假寶玉、真頑石，說明封建統治後繼乏人，無材補天，已陷入「運終數盡」(第五回)，無法挽救的困境。它把賈寶玉的叛逆性格，提到「無材可去補蒼天」的政治高度，脂硯齋又對這句話旁批曰：「書之本旨」[3]，可見作者有意要把賈寶玉塑造成不只是個愛情婚姻問題上的叛逆者，更重要的，他危及到整個封建統治的「蒼火」，這就難怪後來賈政在毒打賈寶玉的時候說：「明日釀到他弒君殺父」，「不如趁今日一發勒死了，以絕將來之患」(第三十三回)。
可笑的是，封建統治階級儘管已經預感到有「明日釀到他弒君殺父」的潛在危險，但是他們仍要作頑強的垂死掙扎，以假為真，硬要把賈寶玉這個對封建的人生道路誓死叛逆的「頑石」，強行當作他們救命的「寶玉」。
封建神權，和封建政權、族權、夫權一樣，是全部封建統治思想和宗法制度的四大支柱之一。封建統治階級，不但需要利用封建迷信，製造種種假象，來欺騙和奴役被壓迫者，而且需要利用封建迷信來欺騙和安慰他們自己。在封建統治處於沒落時期，他們危機四伏，精神頹廢，更需要借此求得幻想的寄托，精神的解脫。如賈敬便「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心上」(第二回)。甲戌本脂評指出，這「亦是大族末世常有之事。歎歎!」「這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二回)。怎麼辦?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出世不久的賈寶玉身上。據說，他「一落胎胞，嘴裡便唧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做寶玉」。這塊「五彩晶瑩的玉」，原是一個和尚「唸咒書符，大展幻術，將一塊大石頭登時變成」的，玉上的字跡，也是那和尚？？？上的，為的是「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第一回)。因此賈母對他「愛如珍寶」，當作「是命根一樣」(第二回)。顯然，這是封建統治階級為力挽頹勢，祈求神靈保佑「安身樂業」，而蓄意製造出來的一個假象。
作者正是利用這個假象——封建統治階級製造並寄予莫大期望的這塊假「寶玉」，來烘托出賈寶玉實為真「頑石」的叛逆性格。因此，當賈寶玉一出場，他的第一個震撼人心的行動，就是「登時發作起癡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得地下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第三回)甲戌本對賈母這句話的脂批稱：「如聞其聲，恨極語卻是疼極語。」「一字一千斤重。」可見賈寶玉那摔玉的行動和語言，對於賈母這個封建老祖宗的打擊多麼沉痛!賈母認為是「命根子」，賈寶玉卻斥之為「勞什子」!作者用如此針鋒相對的人物語言，立刻就活現了兩個尖銳對立的人物性格。不只是一般地反映人物性格的大相逕庭，而且深刻地揭示出新興的進步的民主思想與腐朽的反動的封建思想的激烈拚搏。賈寶玉之所以狠命摔玉，是因為那玉「連人之高低不擇」，「家裡姊姊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麼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他要求我有，人家也有；單我有，就「沒趣」，就「不是個好東西」。這不是一種很幼稚的樸素的然而卻是很可寶貴的民主、平等思想的萌芽麼?賈母則與此相反，她是那樣地專製成癖，暴虐成性，說什麼「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打罵人，竟然成了他們出氣的手段!可是賈母她們的「容易」，就是意味著被壓迫者的人權喪盡，封建主子無須任何理由，隨時都可對被壓迫者任意加以迫害和摧殘，把巨大的痛苦和無窮的災難強加在無辜人民的頭上。賈寶玉重人不重玉，賈母則重玉不重人。這兩個有著重大時代內涵和歷史意義的鮮明對立的典型性格，一經作者這般刻畫，顯得一個是何等虎虎有生氣，光彩逼人；一個則又是多麼惶惑莫名，面目可憎!
