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賈寶玉性格內涵的豐富性和複雜性
文學是人學，它的生命在於藝術形象，以形象反映生活，表達思想感情，所以，在現實主義小說創作中刻畫幾個典型人物形象是必不可少的。《紅樓夢》 在這方面確實難能可貴，不但刻畫了三、四百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形象，而且精心塑造了一個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藝術典型形象－ 賈寶玉。
不朽的文學典型，具有永恆的審美功能，而且值得人們不斷地去探索它所包涵的意義和價值。《紅樓夢》 一誕生，賈寶玉這一典型就受到了研究者的熱切關注，歷來評述者，各抒已見，見仁見智。諸如一度盛行的「市民說」、「傳統說」，乃至「農民說」，眾說紛紜，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賈寶玉是「反封建』的急先鋒、勇士」、「封建禮教的叛道者」，筆者認為這是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從庸俗社會學的觀念出發，從事文學研究工作，急於功利的結果，不免有失公允，難以令人信服。實際上，文藝學現象，一個人物典型，一種藝術意境，它所包含的豐富內容和情感意義，經常不是僅用好人壞大，肯定否定兩種簡單的邏輯概念所能窮盡無遺的，它的審美意蘊要深刻得多複雜得多。本文擬從文藝學角度予以審美的觀照，力圖還這一典型形象以歷史的本來面目。
世界是紛繁複雜，變化多端的，文學也不能窮形盡相，文學之所以高於生活，就在於有高度的概括性，塑造形象時又表現為雜取眾人，又是獨特的「這一個」，典型所包蘊的內含也是多元結構的組合，又經得起定性分析的形象實體，充滿了藝術的辯證法。傑出的作家，不把人看得那麼簡單，他是用辯證邏輯的眼光來看人，所見非完人，而是從他的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二重組合中，相互聯繫的，有機統一的整體中把握人，並反映人的全部豐富性和複雜性，以至他筆下的人物，就會顯現出一種奇妙的可愛和不可愛的轉換和交織．
曹雪芹完全做到了這一點，正如魯迅先生在《 中國小說的歷史變遷》 中所指出的：「說到《 紅樓夢汐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 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其突出的成就就體現在對寶玉形象的塑造上。脂硯齋批語中明確指出：「聽其聞囿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審其癡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未見之文字，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 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帳惡賴，… … 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 令他人徒加評論，皆未換著何等脫胎，何等骨肉。」但是，「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 … 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雲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學矣。」
由此可見，寶玉性格的塑造，藝術上達到了一種美醜泯絕，說不得善惡的佳境，若羚羊掛角，無跡可求。這種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邏輯上很難規範，彷彿不可言傳，不可理喻，不管人們如何評論，都說不盡他的性格無限的內涵，就像戲劇藝術大師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一樣，任人評論，都說不盡他的性格之謎，真所謂「言不盡意」。但寶玉性格又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個」，這是性格創造的偉大成功．這種在有限的形象裡展示無限的性格內涵的藝術，才是真正了不起的藝術，避免了文學創作中人物描寫「惠則無往而不惡的魔性和善則無往而不善的神性」的傳統類型化的人物描寫手法，寫出了活生生的人，成就了真正的「人」的文學，出神入化地表現了人物性格多元結構的整合的文學，出神入化地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縱觀中外文學史，優秀的典型塑造，都不同程度地達到了這種高度，如浮士德、拉摩侄兒、奧勃洛摩夫、阿Q 、繁漪等．
據此，我們不難把握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這個典型的意義。
