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寶玉三重性格在《家》裡面的體現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小說的代表，它豐富多彩的內容，深邃博大的思想，以及卓越的藝術成就等等，影響了後來許許多多的作家，巴金則是其中成績突出的一位。巴金在創作《激流三部曲》時，在人物形象塑造、情節安排和場景描寫等方面，都對《紅樓夢》進行了借鑒，不少研究者都指出了《家》與《紅樓夢》的相似之處。吳定宇先生總結說：「巴金創作與《紅樓夢》的關係，實質上是《紅樓夢》怎樣為後來的家庭題材創作起典範作用，以及現代作家又如何從古典文學遺產中吸取營養、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學的優良傳統以形成自己的創作特色的問題。」１但「巴金是一個作家,而不是一個皓首窮經的紅學家」２，他不像紅學家那樣對《紅樓夢》進行一字一句的考證，而是以一個作家的方式對《紅樓夢》的藝術精神作了繼承和發展，在《家》中，則主要表現在對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別是高氏三兄弟與寶玉形象的關係上。
在閱讀中，讀者很容易將《家》和《紅樓夢》這兩部小說聯繫起來，裡面的場景、人物，也可以一一對照。高家儼然就是一個榮國府，由高老太爺可以想到賈母，由鳴鳳可以想到鴛鴦，由梅可以想到黛玉，由玨可以想到寶釵，等等。但巴金不是一味的模仿繼承，更多的用時代的旋律，讓《紅樓夢》有了新時期的韻味。
有研究者這樣說過：「賈寶玉一角在《家》中則分化成了覺新與覺慧兄弟二人，他們分別在愛情婚姻與異端精神方面與寶玉類似。」３筆者認為在《家》中，高氏三兄弟分別表現出了寶玉不同的三重性格：覺新體現了傳統與順從，覺民體現了矛盾，覺慧則體現了激進和叛逆。
一 三重性格的體現
《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在很多人的眼睛裡是一個叛逆者，是對封建禮教的叛逆，但這只看到了其中之一面。賈寶玉身上體現得更多的是對傳統的順從，父母之言、家庭之利對寶玉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巴金先生充分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在《家》中以覺新的形象來具體表現。巴金在《家》中介紹覺新時這樣寫道：「他的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聰慧，在家裡得著雙親的鍾愛，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讚美。看見他的人都說他日後會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慶幸有了這樣一個『寧馨兒』。」聽說自己的婚事被決定後，「他不說一句反抗的話，而且也沒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點頭，表示願意順從父親的話。可是後來他回到自己的房裡，關上門倒在床上用鋪蓋蒙著頭哭，為了他的破滅的幻夢而哭。」後來與玨成親時，他「被人玩弄著，像一個傀儡；又被人珍愛著，像一個寶貝……他滿意了，在短時期內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得到的種種樂趣，在短時期內他忘記了過去的美妙幻想，忘記了另一個女郎，忘記了他的前程。」這些，都與寶玉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寶玉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睛若秋波」，自小就被賈母珍愛。寶玉與覺新一樣，在家是備受寵愛，卻不能隨自己的心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覺新打算畢業後再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學深造，甚至留學，卻由父母做主，放棄了學業。寶玉則反之，他不願考取功名，卻不得不在家庭的壓力下去參加科舉考試，承擔了復興家業的重任。為了實現「四大家族」的聯姻，寶玉只能在家人的安排下與寶釵完婚。結婚時寶玉雖是渾渾噩噩，心中所想的只是黛玉，但知道所娶的是寶釵後，也只能是歎息而已，且婚後「見寶釵舉動溫柔，也就漸漸的將愛慕黛玉的心腸略移在寶釵身上。」覺新與玨的婚姻，正是寶玉與寶釵婚姻的影子。這些都說明，寶玉與覺新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寶玉對於覺新的形象塑造有著較大的影響。二人的性格都有怯懦軟弱的一面，在婚姻上，他們都愛慕一個女子，卻因為家庭的原因，不得不娶了另一個女子；他們都沒有自己主宰自己婚姻的權利，都無力去抗爭，最後只能接受家庭的安排。巴金在覺新這一形象中表現出來的更多的是繼承，而覺新更為顯得懦弱。作為一個受到新時代思想影響的青年，覺新讀過《新青年》，能夠認識到這個時代的變化，但他選擇了順從。