封建統治階級為了挽救他們沒落的命運，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們總是要極其荒唐地製造種種自欺欺人的假象，耍盡一切陰謀詭計的。他們借助和尚「大展幻術」，在給賈寶玉的脖子上戴上一塊通靈寶玉的同時，又通過一個「癩頭和尚」，給出身於「四大家族」之一的薛寶釵的頸項上套上一副金鎖，並且使那金鎖上鏨的「不離不棄，芳齡永繼」八個字，又與通靈．寶玉上？？？的「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八個字恰成一對。據說，薛寶釵是從來不喜歡戴什麼首飾的，唯獨這副金鎖例外。有一次薛蟠和寶釵吵嘴，薛蟠吵不過薛寶釵，便使出了揭老底的絕招，說：「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先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第三十四回)這就透露了「從先媽和我說」的金鎖的秘密，證明封建家長乃是蓄意製造「金玉良緣」的神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的勢力」[4]，挽救封建階級沒落的命運。《紅樓夢》作者為此特借後人寫了一首嘲詩：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親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 (第八回)
這首詩為我們揭開了籠罩在賈寶玉形象塑造上的一層迷人的紗幕。它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女媧煉石補天的故事已經夠荒唐的了，又向荒唐的人間敷演出這一更加荒唐的金玉良緣，
以致使頑石失去了原居於青埂峰下那美好的境界，幻化成為封建階級的「臭皮囊」。由於封建統治已面臨「運敗」、「時乖」的末世，沒落的封建腐朽力量，同代表民主思想萌芽的新生力量之間的殊死搏鬥，必然落得個「金無彩」、「玉不光」的悲劇結局。這樣的悲劇，絕不是獨一無二的，而是成千上萬。「白骨如山」，這是對封建階級蓄意製造的「假」終究不能戰勝天然的「真」的生動寫照，也是對「運敗」、「時乖」的封建末世的血淚控訴。
情節是「某種性格、典型成長和構成的歷史」[5]。作者利用封建統治階級製造的「金玉良緣」這個荒唐的假象，揭穿其給寶、黛、釵整個一代貴族青年男女造成巨大精神痛苦乃至人生悲劇的真象，從而使賈寶玉那頑石般的叛逆性格得到了突出的表現和發展。賈寶玉是個不甘於受封建思想的束縛、熱烈嚮往自由愛情的人，他一再向林黛玉發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第二十八回)可是林黛玉心中總是消除不了這個疑團。有一次寶黛又為這事慪氣，寶玉「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玉來，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麼勞什骨子，我砸了你完事。』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沒動。寶玉見沒摔碎，便回身找東西來砸。」(第二十九回)賈寶玉由第一次與林黛玉見面時摔玉，到這一次當著黛玉的面砸玉，由懷疑「這不是個好東西」，到決心「我砸了你完事」，作者通過對這塊「寶玉」前後如此不同的行動和語言的映照，把賈寶玉性格的發展表現得非常情真意切，饒有天趣。這種發展，是由於封建壓迫的推動。賈寶玉深受「金玉姻緣」邪說之害，「心中更比往日煩惱加了百倍」(第二十九回)。從實際的生活和鬥爭中，使賈寶玉進一步認清了「金玉姻緣」之說的虛假、荒謬和邪惡。它確實如夢魘一樣，給賈寶玉以浸透血淚的精神折磨，以致他竟當著薛寶釵的面，「在夢中喊罵，說：『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第三十六回)這不僅把賈寶玉被纏擾不休、憂憤鬱結的內心痛苦，表現得情感熾烈，令人瞠目，而且把賈寶玉那不信假，不服邪，矢志叛逆，如頑石一般的性格刻畫得毫光四射，神酣意足。
以後又發展到丟玉。封建勢力把賈寶玉折磨得病了，續書寫鳳姐施展掉包計，讓薛寶釵假冒林黛玉，騙取賈寶玉成婚。續作者說賈寶玉至此「方信金石姻緣有定」(第九十八回)，這顯然是違背曹雪芹的原意，也不符合賈寶玉始終跟「假」作鬥爭的頑石般的叛逆性格的。他既已「信金石姻緣有定」，後來為什麼又丟開薛寶釵出家去了呢?這不自相矛盾嗎?