我們從形象本身來看，他出身於「鐘鳴鼎食」之家，「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是他家庭的形象寫照，祖輩是開國勳臣，又是皇親國戚，可以說權勢顯赫，家財萬貫，「勳業有光昭日月，功名無間及兒孫氣他一生下來就決定了他光宗粗祖的錦繡前程，況此時的賈府子孫一代不如一代，可斷業者難嫡孫寶玉一人。」他成了這封建大家傳宗接代的合法繼承人．他從小受嚴格的貴族教育，又聰明靈慧，作詩為文略有可觀之處，地位至尊至寵，整天吟詩作對，遊山玩水．統治集團的大門是向他敞開的，只要他願意接受統治階級的意志．躋身於統治集團並非一件難事。但是，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走上了一條與統治階級不合作的道路，這正是他難能可貴的地方．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須知人論世，聯繫他所生活的時代，才能清楚地理解，主人公所生活的時代－ 十八世紀末期，是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瓦解的時代，資本主義的因素，日益增多，封建制度逐漸衰落，統治階級的反動性，虛偽性和腐朽性充分暴露了出來，階級鬥爭尖銳化，加深了這些人對本階級的認識，使這些人的頭腦更清醒了。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 中說的，「在階級鬥爭接近決戰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瓦解過程，就達到了非常尖銳的程度。」賈寶玉算是貴族社會的清醒者，他瞭解本階級，熟悉本階級腐朽的本質，看清了自己所屬的階級，不過是重孔的階級，他並不遵循「留心於孔孟之間，委身於經濟之道」的祖訓，也不與賈府中荒淫的男性貴族同流合污．從金釧兒的死到抄撿大觀園，到賈府的被抄，黛玉的死，從他內心深處撕去了封建宗法關係溫情脈脈的面紗，看到了血污，對統治集團陰險，狠毒，驕奢貪婪，腐朽沒落本質，認識得更加清楚了，從而更加堅定了他與上流社會不合作的決心．
他的思想左右了他的行動，他沒有去走仕途經濟的道路，認為封建遺訓「學而優則仕」的人生道路是那些國賊祿蠢的人生舊宿，與已毫不相干．他沒有在本階級的陣營棲息，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反封建傳統「男尊女卑」對女性和下層奴脾的鄙視，提出了「女尊男卑」的觀點：「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渣滓濁沫而已。」在行動上，與那些被封建主子視作人下人的女奴為伍，平待相處，給她們以應有的人的「尊嚴」, 「利女子乎即為，不利女子乎即止」，幾乎成了他生活的準則。
也由於生活在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的公子哥兒寶玉，從小在內帷廝混，在丫環堆中長齊，受了貴族思想的影響，也受了被壓迫的奴隸們的思想影響。女奴的思想意識和反抗精神，熏陶了他、教育了他、震驚了他，策勵了他，從而培植了他在當時還處於「草包遙看近卻無」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他站在這種民主主義，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深深同情下層人民，認為這些人雖身為下賤，但心靈是美好的，在道德方面，比貴族老爺高尚得多，而對封建的衛道士襲人之流，視作芥塵敝履，對嚴霜般的封建迫害，他沒有妥協，寧可飯依佛門，也不屈服。但同時須認識到，他只不過是貴族浪子，貴族中的清醒者，出身於上流社會，不滿本階級，但畢竟又是在本階級懷抱中長大，與本階級和他們的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他身上有著本階級的劣根性，他的反抗奮爭又是找不到出路的。他無論怎樣走，離人民要比離本階級遠得多，他們畢竟是同一範疇的人物，並生活在同一社會條件下，所以，他們之間既有差異，又有一致之處，差異使之對立，萬致之處又使他們聯繫起來，他的努力和抗爭不過是與統治階級兜兜圈子，在社會中永遠找不到自己生活的位盆．四處碰壁，無所作為，是他個人奮鬥的最好概括．每向前邁進一步，而身上的劣根性，又使他作出相反的方向運動，因此他辦任何事情都不能始終如一，他對封建倫理道德，有著強烈的反叛心理，站在世俗社會的對立面，憧憬看讓個人才能自由而全面發展的個性解放的理想，追求愛情的幸福，憤世嫉俗卻都沒有為自己的理想作出任何實際的努力，空歎前途無望，一樣無所作為。政治立場上，表現為動搖不定，豎情態度上，表現為追求自由的愛情又與貴族公子重色泛愛混淆不清．在他身上清醒與糊塗，堅定與妥協，進步性與劣根性、青春活力與驕縱懶散、聰明才智與無所事事，可愛之處與不可愛之處，總是奇妙地錯雜在一起，表現為雙重人格，時刻左右著他的行動，所以，他的一切努力都落得有始無終，不了了之的結局。