如果說覺新並未覺悟新生的話，覺民的抗婚行動則已經有了由「民」自主的覺悟。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是封建貴族家庭中帶有一點叛逆傾向和進步因素的一分子，但他並不反對這個封建家庭。覺民也有一些叛逆，有一些進步，他的叛逆雖然遠不如覺慧激進，但他敢於追求自己的愛情，愛上了具有叛逆精神的女子；在受到家庭干預時，他敢於抗婚。比之寶玉，覺民的叛逆更進步一些。
與兩個哥哥相比，覺慧將寶玉的叛逆性格演繹得更徹底。寶玉的叛逆被視為「迂闊怪誕」、「混世魔王」，正如同覺慧被祖父稱為「脾氣古怪」、「胡鬧」。他們兩人都追求個性解放。寶玉公開指出老師宣傳的性理之說不受人喜愛，斥責科舉制度培養的是「國賊祿蠹」，他「重自我，輕外物」。在《紅樓夢》第三十一回中，他對晴雯說：「這些東西，原不過是借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著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以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杯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響，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在寶玉看來，扇子、杯盤不過是尋常之物，他看重的更是人的本身。覺慧也很注重人性，注重人的身體，這些可由高家燒龍燈的事件看出。正如他對琴所說：「你以為一個人應該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面嗎？你以為出了錢就可以把別人的身體用花炮亂燒嗎？這樣看來，你的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勒！」這說明覺慧在人性化方面比覺民更進了一步。寶玉和覺慧最直接的追求人性自由體現在二人都毅然出走，他們的出走，是給予封建家庭，乃至封建制度的決然反擊。正如吳定宇先生所說：「在賈府，叛逆者賈寶玉被封建家長視為『不肖的孽障』、『混事魔王』，寶玉沒有成為這個顯赫家族的繼承人，用出家表示對封建家庭和禮教的反抗。在高家，覺慧與長輩格格不入，亦被看作是『叛徒』，他和《春》中淑英的毅然出走，給他們的叛逆性格著上光彩的一筆。」４
二 繼承發展的時代精神
時代精神，一般所指的是在特定的時代需要的精神。《家》完成的時代，正是「五四」時期，這個時代具有更強烈的反封建性，更多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而在《家》中，這種精神就體現得非常充分。
前面說到，巴金的成就，更多地在於他對寶玉這一形象的發展，他將寶玉這一形象融入了高氏兄弟三人身上。寶玉身上有諸多性格特徵，而巴金把這些性格特徵分別給予了覺新、覺民和覺慧三人，使他們的形象更為鮮明和獨特。
寶玉的順從、忍耐，更多地體現在覺新身上。在抄檢大觀園時，寶玉不能像探春一樣反抗；在賈赦迫害鴛鴦時，他不說一句批評和反對的話，只有「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這種不反抗的精神讓覺新發揮到了極致。但覺新雖是一個懦夫，卻是一個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悲劇命運的人。在這一點上，他的順從和忍耐又多少融入了一些「五四」的時代特徵。他閱讀《新青年》，在「五四」的新思潮影響下，他能清楚認識到封建家庭必然崩潰的命運。他是舊家庭的產物，又是「長房長孫」，他的生活離不開這個舊家庭，他所能做的只是一味的回答「是」，為了維持這個潰爛的家庭，他不得不做這個家庭的幫兇，但他痛苦，矛盾，因為善良、怯懦而不得不顧全大局。覺新這個形象是很多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化身，他的矛盾使得這一人物性格更多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如果說覺新、覺民、覺慧是寶玉形象的三個台階的話，覺民則較為「中庸」。他有一定的覺悟，為自己的婚姻敢於勇敢抗爭。他穩健，對人溫和。他不像覺慧一樣有銳利的稜角，也不似覺新如棉花毫無剛性。他更像一塊鵝卵石，能恭順地回答被覺慧稱為劊子手的馮樂山的話，亦能在婚事上追求自由，他能喊出「死囚牢就是我底家庭，劊子手就是我底家族……請你們絕了妄想罷，我底條件不接受，我是決不會回來的」這樣堅決的宣言。正因為他這種性格，才使他不會像覺慧一樣被軟禁於家中，也不會走上如覺新一樣順從的道路。他把愛情看得很重。他的這一形象，是寶玉所不具備的。在寶玉眼中，愛情也很重要，晴雯死、迎春嫁他是難過的，但都不及聽說黛玉回揚州使他傷心，但寶玉只能憑借他人的寵愛來爭取自己的愛情。在婚姻上，他只能被動地接受，沒有主動地爭取，因此，在婚姻上，他失敗了。覺民則因為自己的堅持而成功，最後贏得了勝利。