在賈府抄家勢敗之後，那癩頭和尚又把通靈寶玉送還，要求得一萬兩賞銀。賈寶玉要把玉還他，王夫人、薛寶釵等寧肯讓賈寶玉跟那和尚走，也不願還玉。賈寶玉說：「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你們既放了我，我便跟著他走了，看你們就守著那塊玉怎麼樣!」(第一百十七回)賈寶玉果真出家走了，林黛玉被逼死了，薛寶釵守了活寡；寶黛釵的思想傾向儘管有別，但他們遭到悲劇結局則同。這不只是一般的愛情、婚姻悲劇，同時也是那貴族男女青年一代的人生悲劇，那整個封建沒落時代的社會悲劇。
曹雪芹及續作者通過寫賈寶玉由摔玉、砸玉到丟玉、還玉，鮮明地貫穿了一條線，這就是「寶玉」是假，「頑石」是真。「寶玉」是假，其假則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重玉不重人，死抱住他們心造的幻影、自欺欺人的假象——「寶玉」，作為他們挽救本階級沒落的命根子；「頑石」是真，其真則說明賈寶玉絕不做封建統治階級的寶玉，執意要做跟封建統治思想相對抗的「頑石」，因此，他強烈地要求尊重人的權利、人的個性、人的自由、人的平等、人的理想、人的意志、人的感情。作者如此以假求真，則更加璀璨奪目地反襯出賈寶玉以人為本的民主主義思想的清新可喜，頑石般不屈不撓的叛逆性格的真摯可貴，封建統治階級製造種種假象的荒唐可笑，以金玉良緣造成寶黛釵整個一代貴族男女青年人生悲劇的暴虐可憎，使賈寶玉與封建家長的激烈衝突，實質上反映了新生與腐朽、進步與反動、封建與反封建兩種社會力量的尖銳對立，使賈寶玉形象的塑造，不是如普通的鏡子那樣直截了當地如實反映，而是如凸透鏡那樣，反射出陽光內在的彩色繽紛，把賈寶玉那細微的心靈顫動、深沉的感情波瀾和頑強搏鬥的頑石精神，都悱惻動人地躍然紙上，同時又如聚光鏡中的焦點那樣，在他身上集中了那麼醒人耳目的時代特徵，反射出那麼啟人心扉的新思想的閃光。
三
《紅樓夢》原題《風月寶鑒》。作者在第十二回曾經寫有個道人送給賈瑞一面「風月寶鑒」的鏡子，囑咐他：「千萬不可照正面。」賈瑞在病床上拿起這鏡子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又將正面一照，只見美人鳳姐站在裡面招手叫他。賈瑞迷戀於對鳳姐的淫慾，結果一命嗚呼。他的祖父賈代儒要架火燒那鏡子，此時「只聽鏡內哭道：『誰叫你們瞧正面了!你們自己以假為真，何苦來燒我。』」在「千萬不可照正面」這句話旁邊，脂批曰：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正面是假，反面是真，從正反兩面以假求真，這也正是 曹雪芹塑造賈寶玉形象的一個重要特色。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二回)未見其人，先聞其言。作者在第二回賈寶玉還未出場的時候，就首先 通過冷子興介紹了賈寶玉這兩句名言。據此，當時冷子興、賈政斷定他：「將來色鬼無疑了。」今天有的研究者認為這是賈寶玉主張女尊男卑，跟男尊女卑同樣不可取。我認為，這些看法都是只看到了正面，而沒有看到反面。須知，賈寶玉說這話的時候，不過是個七八歲的孩子。他既不會懂得好色，更不可能具有男女平等的科學思想。所謂「水作」、「泥作」，那不過是個比喻，目的在於說明他那強烈的愛憎感情：前者使他感到「清爽」，後者則使他「便覺濁臭逼人」。這段話實質上是對男尊女卑的封建傳統思想的大膽挑戰和猛烈抨擊，同時也是 對賈寶玉全部生活和思想性格的一個預示。
正如作者後來所介紹的：「因他自幼姊妹叢中長大，親姊妹有元春、探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諸人，他便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乾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混沌濁物，可有可無。」(第二十回)事實上賈府中的「鬚眉男子」，也確實都是些「渣滓濁沫」。如賈赦「兒子、孫子一大群」，還要「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放著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第四十六回)；賈璉則像「饞嘴貓兒似的」，不僅與鮑二家的私通，害她上吊自殺，而且不顧熱孝在身，停妻私娶尤二姐；唯有賈政擺出一副「假正經」的道學面孔，但其人庸碌無能，活像一具封建政治殭屍。處於封建統治中心的這些男子，都是這般「混沌濁物」，賈寶玉感到他們「濁臭逼人」，這豈不是很合理而又很自然的嗎?