他一方面否定痛恨自己出身候門公府，把它說成禁錮自由荼毒人生的牢籠，這就直接否定了封建主義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聽人說寧府的腐敗而臉紅，並不能忘懷宗族觀念，一方面迫切要求婚姻自由，嚮往個性解放，另一方面又不敢在行動上與封建家長展開正面衝突；一方面反對封建宿命論的「金石姻緣」，另一方面又認為「人生情緣各有分定」承認其合理，並最終信奉佛老遁入空門，這一切都是由他內心追求個性解放的現代意識，與潛意識裡未曾脫盡的信守封建倫理道德的傳統意識，矛盾衝突的外化，精神上背負著否定自我，否定個人的傳統意識，就導致了栓真理的認同上他沒有獨立的價值判斷能力。這也就說明封建統治的思想耳濡目染地浸蝕了他的思想靈魂。他無論如何不能和人民站到一起，這是致命的弱點，也決定了他的反抗和追求是沒有好的結局，他不配有更好的命運，最後被一步步通上絕路，成了於國於家無望的混世魔王，富貴閒人。他最多算作具有初步民主意識的青年，而絕不是革命的弄潮兒，他不能完全脫離本階級，與人民一起和統治者進行不妥協的鬥爭，而只走著一條「中間路線」，既不滿統治階級，又不瞭解人民，而在兩者之間游離，因此，他的反抗是個人的，沒有力量的，無出路的。為統治者冷淡，刁難，甚至不容，又不為下層人民所理解，成了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樑上君子」，冠之以「反封建勇士」的桂冠，顯然是不恰當的。
對於賈寶玉這種思想性格矛盾，「唯有用新舊交替的現象去說明，才可以理解，由於時代的必然性，思想上有了新的因素，由於社會的繼承性，感情還在舊的深淵中」。（高爾基）《紅樓夢》 的作者在作品中，用一塊無才補天的「頑石」和難得的「通靈寶玉」二者的同構，寓意了具有豐富複雜性格內涵的典型形象，他正是這個新舊思潮矛盾交替的歷史轉折時期，那些覺醒了，又受著根深蒂固的社會深層的歷史惰力一個人和民族靈魂深處封建文化積澱，壓制的「浪子」在文學藝術中的昇華。
他的出現，引起了那麼多厭世青年的共鳴和知覺思維的認同。無獨有偶，在循著各自的軌跡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各民族的歷史在人類歷史發展的總進程中，又有共同的或相似的規律性。在同一時期俄羅斯文學中出現了一系列和賈寶玉走著一條共同的悲劇性的道路，有著共同命運的「知音」，如奧涅金、畢喬林、羅亭、別裡科夫、奧勃洛康夫等。赫爾岑在1851 年評論普希金的《 奧涅金》 時，冠之以通名「多餘人」．賈寶玉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中國式的「多餘人」典型形象。
恩格斯說：「人物是一定階級的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瑣碎的個人慾望中的，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多餘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感染了一種「時代病」，這種病流行於新舊社會交替時期，特別是易發於歷史大轉折關頭，主要症狀是優郁、厭倦、冷漠、孤獨、痛苦、沉思和絕望，它充分展示了個人與社會對立下，弱小的個人被毀滅的悲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共同性時代苦悶和氮氫在青年心中的普遍情緒。歌德在《少年維特的煩惱》 中，借維特之口說了出來，「那種說不出的不安寧，一個被束縛的靈魂的盲目掙扎，那種極度的、抑鬱的、絕望的、刺痛每個人心胸的失意… … 。」由於這些「多餘人」的舉止是反常的，容易被人誤解為「呆、狂、瘋、癡」，他們的生存不合時宜，沒有充足的理由，對舊時代來說，他們是來得太晚的落伍者，對新時代來說，他們又是來得太早的弄潮兒。他們是貴族的精華，聰明的廢物，不是孔雀，也不是烏鴉，是聰明的瘋子，理智的主人，不是能變得更好，也不能變得更壞，愛情的悲劇使他們失去了最後的精神支柱，精神危機嚴重時，總是到宗教中尋求解脫，但他們畢竟是社會發展階段的產物，畢竟是典型環境中塑造出來的典型人物．作為一個「多餘人」的典型，賈寶玉在世界文學寶庫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審美價值．雖然賈寶玉對封建統治的反抗是以明代中葉以後興起的啟蒙思想為武器，雖然這武器有其軟弱無力的一面，但是在當時那種封建禮教和封建禮俗禁錮得極其嚴密的氛圍中，無疑是於無聲處的驚雷，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曹雪芹之所以能塑造出這樣典型的形象，是由於作者親身經歷了那樣的時代，那樣的生活，親身體驗了那樣的大悲大喜。曹雪芹本人也曾象賈寶玉那樣既有過養尊處優的生活，又嘗過窮困潦倒的滋味，經歷了類似賈府那樣的重大變故，認清了世態炎涼。典型人物身上有作者思想經歷的折光，作者本人便是本階級的逆子貳臣，所以，寫來是那樣真切動人。而且嚴格遵循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克服了種種政治偏見和階級同情，歷史地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社會關係，借助賈寶玉這一「多餘人」典型，揭示了歷史過渡時期非正統的青年思想感情、生活和鬥爭、矛盾和痛苦，以及他們不可避免的悲劇命運，以這個形象預示了社會危機的將要到來，以這個「多餘人」的形象唱出了貴族階級的輓歌。