覺民的形象，亦來源於當時的時代。在「五四」時期流行的各種社會思潮中，對巴金影響最大的是無政府主義。巴金將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有選擇地賦予了覺民。覺民追求民主，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在當時的中國，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知識分子很多，但是他們通常具有狹隘性，片面地理解民主自由，片面地追求民主。因此，覺民形象的塑造，在當時也具有較大的典型意義。
寶玉的激進、叛逆，主要體現在覺慧身上。賈寶玉的叛逆，在於他不願意走仕途，他追求的是身邊的女子都能永遠看著他，守著他。而覺慧則承擔了時代的責任。他被高老太爺軟禁於家中不是因為他玩樂，而是因為他參加學生運動。對晴雯的死，寶玉自欺欺人地相信她做了芙蓉花神，為她作《芙蓉女兒誄》，而覺慧則因為「有進步思想的年輕人的獻身熱誠和小資產階級的自尊心」打算放棄鳴鳳。但是鳴鳳的死擦亮了覺慧的眼睛，他為自己沒有救出鳴鳳而自責，「因為我是殺死她的兇手，不，不單是我，我們這個家庭，這個社會都是兇手！」 「我恨我自己。」這種恨，使他與過去的他分離，在他與他的家庭中間劃上了更深的裂痕。如果說寶玉的出家只是一種消極的避世，那麼覺慧的出走，則是積極地融入到新的世界。
覺慧形象的創造，根源還是在於「時代」。他是在「五四」的時代大潮中吸取了更多新的思想，在新思想的影響下一步一步成熟起來的，並最終勇敢地衝破家庭的牢籠，投入到創造新的社會中去。他是舊家庭的「叛徒」，這個「叛徒」，正是「五四」時期覺醒青年的典型形象。巴金先生對這 個「叛徒」充滿了摯愛，給他身上賦予了更多時代的精神，那就是勇敢地走出去，追求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
吳定宇先生說：「如果說賈寶玉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資本主義處於萌芽時期的典型形象，那麼高覺慧就是『五四』時代覺醒青年的典型。」５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是封建社會開始走下坡路的時代，他本身也經歷了由一個鐘鳴鼎食的貴族之家陷落到「蓬牖茅椽、繩床瓦灶」的困境。他精心塑造的寶玉這個典型，也寄托了自己的思想追求。但是他找不到一種新的思想作為出路，只能朦朦朧朧追求個性解放卻不能更進一步，正如寶玉一樣。儒家的倫理思想扎根在寶玉的文化心理深層，他認為「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逆」。寶玉「雖厭惡『四書』為代表的儒學，卻找不到新的文化思想來取代它，左衝右突，仍陷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圈子中，只能從儒家跳到佛家，在《南華經》、《參同契》、《元命苞》、《五燈會元》等佛經道藏中尋找精神上的解脫」６。巴金卻不一樣，他能廣泛的接觸到各種思潮，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巴金在吸取了民族文化的同時，也融入了自己所認識到的各種新思想。「五四」的時代精神影響著巴金，使他的反封建精神較之曹雪芹更為徹底。寶玉找不到一種新的思想，而在《家》中，巴金把「五四」的新風吹進了高家大院，讓高家的「寶玉」們在新的思潮影響下由於不同的性格而有了不同的道路。
巴金曾說：「我寫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代表三種不同的性格，由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結局。」７這些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結局，正是對寶玉形象的延展，這種延展在新的時代賦予了「寶玉」更多的精神內涵，也將寶玉的形象在「五四」背景下擴展了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