什麼「水作的骨肉」，「泥作的骨肉」，什麼「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這些話從正面看，確實顯得有點荒謬、奇特、怪僻。但我們正是從這種荒謬、奇特、怪僻之中，受到了賈寶玉那強烈愛憎感情的感染和震動，從而進一步看到了它的反面。原來是極其污濁的封建統治把他壓彎曲了，使他只能用他那彎曲、怪僻的語言，來表達他對醜惡現實的滿腔憎恨和對女孩子們純潔無瑕的讚美和嚮往；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又使他不可能對這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作出科學的解釋。因此，只有用他那彎曲、怪僻的語言，才能盡情地表達出他的心曲，才能使他那字字句句彷彿都化成了一串串愛和憎的音符，撥動著人們的心弦。
法國偉大作家雨果說，作家應有從「正反兩個方面去觀察一切事物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才能」[6]。曹雪芹正是從正反兩個方面看問題，從假與真的對立統一來塑造人物，才使賈寶玉的形象顯得無比豐富和複雜，使人們對他總不能一眼看透，必須正反對照，由表入裡，由此及彼，聯貫起來深入思索，才能有所領悟；若只看正面，則難免墮入五里霧中，真假莫辨，甚至以假當真。如作者曾經寫到賈寶玉說：「除《四書》外，杜撰的太多。」(第三回)又說賈寶玉「除《四書》外，競將別的書焚了」(第三十六回)。有的同志就據此斷定，賈寶玉對《四書》是採取肯定態度的。其實，這就是只看正面，未看反面。如果賈寶玉真的是肯定《四書》的，那麼作者為什麼又寫王夫人說他「極惡讀書」(第三回)呢?脂評為什麼又說賈寶玉「是極惡每日詩雲子日的讀書」[7]呢?那時的科舉考八股文，就是以《四書》為唯一的經典。因此賈政要跟寶玉上學的小廝李貴轉告學裡太爺：「就說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第九回)可是賈寶玉對「讀書上進的人」，「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第十九回)；對於「時文八股」，則「平素深惡此道」，斥之為那「不過作後人餌名釣祿之階」(第七十三回)。這不是他對《四書》的實際否定麼?在另一處，作者寫他「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第十九回)。「明明德」是《四書》之一《大學》裡的一句話。這裡他把同屬《四書》的《中庸》《論語》《孟子》又公然否定了，只有《大學》除外。那麼，他對《大學》是否真的肯定呢?也不見得。你看，他有一次坐在沁芳閘橋邊一塊石頭上津津有味地閱讀《會真記》，不期被林黛玉遇見了，問他看的什麼書，他「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林黛玉不信，說：『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趁早兒給我瞧，好多著呢。』寶玉道：『好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別告訴別人去。真真這是好文章。你要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第二十三回)這說明，他肯定《大學》《中庸》等《四書》，只不過是在人「跟前弄鬼」，而實際上他早已認定《會真記》這類文學作品，才「真真是好文章」。《會真記》成了他的《大學》《中庸》，而真正的《大學》《中庸》則早已被他棄如敝屣。這個事實豈不說明賈寶玉在對《四書》表面尊崇的背後，隱藏著真正的鄙棄麼?
如此說來，難道賈寶玉說的「除《四書》外」是假話麼?如果僅僅這樣看，未免把這個人物又簡單化了。作者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以假與真對立統一的手法來塑造他的，我們也必須作如是觀，才能對他得出正確的認識。須知，那個時代是尊儒崇道占統治地位，不只是思想上的統治，更盛行「文字獄」的暴力統治。朱熹注的《四書》是欽定的教科書，褻瀆聖賢，罪莫大焉。處於這樣一個典型環境，一方面曹雪芹不能不讓他的主人公賈寶玉的「批駁誚謗」繞過《四書》；另一方面，賈寶玉的思想水平也未必達到了自覺地公開地否定《四書》的程度，他主要的只是從實際感受中對封建的思想文化十分厭惡。因此，只有通過表面尊崇的背後隱藏著真正的鄙棄，如此正反兩面兼備、假中求真的手法，才能使賈寶玉形象的塑造達到如此依境造形，因形傳神，形神互映，纖毫畢真的情味。
四
王夫人向林黛玉介紹賈寶玉是個「瘋瘋傻傻」的人物(第三回)。在作品中我們也多次看到眾人議論賈寶玉：「可是又瘋了，別和他說話才好。若和他說話，不是呆話，就是瘋話。」(第七十一回)作者借用後人的《西江月》詞，說賈寶玉「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第三回)。賈寶玉這令人真的瘋傻麼?從這「誹謗」，二字以及曹雪芹對賈寶玉的整個形象塑造證明，賈寶玉瘋傻是假，異端是真。由於他的異端思想和言行為封建統治者所不容許，為封建世俗之見所不理解，因此他必然遭到「百口嘲謗，萬目睚眥」(第五回)，被稱之為「瘋傻」。作者不是直接地正面地頌揚賈寶玉的異端思想和言行，而是「徇世俗之論以立言，所謂假語也」[8]。採用貶是假，褒是真，寓褒於貶，如此以假求真的手法，這是作者對賈寶玉形象塑造的又一重要特色。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本身的腐朽墮落，因此賈寶玉對他們感到十分厭惡，不願再跟他們走封建的人生道路——「留意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第五回)薛寶釵等見機勸導，賈寶玉便痛加駁斥，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的女兒，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豎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因此禍延古人，除《四書》外，竟將別的書焚了。眾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這些正經話了。」(第三十六回)作者在這裡說得很明白，他是把賈寶玉這個叛逆者的「瘋顛」，作為與封建衛道者的「正經話」相對立的意義上來使用的。這裡所謂「瘋顛」，實際上就是指他痛斥「國賊祿鬼之流」，焚燬封建經書等離經叛道的異端言行。
對被壓迫者一片癡情地關懷、愛護，這也是賈寶玉異端思想的一個重要表現，是他的叛逆性格的一個非常可愛之處。可是在那個等級森嚴，不把被壓迫者當人看待的封建社會，世俗之見卻認為這是「千真萬真的有些呆氣」。如在寶玉被賈政毒打後，臥床養傷，玉釧兒奉命給他送蓮羹湯，自己被燙傷反而問玉釧兒燙著了沒有的故事；看齡官畫薔，自己被雨淋漏而不覺，卻催促齡官避雨的故事，都使我們就像看到了賈寶玉那關心他人甚過關心自己的美好心靈搏動的波紋，彷彿有一種甜蜜美妙的東西也像那清澈的波紋一樣在我們心裡蕩漾著、擴散著，滋潤著我們的心田。按理，作者寫到這裡，應對賈寶玉的癡情美德大大頌揚一番，然而曹雪芹對他不但無一句褒語，相反卻寫通判傅試家的兩個婆子把他貶為這是「千真萬真的有些呆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第三十五回)
這真是說熱反冷逾堅冰，說冷反熱到沸騰。如此冰炭不投，它使我們在感情激動之餘，不能不陷入深沉的思考：賈寶玉的這些異端思想和言行，明明是他關懷人、體貼人、愛護人，以人為本的民主思想的正氣，為什麼在那個社會反而被人譏笑為「呆氣」呢?封建傳統思想所形成的世俗之見是如此根深蒂固，違理悖情，它使我們不能不義憤填膺，扼腕長歎，痛斥這是一個多麼是非顛倒，公理喪盡，可悲可憎的黑暗時代啊!作者把賈寶玉放在這樣一個封建壓迫再加世俗之見的重重包圍之中，讓他不但得不到同情，得不到理解，得不到支持，得不到讚揚，反而蒙受委屈，遭到貶謗，被人譏笑，受盡精神折磨，而他終究要在叛逆的道路上堅持走下去。這就使他的叛逆性格顯得更加超凡出眾，異彩閃爍，令人感到更加難能可貴。如果這裡作者對賈寶玉形象的塑造，不是採用呆氣是假，異端是真，寓褒於貶的手法，而是直接地正面地一味歌頌賈寶玉的異端言行，那就使賈寶玉離開了他所處的典型社會環境，不僅不能使其收到如此真摯、深沉、強烈的藝術效果，而且也不可能獲得如此別出機杼，弦外有音，韻外有味，發人深省的典型意義。
五
賈寶玉和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愛情婚姻關係，無疑地是賈寶玉形象塑造的一個重要方面。對賈寶玉與林黛玉的關係，作者不是把他們徑直寫成你恩我愛，卿卿我我，親密無間，而是著力寫他們之間經常猜疑、誤會、吵嘴、慪氣，矛盾重重，痛苦不堪。從表面上看，他們之間顯得很疏遠，然而實際上作者正是採用疏遠是假，親密是真的手法，才把寶黛之間的愛情刻畫成為人世間最真摯、最高尚、最親密的愛情。對賈寶玉與薛寶釵的關係，作者也不是直接地把他們寫成唇槍舌劍，冰炭不投，而是寫他們常來常往，歡聲笑語。從表面上看，他們之間不可謂不親密，然而實際上作者採用的卻是親密是假，疏遠是真的手法，把寶玉與寶釵的婚姻寫成完全是封建家長一手導演的人世間最卑鄙、最無情、最殘忍的婚姻悲劇。在黛玉、寶釵這兩個人物之間，作者寫賈寶玉對林黛玉的態度，疏是假，親是真，而對薛寶釵的態度則親是假，疏是真；對兩者的態度雖迥然有別，但作者採取以假求真的藝術手法，來為刻畫賈寶玉的叛逆性格服務，則情暢意美，難分軒輊。
賈寶玉親黛而疏釵的態度，在他的思想上始終是很明確的。對此作者曾毫不含糊地作了明確的交待。他寫道，有一次賈寶玉悄悄地對林黛玉說：「你這麼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間疏，先不僭後』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卻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咱們是姑舅姊妹，寶姊姊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咱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長的這麼大了，他是才來的，豈有個為他疏你的。」可是林黛玉卻「啐道：『我難道為叫你疏他，我成了個什麼人了呢!．我為的是我的心。』」(第二十回)這就需要把寶玉親黛疏釵的關係，寫成不是「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而是完全出於「兒女之真情」(第一回)。
但是，由於封建家長製造的金玉姻緣的邪說，構成了對寶黛愛情的嚴重威脅，寶黛本人又不能完全掙脫封建思想的羈絆，因此他們之間的愛情就必然充滿著無窮的猜疑和口角，試探和誤會，矛盾和痛苦。作者只有以疏中見親，以假求真的手法，才能把他們的愛情表現得極為曲折複雜，撼人心靈。如寶玉和黛玉一起在沁芳閘讀完《會真記》後，寶玉問：「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這時寶玉便忘情地笑著說：「我就是個『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貌』。」不料林黛玉當場生氣地「指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些淫詞艷曲弄了來，還學了這些混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兩個字上，早又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著了忙，向前攔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事實上這是寶玉真情的流露和露骨的試探，黛玉何嘗聽不出來，可是由於受封建思想的桎梏，她卻不能不表現得那樣氣忿，以致嚇得寶玉又是申辯又是發誓地說：「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裡，教個癩頭黿吞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的碑去。」他「說的林黛玉嗤的一聲笑了，揉著眼睛，一面笑道：『一般也嚇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苗兒不秀，是個銀樣蠟槍頭』」。「寶玉聽了，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第二十三回)這裡黛玉的生氣，要「告訴舅舅舅母去」，責怪寶玉「欺負」她，顯然是她與寶玉「疏」的表現，其根源則是由於封建思想在作怪。可是正是這個「疏」，才突出了寶玉對黛玉的「親」，「親」到過於袒露和忘情，以致觸犯了黛玉作為封建貴族小姐的自尊心，引起她的生氣；可是這種生氣卻又襯托了黛玉接著衝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同樣也用《會真記》中的話來打趣寶玉的一片真情之可貴。如果作者不是採用這種疏中見親的寫法，而是徑直寫林黛玉當即跟賈寶玉一唱一和，那就不僅不符合他們所處的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而且勢必把原作這段曲折有致，情韻醇厚，引人溯本窮源，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藝術情味，化為窮形盡相，一覽無餘，輕佻淺薄，肉麻無聊的市俗調情。
曹雪芹運用疏是假，親是真，以假求真的手法，來描寫寶黛之間的關係是很自覺的。作者曾明確交待，他們「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疏遠之意」。「因你既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第二十九回)寶玉的煩惱生，是因黛玉口中有金玉之說，而黛玉的憂疑起，又總因封建家長製造的「金玉良緣」。「所謂親極反疏，非此一疏，終不能互證此心也」。[9]疏和親，相反相成；假和真，對立統一。疏和假，則揭示了封建思想和「金玉良緣」是造成寶黛精神痛苦的罪魁禍根；親和真，則不僅把人物形象刻畫得深入骨髓，洞徹肺腑，給人以曲盡其情，錐心泣血之感，而且襯托出寶玉對黛玉的親，是建立在共同反對走封建的人生道路的政治思想基礎之上的，只因「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話，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這就使賈寶玉的形象，從愛情上的反封建上升到在整個人生道路上的反封建，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性的典型意義。
跟寶玉與黛玉的關係相反，寶玉與寶釵的關係則親是假，疏是真，作者通過以假求真的手法，說明人生道路上的對立在他們的關係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從而更加突出了賈寶玉不只是在某些個別問題上，更重要的是在整個人生道路問題上反封建的性格特色。
本來薛寶釵作為一個女孩子，賈寶玉對她同樣是抱著親近之感的。他聽說寶釵在家養病，為避免「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不妥，寧可繞遠路」(第八回)去看望她。其親熱稠密之情，溢於言表。他作詩，寶釵幫他改了一個字，他當即尊稱寶釵為「一字師」，說：「從此後我只叫你師父，再不叫姐姐了。」(第十七、十八回)當寶釵伸出手腕褪紅麝串子時，「寶玉在傍看著雪白一段酥臂，不覺動了羨慕之心。」(第二十八回)不少同志據此斷定賈寶玉早期對愛情不專一。我看這是由於不瞭解作者寫他們假親而真疏，以假求真的藝術手法所致。實際上書中寫得很清楚，當賈寶玉羨慕寶釵那雪白的膀子時，作者寫他當即「暗暗想道：『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自恨沒福得摸。」(第二十八回)對於林黛玉說他「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也當場指出：「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第二十八回)我看作者的目的不是要說明寶玉的愛情不專一，而是以他對寶釵的「親」，來反襯他對寶釵的「疏」，來突出說明寶釵雖具有才能、學問、美貌、金玉之說等等一切優越的條件，卻終究不能贏得寶玉愛黛玉那顆從不說「混帳話」的金子般閃光的心。這正是寶黛愛情最為純潔崇高，幽深秀美，撩人心緒，益人神智，令人肅然起敬之處。
當寶玉被賈政毒打致傷後，寶釵手裡托著一丸藥最早來看望他，並「點頭歎道：『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們看著，心裡也疼。』剛說了半句，又忙嚥住，自悔說的急速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嚥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覺心中大暢，將疼痛早丟在九霄雲外。」(第三十四回)這時候寶玉對黛玉的愛情已經發展到贈帕定情的前夕，根本不存在對宅釵還有什麼愛慕之心。可是作者仍把寶玉與寶釵之間的感情寫得「親切稠密」，這說明寶玉對寶釵個人並無惡感，問題在於她受了封建思想的毒害，一再要寶玉聽封建階級的話，即所謂「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今日」。而寶玉的態度是誓死走自己的反封建的人生道路，「我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第三十四回)這就決定了寶玉與寶釵的關係只能是假親而真疏。當寶釵勸他走仕途經濟道路時，「他也不管人臉上過的去過不去，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第三十二回)他不僅當場使寶姑娘下不了台，而且就因為她愛說這些「混帳話」而「同他生分了」。這說明寶玉與寶釵的疏遠，不是由於個人之間的矛盾，而是因為兩條人生道路的對立。如果按照封建觀點來看，不論是論門第，論賢惠，論相貌，論才幹，寶玉與寶釵結婚，都確屬美滿的金玉良緣。然而賈寶玉恰恰對這種封建的金玉良緣恨之入骨，直到結婚之後，還要棄妻出家。
由此可見，作者寫寶玉與寶釵的「親」是假，以此來突出寶玉以堅持走叛逆的人生道路高於一切的性格才是真。作者通過如此以假求真的手法來描寫寶玉與寶釵的關係，就使賈寶玉的形象塑造閃爍著新的時代、新的人生理想之光；儘管這種理想之光還是相當朦朧的、渺茫的，但它畢竟突破了愛情婚姻問題的範圍，而使賈寶玉形象具有代表未來的新的人生理想的嶄新的典型意義。
與寶玉和釵黛的親疏關係相對應，寶玉與丫環襲人的關係，也是先親而後疏，親是假，疏是真，與晴雯的關係則先疏而後親，疏是假，親是真。寶玉與襲人很小就發生了兩性關係，這種「親」難道也是「假」麼?作者寫寶玉是「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禮。」(第六回)這一個「強」字，一個「不為越禮」，說明這種兩性關係是建立在主奴階級關係的基礎之上的，難道這還不是假親而真疏麼?不錯，襲人服侍寶玉十分盡心盡責，寶玉也確曾為襲人的慇勤與柔媚所迷惑，甚至連在夢中都要叫襲人(第五十一回)。可是作者寫他們的「親」是假，寫寶玉不聽襲人的柔情規勸，以此來突出他走叛逆道路的堅定性才是真。
晴雯由於心直口快，寶玉起初對她的率直和銳利感到厭惡，說：「滿屋裡就只是他磨牙。」(第二十回)甚至要回太太把晴雯攆出去(第三十一回)。儘管寶玉與晴雯的關係疏遠到如此地步，但是晴雯並未放棄她對寶玉公子少爺脾氣的鬥爭，她敢於當面批評寶玉：「二爺近來氣大的很，行動就給臉子瞧。前兒連襲人都打了，今兒又來尋我們的不是。」(第三十一回)對於寶玉的叛逆行為，晴雯則全力支持。有一次小鵲來報信，明兒老爺要問寶玉讀的書。「寶玉聽了這話，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兒咒一般，登時四肢五內。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別無他策，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下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脫此難」，忽聞有人喊：「不好了，一個人從牆上跳下來了。」晴雯「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機會，快裝病，只說嚇著了』」，這個主意「正中寶玉心懷」。由於在叛逆的人生道路上，襲人和寶釵同為寶玉的反對派，晴雯和黛玉則同為寶玉的知音，因此在寶玉挨賈政毒打，更堅定了走叛逆的道路之後，作者寫他「因心下記掛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替他送兩條半新不舊的手帕子給黛玉(第三十四回)。後來他在睡夢中也不再叫襲人，而改叫晴雯了(第七十七回)。最後晴雯被迫害致死，他更是「灑淚泣血，一字一咽，一句一啼」，寫下了哀徹痛極的《芙蓉女兒誄》(第七十八回)。
作者通過描寫賈寶玉對襲人、晴雯態度的轉變，對襲人是由親到疏，寫親是假，由此突出寶玉因叛逆思想與奴才性格的矛盾而跟她疏才是真；對晴雯則由疏到親，寫疏是假，由此突出寶玉因叛逆性格相投而跟她親才是真。這不僅鮮明地表現了賈寶玉叛逆性格的發展與成熟，而且也開掘了賈寶玉形象的典型意義，使賈寶玉的鬥爭顯得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代表了反抗封建勢力的一種社會力量，反映了歷史韻必然。因此，他得到了晴雯等被壓迫者的熱烈支持，地位比下三等奴才還要低的唱戲的藕官，甚至說：「他是己一流的人物。」 (第五十八回)他自己也宣稱：「我便為這些人(指唱戲的蔣玉菡、奴婢金釧等被壓迫者——引者按)死了，也是情願的。」(第三十四回)這一切都說明作者對賈寶玉形象的塑造，遠遠不只是著眼於愛情婚姻問題，而主要是代表了一種反封建的人生道路，或者說「事實上代表了一定的階級和傾向」[10]。
六
以上我們從幾個方面說明了以假求真的藝術手法在賈寶玉形象塑造中所起的傑出作用。作者對賈寶玉形象的塑造，當然不可能只用這一種手法，在我們以上的論述中就涉及到烘雲托月、互相對比、前後映照、此呼彼應、反覆皴染等多種藝術手法，但我認為貫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以假求真。
以假求真，這是曹雪芹對現實主義典型化原則的重大發展。從來的現實主義理論都只強調寫真實，以假為病，這當然是正確的，必要的。但僅僅如此，則未免絕對化，缺乏辯證法。曹雪芹對賈寶玉形象塑造的經驗證明，假與真是可以統一的，以假為病，也不能絕對化。俗話說：「蚌病成珠。」那晶瑩透明、光彩爍人的珍珠，尚且是由蚌病而成的呢。如果說真實是藝術的靈魂，那麼利用假象來虛構、獨創、理想化、典型化，等等，也同樣是藝術不可缺少的養料、血液和空氣。正像德國偉大作家歌德所說的：「每一種藝術的最高任務即在於通過幻覺產生更高真實的假象。」[11]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奠基人菲爾丁引用被他稱為「頭等的天才」蒲伯的話說：「一切詩歌的藝術，其上乘是能使真假摻雜，目的在於既能令人相信，又能令人驚奇。」[12]因此我認為採用以假求真的藝術手法，不但跟現實主義的原則毫不牴觸，而且它表現了曹雪芹對藝術創作的客觀規律有著獨到的深刻的辯證的理解，是曹雪芹對賈寶玉形象塑造和典型化理論的卓越貢獻。
以假求真，這個「假」，絕非人為地弄虛作假，撒謊騙人，而是指體現本質的假象。如列寧所說：「假象的東西是本質的一個規定，本質的一個方面，本質的一個環節。」「非本質的東西，假象的東西，表面的東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質』那樣『紮實』，那樣『穩固』。例如河水的流動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連泡沫也是本質的表現。」[13]因此這種「假」是建立在作家對社會生活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對人物性格的生動性和多面性，有深切的瞭解和獨特的把握的基礎上的，是作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14]的反映。這種「假」本身，實質上是「真」的表現形式，是假而不失其情，不失其理，不失其性；這種「真」，則是性格的真，情理的真，典型的真，本質的真，而非真人真事的實錄。以假求真，唯其假，才更其真；唯其真從假出，才更加生動活潑，曲盡其情，出奇制勝，使真而不失其板，不失其淺，不失其露。它本身既深透著生活的辯證法，又充滿著藝術的辯證法。我們對「假」和「真」的概念也必須作如是觀，而絕不能作形而上學的和簡單化的曲解。
注 釋
[1][2]胡適：《紅樓夢考證》(改定稿)．見《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上海書店
影印本第175、206、220頁。
[3]見甲戌本第一回。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5]高爾基：《文學論文選·和青年作家談話》。
[6]雨果：《莎士比亞的天才》，見《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第三冊。
[7]見甲戌本第三回．
[8]陳其泰批語。見《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第42頁．
[9]見《桐花鳳閣評(紅樓夢>輯錄》第120頁。
[10]恩格斯：《給斐·拉薩爾的信》．著重號為原有．
[11]歌德：《詩與真》，見《西方文論選》上冊第446頁．
[12]菲爾丁：《湯姆·瓊斯》卷八第一章第216頁．
[13]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三十八卷第137．134賈。著重號為原有。
[14]王國維：《人間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